评论｜参与式审查：网络举报、酷儿粉丝与中国耽美文化商业化的特殊结合

特约撰稿人 白露 谭佳

时间稍稍回拨五年。2018年11月16日，一条新闻从耽美圈席卷至公众视野：以创作网络耽美色情小说而闻名的中国耽美作者天一，因其小说《攻占》涉及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

这一严厉的判决震惊了中国的耽美粉丝和普通民众，并被国际新闻媒体广泛报道。虽然出版淫秽物品在中国是违法行为，但在网络上创作和发布情色内容乃至影印“个人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很少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

天一的被捕是被举报的后果，在中国大陆掀开了延续至今的围绕“举报”的实践和讨论。除了广受关注的天一案，其他中国耽美作者也因他人举报而受到罚款、逮捕，乃至判刑。相较于天一遭到耽美圈外人的举报，许多其他耽美作者陷入了因圈内纠纷而被举报的境地，这些举报很有可能来自耽美读者或创作者，所谓“圈内人”。

其中后果最为严重的一起圈内举报，便是2019年被判刑四年的“深海先生案”。据网络流传的说法，耽美作者烨风迟因被耽美作者深海先生暗示抄袭后者作品，而对后者及其家人进行报复性的实名举报，举报深海先生作品为淫秽出版物，深海先生在被关押近两年后以非法经营罪获刑四年。比起“天一案”作为外部举报带给耽美爱好者“小心圈外人”的警示，“深海先生案”则成为了用举报解决内部争执的风气之先。

天一案和深海先生案，体现出中国大陆互联网审查制度和粉丝群体正在发生著巨大的转变。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大陆数以千万记的粉丝为众多歌手、演员和其他领域的名人的商业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粉丝文化也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粉丝一样，中国大陆粉丝的参与有多种形式，包括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进行二次创作表达喜爱并提高影响力、在线上线下活动中表示支持、购买相关的赞助商品和广告位，等等。

但对耽美作者的定罪则体现了中国粉丝面对的特殊处境：政府对网络内容不断加强的审查和平台在监管下进一步收紧的内部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耽美社群中大量成员反对此种恶意举报行为并为受害者积极声援，但这种超高效力的“战胜对手”的方式已经进入众人的视野，“参与式审查”的程序与效力已经在了解事件的过程中被更多人习得。由于举报成为打压“敌方”的有力武器，于是战况愈演愈烈，逐渐成为粉丝日常需要面对乃至使用的一部分“工具”。论坛和社交媒体平台也不断改变页面构成，把举报功能放在方便快捷的位置以供使用。

1. 从参与式文化到参与式审查：中国网络酷儿粉丝群体

学者们在谈到粉丝的参与式文化，以及酷儿性时往往关注其积极的一面，而不太进步的方面却时常被忽视。

在原本的意义上，“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一词被用来描述粉丝在新旧媒体融合文化背景下的活动和创作，这个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模式在于强调观众的主动性和多元参与，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述。作为酷儿粉丝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耽美文化通过建构与日常不相匹配的男性气概，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规范性的文化预设和既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创造出一种批判性的酷儿诠释（Gong, 2017; Santos, 2020)。耽美文化的酷儿性不仅体现在文本中的男性间的浪漫爱与情色内容，也在于受众的多元的参与方式、社群组织方式、身份及情欲探索路径的开放性与不被定义。

学者们在谈到粉丝的参与式文化，以及酷儿性时往往关注其积极的一面，而不太进步的方面却时常被忽视。在既有的耽美研究中，耽美粉丝经常被视为正统文化和社会规范的挑战者、国家文化生产系统的受害者，或是在夹缝中逃避审查的积极实践者，而较少被视为审查的参与者。

但由于中国大陆的商业平台，往往通过功能设计和内容审查来执行和维系国家审查制度，平台用户便也被鼓励成为审查的合作者，以达到平台更安全运营的目的。而面对日益严格的国家审查政策，粉丝现在可能会绕过平台，直接向政府监管机构进行举报，引发政府对平台进行处罚，从而推动平台在内容审查方面更加严格。

然而粉丝之间的相互审查则以更加普通和日常的形式发生在各种数字平台上。由此，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学者谭佳与其合作者通过建立和使用“参与式审查”（participatory censorship）这一术语，来概念化用户和审查制度之间的动态关联（Wang & Tan, 2023）。所谓“参与式审查”，是指网络上的个人或群体，在国家政策和数字平台设计的推动下，积极地参与分散性审查的行为。不同于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审查，参与式审查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机制，实现于普通个体的日常活动，换言之，也依赖于特定数字平台的功能设计。

2. “遇到黑子就举报”：去中心化的审查和内容仲裁

即便当时不存在与其他粉丝的争执，社群内部的粉丝也时刻保持著不限内容范畴的互相审视状态，使彼此的言行处于控制之中。参与式审查在日常实践里落到实处。

2018年6月13日，耽美改编剧《镇魂》在优酷视频上线。这部剧是由晋江超人气作者priest于2013年完成的同名耽美小说改编而成，原小说在晋江文学城的点击率高达1100万以上，在耽美爱好者中流传甚广。随著剧集的播出，剧情、角色和演员在微博热搜频繁上榜，主角CP“巍澜”的话题在6月21日便超过“锤基”占据微博CP榜首位。截止7月25日收官，该剧的播放量高达27亿，微博话题达12.5亿。耽美改编剧《镇魂》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照亮了之后的耽美小说版权贩卖和影视化之路，后续虽有政策上的收紧和暂时的中断，已经播出的另外几部耽改剧所收获的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注：“锤基”，即“雷神”与“洛基”的耽美配对，两位角色出自漫威电影与漫画）。

“巍澜”相关的超话中，最为活跃的是“巍澜”超话、“巍澜衍生”超话和“剧版巍澜”超话，每个超话都在置顶帖或管理帖中明确了各自的发帖限制与规则，并有主持人负责维护超话的规定得以执行。超话的规则中均包括：1、禁止拆逆，2、禁止盗图，3、禁止盗文，4、禁止发广告，5、禁止引战骂人，6、禁止踩一捧一，7、禁止暴力言行。三个超话的区别在于“巍澜”超话禁止出现真人相关内容（但在运作中并没能够执行，因而仍是聚集粉丝最多的“超话”），“巍澜衍生”超话覆盖从角色到演员包括其他作品在内的一切相关内容，“剧版巍澜”超话仅限于《镇魂》一剧中角色相关内容。

由此可见，超话对粉丝的约束主要是内向型的——降低矛盾纠纷的可能、减少与其他相关内容的互动，鼓励围绕话题本身的自我增殖。对待相异的内容，举报是最常见且高效的应对方式。在超话的精华内容中，主持人有专门发帖，明确声明“遇到黑就举报”、“截图私信管理”等字样，评论里的粉丝则纷纷留下不合规范的言论的网址，留待主持人处理。

笔者在追踪观察中，发现评论中的内容能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得到解决——内容被删除，发帖人被屏蔽在超话之外，无法在此社区内评论或发言。早期的内容以拆逆CP居多，这一部分被逐渐驱逐出社区之后，内容就多数是营销号在社区内打广告，以及少量的无授权搬运信息（注：“拆（CP）”是指解除二人的情侣配对，与他人配对；“逆（CP）”则指转变二人的攻受属性。后文出现的“嗑（CP）”亦是粉丝术语，指投入地喜欢，如同“嗑药”一般沉醉）。

与求助微博管理以得到反馈相比，社区内部的管理效率高得惊人。“遇到黑就举报”一句话概括了整个过程：粉丝会通过搜索关键字的方式浏览CP某方的信息，看到负面评价时，程度较轻就通过留言评论“控评”来扭转印象，程度较重则直接举报，并把网址放到社区内部，圈内成员见到便会跟著举报，有时亦有专门的“反黑组”每日打卡行动，通过增加举报次数来提高举报的成功率。

针对性不强的举报可能并不会带来处罚结果，在广场上通过夸张而正式的遣词造句大肆宣扬对某一群体的举报，更多的是向对方造成心理震慑的效果。而若能提供违反微博规则的详细信息截图，数量较多的举报会导致被举报者账号异常，有被禁言甚至封号的可能。

但这类信息通常不包括色情信息，而是指时政相关的内容，因而意图举报个人时，举报者可能并不单单挑选关于CP的内容，而是整个地检视这个账号所发言论。这种情况会导致被举报者所处的社群无法展开支援，更可能的情况是撇清与被举报者的关系，从而避免牵涉自身社群。这就导致即便当时不存在与其他粉丝的争执，社群内部的粉丝也时刻保持著不限内容范畴的互相审视状态，使彼此的言行处于控制之中。参与式审查在日常实践里落到实处。

3. 压抑酷儿性：在耽美商业化中展开审查的粉丝们

耽美改编剧与耽美小说原作相比，往往将同性恋爱的部分隐而不谈，或以友情取而代之，同时保留暧昧的场景和经典段落，以便粉丝能够想象缺失的情节并用酷儿视角重新诠释故事。

耽美改编剧与耽美小说原作相比，往往将同性恋爱的部分隐而不谈，或以友情取而代之，同时保留暧昧的场景和经典段落，以便粉丝能够想象缺失的情节并用酷儿视角重新诠释故事。因为涉及到政府和网络平台的审查，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内容创作者们需要主动展开自我审查，检视其中的风险。

尽管在改编中已经淡化了同性恋爱主题，《镇魂》仍然在2018年8月2日被播放平台优酷突然下架，8月9日新浪微博关于《镇魂》的话题也被封禁（后于8月18日解封）。这一系列操作再次引起粉丝的讨论。直到11月10日，该剧经过重新剪辑，删除了一些重要的亲密场景后才再次上线。

严格的政府和平台审查环境，使粉丝的参与式审查行为更加普遍和突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在“巍澜超话”上的讨论都在试图规范和约束粉丝的发言。当时的粉丝们感到困惑无助，不断询问平台和有关部门为何下架《镇魂》，抱怨审查政策和有害的商业竞争环境。一位较有影响力的粉丝发微博倡议粉丝不要点击热搜“＃镇魂下架＃”，因为“是优酷在做画质优化”，也不要向优酷和广电文化局抱怨此事，避免“本来没被禁的，真的被禁了”。这些粉丝们情愿相信，《镇魂》的下架是一种保护性下架，以防止有关部门的注意，从而导致真正的封禁。

出于对耽改剧和参演演员的保护，很多粉丝停止或删除了自己的抱怨，并将这种考量讲述给更多的圈内人，正如许多其他关于被举报的案例中的粉丝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式审查制定了小范围内的规则，限定了讨论的范围，试图限制性取向和性关系相关的酷儿表达，以支持一个在商业上更有价值的粉丝社群。

学者Ng和Li（2020）在研究《镇魂》粉丝群体的研究中指出了其中的自我审查现象，即粉丝们大多避免直接谈及两位演员之间的同性浪漫爱，而是使用“社会主义兄弟情”来形容两个角色，“巧妙地将异性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同性恋的酷儿思想结合起来，同时为粉丝提供至少暂时的免受审查的保护。”除此之外，参与式审查的研究者还观察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粉丝会使用在上一节提到的包括举报在内的功能来限制和规范酷儿表达。

特定的话语如同禁区，断章取义地搜检出来就可以作为非粉丝乃至黑子的明证，从而进行驱逐甚至举报。而且这种鉴定是无视时间性的，不论何时留下的痕迹、只要留在可检视的数据库上，都有被揭发的可能。

首先，不同类型的粉丝之间存在等级秩序。一如其他剧集，《镇魂》的粉丝类型多元，包括演员个人的粉丝、巍澜CP粉丝和其他粉丝。一位受访者表示，“当我们嗑（喜欢）巍澜时，我们只能悄悄地嗑演员真人CP。但是，我们不敢在CP视频或者超话中直接提。我们只能用巍澜这个名字的超话，因为每次建立演员CP超话，它都会被唯粉给举报没。”

这位受访者的经历显示，由于其他人的举报，耽美CP超话的炸号在微博很常见。虽然“圈地自萌”和谨言慎行是耽美粉丝规避不可预测的国家审查的一种策略，但这也会加剧异性恋霸权和对性别的管制，同时强化了官方对监控、安全和何为“正常”的话语的规训。在2019年，多个耽美CP超话被以“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破坏网络环境的和谐”的名义举报，而这正是“净网行动中”的官方话语，大量类似投诉导致了许多CP超话的解散。这清楚地说明了粉丝之间的举报如何限制了酷儿表达的话语范围，粉丝又如何成为扩大官方审查权力的审查参与者。

即使在幸存下来的CP超话中，粉丝关注的对象往往是虚构角色，而非真人演员。正如另一位受访者指出的：“无论是巍澜超话还是巍澜衍生超话，都不允许RPS（真人耽美同人）内容，所以粉丝们都按照规定做，不会在其中发布相关内容”。其中一个原因是，当CP粉丝开始搞RPS时，演员的粉丝可能会因恐同等原因而感到被冒犯或出于“保护演员职业生涯”的目的，举报这些帖子或超话。例如，在2020年发生的肖战粉丝举报AO3网站事件便是实例之一。

除此之外，在CP粉丝圈内部的严格管制，也可能会将因爱而汇聚的耽美空间变成一个惩罚的空间。一位深度参与巍澜粉丝活动的受访者讲述了她退圈的起因：她和喜欢的作者进行沟通时用词不当，使用了通常被非CP粉或黑粉使用的词语，尽管是她无心之失，但她在评论里被其他人攻击“装什么粉”、“不爱看别来看啊”，并在进行解释时发现已被作者拉黑。在经历过喜欢的创作者因被举报和粉丝争斗而退圈之后的她，不愿再自证身份，于是也黯然退圈。

这次“被自己人背叛”的经历，除却体现激烈的CP粉与拆家或唯粉的对抗之外，更能说明CP粉内部的话语限制和规范——默认粉丝需要熟知CP及粉丝圈相关的知识，将特定词汇视为“粉”与“黑”的界限，以言论而非情感作为区隔，严格地遵守著粉丝排除规范。特定的话语如同禁区，断章取义地搜检出来就可以作为非粉丝乃至黑子的明证，从而进行驱逐甚至举报。而且这种鉴定是无视时间性的，不论何时留下的痕迹、只要留在可检视的数据库上，都有被揭发的可能。

粉丝被认为随时接受对过往“不当”言论的质问是合理的。由于平台设计通常缺乏有效的上诉系统，平台变成了一个惩罚性的空间，经常让用户感到困惑和沮丧（West, 2018）。

4. 游牧的酷儿：反对商业化和审查制度的耽美粉丝实践

正如另一位受访者所说：“越屏蔽我越要写，越多男的要（在我的小说中）做爱。”

随著参与式审查在耽美粉丝群体中广泛出现，替代性的策略被粉丝们摸索著创造了出来。例如，粉丝们采用各种替换敏感词的方法，或以翻转的图片、加密的网盘、聊天群等形式传播，从而保证酷儿内容能够被完整地发表和传阅。

由于参与式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平台设计，例如举报功能和敏感词限制，也有许多粉丝转向海外平台或其他非营利性网站，以表达他们对现有平台审查的不满。2020年到2023年间，耽美粉丝们几次发起对以同人文发家的网易博客平台Lofter的抵制和弃用，越来越多的耽美粉丝转向使用AO3（包括其镜像网站）、搭建Wordpress个人网站，以及其他新平台进行写作和交流。

尽管这些新平台的宽松环境得益于其自身的小众和不受关注，亦发生过数次背离承诺加强审查的事件，或运营一定阶段后被迫终止，但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耽美粉丝们（或者说更大范畴上的同人女们）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处境。这些游击队一般的游牧实践也促使粉丝们在近乎垄断的平台之外，探索各自的离散道路，以实现创作和阅读自由。

除了使用替代性平台，其他的游牧战术也被发明出来抵制网络审查。面对创作和消费色情内容的污名，一些耽美粉丝发起了书写“站街文”的号召，发出“每一对CP都有属于自己的站街文”的呼吁，鼓励耽美粉丝大胆拥抱禁忌、拒绝性羞耻。这场写作运动暂时开启了不受审查的网络空间，作为商业化的审查空间的替代。虽然运动较为短暂，但因其组织方式的高度灵活和隐蔽，使它相对较难被举报。尽管其中一些情色作品最终会被平台删除，创作者的账号也会被封禁，但这些粉丝仍会重新创建新的账号继续写作。正如另一位受访者所说：“越屏蔽我越要写，越多男的要（在我的小说中）做爱。”

除了粉丝群体不断在不同数字平台间迁移流浪，以及这个过程中创作和搬运的作品，很多同人女还发起了“用魔法打败魔法”式的对新浪微博、淘宝店家等多个主体的商业运营表达抗议。以2020年肖战粉丝举报AO3网站事件的后续发展为例，由耽美粉丝发起并逐渐在网络扩散开来的抵制肖战商业代言、购买替代性竞品、向代言商家索要过往消费的实体发票从而增加商家人工成本等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效果，影响了一些商家及品牌商。在227事件后，在大量消费者的投诉下，OLAY、佳洁士、蒙牛等计划或已经与肖战合作的公司纷纷更换代言人或撤回了广告。

尽管这种行动对耽美商业化的整体趋势并不能造成转折性的影响，这些尝试中也可能存在种种问题，以至于结果与发起的初衷相悖，但这些游牧性的实践毕竟动摇了耽美群体被期待规训出的同质性和维稳性，并且在耽美商业化的背景下不断摸索著创造性的替代实践。

结语：中国和耽美之外的参与式审查

参与式审查的提出，一方面是为耽美粉丝的行动提供一种与社会和时代背景相关联的说明解释，另一方面，这种并非耽美群体独有的现象也能为理解更多网络事件乃至人们生活和行动中的具体变化提供认知上的借鉴。

对于耽美社群而言，由于耽美改编剧是由资本引导的商业化产品，耽美在进入大众视野的同时不得不被阉割掉核心，创作尺度不断缩窄，压抑了具有挑战性和抵抗性题材的作品的产生与传播。

另一方面，新成员的大量涌入模糊了原本的社区共识，审查制度与举报手段也损害了耽美作为亚文化群体内在原有的自治与自净能力，社区的生态平衡被打破，濒临失控。参与式审查在平台功能的推动下，随著耽美文化边界扩张而不断扩散，被更多的耽美爱好者习得，乃至将其视为文化经验中的一部分，而不去质疑其产生的由来与合理性。与此同时，公权力的延伸介入也进一步破坏了耽美社群的生态，与日俱增的举报是对集体意义建构的否认，也容易导向内容同质化和对抵抗话语的刻意回避，会影响到耽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学者对参与式审查的概念界定和理解，是从中国耽美粉丝群体相关的讨论中得出的，但这一概念也可以被考虑应用于更广泛的粉丝文化乃至网络文化现象中。参与式审查指向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景观，国家治理、商业运营与粉丝参与交相错杂。参与式审查因其对被举报者高效的负面影响而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并不仅仅在耽美群体中愈发普遍，而是在整个当代网络社交媒体上日益显形。

从中国大陆各个社交平台的“举报炸号”、因不同类型程度定义下的“辱华”行为而在民众间发起的对商业品牌与文艺作品的抵制，到2020年全球热议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参与式审查的影子暗藏在这些事件的背后，由此可见其被进一步发展推论的广泛潜力。但同时，本文选择耽美群体展开分析，并非意在宣告这一现象是由耽美群体中诞生并扩散出去的。参与式审查的提出，一方面是为耽美粉丝的行动提供一种与社会和时代背景相关联的说明解释，另一方面，这种并非耽美群体独有的现象也能为理解更多网络事件乃至人们生活和行动中的具体变化提供认知上的借鉴。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一方面于2021年开展了“清朗 ‧‘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在粉丝经济中介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名整顿产业链的同时瓦解自我组织的粉丝群体；另一方面又积极采取“粉圈治理”（fandom governance）的模式，使用可爱形象来培养粉丝受众的民族主义认同（Wong et al., 2021）。

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借鉴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模式。除了亚洲和南美洲的关键词过滤算法案之外，俄罗斯和尼日利亚也在使用类似中国互联网防火墙的系统。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参与式审查的形式和程度，或者粉丝参与如何与国家治理和商业运营缠结，在其他国家和文化背景中仍有待探索。

（本文内容主要编译自论文Participatory censorship and digital queer fand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oys’ Love culture in China）

参考文献：

Gong, Y. (2017). Media reflexivity and taste: Chinese slash fans’ queering of European football.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10(1), 166–183.

Santos, K. (2020). Queer affective literacies: Examining “rotten” women’s literacies in Japan. Critical Arts, 34(5), 72–86.

Wang, Y. & Tan, J. (2023). Participatory censorship and digital queer fandom: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oys’ Love cultur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554–2572.

Ng, E., & Li, X. (2020). A queer “socialist brotherhood”: The Guardian Web series, boys’ love fandom, and the Chinese stat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4), 479–495.

West, S. M. (2018). Censored, suspended, shadowbanned: User interpretations of content moderation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0(11), 4366–4383.

Wong, J., Lee, C., Long, V. K., Wu, D., & Jones, G. M. (2021). “Let’s go, Baby Forklift!”: Fandom governance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cuteness in China. Social Media + Society, 7(2),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