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祖国母亲”到“中国爸爸”：国家主义的形象，是如何在家庭隐喻中演变的？

最近几年里经常浏览微博或小红书一类社交平台的读者们，对 “祖国爸爸”或“中国爸爸”这样的提法应该并不陌生。将中国称为“爸爸”的做法开始流行于2016年前后，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近年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兴的国家-家庭想象。而自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的想象，一直是通过另一种家庭隐喻传达的，那就是“祖国母亲”。作为一种不区分名词阴阳性的语言，中文里对国家的形象所添加的性别修饰，能够帮我们解读人们如何理解国家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又在国家“大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近日，来自波士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性别想象。文章试图分析，“祖国爸爸”这一新兴的网络用语的隐形（或者不那么隐形的）含义：人们对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了哪些新的理解？这些新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与传统的“祖国母亲”叙事之间有什么联系？经作者授权，端传媒将该文章编译为中文，希望能让更多中文语境下的读者参与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来。

祖国母亲：全球共享的受害者叙事

在这种叙事中，被男性化了的公民们被“祖国母亲正在受难”的号召所鼓舞，而这个母亲本身却不具有革命的主体性。

“民族国家”是一个来自欧洲的概念，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逐渐成为西欧各国的通用外交模式，并随后通过殖民主义传播到第三世界。然而对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第三世界而言，“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外来的概念，并不能无缝接入当地人民的理解之中（甚至对于欧洲国家的人们也是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的隐喻提供了人们理解民族国家这一新秩序的桥梁。它提供了一个共同血缘的神话，而这种“血脉相连”的想象给民族国家提供了合法性的来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将新的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这种比喻隐含设定了家庭中的角色、责任和等级。

正如现实中的家庭一样，这种等级划分在两个坐标轴上进行：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在各个国家，关于民族国家的家庭比喻取材自既有的性别文化，来建构人们对国家的理解。它们往往建立在一种共通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基础上：男性气质被理解为主动的、尚武的，女性气质则被理解为被动的、柔弱的。“祖国母亲”（motherland）正是这种建构的产物。在各地文化中，比喻意义上的“母亲”崇拜往往与种族的多产和纯洁同时联系在一起。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是最早将国家比作母亲的例子之一。当戴着红色桂冠的“自由女神”玛丽安娜出现在群众游行中时，这一形象就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人格化象征。

但同时，这一象征物时常处在一个被动被询唤的地位，一个脆弱的、被侮辱甚至被奴役的女性，等待着公民们的拯救。在这种叙事中，被男性化了的公民们（其中也包括女性公民和革命者）被“祖国母亲正在受难”（The motherland is in danger）的号召所鼓舞，而这个母亲本身却不具有革命的主体性。于是，在大革命的后期，女神在革命中的代表形象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被更能象征战斗精神的巨人赫拉克勒斯所取代。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中的玛丽安娜是“祖国母亲”的最初范本，更能体现这一叙事特点的则是第三世界后殖民国家的民族主义叙事。女性的身体往往被各种神话体系用于象征纯洁，而在后殖民的民族主义叙事中，保护“祖国母亲”的纯洁性、使之免受殖民者的玷污，成为了动员民族主义和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有效手段。一位研究伊朗民族主义的学者概括道：“脆弱、痛苦、饱受折磨的母亲形象，是爱国者们渴望拯救、保护和拥有的。”

不难理解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脆弱而需要拯救和保护的“祖国母亲”伴随着一个象征国家权力的“父亲”形象，而这个父亲则由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来扮演。斯大林的“慈父”形象只有在“祖国母亲在召唤”的卫国战争中才闪现最耀眼的光芒；而在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治下的叙利亚，表示伊斯兰社群的“乌玛”（ummah）一词可以同时具有阴阳两种词性。其中，违反正常语法的阴性“乌玛”往往被用于将国家描述为一个被侵犯的女性形象，尤其是用来指涉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而在这些叙事中，一个强壮的父亲形象——也就是哈菲兹·阿萨德总统，总会被召唤来作为国家的救星和守护者。

“祖国母亲”在中国的缘起与沿革

“拯救母亲”的潜台词其实是“占有母亲”。

而当民族国家的概念通过西方传入中国时，面对强势的西方列强与孱弱中国的鲜明对比，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几乎是立刻就给刚刚形成的“祖国”概念赋予了一个“母亲”的形象。这其中的代表作是红军领袖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后来被收入中国大陆语文课本的《可爱的中国》。在文中，方志敏将中国比作天生丽质、却被欺凌而沦落的女性：“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 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他由此号召国民将祖国母亲从列强手中拯救出来：“难道他们（中国人）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相比于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关于祖国母亲的比喻中更重要的是一种具体的权力和占有关系。在传统的家长制家庭中，女性的贞操不属于女性本身，而是家族共有的财产，它保证了男性成员能够通过女性生育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后代。因此，一旦遭到强奸，受到侵犯的不仅是女性本人。更重要的是，家族和男性家长的财产和权力将受到威胁。在这样的语境下，对“祖国母亲”的强奸同样也是对国内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的象征性挑战。本文作者概括说，“拯救母亲”的潜台词其实是“占有母亲”。

在中国，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母亲”在民族主义中作为一个纯洁却受到玷污的、脆弱而亟需拯救的女性化形象出现。而在围绕“祖国母亲”的话语的另一头，是被赋予了男性气质的国民，他们为将祖国母亲从国外势力手中解救出来而奋起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被动员的国民不一定是男性，但他们都被赋予了一种勇武的男性“气质”。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和随后的毛时代，这种激进的男性气质体现为对女性的“去性别化”，让女性一同加入革命、参与斗争。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女性的去性别化并不意味着性别阶序被消除。而在阶序的最顶端，是一个男性化的政党。在与这个男性化政党的对比中，国民仍然是从属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了一种“女性气质”。这种性别辩证关系的最典型例子，正是毛时代的样板戏。在《红色娘子军》中，女主角吴琼花是一个觉醒中的女性形象，她不愿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决心走上革命道路。然而吴琼花的角色时常表现出对革命大局的不理解，并缺乏纪律性，她被自己的私人仇恨支配，在侦察任务中违反纪律打伤地主南霸天。这时，革命女性就需要被一个更为高大的男性角色引导、启蒙、规训，这就是党代表洪常青的角色，他最终带领吴琼花成为一个有大局观、有党性的合格战士。在很多其他这一时期的影视剧，比如《白毛女》、《青春之歌》等作品中，类似的性别阶序也都有体现：男主角象征党组织，不仅英勇无畏并且具有理性；而女主角代表刚刚觉醒的群众，虽然不满于旧社会，却思想不成熟、缺乏组织纪律，需要男主角的教育和指引。

然而，摧残“祖国母亲”的不仅仅是文革创伤，外国势力仍然在祖国母亲的话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毛时代对女性的去性别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女性气质”的重新强调。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则时常要去女性回归核心家庭，成为职场男性的“贤内助”；另一方面，作为对毛时代的一种反抗，被打压的女性气质与被摧残的人文精神被联系到一起。在八十年代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伤痕文学”中，被摧残的女性角色成为了时代精神的新体现。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往往怀揣着对失去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伤痛，诉说被毛时代强大的父权制国家所“女性化”甚至“去势”的遭遇。而这样的伤痛往往随着文革结束、男主角遇上一位“温柔的少女”抚平创伤、振作他的男性精神而结尾。

这种时代精神的另一面则在于，随着中国对世界重新开放，面对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人们意识到“祖国母亲”重新又成为了方志敏笔下那个被世界凌辱的脆弱女性。这种意识的代表作是舒婷（也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的著名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诗的最后一节写道，“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 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作为一名下乡知青，作者舒婷将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苦难与她对一位爱自己子民的“祖国母亲”的向往和关切结合在一起。“拯救受伤的母亲”的母题再次浮现。

然而，摧残“祖国母亲”的不仅仅是文革创伤，外国势力仍然在祖国母亲的话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1989年后，迫切需要抑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党和政府发起了以“国耻”叙事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被西方玷污和损害的母亲形象，此前在毛时代的胜利主义叙事中被抛弃，此时又重新被搬上台面。而保护祖国母亲的迫切感不仅来自历史，也来自随时发生、随时宣传的政治事件：贝尔格莱德使馆被炸、南海撞机、钓鱼岛问题，接踵而至的民族主义话语强化了“百年国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联。

中共推动国耻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执政者自己在话语中被宣传为祖国母亲的保护者和救星，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叙利亚老阿萨德政府。然而矛盾在于，“拯救祖国母亲”的叙事意在调动民众男性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母亲”的脆弱意味着“儿子”们必须行动起来。但民众自发的行动对于作为大家长的中共而言却是危险的。

另一方面，如果要利用“国耻”的紧迫感动员民族主义的支持，“国耻”需要一直延宕，祖国母亲所受的玷污不能停止。但这中延宕却意味着父权大家长的无能。于是，在90年代，草根民族主义崛起，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类的民族主义书籍不仅表达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满，并且将矛头指向中共政府。在这些书中，对激进尚武的男性气质的渴望溢于言表。

新时代的新男性气质与国家

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联被人们合理化为了一种新的社会范式：经济领域的成功被视为男性气质的体现，而男性气质的拥有者理所当然应该握有权力。

改革开放之后的时期里，社会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关注同时上升。但这种关注的另一个层面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文革结束后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祛魅，而对六四事件的镇压又熄灭了政治参与的可能，中国人的自我认同逐渐与新形成的市场和经济分层联系在一起。而在改革后的中国，虽然在市场中成功的女性企业家同样存在，但无论男女，在市场经济的“事业”中都必须表现出一种男性气质。典型的社交活动，以喝大酒和唱卡拉OK为代表，正是这种男性气质的表现。而反过来，经济上的成功成为了衡量男性气质的标准。在八九十年代，“大款”成为新的男性榜样，而“傍大款”则被理解为女性获得高质量生活的快捷途径。这种新兴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并不完全是“去政治化”的，因为无疑有很多人认识到，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带来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从而让政治为“大款”服务。

这种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联被人们合理化为了一种新的社会范式：经济领域的成功被视为男性气质的体现，而男性气质的拥有者理所当然应该握有权力。这种范式在2000年代之后被继续发扬。TVB电视剧《读心神探》中的台词“对不起，有钱是真的能为所欲为的”（Sorry，有钱真系大嗮）成为家喻户晓的表情包，让这部本来在大陆没什么知名度的电视剧爆红网络。2014年，当马云在微博上发布了第一条微博后，评论区蜂拥而至的粉丝称其为“马爸爸”。成为“爸爸”意味着马云作为中国消费者的主要货品供应者，有权力主宰消费者的生活（而消费被建构为一种女性气质的日常行为）。尽管网民们的语气是玩笑的，但这种表达仍然毫无疑问地带有消费主义时代对资本的男性权力的拜物教意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成功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并成为民众所寻求的男性气质的一个发泄出口，也就不足为奇了。2008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由国耻叙事逐步转向崛起叙事的关键节点。在这一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而其火炬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抗议，被民族主义者视为西方对中国敌意的又一“铁证”。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在民族主义者中激起了一种新的自信，即认为中国市场巨大的消费力是维持世界经济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支柱，甚至是阻止世界经济崩塌的首要原因。

在民众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信心暴增、宣传系统积极为崛起叙事煽风点火的背景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可以动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惩罚对其不顺从的国家。这种声音在2016年前后的南海争端中首先有所体现，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中国爸爸”这一词汇首次在网络上流行起来。其时，大量网民呼吁抵制菲律宾进口的水果，认为如果中国不进口菲律宾的芒果，菲律宾经济将大受打击，并乞求“中国爸爸”重新购买自己的产品。

对中国作为“爸爸”的雄性想象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时期达到了高潮，“只要大陆停止对香港的水电供应，香港人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爸爸”。

对中国作为“爸爸”的雄性想象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时期达到了高潮。本着与抵制菲律宾水果类似的逻辑，支持北京的大陆网民认为，大陆是香港经济上的供养者，有权要求香港的服从与感激。“对香港断水断电”成为大陆网民中流行的话题，不少支持该方案的微博和微信账户声称，只要大陆停止对香港的水电供应，香港人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爸爸”。而官媒自信地拥抱了这种雄性想象。在一篇由共青团中央首发、经《人民日报》和其他主要官媒转载的关于“饭圈出征”的文章中，这位官方的作者将中国同时称为“阿中哥哥”和“慈父”，而将香港比作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并威胁如果香港继续抗议，就要“棍棒底下出孝子”。

将中国比作“爸爸”的自信，不仅来自于中国上升的总体国力，而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供应商和最大消费市场的自信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爸爸”的比喻与将马云称为“爸爸”的比喻异曲同工：正如全国消费者需要依赖马云的经济权力，全球都需要依赖中国的经济权力。这种逻辑在关于中国节假日消费奇观的报道中格外显眼，尤其是在关于国庆节期间消费热潮的报导中，各类自媒体采用夸张的、哗众取宠的用语，比如“今天祖国爸爸过生日，结果全世界都跑过来抱大腿了”、“祖国爸爸一庆生，全世界的商场都坐不住了”，试图激发读者的民族主义自豪感而带来流量。

因此，关于“中国爸爸”的想象，不是单纯的父权，时常也是对于在现实主义和物质至上的世界中，一个散发着男性魅力的、并带有些许暴力情趣的“金主”的想象，类似于网络爽文中的“霸道总裁”形象。实际上，就在南海争端时期，关于“中国爸爸”的话语首次流行时，就有不少主流自媒体将中国比作“霸道总裁”，并称赞中国在外交事务中的“暴力”和“粗暴”。“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的表达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而“流氓”这个充满了雄性色彩的“赞语”也代表了这种国家想象中的性别色彩。

“我们的女儿”：被女性化的爱国者

随着女性被要求“回归家庭”，为了刺激市场购买力，商业广告和官方宣传纷纷将消费塑造成一种女性的“本能”。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广告中也频繁出现对“败家娘们”的宣传。

自习近平任总书记以来，父权制的家庭价值观始终是其推崇的“家风教育”中的重要部分。而“家风教育”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家庭是教育的最基本单元，也不仅仅是为了凸显习近平作为老革命家习仲勋之子的“红色基因”合法性，更是因为“小家”的观念很多时候是对“大家”（国家）的想象的基础。在对父权制价值观的宣传中，中共也将自己塑造成了大家长，而其对中国人全面的控制则被塑造成尽职尽责的关心、照顾和引导。习近平本人就是这种宣传的代表。作为“祖国爸爸”的具体化身，“习近平谈家风”成为“家风教育”的最重要部分。

自2012年起，“习大大”和“彭麻麻”的昵称就流行于网络。或许因为直接称呼“妈妈”实在露骨，网民将对彭丽媛的称呼稍加讳饰称为“麻麻”；而“大大”一词带有类似的模糊含义，在一些方言中可以作为“爸爸”的同义词，但又因其在大部分北方方言中指年长的叔叔而并不显得过于直接。这两个昵称直到最近几年才不再被官方媒体提及，但仍在网络上广泛使用，“大大”也成为日常生活中对习的惯用称呼。

而另一方面，父权制的话语努力将国民，包括此前曾热衷于挑战国家权威、寻求男性气质表达的民族主义者，建构为依赖性的孩童。而这种建构同样与消费主义的风潮密切相关。在文革后，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创伤，广义上的政治参与也一起被污名化。而在89年后，中产阶级退入私人的经济领域，追求一种物质消费品丰富、同时又不被“政治”所打扰的理想生活。虽然这种“撤退”被很多学者理解为一种“去政治化”，但它实际上却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89年后，尤其是新世纪的宣传中，“稳定”被建构为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的前提，因此强大的警察国家就成了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中产生活的守护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后的市场经济时期，个人的消费被广泛建构成一种女性气质的行为。随着女性被要求“回归家庭”，为了刺激市场购买力，商业广告和官方宣传纷纷将消费塑造成一种女性的“本能”。在最近的网络购物时代，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广告中也频繁出现对“败家娘们”的宣传。尽管消费行为绝非女性专属，类似的宣传还是塑造了一系列区分：生产与消费、主动与被动、提供与接受、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新时代的话语中一一对应。

在流行话语将国家权力与男性气质相联系的同时，中产阶级从政治领域退出、进入消费领域的趋势，就更加带有了一种女性气质的色彩。在2010年代，最能体现这种中产阶级时代精神的话语，是所谓的“岁月静好”。“岁月静好”一词原本出自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婚誓词，在近年中在大陆网络上获得了极大的热度。一方面，“岁月静好”中的“好”意味着富足的、有情调的物质生活。这集中展现在在朋友圈、小红书、以及（对愿意翻墙的人而言）instagram上的滤镜照片里：人们晒出插花、手冲咖啡、下午茶小蛋糕等等，这些消费活动不仅暗示着物质丰富，并且也体现出精致的审美趣味。而另一方面，“好”的中产生活有赖于“静”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说，要远离政治参与，保持“稳定”。

国家宣传抓住了这种依附性的女性气质。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的微博中，以及各类自媒体公众号中，“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成为了广为流传的说法。在官媒中，这句话往往伴随着警察或军队的视频出现，这些视频不仅仅表现了国家权力的强大，并且将这种权力表现为一种男性化的、家长式的保护。在宣传外交部的“领事直通车”小程序时，官媒自豪地声称，“你走到哪儿，祖国爸爸就跟到哪儿”。

在这种宣传里，被建构为“女性气质”的民族主义符合了各种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标准形象：原子化的生活方式，稳定的异性恋核心家庭，对手机等生活用品的“败家”式消费，由美食和照片所界定的中产趣味，对稳定的渴求，对社会变革的排斥。

因为有国家“替他们负重前行”，这种宣传更加强化了中产民众需要远离政治参与的观念。而宣传的最终目的，在于让人们内化“祖国爸爸”的父权式保护，并认同其为“岁月静好”经济生活的前提。这一点在主流话语对“小粉红”这一标签的塑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此前学者的研究表明，女性并不在网上的民族主义者中显著比男性更多，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并非这个性别标签是否是“错误”的，而是通过这样的标签，主流话语想要塑造什么样的性别角色和国家-社会关系。而作者认为，对“小粉红”的话语建构调用了典型的消费主义下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并试图让这一刻板印象被民族主义公众所内化。

在2016年，《环球时报》微博发表了一篇著名长文称，小粉红“除了人美三观正外，还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她们“有个和睦的家庭”、“有个爱她们的男友”，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太懂网络安全，朋友圈和微博里晒满了美食和个人照片；她们不懂网络舆论，却是这个上甘岭的主力军；她们垂涎着环球时报的肾6和美腿7，（注：指手机品牌和型号），据说最近又盯上了共青团中央的‘华为麦芒3’。她们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和‘右’，却有着一股天然的正义感……这也让她们格外珍惜今天稳定的生活，看好中国的未来”。最后，《环球时报》这样结尾：“小粉红，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班女孩。让我们共同守护她们。”

自然，大量的女性网民对这样露骨的性别刻板印象表达了不满，《环球时报》的这一微博在随后由于其引发的巨大讨论而被删除。但就在不久之后，另一个影响力稍弱的官方媒体《半月谈》发表了一篇高度类似的文章，赞美“小粉红”是“肤白貌美三观正，爱国也要萌萌哒”。政治上无知却热烈地处于“本能”支持国家政权的“小粉红“形象，并没有随着环球时报的删帖而从宣传中消失。

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将爱国、维护政权建构为一种“天然”的“正义感”，“小粉红”不需要理解政治、不需要明白网络生态，就可以并应该自然而然地出于“正义感”而维护中共的统治。

这种话语通过性别化的标签，却实际上映射出了政权所希望与包括男女在内的所有民族主义公众的关系。换言之，通过“小粉红”这一标签，国家宣传试图将曾经给中共政权造成巨大挑战的民族主义势力进行“女性化”的处理。在这种宣传里，被建构为“女性气质”的民族主义符合了各种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标准形象：原子化的生活方式，稳定的异性恋核心家庭，对手机等生活用品的“败家”式消费，由美食和照片所界定的中产趣味，对稳定的渴求，对社会变革的排斥。

并且，在这类宣传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典型的消费主义，也不仅是“傻白甜”的无知。更重要的是，这种话语将爱国、维护政权建构为一种“天然”的“正义感”，“小粉红”不需要理解政治、不需要明白网络生态，就可以并应该自然而然地出于“正义感”而维护中共的统治。这种话术将中共政权从“政治”领域摘出，成为消费主义享乐不可辩驳的前提，因而成为“小粉红”们应该本能地资源维护的东西。

于是，与90年代国耻叙事下的“说不”民族主义不同的是，由消费主义界定的、被“女性化”的民族主义不是激进的政治行动，不是男性化的国民对“祖国母亲”的拯救，而是在父权制国家的保护下，对任何可能威胁到中产阶级稳定生活的政治变动所产生的反动。于是，消费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将民族主义“本能”化的同时，中和了其中的不和谐因素。

结语：“祖国爸爸”持枪保卫“祖国妈妈”？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近年中，民族主义里对国家和政权的“男性化”想象开始增多。此前在90年代流行的“国耻”叙事，强调“祖国母亲”柔弱、受到欺凌的惨状。但这种叙事的问题在于，它激发民族主义者男性化的保护欲，而使得本应作为“祖国母亲”保护者的政权显示出它的无能。因此，在习近平强调中国“强起来”之后，一种对国家的男性化想象应运而生。而这种想象以中国经济发展后的中产生活为最主要的背景板，将国家塑造为拥有经济权力而可以“为所欲为”的大佬，将民族主义民众则建构为沉浸于消费主义的傻白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从“祖国母亲”到“祖国爸爸”的线性演变，也不意味着“祖国爸爸”就一定成为了对国家主流的认同方式。受难母亲的形象仍然广泛流通于民族主义话语中，而“祖国爸爸”的形象也绝非没有争议和反弹。这两种比喻需要在不同的层面上运行。“祖国母亲”是没有主体，也没有实体的想象，其苦难并不依赖于民众的切身遭遇，而是一种抽象的“共同体”的苦难。而“祖国爸爸”对应有实体的政权，它象征着警察、军队、外交部、政治局、乃至习近平本人。

这种新的男性化国家想象，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时期对性别角色和权力结构的理解。而对之最精准的概括来自于《人民日报》。在2019年国庆期间，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了一个视频，视频向小学生提问，“我们都说祖国妈妈，那祖国爸爸去哪了？”而这些视频中的回答捕捉到了“祖国爸爸”想象的精髓：“有人说祖国爸爸去买礼物了，有人说祖国爸爸扛枪保卫祖国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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