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相比貿易戰,中美新聞戰更接近一場「新冷戰」的開端

相比總歸有利益可談的貿易戰,這場新聞戰毫無形成妥協的現實基礎,反而強化着中美相互憎恨的身份,它甚至都不關乎任何對強權和地緣政治的分配,而是「兩個民族的鬥爭」。


2017年11月9日,特朗普進行為期10天的亞洲之旅,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中國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 攝:Thomas Peter - Pool/Getty Images
2017年11月9日,特朗普進行為期10天的亞洲之旅,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中國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 攝:Thomas Peter - Pool/Getty Images

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在各大洲擴散,已經變成各國測試自身動員和緊急應對能力的無聲「戰事」。而中美之間,又在信息與新聞領域打開了另一個戰場。

本週三凌晨,北京宣布報復美國削減中國官媒在美人員的決定,吊銷一批在華美國記者的簽證。據各方消息,這意味着這幾家媒體將會損失他們的大部分駐華記者。

這場新聞戰,可能比延燒許久的中美貿易戰,更接近一場「新冷戰」的開端。

中美「新互動」

中國官方正在對美關係中引入少許類似數年前對韓國、對日本交惡時的交往策略——高調鼓勵對抗,鼓勵「亮劍」。

驅逐記者與前後的一連串動作中,北京的外交系統展現出先前未有的變化。似乎,中美互動正在走向一種「新模式」。

自從特朗普上台,華府對北京的政策日趨強硬。但北京一直在一點上頗為小心,那就是無論和華盛頓是戰是和,都謹慎地避免攻擊特朗普本人。後者也「投桃報李」地標榜他與習近平的良好關係——就算在貿易戰和香港反修例抗議運動的最高峰時,也是如此。然而,就在最近,幾乎是同步地,特朗普開始大談「中國病毒」,北京也公開與之翻臉,主流官媒不再吝嗇批評特朗普。這在一個過去數年曾經下達過命令要求媒體謹慎批評特朗普的國度,無疑是調轉車頭之舉。更不用說,這個時間點,恰在美國大選之前。

趙立堅作為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發布「美軍散布病毒」的猜測,以近似陰謀論的方式質疑美國官方,也是創新。儘管有人會辯駁說,中國的對手先釋放病毒源於武漢某研究機構的傳言,所以中國只是對等回應。但顯然,針對中國的陰謀論中,少有趙這樣,戲劇化有帶着明確官方身份的人物。趙的身份幾乎意味着為「病毒美國起源論」提供官方背書——儘管,其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和外交部發言人耿爽都表示病毒起源需要以科學依據為準,但趙立堅的這條「質疑」,至今仍在推特上留存,安然無恙,可見其絕非一時興起。

在二月份北京驅逐三名《華爾街日報》記者時。觀察者們可以看到決策過程中「報復」的滋味。比如,三名被驅逐的記者——李肇華(Josh Chin)、鄧超和温友正(Philip Wen)參與了針對新疆「再教育營」和涉及習近平家人的報導,這都是北京官方眼中最為棘手的負面新聞。而三月的這場大驅逐則不然——同時驅趕多家報社的多名記者,規模之大,波及之廣,令這一行動帶上了鮮明的中美對抗的民族主義姿態——針對的是美國,具體的記者具體做了什麼,變得不再重要。與美國的對抗,成為這一切背後潛在的湧流。

這一系列的變化,似乎都指向一種趨勢——中國官方正在對美關係中引入少許類似數年前對韓國、對日本交惡時的交往策略——高調鼓勵對抗,鼓勵「亮劍」,鼓勵對美國的「不友好」堅決「反擊」。聯想到在中國外交戰略領域有話語權的專家、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曾在2019年公開建議貿易戰後中國應該走「新形態韜光養晦路線」的建議,當下對美的「大舉出擊」,更加耐人尋味。

這些變化是否和眼下的全球防疫形勢有關?也許北京意識到美國無暇顧及北京的動作?又或者,武漢乃至中國全境的疫情得到控制的消息,令北京的領導者積累了足夠的自信,而美國面對疫情的措手不及陣腳大亂,讓他們堅信了美國霸權行將就木,面對他們眼中的「大考」,中國是「高分學生」,更有底氣挑戰舊的國際秩序?

2020年2月24日,剛調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趙立堅,首次主持例行記者會。

2020年2月24日,剛調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趙立堅,首次主持例行記者會。攝:Roman Balandin / TASS via Getty Images

在危險的邊緣試探?

相比總歸有利益可談的貿易戰,這場新聞戰毫無形成妥協的現實基礎,反而強化着中美相互憎恨的身份,它甚至都不關乎任何對強權和地緣政治的分配,而是「兩個民族的鬥爭」。

北京似乎在嘗試一條新的道路,但反美民族主義的步伐仍然謹慎。

比如,中國外交部試圖避免這場媒體戰被過度解讀。發言人耿爽在週四記者會上仍然複述着類似言論:「中國媒體已經隱忍了太久,但委屈未能求全」,「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但小步的試探還是帶着全新意味。這場新聞戰中,北京一開始驅逐《華爾街日報》記者的直接原因,並非該報損害了中國利益,或是他們的存在威脅了中共政權的安危,而是因為它刊出了一篇觸及歷史屈辱和情感的評論文章。戰端幾乎全然是因為民族主義的理由開啟的。也順着民族主義的邏輯持續發酵——就算這一邏輯在開始時只是藉口。

中美關係上,北京向來謹慎,尤其避免像對日韓那樣訴諸民族情緒。但這次,中國往前試探了一小步。在中美關係上,這一小步也是一大步。

更不用說,在另外一邊的華府,對北京的媒體戰,也從自由主義敘事轉向了民族主義動員。在3月2日,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宣布削減五家中國官媒的駐美名額時,使用的理由仍然關乎新聞審查,言論自由。但特朗普隨後的「中國病毒」論成為了轉折點。特朗普的重點不在於中國政府反應遲緩,檢測不力,信息不自由,指揮不得力——因為畢竟,遲緩和錯誤指揮也是特朗普防疫時的巨大軟肋——而在於把焦點轉移到病毒和中國與中國人的關聯。

「Chinese virus」在美國之外似是強力批評北京,但放在美國政治的語境中,它更多扮演的是一聲美國民族主義,乃至美國白人民族主義的狗哨,用來動員民族情感和「一致對外」的心態。特朗普真的希望對北京追究責任嗎?不重要。他在乎的,是塑造一個外部敵人,再塑造一群內部的「親中美奸」——就在中美互相攻擊之時,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已經開始暗示拜登是中國在美國的代理人

這有多大程度上來源於北京對特朗普的刺激?外人無從知曉。但面對美國國內疫情蔓延,金融市場暴跌,民主黨就防疫不力問題大舉攻詰口誅筆伐,大選又近在眼前的局面,特朗普點燃這場戰火,內部動力十足,反手又給了北京繼續強化「反美」論述的充足理由。北京越反美,特朗普也就越有升級民族主義對外情緒的空間。

最大的輸家顯然是美國自由派與自由主義的對華論述。北京把美國自由派媒體推出當作反特朗普政府的標靶。自由派媒體人很快發現他們既無法說服中國人相信他們和美國政府立場不同,也無法說服美國人相信他們不是在為北京政府說話。中國外交部則先以「反種族歧視」的美國自由派式語言在美國攻擊特朗普,再以「假新聞,不負責任」的特朗普式語言在中國攻擊美國自由派媒體。詭異地,北京和特朗普,在絞殺自由派的議程和公共空間上,以對戰的方式你來我往,合作無間。

許多人質疑,為什麼北京驅逐的記者主要來自《紐約時報》這幾家最反對特朗普的媒體?難道「拉一派打一派」不是最為省力又靈活的辦法嗎?其實,無論北京是有意還是無意,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動員,都給太平洋彼岸的「戰狼」路線帶來了運氣——美國社會看起來很難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兩條「反中」路線之間實現團結,也就因此難以利用北京驅逐記者的機會,給北京一個更有力的報復。

正如筆者曾經指出,中美兩國只有在意識形態對抗的基礎上形成對壘的穩定態勢,才是「新冷戰」,不然就毋寧說是一場低温的熱戰。而相比總歸有利益可談的貿易戰,這場新聞戰毫無形成妥協的現實基礎,反而強化着中美相互憎恨的身份,它甚至都不關乎任何對強權和地緣政治的分配,而是「兩個民族的鬥爭」。在這一局裏,誰先妥協,誰就要面對民族情感的審判。

開弓沒有回頭箭,如果中美都期待着一場格鬥,那媒體戰是比貿易戰更合適的開始。

也許,北京一開始試圖傳播的病毒美國起源論,是為了減輕各國對病毒溯源的追責壓力,轉移注意力來避免自己的危機。但事到如今,他們將自己捲入了衝突升級的螺旋。

畢竟,白宮的思路也和他們一樣。

2019年4月27日,工人們在北京的「一帶一路論壇」上。

2019年4月27日,工人們在北京的「一帶一路論壇」上。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帶路黨」,中國外交的範式轉移?

在未來,我們可能會見到一個「帶路黨」 (「一帶一路」黨)群體在統治精英中出現,變成一帶一路沿線的政治力量撬動北京政治和外交路線的窗口,在中美關係上傳遞更加鷹派的聲音。

在近年來的華府,鼓勵接觸政策的對華温和友善派衰落,對華鷹派崛起。用類似的視角,我們也許可以觀察到北京外交思路中的類似變化。儘管動力迥異,但同樣也是一場「範式轉移」——北京的外交路線,正在向「反美」靠攏。

發言人趙立堅的出場,也許是這種變化的一個表徵。

從2019年中旬成為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積極使用推特的趙立堅,常被形容為「戰狼發言人」。他曾形容美國部分區域為黑人區,引發與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推特罵戰。這次主動挑釁美國,也讓他再一次爆紅。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趙的個人風格,或是外交系統需要這樣一個特別的人,作為反制特朗普的工具,和其他外交官「唱紅白臉」。但是,我們可以從他的推特中看到一些鮮明的特點,然後發現如果僅這樣想,會大大低估他所代表的能量。

趙的推特不僅有四十萬人關注,還「親力親為」地關注了超過18萬人。這個數量,遠遠超出了單一個人的活動能力,更不用說,他每天發推近幾十條,絕對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代表整一群經營外交系統新媒體的人。

在這十八萬關注中,除了有這位發言人需要經常關注乃至去開火「放炮」的外媒賬號和駐華記者,還有許多中亞,南亞,中東國家政客、記者、智庫人士與政治分析師,以及大批推特上的民族主義網民。看得出,趙的賬號還肩負着「大外宣」和「超級聯繫人」功能。用網信系統的語言來說,他肩負着在推特上為中國營造國際「正能量」的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北京於2014年開始一帶一路計劃以來,中國向中東,東南亞,南亞和東歐在內的漫長地帶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資源,人力和物力。這些區域,因其需要發展上的援助和國際政治平衡的更多選項,隨着中美關係下行,自然而然是中國對外宣傳,結交朋友的重點。

趙的工作經歷大多在中國外交部亞洲司與駐巴基斯坦使館,是這些人力和物力的其中一員,也是動員這些域外力量加入唱紅中國讚歌、支持中國對外形象的中層執行者與交易員之一。所謂「交易」,是說在北京在結交友好人士的時候,也需要付出相應的好處,如貸款、援助、商業項目、地緣政治上的支持等等。

「一帶一路」的計劃,包含着將沿線國家拉攏到北京麾下的潛在目標。但如同冷戰中美國和蘇聯都遇到的情況一樣,被拉攏的國家和社會群體,也理所當然希望拉攏者能夠偏向他們的政治理想。

從巴基斯坦到伊朗,從土耳其到俄羅斯,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政治力量各懷心事,但對他們而言,中國都是一個潛在的平衡力量,既有可能幫助他們制衡地區內的對手,也可以牽制美國的力量。當中國的援助與慷慨改變着許多一帶一路國度精英們對世界的認知,使他們相信北京能夠提供美國之外的不一樣的選擇,那麼他們也就自然會產生更強烈的需求,希望北京採取更進取乃至更激進的策略——尤其是針對美國,從而撬動整個舊的世界秩序,為這些後發國家爭取更大的空間和寬鬆的氛圍。

這也是北京試圖挑戰美國霸權的必然需求,從亞投行到輸出人民幣結算,中國一直在考慮用什麼辦法挑戰美國的世界帝國。面對要求中國挑戰美國的聲音,北京的積極響應,只是時間問題。趙立堅推特上亞非人士與民族主義網民的共同出現,絕非偶然。

更何況,諸多這樣的位置加在一起,足以順理成章形成一個依賴一帶一路計劃生存的群體,將這條路上的利益需求,以外交政策、智庫或政策建議的方式向北京表達。也許我們可以大膽猜測,在未來,我們可能會見到一個「帶路黨」 (「一帶一路」黨)群體在統治精英中出現,變成一帶一路沿線的政治力量撬動北京政治和外交路線的窗口,並且很可能出於「第三世界崛起」的意識形態,在中美關係上傳遞更加鷹派的聲音。

曾經,這種聲音也許不會對北京的決策產生足夠影響,但當中美關係已經令北京感到不安全的時候,穩健的對美政策與常年依賴中美合作的精英官僚們的地位,也就都是隨時可以改變的。中國政治體制和外交政策的集權化轉變,也為變化提供了無限可能。

當然,這是讓北京兩難的選擇。中國傳統上不願意介入這些地區政治,但一帶一路聚集起的力量和撬動的國際形勢是實實在在的。中國越擔心美國對自己的遏制和威脅,就會越投入一帶一路的計劃,越投入一帶一路的計劃,就會越因應沿線國家的需要而更反美,從而令華府更有遏制北京的意願。這將是在未來不斷循環的一個過程。

趙發言人顯然不是孤立現象,一種系統化的、內外力量交織的、在中國體制內外對外交路線和稱霸戰略的爭奪和重新定義,正隨着中國自身國際位置的改變而發生,這是這場媒體戰背後更長時段的趨勢。

在中美貿易戰中,「你打我也打」的聲音在開始時震耳欲聾,但北京最終選擇了忍下一口氣,再次韜光養晦。但媒體戰發生在一切都出人意料的2020年,我們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路數。病毒打破了許多脆弱的平衡,帶來了更劇烈的震動,2020年才剛剛開始。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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