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崇毛抑邓？习时代对两个领导人的重塑和打通四个“三十年”的野心

【编者按】中共建党百年，端传媒推出专题，欢迎点击订阅。我们在系列文章中解读中国年轻人为何热衷于入党、建党百年纪念将如何奠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以及，中共如何论述自己的百年历史，这其中突出了什么、又抹去了什么。

今天的文章，作者尝试以习近平的党史论述出发，并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作对比，探究毛、邓二人及其时代在中共语境中的演变及缘由，以此折射出中共对于权力分配的构想，尤其是对于政治体制和党政关系的建构。

中共建党一百年纪念，如何评价两大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时期），关系到两位政权奠基者、发展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地位诠释。笔者尝试以习近平的党史论述出发，并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作对比，探究毛、邓二人及其时代在中共语境中的演变及缘由。

毛、邓两个时期的定性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可以折射中共对于权力分配的构想，尤其是对于政治体制和党政关系的建构。江胡习三代领导人均认为毛是政权开创者和民族复兴奠基者（“站起来”），邓是改革开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设计师（“富起来”），毛、邓两大时代，起承了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

但习所着重打造的，是属于他自己的政治符号。从毛和邓的政治遗产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由连贯的、稳定的党史叙述，巩固“习思想”的权威和合法性。习时期的官方话语，呈现出“崇毛抑邓”的倾向，也就是重塑并加强毛在党史中的伟人形象，将邓去英雄化，使其变成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和“优秀管理人”。

“崇毛”，体现于大幅引述毛的党建思想，重视“革命传统”、“红色基因”，同时，肯定毛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淡化了文革中的负面影响；“抑邓”，并非全面贬低邓的历史地位，而是将其个人贡献，放置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中，归结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成就。邓氏词语，更多地被用于论述社会主要矛盾、深化改革的方向。

一、习近平时期党媒的报道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曝光度颇高，很大程度是因为其属于习时代的理论缩略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其建构中国梦和民族复兴蓝图的关键核心，而“共产主义”虽然是共产党的“远大理想”，但与当前所重视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格格不入。

从党媒人民日报的报道热度来看，自习执政以来，“崇毛抑邓”的趋势，延续至今。笔者采用了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的方法，计算关键词在特定时段内出现的次数与年度总篇数之比，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沸”、“烫”、“热”、“暖”、“温”、“冷”六级，以展示语词的传播度（该方法便于展示“同一时期不同词语的横向语温比较，与各词语在各时段的纵向语温演变，将更完整的语象图景呈现于研究者面前”）。2013年至2019年，是“毛烫邓热，毛高于邓”。疫情阴影下的2020年，理论宣传声势较弱，变为“毛热邓温”。而随着建党百年纪念的临近，2021年开年至今（截止6月15日），毛、邓的热度大幅跃升，均属“烫”级，且毛继续超过邓。

这一格局，与“红色”一词的词频走向相照应。“红色”代表的是中共政权的原教旨主义，强调思想、原则和实践的纯正性，是否与建党的初衷相符。代表词如“红色基因”、“红色江山”、“红色热土”等。如下图所示，习的“红色”论述的热度，远远超过了毛、邓、江、胡时期，属“烫”级，相较而言，经历过政权危机的邓和江时期较低，仅为“热”。

值得注意的是，本应该成为共产党根基的“共产主义”，却一直处于低位。其在习时期（2013年至2020年）的出现频率稍跃“暖”级，高于江、胡，但低于毛、邓时期。

逐年来看，“共产主义”的热度也远远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红色”、毛、邓二人姓名类似，其在2020年的声势较弱，在人民日报上仅出现73次。而据学者吴思的整理，习在2018年12月至2021年3月期间，在公开讲话中提及“共产主义”的次数，也仅有5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曝光度颇高，很大程度是因为其属于习时代的理论缩略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也是其建构中国梦和民族复兴蓝图的关键核心，而“共产主义”虽然是共产党的“远大理想”，但与当前所重视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格格不入。

“崇毛抑邓”，也体现于强调毛式表达“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弱化邓式“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在讨论国家治理与制度的19届4中全会上完全消失，而且仅在2013、2017、2018年为“温”，其余六年均位于“冷”级。相较而言，“党政军民学”一词在2017至2020年为“温”。相照应的是，与政改相关的其他关键词，“民主政治”、 “政治文明”、“党内民主”、“权力过于集中”在过去8年间声量也较弱。可见，“崇毛抑邓”崇的是权力集中，抑的是权力限制。

二、“崇毛”：淡化文革，强化“奠基人”

对于文革，习持否定态度，然而他批左不批毛，认为“文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指出“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习对于毛的推崇，外界已多有观察。在习时期的官方语境中，毛是红色政权的奠基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瞻者，是串联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带路人。带有毛氏及左派色彩的词语，如“敌对势力”、“刀把子”、“舆论斗争”、“阵地意识”、“革命化”等，时有出现，相较于江、胡时期，明显回潮。它们的矛头直指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民族分裂势力，波及到知识分子及整个公共舆论生态，引人联想毛的“反右”乃至“文革”。

文革之后，中共对于毛的功过和文革的评价，成了未来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准和领导路线的标尺。在邓时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彻底否定了“文革”，称其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将其归结于“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另一方面，邓依然肯定了毛的功绩，将毛泽东思想继续视为党的指导思想，“文革”是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左倾错误。其后，江、胡、习延续了对于“毛思想”的推崇和毛本人的高规格的纪念，但与邓“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的论调不同的是，他们为左派和极左的存在创造了空间。

对于文革，习持否定态度，然而他批左不批毛，认为“文革”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指出“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也不能以今日的环境要求前人，意图削弱毛的个人责任。如对习近平版本的党史分析可以看出，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强调了党和国家在“文革”时期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进展”（“两弹一星”、拓展外交局面等），删减了负面影响，突出了党自我纠错的能力。

对于党建，习常常将毛的论述奉为基本，较少凸显邓的个人贡献。在中共的95周年（2016年7月1日）纪念时，习的讲话将毛勾勒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开创者，邓是继承者和纠偏者。习认为，中共需要先牢记毛口中的“进京赶考”——对于党的历史考验依然延续——再强调坚持邓所倡导的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同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的重要节点，习再次引述了毛的表述，指出“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提升战斗力量，并且仅以叠罗汉的形式提到了“邓小平理论”，与其他理论思想并列。

习对于毛的重要引述，还包括：习在十九大精神研讨班（2018年1月5日）重新提及毛在1927年10月亲自撰写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认为这是“共产党人政治觉悟的生动写照”，指出应该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习将毛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党“不变质”的原则，称毛“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的意义延续至今。他认为，毛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习时期新党史中的重要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都可以追溯到毛的思想与个人经历。

但“崇毛”并非完全回归毛时代。毛时代的“大民主”，即发动群众力量对抗官僚结构，以及相对应的“造反有理”、“大鸣大放”、“一大二公”等原则及做法，目前并没有复活的迹象。正如19届4中全会所提出的，习时代主张建立的是“党委领导”下有“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旨在“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把官僚体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

三、“抑邓”亦“借邓”，塑造“纠偏者”

对比习、胡分别在邓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的讲话可以发现，习讲话中新增了邓“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认为其并未背离毛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加重了其作为路线“纠偏者”、“继承者”的底色。

在习时期，邓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集体领导的代名词，突出的是其对于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他的底色更趋近于“纠偏者”和“继承者”，而非“开拓者”。如前文所述，对于邓的评价，映射的是习对于自身领导路线与形象的塑造。

具体而言，习的“抑邓”，体现于弱化其对于“邓理论”建构的主导地位，突出党的集体领导的贡献，淡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借邓”，则是显现于借用其经济改革遗产，提升全球化参与度和领导力。同时，也为自己“民族复兴”、“道路自信”的话语张目。

对比习、胡分别在邓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的讲话可以发现，邓本人，从胡讲话中的“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变成了“主要创立者”，暗示这是领导集体而非个人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习讲话中新增了邓“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认为其并未背离毛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心，加重了其作为路线“纠偏者”、“继承者”的底色。而且，习强调邓具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而胡突出的是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定性，习时代愈加强调邓对于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并且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归结于“党的领导”。笔者曾在文章中指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讲话（江时期）强调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促进作用，30周年讲话（胡时期）增加了其对于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40周年讲话（习时期）则将改革开放的影响抬升至民族前途、世界发展层面，称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官方当下对于党建的叙述，弱化了邓“8.18”讲话（又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讲话）（注）中的关于权力一元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史纪念活动中，能映射“邓理论”的论述，集中于“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其丰富程度远不及毛所代表的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时期。

“抑邓”的同时，也是在“借邓”。官方自邓时期起所推崇的“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及推动并引领全球化进程的诉求，仍属于习时期的强势主张。19大报告延续并发展了邓式改革话语，提及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日益增长的要求，“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简言之，如习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讲话中所述，关于改革，“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同时，邓对于“中国特色”道路的坚持，也成了习时代增强“道路自信”的历史参照。习曾引述邓的话，认为不可照搬别国模式，不可走“邪路”（选择资本主义）和“回头路”（重复左倾错误），还是需要探索并坚持中国道路，但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另一方面，无论是毛还是邓，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共同缔造者，也是建党“初心”的维护者。官媒曾发文指出，先是毛时代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根本制度基础”，接着是邓时代“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遗产在江、胡、习时期得以丰富并延续。 “中国梦”、“两个一百年” 、“不忘初心”等词，在习时代的官方话语中长期热度不减，也与此相映。

四、打通两个“三十年”：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四个“三十年”

打通两个三十年，本质上还是为了加深执政根基、路线源头，将“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成统一、连贯的体系。

诠释毛、邓两个时期，习秉持的是“两个不能否定”的原则（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淡化两个三十年的区隔，强调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均是中共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的时期。

他更是提出新“四史”，即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如此一来，建党以来的四个三十年，即“革命”（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设”（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十年）和“发展”（21世纪初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便成了相辅相成、互为映照的共同体，说明社会主义探索呈现“阶梯式或螺旋式上升”之势。

在2013年伊始，习就指出两个三十年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其联系性在于，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互为探索、铺垫与继承、发展的关系。而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阐述，两者的区别，主要是指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内外条件、实践基础上”有着“很大差别”。

此外，在官方口径中，前三十年有功绩，后三十年也有错误，不能以单一的标准比较。前三十年，不仅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也通过“文革”，总结出了不少经验教训，恰恰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而后三十年，虽然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也出现了较多问题，如贫富差距大，精神文明落后于物质文明，生态保护较弱，等等。它们的成就与问题，都是植根于中国国情，是分属不同发展阶段的。

打通两个三十年，本质上还是为了加深执政根基、路线源头，将“中国道路”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塑造成统一、连贯的体系。官方认为，肯定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决定着能否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能否正确评价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若否定两个三十年或是任意一段，就意味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便于国内外敌对势力动摇政治信仰，扰乱社会，恐将重蹈东欧剧变的覆辙。

而关于“中国道路”的属性，新华社的两篇重磅评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和《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社会主义终结了封建旧时代，而中国又以自身探索（如改革开放），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和社会主义早已密不可分。

注释：“8.18”讲话，或“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讲话——文革后，党内力量重组，毛派势力减弱，解放思想、改革人事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讲话，严厉批判了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主张党政分开。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共十三大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也被党内外主流研究者们认为是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