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相比贸易战，中美新闻战更接近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各大洲扩散，已经变成各国测试自身动员和紧急应对能力的无声“战事”。而中美之间，又在信息与新闻领域打开了另一个战场。

本周三凌晨，北京宣布报复美国削减中国官媒在美人员的决定，吊销一批在华美国记者的签证。据各方消息，这意味着这几家媒体将会损失他们的大部分驻华记者。

这场新闻战，可能比延烧许久的中美贸易战，更接近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中美“新互动”

中国官方正在对美关系中引入少许类似数年前对韩国、对日本交恶时的交往策略——高调鼓励对抗，鼓励“亮剑”。

驱逐记者与前后的一连串动作中，北京的外交系统展现出先前未有的变化。似乎，中美互动正在走向一种“新模式”。

自从特朗普上台，华府对北京的政策日趋强硬。但北京一直在一点上颇为小心，那就是无论和华盛顿是战是和，都谨慎地避免攻击特朗普本人。后者也“投桃报李”地标榜他与习近平的良好关系——就算在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抗议运动的最高峰时，也是如此。然而，就在最近，几乎是同步地，特朗普开始大谈“中国病毒”，北京也公开与之翻脸，主流官媒不再吝啬批评特朗普。这在一个过去数年曾经下达过命令要求媒体谨慎批评特朗普的国度，无疑是调转车头之举。更不用说，这个时间点，恰在美国大选之前。

赵立坚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布“美军散布病毒”的猜测，以近似阴谋论的方式质疑美国官方，也是创新。尽管有人会辩驳说，中国的对手先释放病毒源于武汉某研究机构的传言，所以中国只是对等回应。但显然，针对中国的阴谋论中，少有赵这样，戏剧化有带着明确官方身份的人物。赵的身份几乎意味着为“病毒美国起源论”提供官方背书——尽管，其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和外交部发言人耿爽都表示病毒起源需要以科学依据为准，但赵立坚的这条“质疑”，至今仍在推特上留存，安然无恙，可见其绝非一时兴起。

在二月份北京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时。观察者们可以看到决策过程中“报复”的滋味。比如，三名被驱逐的记者——李肇华（Josh Chin）、邓超和温友正（Philip Wen）参与了针对新疆“再教育营”和涉及习近平家人的报导，这都是北京官方眼中最为棘手的负面新闻。而三月的这场大驱逐则不然——同时驱赶多家报社的多名记者，规模之大，波及之广，令这一行动带上了鲜明的中美对抗的民族主义姿态——针对的是美国，具体的记者具体做了什么，变得不再重要。与美国的对抗，成为这一切背后潜在的涌流。

这一系列的变化，似乎都指向一种趋势——中国官方正在对美关系中引入少许类似数年前对韩国、对日本交恶时的交往策略——高调鼓励对抗，鼓励“亮剑”，鼓励对美国的“不友好”坚决“反击”。联想到在中国外交战略领域有话语权的专家、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曾在2019年公开建议贸易战后中国应该走“新形态韬光养晦路线”的建议，当下对美的“大举出击”，更加耐人寻味。

这些变化是否和眼下的全球防疫形势有关？也许北京意识到美国无暇顾及北京的动作？又或者，武汉乃至中国全境的疫情得到控制的消息，令北京的领导者积累了足够的自信，而美国面对疫情的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让他们坚信了美国霸权行将就木，面对他们眼中的“大考”，中国是“高分学生”，更有底气挑战旧的国际秩序？

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相比总归有利益可谈的贸易战，这场新闻战毫无形成妥协的现实基础，反而强化着中美相互憎恨的身份，它甚至都不关乎任何对强权和地缘政治的分配，而是“两个民族的斗争”。

北京似乎在尝试一条新的道路，但反美民族主义的步伐仍然谨慎。

比如，中国外交部试图避免这场媒体战被过度解读。发言人耿爽在周四记者会上仍然复述着类似言论：“中国媒体已经隐忍了太久，但委屈未能求全”，“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但小步的试探还是带着全新意味。这场新闻战中，北京一开始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直接原因，并非该报损害了中国利益，或是他们的存在威胁了中共政权的安危，而是因为它刊出了一篇触及历史屈辱和情感的评论文章。战端几乎全然是因为民族主义的理由开启的。也顺着民族主义的逻辑持续发酵——就算这一逻辑在开始时只是借口。

中美关系上，北京向来谨慎，尤其避免像对日韩那样诉诸民族情绪。但这次，中国往前试探了一小步。在中美关系上，这一小步也是一大步。

更不用说，在另外一边的华府，对北京的媒体战，也从自由主义叙事转向了民族主义动员。在3月2日，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宣布削减五家中国官媒的驻美名额时，使用的理由仍然关乎新闻审查，言论自由。但特朗普随后的“中国病毒”论成为了转折点。特朗普的重点不在于中国政府反应迟缓，检测不力，信息不自由，指挥不得力——因为毕竟，迟缓和错误指挥也是特朗普防疫时的巨大软肋——而在于把焦点转移到病毒和中国与中国人的关联。

“Chinese virus”在美国之外似是强力批评北京，但放在美国政治的语境中，它更多扮演的是一声美国民族主义，乃至美国白人民族主义的狗哨，用来动员民族情感和“一致对外”的心态。特朗普真的希望对北京追究责任吗？不重要。他在乎的，是塑造一个外部敌人，再塑造一群内部的“亲中美奸”——就在中美互相攻击之时，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已经开始暗示拜登是中国在美国的代理人。

这有多大程度上来源于北京对特朗普的刺激？外人无从知晓。但面对美国国内疫情蔓延，金融市场暴跌，民主党就防疫不力问题大举攻诘口诛笔伐，大选又近在眼前的局面，特朗普点燃这场战火，内部动力十足，反手又给了北京继续强化“反美”论述的充足理由。北京越反美，特朗普也就越有升级民族主义对外情绪的空间。

最大的输家显然是美国自由派与自由主义的对华论述。北京把美国自由派媒体推出当作反特朗普政府的标靶。自由派媒体人很快发现他们既无法说服中国人相信他们和美国政府立场不同，也无法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不是在为北京政府说话。中国外交部则先以“反种族歧视”的美国自由派式语言在美国攻击特朗普，再以“假新闻，不负责任”的特朗普式语言在中国攻击美国自由派媒体。诡异地，北京和特朗普，在绞杀自由派的议程和公共空间上，以对战的方式你来我往，合作无间。

许多人质疑，为什么北京驱逐的记者主要来自《纽约时报》这几家最反对特朗普的媒体？难道“拉一派打一派”不是最为省力又灵活的办法吗？其实，无论北京是有意还是无意，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动员，都给太平洋彼岸的“战狼”路线带来了运气——美国社会看起来很难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两条“反中”路线之间实现团结，也就因此难以利用北京驱逐记者的机会，给北京一个更有力的报复。

正如笔者曾经指出，中美两国只有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形成对垒的稳定态势，才是“新冷战”，不然就毋宁说是一场低温的热战。而相比总归有利益可谈的贸易战，这场新闻战毫无形成妥协的现实基础，反而强化着中美相互憎恨的身份，它甚至都不关乎任何对强权和地缘政治的分配，而是“两个民族的斗争”。在这一局里，谁先妥协，谁就要面对民族情感的审判。

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中美都期待着一场格斗，那媒体战是比贸易战更合适的开始。

也许，北京一开始试图传播的病毒美国起源论，是为了减轻各国对病毒溯源的追责压力，转移注意力来避免自己的危机。但事到如今，他们将自己卷入了冲突升级的螺旋。

毕竟，白宫的思路也和他们一样。

“带路党”，中国外交的范式转移？

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个“带路党” （“一带一路”党）群体在统治精英中出现，变成一带一路沿线的政治力量撬动北京政治和外交路线的窗口，在中美关系上传递更加鹰派的声音。

在近年来的华府，鼓励接触政策的对华温和友善派衰落，对华鹰派崛起。用类似的视角，我们也许可以观察到北京外交思路中的类似变化。尽管动力迥异，但同样也是一场“范式转移”——北京的外交路线，正在向“反美”靠拢。

发言人赵立坚的出场，也许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表征。

从2019年中旬成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积极使用推特的赵立坚，常被形容为“战狼发言人”。他曾形容美国部分区域为黑人区，引发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推特骂战。这次主动挑衅美国，也让他再一次爆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赵的个人风格，或是外交系统需要这样一个特别的人，作为反制特朗普的工具，和其他外交官“唱红白脸”。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推特中看到一些鲜明的特点，然后发现如果仅这样想，会大大低估他所代表的能量。

赵的推特不仅有四十万人关注，还“亲力亲为”地关注了超过18万人。这个数量，远远超出了单一个人的活动能力，更不用说，他每天发推近几十条，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整一群经营外交系统新媒体的人。

在这十八万关注中，除了有这位发言人需要经常关注乃至去开火“放炮”的外媒账号和驻华记者，还有许多中亚，南亚，中东国家政客、记者、智库人士与政治分析师，以及大批推特上的民族主义网民。看得出，赵的账号还肩负着“大外宣”和“超级联系人”功能。用网信系统的语言来说，他肩负着在推特上为中国营造国际“正能量”的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北京于2014年开始一带一路计划以来，中国向中东，东南亚，南亚和东欧在内的漫长地带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人力和物力。这些区域，因其需要发展上的援助和国际政治平衡的更多选项，随着中美关系下行，自然而然是中国对外宣传，结交朋友的重点。

赵的工作经历大多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与驻巴基斯坦使馆，是这些人力和物力的其中一员，也是动员这些域外力量加入唱红中国赞歌、支持中国对外形象的中层执行者与交易员之一。所谓“交易”，是说在北京在结交友好人士的时候，也需要付出相应的好处，如贷款、援助、商业项目、地缘政治上的支持等等。

“一带一路”的计划，包含着将沿线国家拉拢到北京麾下的潜在目标。但如同冷战中美国和苏联都遇到的情况一样，被拉拢的国家和社会群体，也理所当然希望拉拢者能够偏向他们的政治理想。

从巴基斯坦到伊朗，从土耳其到俄罗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政治力量各怀心事，但对他们而言，中国都是一个潜在的平衡力量，既有可能帮助他们制衡地区内的对手，也可以牵制美国的力量。当中国的援助与慷慨改变着许多一带一路国度精英们对世界的认知，使他们相信北京能够提供美国之外的不一样的选择，那么他们也就自然会产生更强烈的需求，希望北京采取更进取乃至更激进的策略——尤其是针对美国，从而撬动整个旧的世界秩序，为这些后发国家争取更大的空间和宽松的氛围。

这也是北京试图挑战美国霸权的必然需求，从亚投行到输出人民币结算，中国一直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挑战美国的世界帝国。面对要求中国挑战美国的声音，北京的积极响应，只是时间问题。赵立坚推特上亚非人士与民族主义网民的共同出现，绝非偶然。

更何况，诸多这样的位置加在一起，足以顺理成章形成一个依赖一带一路计划生存的群体，将这条路上的利益需求，以外交政策、智库或政策建议的方式向北京表达。也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在未来，我们可能会见到一个“带路党” （“一带一路”党）群体在统治精英中出现，变成一带一路沿线的政治力量撬动北京政治和外交路线的窗口，并且很可能出于“第三世界崛起”的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上传递更加鹰派的声音。

曾经，这种声音也许不会对北京的决策产生足够影响，但当中美关系已经令北京感到不安全的时候，稳健的对美政策与常年依赖中美合作的精英官僚们的地位，也就都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中国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的集权化转变，也为变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当然，这是让北京两难的选择。中国传统上不愿意介入这些地区政治，但一带一路聚集起的力量和撬动的国际形势是实实在在的。中国越担心美国对自己的遏制和威胁，就会越投入一带一路的计划，越投入一带一路的计划，就会越因应沿线国家的需要而更反美，从而令华府更有遏制北京的意愿。这将是在未来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

赵发言人显然不是孤立现象，一种系统化的、内外力量交织的、在中国体制内外对外交路线和称霸战略的争夺和重新定义，正随着中国自身国际位置的改变而发生，这是这场媒体战背后更长时段的趋势。

在中美贸易战中，“你打我也打”的声音在开始时震耳欲聋，但北京最终选择了忍下一口气，再次韬光养晦。但媒体战发生在一切都出人意料的2020年，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路数。病毒打破了许多脆弱的平衡，带来了更剧烈的震动，2020年才刚刚开始。

（杨山，媒体人，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