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不會再是舊冷戰的樣子

自從北京把「顏色革命」這個最早來自東歐的詞彙說出口，香港的事態，就和「新冷戰」綁定了。中美貿易-關税戰開鑼之後，有關新冷戰的討論便不絕於耳。問題是，在舊冷戰已經過去三十年的今天，新冷戰會是什麼樣子？

現實中，人們仍然通過二十世紀末對舊冷戰的蓋棺定論來想像那個時代。在這種想像裏，舊冷戰是自由民主的西方陣營，和專制獨裁的共產陣營之間，基於意識形態的你死我活的鬥爭——自由民主一方代表着自由選擇的經濟權利、充分參與政治的公民權利，與言論、出版、集會等方面的自由；共產主義一方則是極權專制、冷酷無情、重重限制、政治洗腦……

這樣的想像，在香港今天的街頭抗議背後蔚為主流。年輕人對「共」，是恐懼和憎惡的（儘管他們也會將剝削問題、資本主義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作為社會運動的動員內容）。比如，學者方志恆就在文章中，用「自由世界」和「紅色中國」的對壘，來理解香港和中美關係的未來。內地的宣傳機器和許多民眾責怪香港抗議者對內地有不切實際的恐懼，仍然想像中國是一個冷戰中蘇聯那樣的不自由的紅色帝國。對抗議者的這種指責是部分成立的。畢竟，眼下的各方取態，就活脱脱是冷戰的框架：泛民主派有全面倒向華盛頓一方的姿態，建制派也越來越徹底倒向北京一方。更現實主義的人，希望藉助這樣的大國關係保持平衡，為香港的獨特地位賺取更多的政治籌碼（提出「城邦論」的陳雲就是這樣理解的）。雖然當下很少有人會赤裸裸地講出「新冷戰」的字眼，但從示威者到建制派的支持者們，都熱衷於在中美關係中討論香港：建制派希望立刻挫敗「美國利用香港搞亂中國的陰謀」，示威者也希望香港能夠向美國展示自己在大國對抗中的利用價值，以換取美國對眼下抗議行動的支持。而其實，北京也沒法拒絕冷戰思維的誘惑。他們不斷說一切都是「顏色革命」——這個用來形容美國將親俄的前蘇聯加盟國變成親美、親西方的後冷戰時代東歐政治的術語，變成了對示威者的嚴厲指控。

但是，新冷戰恐怕不會再是舊冷戰的樣子。

如果僅僅把冷戰看作是大國的軍事力量與全球統治權競爭，那大概就掉進了普京的智囊、俄羅斯外交策略的重要頭腦與策士，亞歷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的地緣政治學陷阱裏了。舊冷戰恰恰不是一場蘇聯和美國的對決。對舊冷戰體系分析最出彩的學者之一，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認為，蘇聯從來沒有真正擁有和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全面對抗的力量，1945年鐵幕降下以前，蘇聯在全球範圍內擁有的最大籌碼是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和地區軍事力量，在經濟上則遠不是美國對手。美國則擁有全球的軍事霸權、經濟霸權與意識形態能量。兩者根本不對等。斯大林沿着從東柏林到地中海邊的裏雅斯特拉開鐵幕，更多是因為自己需要一個緩衝區保護蘇聯的安全，而美國也沒有必要冒着危險消滅蘇聯，因而二者最終形成了「雅爾塔體系」（Yalta System）——在這個體系中，美國和蘇聯保持大致的對峙前線，但都承認對方對自身勢力範圍的控制，不單方面改變現狀。而這個體系的終結是蘇聯解體——隨着假想敵的消失，美國在政治上無法再牢牢把日本、中國、歐洲這些各方面實力越來越接近美國的國家籠攬到自己一方，美國獨大的局面反而隨着蘇聯的瓦解結束了。

但這樣的體系，並不是今天的中國想要的。畢竟，中美貿易戰的核心——「中國製造2025」，是為了在技術上全面超越美國，從而讓中國在全球體系裏由一個勞動力提供者轉型為高附加值技術輸出者，從而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賺取最大的利潤，超越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所說的「半邊緣國家」地位。這樣一來，如果中美真的打算劃分新冷戰界線的話，無非意味着兩種情況：

第一種可能性是，中國不試圖在技術上超越美國，而美國願意讓中國獲得一個和美國「和平共處」的「緩衝區」——就像美蘇的舊冷戰一樣。那麼，屆時的情況會是中國放棄經濟上統治全球的野心，換取內部的穩定和對周邊地區的控制力。但問題是，這個緩衝區涉及大量領土糾紛，很難存在，中國也不可能放棄自己在技術上實現突破，成為全球產業鏈頂端國家的野心。

第二種可能性則是，中國最終要獲得和美國類似的高科技產業鏈頂端位置，但兩國需要就各自的市場範圍——或者說勢力範圍劃分界限（不然隨時會拖入一場你死我活的熱戰或貿易大戰），互不越矩。這個局面也許對中國最為理想，但問題在於——美國為什麼要接受這個局面？中國又有什麼籌碼令美國出讓一部分的全球利益？於是，相比第二種「新冷戰」的穩態，熱戰或貿易大戰反而更有可能。

「冷戰」是一種穩態，而當今的中美之間，仍然是在動態拉鋸之中。因而對中國來說，「新冷戰」的選項要麼意味着認輸、收縮，要麼意味着已經打贏或至少打平美國。而這兩者都不是現實。在未來，我們恐怕會看到，中美之間在科技、地緣政治、經濟力、意識形態力等等各方面，會齊齊開打一場不進則退的「低温熱戰」，直到達到以上兩者中的任何一個穩態，這場「戰爭」的時間，可能會以十年為基礎單位。

這對香港來說絕非好事。中美衝突在這裏的投影，將只有「戰爭中」和「戰爭間隙」。

北京不想「攬炒」，但香港正在失去底牌

香港是熟悉舊冷戰的，在舊冷戰中，香港是紅色中國通向世界的「氣孔」——招商局、華潤，各類紅色企業在這裏繼續着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交流、往來，就連文革時代也沒有終端。各種貨品、人員、乃至情報也在這裏交換。這是毛澤東、周恩來時代沒有處理香港問題，而保持長期「充分利用」的背景。

在這次的反修例運動及其之後的街頭抗議中，「攬炒」論述正是藉助了這樣的歷史記憶，得以深入人心：既然今天的香港對北京來說是吸納外資的渠道和通向世界的窗口，既然香港保持了適合營商並在歷史上得到信任的英國遺留的普通法制度，因而外資，尤其是金融資本，在長遠的外來都仍然會優先選擇香港，作為進入中國的安全中介地。也因而北京無法負擔損失香港，尤其是出兵導致打擊香港信心與影響「一國兩制」的後果。

而今天，隨着新冷戰的陰影降臨，「攬炒論」也足以套入兩種新冷戰的可能性，並在其中論述香港對北京的重要性。

其一是，如果中國希望要崛起為和美國一樣的世界性帝國強權，就必須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最重要支柱。而僅僅依靠規模巨大但含金量（技術壟斷程度）不足的經濟底牌，無法完成這個目的。美國的經濟霸權包括了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體系、全球範圍內層層疊疊的貿易-司法體系和全球的資本流動。香港是中國主權下最接近這套體系的空間，因而，攬炒論者的重要判斷是，中國仍然需要香港這個自由港一方面吸引外資，一方面將中國接入這個全球體系。因而「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地位無法撼動。

其二是，如果中國放棄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擊退美國，而是選擇退守，成為一個蘇聯式的帝國，那這樣的話，中國也會需要一個香港的「氣孔」——就像舊冷戰中那樣，來保持和世界市場的聯繫。這是攬炒論者的另一面思考——似乎可以論證，無論北京未來想怎麼走，香港都「不能丟」，也因而港人手中抓住了北京的命門，變成了社會運動的籌碼。

然而這兩條關鍵的「攬炒」籌碼，都未必足額。這並不是說當下北京不擔心「攬炒」。問題在於，香港手中面對北京時的籌碼和底牌，也在流失。

香港的強項，在於吸納境外資本進入中國，並助力中國資本走向海外。但一旦中國選擇了以收縮換空間的策略，那麼這便意味着中國對全世界輸出資本和藉助全球市場成為霸權的夢想也破滅了。真到了那個時候，「一國兩制」的香港，不見得再是中國崛起的助力點，反而是金融和政治安全的威脅——北京會擔心香港政治持續不穩，擔心自由港導致中國的資本和財富向海外流出。到時，國家安全的考量，恐怕遠遠強於對「氣孔」的需要，「一國兩制」隨時會失去現實的需要，到時想「攬炒」的，恐怕就不會是香港的示威者了。

當然，如果中國希望成為超越美國的世界新霸權，那麼北京的確需要學習如何建構一套新的世界經濟、金融與法制體系。這是香港所擁有的最大籌碼。但在這條路上，香港對北京的幫助越多，自己的籌碼便也越少。

在歷史上，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囊括了一個預設，即中國會進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儘管香港曾經是東亞的冷戰前沿，但其實從1970年代開始，北京和華盛頓就越來越走近，最後在毛和尼克松的手上事實形成了對抗蘇聯的中美同盟關係。香港的「中間人」身份，其實並不是想像中冷戰的對立雙方「中間人」，而是美國和中國互信基礎上的資本信使。也不應該忘記，中英聯合聲明也是在中美「蜜月」中締造的。

但隨着中美對抗，這一切的基礎都煙消雲散了。一些內地人批評香港的不安源於「內地經濟太好」，這是短視的。情況恐怕是，香港的泛民主派之所以越來越想像民主自由，是因為人們緬懷中美蜜月下西方-香港-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關係安排。如果中國會繼續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半邊緣位置，分包的產業保持附加值較為低廉的狀態，那麼中美之間很大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多矛盾，香港人也更有可能獲得自由民主（甚至中國內地也會）。但是現在，這一切已經時過境遷，不可復回，中國不滿足於在這條路中居於下游，香港就不得不承受岌岌可危。香港黃金年代想像的破滅，和民主中國論的破產同時發生，說也唏噓，但不足為怪。

中國會否會有新的香港想像？不知道，但可以想見的是，儘管現在還有「攬炒」的籌碼，香港卻在中美之爭的未來愈發不會有可以討價還價的底牌。香港人——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還是本土，可以怎麼面對這個新的變局？或者，只打算把自己綁在其中一邊的戰車上，把全部命運賭上？

當然，香港人其實還有時間，因為北京也還在猶豫，儘管未來會越來越不樂觀。

北京站在香港的十字路口

中國是否有機會放棄超越美國，回歸到「民主中國」的道路上來？如果有一天中國做出了這個選擇，那麼恐怕不僅僅是香港人，還會有無數人，包括很多中國內地的居民為之喝彩。然而這個可能性越來越小。

之所以如此，並非像很多分析者說的那樣，是中國人天生不能民主，或中共的極權主義因素根深蒂固。並非如此。問題來源於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發展框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擁有強烈的對經濟平等的要求的國家中，維持着一個非常資本主義特徵的，加大貧富差距的經濟模式。

這個模式發展出的社會矛盾，在2010年前後通過「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的對立，幾乎將階級鬥爭的語言帶回中國。在那時，許多知識分子都感受到了「既得利益群體」和「被剝奪者」的潛在對立。他們中的民主派希望通過民主制度，用選舉政治形成一個「減壓閥」，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同時保持社會穩定。而他們中的另一批，則希望國家能夠恢復干預，劫富濟貧，重新進行財富分配。

北京既擔心民主制變成「邪路」，成為矛盾的爆發點，並傷害黨-國體制，又拒絕回到階級鬥爭的「老路」，但北京又的確需要證明自己能夠履行「共同富裕」的承諾。這樣的矛盾也許有助於我們理解了2012年開始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動作——既打擊市場年代的精英及他們的政治文化代理人，打擊民主化的傾向，也高度反制工人和中下階層的聯合、抗爭。北京更親近一條「中間道路」——扶持一線城市外的小城市中產，給下層中產階層更多讓利（比如大規模的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運動），同時也鼓勵大資本對海外輸出，搶奪新的市場。說到底，這種發展模式的根本預設是，如果能夠在世界資本體系中成為美國那樣的壟斷性資本輸出國和高新科技的帝國，那麼國內40年來造就的經濟矛盾，就可以消弭於無形。

但問題在於，至今為止，北京仍然在十字路口猶豫。雖然建設全球帝國的「基礎設施」正在鋪設，但北京卻沒有自信能夠成功挑戰美國。一方面，在中美貿易戰之前，北京對華盛頓主導的一整個世界體系的衰落過於自信——他們看到了美國力量的減退，看到了民粹主義的全球崛起，看到了全球化面臨的困境，也看到了中國巨大的體量，覺得自己可以接過全球化的旗幟，成為全球政經系統的重構者。但另一方面，北京沒有料到美國的「兇狠」與反撲程度，沒有料到當今國際體系是多麼難以撼動。而華盛頓-北京紐帶的危機，讓中國更懷疑自己能否繼續留在這個體系內，能否繼續利用這個體系挑戰並最終取代美國。北京也許認為，在這個系統中停留得越久，就越沒有可能達到自己的野心。華為正在開發的新操作系統，北京在試圖打造的多邊國際體系，都反映出這方面的焦慮——中國很想確保自己就算真的和美國脱鈎，也能生存下來。

如果中美真的脱鈎，是否會極大衝擊過去四十年來一直對接全球化的中國社會並造成無法預料的社會乃至政治衝擊，但當前的這種謹慎和生存危機，表現在戰略上，就是舉棋不定，毫無安全感，表現為「大國崛起」道路和「取代美國」道路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中美貿易戰中收縮和進取之間的來回猶豫取態。「大國崛起」的道路希望和其他發達國家平起平坐，保護自己當前的制度，但欠缺改變全球治理體系的野心。「取代美國」則風險重重，而且意味着中國更深捲入全球的利益網絡，屆時的各種問題，北京又是否做好準備應付？更何況，冷戰思維不僅僅籠罩着香港的抗議者，也籠罩着包括部分決策者在內的內地精英，很多人甚至根本還沒有意識到，香港正在目睹的不是一場後冷戰框架內的「顏色革命」，而是一個新的，更加無法預料的全球體系的開始。

北京並沒有想好，也沒有準備好。

在這個意義上，北京在香港未來命運上的抉擇，也是中國對自己命運的抉擇中的一步：如何面對這個中國既想打破，又想從中獲利的世界體系？但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北京不可能一邊在全球地緣政治上收縮，一邊給予香港更大自治權。畢竟如果中國自信能成為世界老大，香港乃至台灣現在的「不服」就都不算什麼，完全可以「交給時間說話」。但現在恐怕沒有人看得到這種自信。而萬一北京失去全球野心又傾向於嚴格控制風險，恐怕就很難容忍一個無法承諾忠誠的特別行政區了。

既然和美國的衝突在可預期的範圍內會持續，又無法確定能贏，那麼採取保守的、見步行步的策略，目前來說也是北京最「不壞」的選擇——畢竟整個全球體系的變量都在增加，歐洲與發展中世界也沒有確定的立場。但這也必然意味着在各類涉及自身和世界關係的議題上，中國都很難提出長遠的、確定的願景。某種程度上，香港街頭的年輕人對2047這個時刻的焦慮，也是在這種不確定中滋長蔓生的，這同新冷戰陰霧中的不確定未來是同構的。責任更多在於北京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但青年人渴望的那個全球自由民主擴張的1990年代，已經回不去了。「光復」，恐怕也並不朝向未來。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