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9/11二十周年：普世主义的终结，与“隔离而平等”的新冷战

整整二十年前的9月11日，两架民航客机在起飞后被恐怖分子劫持，前后间隔不久，接连撞入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南北两座摩天塔楼。这两座象征着纽约繁华与现代的大楼，在袭击后轰然倒下。加上另一架撞向五角大楼的客机和一架一度被劫持尔后因乘客反击而坠毁的航班，共有近3000人在同一天内丧生。

“911”袭击随着电视直播，成为千禧年到来后对人心的第一次震撼。其后，美国开启了长达二十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二十年似乎一眨眼就过去，却足够容纳许多历史变迁。毕竟，“文化大革命”的长度也只是十年。

在这二十年中，全球反恐战争一路从阿富汗扩散到伊拉克。与之同时恐怖主义也没有停下：2002年的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和巴厘岛炸弹袭击、2003年后巴格达连串的汽车炸弹、2004年的别斯兰危机（Beslan school siege）、马德里地铁爆炸、2005年的伦敦地铁连环袭击、2008年的印度孟买袭击、2010年代中国南疆的多次无差别袭击……再到2014年之后，“伊斯兰国”在整个中东攻城略地，其成员渗透欧洲接连发动袭击，从巴黎到布鲁塞尔……更不用说美国没有停止过的独狼式枪击案和新西兰针对清真寺的屠杀……

如今，疫情下的2021年，恐怖主义至少看起来进入了暂时低潮：伊斯兰国的实体力量基本被剿灭，欧洲的恐袭案大幅减少，就连巴格达也相比前些年安静多了。另一边，“全球反恐战争”从它开始的地方灰头土脸地撤离了。就在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同时，塔利班出乎所有人意料，快速夺回了阿富汗政权。美军的撤退从有条不紊变成了仓皇，阿富汗政府则快速崩溃。这无疑是一出生动的讽刺剧。

阿富汗局势的快速变化，结合“911”正好20周年的时间点，舆论场上又掀起了许多讨论。不意外的是，不少中国网民又站在了支持塔利班，打倒美帝一边。甚至有人如二十年前许多人那样，指责是美国人自己“作孽”才引来的报复袭击。回想二十年前，中国舆论对“911”袭击表现出诸多同情，很多网民换上了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头像。放到两年前的新疆，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同情足以让一个人因为“支持暴恐”的罪名而被拘留。但如今类似的情绪又弥漫在中国大陆。颇为有名的“爱国大V”、自媒体人“卢克文”因表达对本·拉登的同情而被新疆反恐自媒体“西域都护”及许多网民围剿并最终禁言，算是过去二十年许多变化与循环的一个注脚。

一

二十年前中国民众同情本·拉登，多少是因为世纪之交的两次中美冲突：1999年5月7日，因科索沃战争而引发的北约空袭中，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遭美军导弹击中，致三人遇难。2001年4月1日，美国侦察机在南海空域面临中国空军拦截时和解放军军机相撞，导致解放军飞行员王伟少校失踪。

二十年后，中国民众中对美国的敌意和对塔利班的青睐，更多来自“新冷战”的气氛。毕竟，“反恐战争”某种程度上让“新冷战”的到来推迟多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分析人士们，早就将反恐战争视为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时间回到21世纪初，美国差一点将战略目标对准中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曾经在2000年8月的竞选讲话中将中国称为“竞争对手”和“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挑战”。但这种战略竞争氛围很快被反恐战争打断。如今，从2001年那场反恐战争开始的中美默契，已经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围绕新疆反恐议题的对抗而宣告终结。

在近来的简体中文互联网舆论场上，有一些有趣的言论。比如，就笔者个人观察而言，一些穆斯林朋友的评论很值得我们思考。过去几年，北京政府大力推行“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拆除了许多清真寺的圆顶，对礼拜增加诸多限制，并且“去沙特化”、“去阿拉伯化”、“去清真泛化”，管控阿语学校。许多中国穆斯林都对这些政策颇不同意，认为是“执行过头”或过于严厉。但是，面对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新上台，其中一些穆斯林友人热忱地表示了支持（尽管并不能说他们代表中国穆斯林中的多数）。这样一来，他们就在这个话题上，和同样支持塔利班赶走美国人的中国民族主义网民合流在了一起。

在这些朋友的发言中，我们能够分辨出两种很重要的意识形态。其一是“反西方”。他们回溯历史，认为是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了从中亚到中东的穆斯林群体乃至伊斯兰教的困境：阿富汗战争破坏了中亚的地缘战略平衡，伊拉克战争破坏了中东的稳定，导致了伊斯兰国崛起，从而穆斯林承担了更多污名，遭遇了更多的打压。他们也批评西方通过战争试图将自己的现代性——女权主义、世俗主义和消费主义——强加在伊斯兰世界的头上。从而，如今美国从阿富汗撤离，塔利班重夺政权，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信号：自主的、非西方的力量获得了胜利，从而打击了西方强行地推广现代性的政治议程。打击了那些认为伊斯兰教必须“西化”和“世俗化”才能应对现代挑战的人。

另一种意识形态是“隔离”。这种心态非常微妙。它意味着“你不要管我，我也不会管你”。对一些人来说，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存在着一个个封闭的文化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由某类族群所拥有所管理所治理。那里的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都按照自身的理想来运作。同时，其他的文化也拥有自己的封闭共同体，共同体之间互相尊重，相安无事。在这种论述中，现代化——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现代化，都是一种急于改变他人，将他人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意识形态。他们反感现代化理论教育他们如何对待女性，如何做“现代人”。因而他们追求一种“隔离但平等”的世界——按照文化将世界分成各个国家，每个国家固守自己的“文化”就好了。这种隔离理论甚至可以衍生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女权主义视角批判——“教育别人怎么做现代人本身是一种父权家长制度，现代性是通过这种父权制扩张的。”

有一种从自由主义出发的批评，认为这些网民被民族主义“绑架”或“洗脑”了，所以才走向反美和自我封闭。这种批评恐怕严重忽略了现实的情况，从巴尔干地区到中东再到中亚。美利坚帝国留下的问题和激化的矛盾在过去二十年中确实愈发突出。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地方有许多民众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抱有很强的敌意，并使得他们走向一种更民族主义或者更文化保守、更反对西方的立场。

二

这种立场，如今也和塔利班当前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共振——我们都读到，在接受各种访谈时，塔利班的发言人不断表示希望外界不要干涉他们在阿富汗的施政。尽管他们也强调自己会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但又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政治追求归为文化——塔利班希望保守住阿富汗的“传统”不被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潮和生活方式所影响。正如他们所说，阿富汗不干涉美国，美国为什么要干涉阿富汗呢？相比二十年前执政的那个塔利班，如今的塔利班也和基地组织（Al-Qaeda，阿尔盖达）等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乃至海湾国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进一步做了切割。

也就是说，如今的塔利班选择了一条更民族主义或者说孤立主义的，反“国际主义”路线。就算要说他们还是1970年代伊朗革命和政治伊斯兰的继承人，这种政治伊斯兰运动本身也逐渐在如今“民族国家化”了。这种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塔利班对维吾尔圣战武装的态度看到。他们承诺包括北京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说阿富汗不会成为威胁他国国内安全的策源地。这多少意味着对阿富汗境外“圣战”的放弃，变相承认了其他民族国家“不受干涉”的主权边界。

这样的塔利班，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政治议程归为“隔离而平等”。近年来，“隔离而平等”越来越可以被看作是当今世界保守主义议程的主轴了。在欧洲，尤其是东欧，面对难民和移民浪潮，右翼政治推出结合了生育计划、文化保育和国境封控的“隔离而平等”的议程，其假想敌是西欧的“堕落文化”和“移民的入侵”；在俄罗斯，普京为代表的反LGBTQ政策旨在保护以东正教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化”不被外来的文化冲击所“玷污”；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右翼也完全可以放在同一范畴里。归根到底，这些政治都有共同的心理背景——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的不满，和对一个充满了变化的世界的焦虑。

与其说阿富汗是“帝国坟场”，不如说阿富汗是各种“普世主义”的坟场。这里恰恰反映着所有普世努力的失败：1970年代苏联的共产主义世界主义传入阿富汗，缔造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个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政权的最终瓦解，也间接葬送了苏联和它代表的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美国阿富汗战争的二十年则是阿富汗人从相信自由主义普世主义到日渐幻灭的过程：重建计划消耗了无穷无尽的美元和人力，最终依然是低效而腐败的政府，结果塔利班再次上台，阿富汗回到某种和西方与现代性“隔离”的心态。

就连普世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也在阿富汗折戟沉沙，走上了类似的道路。回看1980年代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几乎是世界性的事件。霍梅尼主义（Khomeinism）也尝试输出基于伊斯兰的普世性。1989年时，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写信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戈巴契夫），劝他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伊斯兰世界最伟大和有力的一员，能够很容易地填补你们社会的信仰真空”。到了二十一世纪，在阿拉伯之春和土耳其埃尔多安时代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强烈推动下，伊斯兰将自己和现代化与普世化结合的尝试达到了最高峰，然后它又迅速衰弱。它先是遭到了“伊斯兰国”式的普世性恐怖主义的严重打击，再到如今，让位给了塔利班式的成功。塔利班的内核来自普什图民族主义和南亚的迪奥班德（Deoband）伊斯兰。这个南亚伊斯兰流派在阿富汗的实践中愈发强调宗教的纯洁性，尤其是和世俗社会在空间上的隔离，因而也就更缺乏将伊斯兰的普世宗教特征推广出去的精神动力。它的成功多少说明了如今的世界范围内风吹的方向。

三

反恐战争看似保卫“自由世界”，却也摧毁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想。正如有文章指出的，反恐意味着在身边发现一种不可名状的敌人，从而要求对边界，对安全的重新设定。这一切自然而然滑向了对“隔离”和维持“自我”的需要。美国“捍卫自由”的反恐战争最后走向了“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和更庞大的监控社会。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的反恐战争则走向了重塑和保卫民族国家的议程。今年更令人觉得历史如此狡黠的新闻则是塔利班也要发动自己的“反恐战争”面对来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的威胁，甚至在喀布尔机场遇袭时，已有报导指出塔利班和美国情报机构有所接触并部分共享了情报。

反恐战争推动的另一个趋势，是全球进一步的民族国家化。这个趋势在冷战结束后从未停止过——无论是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巴尔干战争，还是中国逐渐从多元帝国体制日渐过渡到“书同文，车同轨”的现代民族国家，又或者是高加索等地不断的民族冲突，乃至美国开始限制移民。研究民族主义和族群暴力的最重要学者、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就在2001年“911”事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球化分为几个层次，扩展得最快的是商品贸易和消费方式——比如快餐，快时尚。而全球化程度最低，或者最无力推进的，就是政治、文化制度的均一化。反过来，全球化的不均匀混合着地缘政治的运作，加强了民族国家的进程。

民族国家化蕴含着的，是一个自我矛盾的命题：对外，如今的民族国家提倡“隔离而平等”的逻辑，要求各个民族无论大小都彼此尊重，不干涉内政，不改变对方的文化和习俗。然而在内部，民族国家往往都有采取强制手段对民族和文化进行整合的倾向——通常是以优势民族或者主流民族为准绳，要求少数群体加入多数族群的议程。

比如，阿富汗就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国家和“隔离而平等”理想的现实困境——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阿富汗拥有多个跨境大民族。当阿富汗人表示不要干涉“本民族的事务”时，对内可能意味着哈扎拉人的边缘化，又或者对外意味着挑动巴基斯坦内部的普什图民族主义。像阿富汗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恰恰在今天这个追求民族主义的世界上并不少见。而这种现实会持续阻碍着民族国家进程，并且继续碰撞出地缘和国家内部的冲突。

民族国家形成的“隔离而平等”的格局，是新冷战时代继承自冷战时代的遗产，也是新冷战和旧冷战最不同的地方。旧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强权的争夺。两者都自居为西方现代性和普世性的正统继承者。随着冷战的争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民族国家所构成的“第三世界”开始在美苏两强中间寻求平衡，成为苏联和美国争夺的重要空间，从而其世界意义也愈发变大。中国在上一次冷战中是“第三世界”的领导者。在当下的“新冷战”格局中，北京依旧没有选择莫斯科在上一次冷战中的位置，它仍然试图继承“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遗产，并且选择拥抱这些民族国家的非西方议程。这一点笔者在2020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过。

在“911”袭击过去二十年后，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挑战美国霸权的北京，将会面临一个困境：将美国版本的现代化作为对手，是否意味着推动一种中国版本的全球化——基础设施和投资的全球化，结合文化上逆全球化——和经典的全球化正好翻转过来？然而，这一切又意味着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民族国家体系，这个体系蕴含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又如何能维持中国的投资和利益安全？毕竟，民族国家体系无法实现真正的“隔离而平等”的理想，它仍然是一个互相交融，彼此有“隔离”和“扩张”欲望的世界体系。尤其是，新冷战时代和二十年前相比，有一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发展”仍然是一个困扰着南方不发达国家的严重问题，而全球的资源分配仍然在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严重不均衡。

我们如今已经看到，并且在未来也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冷战的对抗和疫情的延续，“隔离”和“自主”的语言会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到重塑世界体系的高度；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和对“不干涉”与“安全”的政治憧憬，将在“第三世界”激化更多的冲突和矛盾。这些矛盾很可能刺激或引诱着新冷战时代的大国下场博弈。

“隔离”意味注重彼此不同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而弱化带有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色彩的“文明”。我们该把它看作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清算，还是看成对现代性的历史清算？但也许可以设想的是，被地缘政治竞争所推动着的博弈，会否到头来又发现自己必须打破这样一个隔离与自我固化的循环？

在过去的二十年，我们见惯了文化保守的思维，或习惯了其反面的全球化进步语言。如今在“保卫文化”之下潜藏着的是割裂、保守与压制；在全球化的背后是巨大的无力感和肉眼可见的民族国家体系。往坏了说，早在2001年前后，那个理想中的“地球村”就已经有难以为继的趋势了，如今它作为一种人类理想衰败得更明显了。

往好了说，新冷战时代未必意味着彻底无可挽回的世界。这是因为，如何面对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的多样性和创造进步的能力。我们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已经被历史创造出来的东西，丧失了一点就会更少一点？还是把它们当作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值得被不断保存和激发出来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