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學 深度 評論

粉絲、偶像、國家——肖戰粉打響與同人圈的跨圈戰爭後,誰被毀滅了?

飯圈戰爭,道德懸置時代粉絲的團結和舉報。


2020年1月8日,肖戰於北京出席今日頭條年度盛典。 圖:IC photo
2020年1月8日,肖戰於北京出席今日頭條年度盛典。 圖:IC photo

中國大陸明星肖戰的粉絲因不滿一篇同人文學將肖戰刻畫為女性化形象,繼而舉報文章作者,釀出層層風波,最終導致同人文平台AO3 (Archive of Our Own)在中國大陸被牆(需要翻牆才能登錄)的事件,使得飯圈原本曖昧的形象更加迷離。

早在風波之前,已經有研究飯圈的評論者嘗試釐清,飯圈究竟會因為對國家意志的順從,而催生出一整個世代的小粉紅(飯圈出征),還是能憑藉其強組織能力,孕育出公民社會的雛形(飯圈救援)?又或者,聚集在飯圈的年輕社群,是否可能因為日漸流行的耽美亞文化對主流性別想像的顛倒,而積蓄反體制的能量,還是會因為作為圈子規則一部分的「反黑」(舉報)文化愈演愈烈,而淪為政府管控社會的打手?

而當這場跨圈粉絲大戰愈演愈烈,甚至延燒至外國輿論之際,一個更直接的問題是,這給中國飯圈生態的演變帶來了什麼變化?而其引起的撕裂,又會對中國的公共空間產生什麼影響?

一個音樂會上,熱情歌迷為偶像吶喊。
一個音樂會上,熱情歌迷為偶像吶喊。圖:IC photo

飯圈的粉絲結構

這也是許多人質疑肖戰在風波中沒有發聲的錯位之處——他並非不願發聲,而是不能發聲,即便發聲也不起作用——如今偶像的商業價值在於被解讀,而不在布道。

在此要先點明一個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事實:飯圈不是鐵板一塊。飯圈內部有無數分支和派系。

以肖戰的粉絲為例,由於肖戰是和王一博共同出演耽美改編劇(「耽美」常指男性同性戀戀愛故事)《陳情令》後才紅的,因此他們的大部分粉絲是二人的CP粉(以想像二人的親密關係為喜愛基礎的粉絲),唯粉(只喜歡肖戰的粉絲)反而是少數。

事實上這種粉絲結構在飯圈並不多見。唯粉通常才是粉絲群體的中堅力量,也是最具攻擊性的粉絲——他們不僅要和別的明星的唯粉戰鬥以贏得偶像在排行榜上靠前的位置,還要想辦法迫使CP粉「提純」(變成其中一個人的唯粉),以防止偶像的形象(人設)和利益受到損害。2018年同樣因為耽美改編劇《鎮魂》而被捧紅的朱一龍和白宇,雙方的唯粉和CP粉後來也因為「提純」而彼此攻擊。

這次風波,也可以看作是肖戰的唯粉發起的「提純」戰鬥,其中當然也隱含保守與自由價值的對壘——比如雙方在互聯網上反覆爭論「將男性想像成同性戀者或妓女是不是一種羞辱」,以及「是否能夠因為個人喜好而藉助公權力干涉創作自由」。但是唯粉引發跨圈爭議,甚至波及偶像本人的商業利益,卻是「提純」首例。這反映的是,飯圈生態越來越由對偶像個體的崇拜(消費),轉變為「中心空虛」的符號消費。

粉絲不再渴望處在意義「中心」的偶像,而是創造且消費着一層又一層的精緻符號外殼——同人文學在飯圈生態中因此越來越重要(選秀節目甚至會在籌備階段就開始找同人寫手),它們不是偶像的衍生品,而正是被不斷剝開的洋葱一般的偶像本身。這也是許多人質疑肖戰在風波中沒有發聲的錯位之處——他並非不願發聲,而是不能發聲,即便發聲也不起作用——如今偶像的商業價值在於被解讀,而不在布道。

飯圈的動員邏輯

只要飯圈的動員邏輯,通過發動「對外戰爭」來維護偶像的形象和利益,這點不改變,飯圈戰爭就不會停止。

飯圈複雜的粉絲分類系統,正是飯圈可作為一個整體被認識的基礎。一方面,粉(糰粉、唯粉、CP粉)、黑、路人的分類確定了包含和排斥的關係,導致飯圈永遠處在戰時狀態,另一方面,正如人類學家莫斯在《原始分類》中傳遞的信念,「真正的團結基於共享分類」,飯圈正是在共享分類的基礎上構成一個制度性整體,從而塑造了粉絲的身份認同——相對於黑和路人,我是粉;相對於CP粉,我是唯粉。

這種分類的意義在於製造敵人:如果沒有黑,則不需要反黑,如果沒有其他的唯粉,也不需要打榜;做數據更加無從講起,沒有數據則沒有流量明星,繼而以流量數據作為商業價值指標的經濟形態也無法成立。

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粉絲是被操縱的,因為從利益分配結構看,偶像(正主)和經紀公司以及廣告商(金主爸爸,有時也被稱為走資派)瓜分了金錢與知名度,而做數據的粉絲和創作同人作品的太太(對同人作品作者的稱呼),則完全是付出金錢和情感勞動的數字勞工,他們被誘入前者制定的生產遊戲裏。

這種政治經濟學分析不能說全錯,但是沒有解釋飯圈運行的動力從何而來(論者通常居高臨下地歸咎為追星族的狂熱和幼稚),因為如果從現代社會分工的角度看飯圈,利益的兩極分化早就應該讓這種結合崩潰。

用幼稚或狂熱形容粉絲均是不夠準確的,他們並非不清楚「廣告商-偶像(經紀公司)-粉絲」的利益分配結構;相反,他們不僅在微觀層面學習到,一條微博中偶像的名字放在哪個位置會產生什麼數據後果,而且在宏觀層面知道,自己作為粉絲群體的一員,在流量變現鏈條中的位置。如果沒有這種全盤的知情,也就不可能逆向解析出平台的規則,並動員粉絲投入數據戰爭之中。

飯圈運行的動力正是粉絲對流量經濟的集體認識,「經濟規律」被認為是自然存在的,不可挑戰的。它是庸俗化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每個中國學生都從義務教育政治課本中學習到了這些內容),又十分好懂:廣告商是逐利的資本家,對(偶像)哥哥有利的時候是金主爸爸,對哥哥不利的時候是走資派;掌握生產資料的經紀公司是打工仔哥哥的無良工廠主;而「我們」是唯一可以拯救哥哥、幫助他實現夢想的粉絲。

當粉絲以經濟學的思維理解他們所處的環境,也就不難理解飯圈戰爭的起源:資源是有限的。只有「我們」給哥哥打榜並不夠,還要讓更多人成為哥哥的粉絲,同時必須維持哥哥的人設,以免他因為醜聞而被金主爸爸拋棄。控評和反黑因此也成為粉絲的儀式——通過讚美偶像和舉報、刪除關於偶像的負面評論,來塑造社會關於偶像的記憶。飯圈語言(字母縮寫,比如「肖戰」寫作「xz」,真情實感寫作「zqsg」)的發明和推行,也加速了這種對社會記憶的選擇和遺忘,如果一個人在微博連名帶姓地負評明星,那他距離被粉絲網絡暴力也不遠了。

粉絲領袖在集體行動中至關重要,他們是耶穌的傳教士,也是軍隊的將帥,負責解釋偶像為什麼值得被愛(分析偶像行為性格、剪輯視頻、做同人圖、寫同人文、寫小論文等等闡釋性行為,許多路人可能會因此而成為粉絲),也負責解讀經濟規律和平台規則(他們往往會發現其他偶像的粉絲侵犯了他們偶像的權利),以指揮其他粉絲衝鋒陷陣。武漢疫情發生時,大粉(也稱「粉頭」)可以組織粉絲高效且透明地捐贈物資,在平時,這種組織能力被用在日常的反黑戰鬥中。

肖戰風波的源頭,正是兩個大粉認為同人文《下墜》會影響肖戰的形象、侵犯他的權利,以及涉及未成年色情(後者既在道德層面論證他們行為的合法性,也確保了舉報行為在現實政治環境中的有效性),發起了針對作者的戰鬥。

發動對外戰爭是塑造共同體身份認同的最有效方式,也是卡里斯馬領袖樹立自己權威的不二法門,反黑也自然成為大粉發動「戰鬥粉」的日常集體行動,甚至有一些粉絲後援會設置的入會門檻是「卡過黑」(舉報過關於偶像的黑料)。並非所有粉絲都參與戰鬥,這些戰鬥隊伍更像飯圈中的「軍隊」。虎嗅網曾採訪肖戰粉絲,發現8個人中只有1個參與了舉報行動,其他人都是事後才知曉發生了什麼。大致也反映出粉絲群體中戰鬥粉的比例。

飯圈有無數不成文的規則,比如不可在偶像的超級話題中帶他人,跟偶像沒直接聯繫的地方不帶偶像名字,撕逼不上升「正主」,CP粉「圈地自萌」(在小圈子內自娛自樂)等等。但這些不成文規則只是臨時的「和平協議」,一旦有一方被認為撕毀了條款,戰爭勢必會爆發。

這就是這場粉絲大戰的展演——肖戰粉絲舉報同人文作者,被認為違反了「圈地自萌」的原則,而不少肖戰粉絲則反駁稱該作者在微博上為文章引流,才是率先違規——只要飯圈的動員邏輯,通過發動「對外戰爭」來維護偶像的形象和利益,這點不改變,飯圈戰爭就不會停止。

2019年12月9日,肖戰於上海出席品牌活動。

2019年12月9日,肖戰於上海出席品牌活動。圖:IC photo

去政治化的政治和道德懸置的飯圈

對中國的明星來說,在道德議題上表現出自己的主見是危險的,另一方面,明星表現出道德上的瑕疵也同樣不被監管部門允許⋯⋯這才是肖戰的唯粉表現出的保守傾向之根本由來。

肖戰風波之所以引起眾怒,一是因為唯粉保守的性觀念,二是因為他們以向公權力舉報的方式來對付自己不喜歡的聲音。把微博平台上的日常反黑(意在觸發平台審查機制刪除一條不喜歡的微博)上升為政治性的舉報,以圖在肉身意義上消滅對方。

這種越界行為在飯圈並不是首次發生,2019年8月份因為香港反修例事件,飯圈女孩出征香港守護「阿中哥哥」時,就密集起底、人肉舉報了一批異見者。我在一則評論中將這種行為背後的道德觀念理解為圈子內的遊戲規則——「先撩者賤」,現在更傾向於把它看作飯圈的道德懸置——舉報的動機是工具性的,道德判斷被懸置不顧。

前文已經論述過,飯圈對偶像文化工業的經濟規律有着清晰的認知(一種簡單化的庸俗化的認知),實際上,飯圈對政治秩序也有自己的體認,對粉絲們來說,他們最擔心的不是偶像失去金主爸爸的關愛,而是受到「上面」的封殺。

肖戰的唯粉在價值上的保守取向和在舉報問題上的道德懸置,最初目的是出於對偶像的維護,這正反映出他們對肅殺的政治環境的認識——一個有同性戀話題度的明星,極有可能成為娛樂環境治理的犧牲品(正如捲入婚外情事件的PG One所受到的待遇),而一個向主流文化靠攏的明星則要安全得多。

再回顧一下作為肖戰風波源頭的兩個大粉的舉報信,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和邏輯,與官方媒體極為相似。「敗壞社會風氣,擾亂文化市場秩序,踐踏道德法律底線,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句,與2017年人民網評論《王者榮耀》的「這種負面影響如果以各種方式施加於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該儘早遏制」十分相似,另一句「自由應該是有界限的」則完全可以放進人民日報社論中。

飯圈粉絲對官方宣傳語言的嫻熟化用,體現了詭異的雙重去政治化。一方面,如汪暉所分析的,人民網的評論代表了文革之後中國意識形態的去政治化路徑(當然,這幾年又再政治化了),道德語言替代了意識形態語言進行宣傳工作;另一方面,這種車軲轆話又被年輕一代內化為談論政治的「正式語言」。如果說前者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取消,是對「階級鬥爭」等政治信念的不再相信(這些話語當然正在復甦,但是尚未全面復甦),後者對道德語言的工具性使用,則是高壓環境之下的道德虛無。

點開粉絲反黑組提供的舉報任務鏈接,並不會看見舉報「內容」這個選項,而是直接選擇舉報的罪名(通常是」人身攻擊」和「有害信息」)。換句話說,舉報者根本不需要思考舉報的內容,只要點下舉報,微博的平台機制和大粉的運作,就能成功製造道德懸置的景觀。

對中國的明星來說,在道德議題上表現出自己的主見是危險的,比如姚晨在2017年曾經在微博上同情難民,而遭到網民的圍攻。另一方面,明星表現出道德上的瑕疵也同樣不被監管部門允許——哪怕只是男明星戴耳釘——也會「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道德在這裏不是先驗的原則,而是泛化的社會影響。一個行為必須經得起這樣的質問才是合乎道德的:你希望你(應該理解為審查者)的孩子看到嗎?在這樣的語境下,男性打耳釘是不道德的,性行為是不道德的,同性戀也是不道德的。這才是肖戰的唯粉表現出的保守傾向之根本由來。

內卷化的飯圈和它的自我毀滅

官方想要利用,但從未貼近,至於為什麼和要什麼,更從來不是「真正的」問題。

飯圈的形態不能脱離明星的境況來單獨討論,偶像文化工業發展到今天,粉絲後援會已經不僅僅是追星組織,而是生產明星的重要機制。一個粉絲後援會的微博要在新浪微博上獲得官方認證,需要上傳明星經紀公司加蓋公章的機構認證公函,並且與明星的賬號互相關注。這意味着粉絲後援會的合法性實際上來自於明星經紀公司的授予,而非粉絲的集體認可。

在流量明星自己深受資本和權力雙重宰制(正如粉絲所體認到的經濟規律和政治秩序) ,沒有任何在體制之外獲得事業生命的可能性的情況下,粉絲除了繼續投入到無盡的打榜和反黑之中,並無其他支持偶像的辦法。「用作品說話」的前提,也是流量加身,而文藝作品創作本身面臨的重重審查自不必說。

在這個意義上,飯圈早已經陷入了內卷化危機——「系統在外部擴張條件受到嚴格限定的條件下 , 內部不斷精細化和複雜化的過程」(劉世定,邱澤奇),它在已有的規則上不斷生產出更加複雜卻沒有本質不同的規則,推出一個流量明星後又推出另一個相似的流量明星。

飯圈文化不是一種崇拜文化,而是參與文化、闡釋文化,明星提供的不再是作品或人格魅力,而是作為文本被解讀。唱歌跳舞均不及格的楊超越在選秀節目中打敗表現比她更好的選手,被粉絲投票選出道,正是一個絕好的例子。粉絲和她的關係,建立在前者對後者的釋義上。至於真實的楊超越是什麼樣子,反而相對次要。這也是共青團中央試圖推出虛擬偶像「紅旗漫」和「江山嬌」遭到全網惡評的原因之一,它們作為國家意志的化身,並不開放闡釋的通道,不接受脱粉,不接受泥塑(逆蘇,指女化男性),只要求無條件的崇拜。同樣拒絕闡釋的「阿中哥哥」也因此是一次性的偶像,在出徵香港之後少有粉絲提及。

基於偶像的同人文學創作圈子(或者說飯圈中的CP粉群體),作為比飯圈更加小眾的亞文化圈子,是許多對內卷化的飯圈感到厭倦的人的寄居之處,因為它不熱衷於打榜、反黑,而是在對偶像性格、內心和故事的幻想和解讀中獲取樂趣。

問題恰恰在於,同人文學(由於大部分寫手都是女性)從女性視角對男性形象的慾望性凝視,觸犯了專制父權社會的雙重禁忌——同性戀和女性的性慾解放,因此勢必會遭到審查系統的抵制。而一個保守的飯圈是無法容忍這種可能性被孕育出來的(為了「哥哥」的事業)。在這層意義上,肖戰粉絲舉報風波一定會發生,並且會不斷發生,一切亞文化圈子都將因為主流文化的保守而被從地下撬出——日益乾枯的大眾文化既渴望新血液的補充,又希望它們是「乾淨」的。

而風波是否可能給公共空間帶來一些改變,比如一些評論者所倡導的,通過抵制肖戰(「粉絲行為,偶像買單」)在飯圈規則中寫入「不要舉報」,推動圈子自我糾偏,則並不樂觀,因為這恰恰是飯圈賴以存續的邏輯。真正可以觀察到的變化是,當AO3被牆,不少同人文被禁,同文圈提出「不要舉報」和「創作自由」的價值倡導時,官方媒體《環球網》一句無知卻居高臨下的「老了,沒看懂為什麼戰」就輕巧消解——官方想要利用,但從未貼近,至於為什麼和要什麼,更從來不是「真正的」問題。

(來福,人類學碩士;小林、Fang,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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