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从“重庆模式”到强国心态——习时代的“消极革命”如何重塑中国政治

【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近期，我们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以及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自2012年之后的政治转型的分析。人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体制有诸多激烈的批评，“专制”、“极权”、“失控”⋯⋯且其屡屡呈现于中美脱钩、香港管治内地化、而国际博弈未分高下的现实之中。这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与习上任前一些观察者的预期相反。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习个人的问题吗？是否也有可参考的历史脉络？答案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中一个角度回答。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十分剧烈。许多中外论者都考察过这一政治转型的各种表现，也使用了各种术语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讨论这一转型为什么会发生、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有这方面的讨论，也往往将转型的发生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对于“转型为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关注缺失，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尤其要考虑到，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是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在习近平刚刚接班时，坊间大多认为他是开明的领导人，甚至把推动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随后的事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换句话说，“转型为何发生”是个让一些观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谜题，因此也就更有讨论的价值。

要想理解“转型为何发生”，需要我们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梳理当代中国的政治脉络。这一脉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几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这无疑是最具震动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结合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张跃然新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讨论“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一模式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并对他的研究发现进行引申，指出“重庆模式”如何成为推动习时代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众动员为核心的“重庆模式”

一提起“重庆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唱红打黑”，并会联想到国家暴力和压迫手段的大幅度扩张。“打黑”自不必说，是薄熙来用暴力方式打击地方精英、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唱红”——高频率、大密度地举办动辄上万人参与的集体唱红歌活动——似乎也仅仅是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不情不愿地参与政治作秀而已。再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破坏法治、将发表异见的网民劳教等种种行径，更让人感觉所谓的“重庆模式”不过是高度威权和国家暴力的大范围使用。

但如果仅仅将“重庆模式”视作威权和暴力，就很难理解一个事实：薄熙来主政期间在重庆当地民望极高。包括BBC和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外媒发现，在薄熙来倒台之后的几年里，重庆人——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对薄十分怀念。《华盛顿邮报》甚至报导，在2012年5月，也就是薄下台的几个月后，重庆人曾计划以集体请愿的方式为薄讨回“公道”。薄熙来在重庆的高支持度，显然是难以用威权和暴力解释的。

公允地讲，“重庆模式”的核心并不是通过暴力来彰显权威，而是通过全方位的、面向社会各界的大范围民众动员，让民众在政治参与中形成对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认同。这种政治参与，当然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和控制的政治活动，但在政府允许范围内，也为民众的自发性留出了一些空间。对于大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强调，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只有当民众亲身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才可能形成相对牢固的政治认同感。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重庆模式”的大众动员，与一般常说的“运动式治理”是不同的。后者的动员对象往往局限于官僚国家机器内部，而前者动员的是社会各界的民众；后者旨在通过动员完成某些行政目标，而前者的动员目的是完全政治化的——重塑民众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民众成为认同政府的政治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唱红”背后的强制性参与，重点不在于“强制”，而在于“参与”。不管民众参与唱红活动的最初动机是否处于自愿，但他们只要参与其中，就成为了向政府表达认同的大型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这种“成为政治景观”的亲身体验，反过来往往具有塑造认同感的效果。当政治景观和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的时候——重庆政府当时花了大量精力鼓励民众把所谓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融入日常生活中——政治参与便完全渗透进了人们的起居作息当中。完全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同样的道理，“打黑”也不仅仅是暴力，而是将暴力作为大众动员的手段。在重庆政府处决“黑恶势力”的时候，重庆街头曾出现许多民众拉横幅、放鞭炮表示庆祝的景象。不管这些举动是政府有意安排还是民众出于自愿（更可能是两者兼有），都说明暴力和动员的密不可分。同时，重庆政府还将大众动员纳入执法环节，公开鼓励民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的有关线索，强调“打黑”是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结果。

“唱红”和“打黑”的例子都说明，使用暴力和塑造认同并不是对立的，暴力是塑造认同的手段，大范围的民众认同反过来让政府对使用暴力更加理直气壮——这种认同和暴力交织的状态，恰恰就是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所说的“霸权”（hegemony）。

更为特殊的，是当时重庆政府对待群体抗议事件的态度。2008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曾发起一次大规模罢工，抗议过低的收入和过高的油价。在罢工发生后，薄熙来高调地协调各个政府部门回应出租车司机的诉求。两天后，薄熙来甚至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和出租车司机罢工代表举行圆桌对话，认可司机们的不满是合理的，还说政府应该反省自身。

这种对群体抗议事件的处理方式，和当时其他地方政府形成了极大反差。其高妙之处在于，地方政府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基层抗议者诉求的发言人。这样一来，集体抗议也成了强化基层和政府之间联结的政治参与方式——抗议对于政权稳定的破坏性涵义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动员环节融为一体。

这样一来，集体抗议也成了强化基层和政府之间联结的政治参与方式——抗议对于政权稳定的破坏性涵义被消解了，反而和政府的动员环节融为一体。

当然，要想成功通过大众动员来达到塑造政治认同感的目的，不仅仅需要一系列具体的动员技术，也需要清晰的意识形态论述。这也是为什么，重庆政府的全部政治操作，都围绕着“共同富裕”和消除“三大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口号展开。“共同富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针锋相对，代表着经济再分配、平等主义乃至于劫富济贫的理念（这也和“打黑”运动中对重庆民营企业家的镇压相吻合）。

薄熙来自己就反复说，他要争取的民心不是让10%、15%的人满意，而是让90%的人满意（略带讽刺的是，这和2011年“占领华尔街”中出现的“我们是99%”的口号产生了某种神奇的共鸣）。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之下，重庆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带有再分配意涵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向富人征收房产税，还是开展大型公共廉租房建设，或者加大对于市政服务和低保福利的投入，都让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切实获益”的感觉。

高举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旗，运用一系列大众动员技术，再辅以经济再分配政策和国家暴力的使用，使得“重庆模式”成为一个复杂、多层次的政治系统工程，其核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动员，让民众对政府的意识形态愿景产生亲身参与感，从而培养、巩固民众对政府和薄熙来本人的认同。

在这一动员模式当中，薄熙来成了广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众挑战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众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又无形中构成了对薄熙来的授权。

在这一动员模式当中，薄熙来成了广大民意的化身，政府代表民众挑战地方精英的既得利益，而民众各个层面的政治参与，又无形中构成了对薄熙来的授权。从这个角度看，既可以说“重庆模式”是民粹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毛氏社会主义。它在塑造民众政治认同方面的效果，也确实是十分成功的。

“重庆模式”在当代中国究竟有多特殊？

和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模式相比，“重庆模式”究竟特殊在哪儿？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相对直观的比较分析。张的论文指出，2011年出台的一项特殊政策，恰恰提供了比较的机会：从那一年开始，重庆和上海宣布对一部分居民家庭拥有的房产每年征收一笔“房产税”。虽然都叫“房产税”，但重庆和上海对于这个税的设计和征收方式却非常不同。

在官方宣传中，重庆政府强调房产税是一项“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措施。时任市长黄奇帆在面对媒体解释这个政策的出台动机时，就称这个税是“三端调控”的一部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抑制。政府会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房，为中产阶级在市场中购房提供补贴，而这些钱的来源则是对高端房产所有者的“抑制”——征税。在其他场合，重庆政府也频频将房产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联系起来。

与重庆政府不同，上海政府的官方口径中，一直将房产税定位为解决房地产市场过热这一经济问题的技术性手段。上海政府对房产税的政策说明，一直是和限购、限贷等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技术性调控措施绑定在一起的。在上海政府的表述中，因为房价涨得太快，不得不开征房产税。更夸张的是，政府直接将主导制定房产税政策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市房管局，而不是历来负责财税政策的财政局，进一步强化房产税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技术性涵义。

在具体的征收对象上，两个城市的房产税同样差异甚大。重庆的房产税主要面向的是中心城区的独栋别墅——明显针对重庆财富金字塔的最顶尖人群。重庆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也开玩笑地将房产税称为“富人税”：“在重庆，你是不是富人，就取决于你用不用交这个税”。

而上海房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在2011年政策开始实施后，居民家庭新买的第二套住房。换句话说，不论你在2011年前买了多少高档住房，都不用交税。因此，上海房产税瞄准的并不是上海的最富人群，而是在2011年后打算购买第二套房的人群——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部分。

从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

重庆和上海之间的鲜明对比也体现在征税过程中。在重庆，政府动员各级税务部门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征收房产税，甚至为此暂停了征收其他税种的工作。有学者估算，征收房产税得到的收入，甚至覆盖不了政府为征这个税所花的成本。重庆政府为什么要做这个赔本买卖？在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看来，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重庆市民做出一个姿态，让大家看到政府在勇敢而坚决地挑战地方经济精英的利益。因此，政府工作人员会高调地开着税务专用车到别墅社区上门征税，或者拉着横幅在机场堵截纳税人——总之，越公开、越可见越好。

与此同时，房产税也成了政府进一步动员大众的工具：在高调向纳税人施压的过程中，税务人员甚至会鼓励普通市民加入。2011年12月，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了尚未缴纳房产税的业主名单——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做法——这事实上是在动员民众一起向这些欠税的富人施加压力。

而上海政府“向2011年之后新购的第二套房征税”的设计，则彻底将税收的涵义去政治化了。对于那些正在考虑买第二套房的上海中产家庭来说，他们得知房产税开征之后的反应，是重新考虑自己的买房计划，并通过仔细的计算和比较来调整性价比最优的买房方案——换句话说，这些潜在纳税人是用一种个体的、纯粹经济层面的方式回应房产税。而一旦这些家庭依然选择买房，那么房产税就成了这些家庭“自愿”选择接受的“契约条款”。同时，因为政府大力宣传房产税有助于降房价，这些正在考虑买第二套房的中产家庭，甚至会觉得房产税是有利于自身利益的。

上海政府则努力将税收的内涵经济化、技术化，这本质上是一套“去政治化”的操作，将社会的政治参与最小化。

从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重庆一边强调房产税的再分配、劫富济贫色彩，一边利用房产税高调博取社会好感并进一步动员大众，这和“重庆模式”的内核完全一致。而上海政府则努力将税收的内涵经济化、技术化，避免触及既得利益，尽可能避免任何利益群体出现政治动员，引导潜在纳税人以个体化的经济决策来回应税收。这本质上是一套“去政治化”的操作：避免民众从政治角度看待政府的行为，引导人们以经济而不是政治的方式回应政府，将社会的政治参与最小化。

“重庆模式”与高层政治竞争

在毛时代之后，中共的高层政治竞争一直是“宫廷政治”、“密室政治”，与社会民意并不存在直接关系。那么，薄熙来为何选择以大众动员的方式参与高层政治竞争？

不少观察者已经指出过，薄熙来发动“重庆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尽可能占得有利位置，以便自己在2012年国家最高领导人换届后进入权力核心。但问题在于，薄熙来为何选择以大众动员的方式参与高层政治竞争？毕竟，在毛时代之后，中共的高层政治竞争一直是“宫廷政治”、“密室政治”，与社会民意并不存在直接关系。这样一来，薄熙来以积极、系统的社会动员手段来求民望的做法就变得难以理解。

要理解薄熙来为何以如此异端的方式参与政治竞争，就需要考虑薄熙来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所处的具体位置。2007年，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这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贬职。《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的报导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吴仪等人有意以此安排将薄熙来边缘化；而美国国务院搜集的情报（后被 WikiLeaks 公开）称，薄本人对这一调任也十分失望。

调任重庆的薄熙来，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十分边缘化，并有坚定的反对者。这一政治环境，是理解“重庆模式”的关键因素。

换言之，调任重庆的薄熙来，在当时的高层政治竞争中十分边缘化，并有坚定的反对者。这一政治环境，是理解“重庆模式”的关键因素：对于社会的大规模动员，是薄熙来抗衡高层政治中的反对者、使自己保持存在感、从体制外部反向施压体制内部的手段——只有以社会力量打破高层政治竞争的既有规则，薄熙来才有在竞争中“获胜”的希望。

这一结论也在重庆房产税的具体出台过程中得到证实。当重庆官员告知中央财税部门官员“重庆有意开征房产税”时，后者曾担心地问，如果中央领导人不同意怎么办。重庆官员回答道，重庆最高领导人早已料到某些中央领导会处处作梗，所以才将民众动员起来；具体到房产税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准备提前公布方案，让中央看到开征房产税在群众中呼声多高、不得不同意”——事实上，重庆政府也确实在征税方案被中央批准之前，就早早地向社会公众频繁吹风。

当薄熙来把“通过大众动员来参与政治竞争”的非常规操作引入中国当代政坛后，的确对其他竞争者造成不小的冲击，包括那些本来占有优势的竞争者——比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相比薄熙来，俞正声的仕途要顺利得多——1997年，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俞正声直接跃升为建设部部长；2002年，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成为政治局委员，这在中部省份的领导人中是罕见的；2007年，他又调任上海市委书记。这一实质上的“升职”，使俞正声在政治竞争中占据有利的位置。

但据当时和上海高层领导有频繁接触的中央财税部门官员回忆，在“重庆模式”风头正盛的那几年，上海的领导人对重庆的一举一动时时关注、倍感威胁。中央财税部门官员正是利用这一点，才最终说服上海同意试行房产税。上海选择和重庆同步推出房产税，是因为“不想让风头全都被重庆占了”。但和重庆不同，对上海而言，要紧的是如何付出最小的政治代价完成房产税的出台和征收，所以“去政治化”的操作就成了最稳妥的选择。

从大众动员角度而言，“重庆模式”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对中国高层政治来说则是严重的危机。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这一危机最终在2012年年初彻底爆发，成了习近平在2012年底接班掌权后，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看，此时的高层政治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更是异端政治模式和常规竞争手段之间的竞争。“重庆模式”的横空出世，挑战了高层政治竞争的原定游戏规则。它的危险之处在于，通过积极、系统的政治动员，将大众的能量带到高层政治中来。活跃的、积极参与政治的大众，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共政治精英来说，不啻是巨大的威胁——毕竟，没有人能预料被动员起来的大众究竟会释放多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又会走向何方，对政治秩序最终会造成多大冲击。

从大众动员角度而言，“重庆模式”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对中国高层政治来说则是严重的危机。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这一危机最终在2012年年初彻底爆发。2012年，中共一直在应付这一危机中疲于奔命。虽然高层政治的既定秩序没受到根本性破坏，但几年下来大众动员积蓄的能量也显示出不可小觑的韧性。这样一种危机状态，是习近平在2012年底接班掌权后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重庆模式”与中国政治的未来

“重庆模式”对中共高层政治造成的震撼和危机是深远的。而2012年之后习近平治下的政治转型，恰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危机的回应。这里，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对我们理解这一脉络尤为重要。在葛兰西的理论中，面对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力量，政治体制中试图捍卫既有秩序的领导人往往并不会将颠覆力量完全消灭，而是选择性地借鉴、吸纳颠覆力量中的一部分，使自身变得更有韧性，但同时坚决摒弃颠覆力量中最有颠覆性的部分。

习时代的政治转型，体现的恰恰是这一“消极革命”逻辑，它选择性地吸纳了“重庆模式”中的若干元素。我们能明显感觉到，2012年之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强了镇压、管控和国家暴力的使用，另一方面开始重新学着掌握一系列动员社会民众力量——尤其是青年民众力量——的技术，并让动员和镇压构成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除此之外，强化意识形态领导、塑造最高领袖的个人权威，也是“重庆模式”的遗产。

若干观察者试图用“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等术语说明的现象，几乎都能在“重庆模式”中找到精准对应。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薄熙来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重庆模式”却不仅活了下来，还被发扬光大。

习时代的“消极革命”，恰恰摒弃了“重庆模式”中最具颠覆性的成分：追求平等、崇尚再分配、批判贫富差距的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

但习时代的“消极革命”，恰恰摒弃了“重庆模式”中最具颠覆性的成分：追求平等、崇尚再分配、批判贫富差距的反精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所收获的动员效果，真实反映了社会众多阶层对数十年来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积累的社会弊病、分配不公问题的巨大不满。习时代延续了“重庆模式”对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强调，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内核彻底取消了“重庆模式”内含的对既有政经秩序的（不彻底的）批判，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和强国心态。对“重庆模式”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元素的拒绝，既可能是习时代中共执政者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体制惯性使然。

如此梳理下来，我们就更能看清习时代的政治转型处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中。不少观察者曾经指出，1989后中国形成的改革年代政经秩序，可以说是“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尽可能地让民众不关心政治、变成政治冷感的个体（1999反美游行等极少数时刻是例外），在此基础上一边维持威权统治，一边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秩序的内在矛盾——去政治化导致的政治参与真空、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给了“重庆模式”足够的施展空间，使得“重庆模式”凭借大众动员和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迅速积累能量，并造成了中共高层政治的巨大震动和危机。

习时代的政治转型不得不选择性地吸纳“重庆模式”中的众多元素，才得以回应后者带来的政治危机。这样来看，习时代的政治转型，实则是后八九时代“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政经秩序的间接的非预期性后果。

这样来看，习时代的政治转型，实则是后八九时代“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政经秩序的间接的非预期性后果。

所有有心探索中国政治未来出路的人应该意识到，和十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局面确实是不一样了。十年前，我们面对的仍是后八九时代的“去政治化的威权新自由主义”。面对这一秩序，许多左派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去政治化”和“新自由主义”，希望以一种强化大众政治参与的方式复活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这一道路最终化身为“重庆模式”；而自由派们，主要试图挑战“去政治化”和“威权”这两个元素，即通过倡导民主化和公民社会来提升公众权利意识、扩大政治参与，这一道路最终化身为汪洋主政广东期间的“广东模式”。

有趣的是，左派和自由派的政治道路虽然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在反对“去政治化”、激发政治参与这一问题上其实是有共识的。

而今天的政治秩序，依然秉持“威权”和“新自由主义”，但却不能说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了——相反，拜“重庆模式”所赐，现体制已经灵活掌握了众多“再政治化”的动员技术，可以按自身需要切换“再政治化”和“去政治化”的不同面向，大大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左派和自由派所探索的道路似乎都已失效，我们更需要重新出发，寻找一条新路。

参考文献：
Zhang, Yueran. 2020.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wo Modes of Taxing Private Homeownership: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