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中美「媒體戰」升級:媒體是池魚之殃,還是下一個「主戰場」?

從中國吊銷3名美國記者的簽證,到美國縮減中國官媒60名在美員工,再到中國驅逐3家美媒的十多名美籍記者……媒體已成中美衝突的前線。


2017年3月13日,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外拍攝新聞報導。 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3月13日,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外拍攝新聞報導。 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布通告,對美國2月18日將5家中國媒體機構列為「外國使團」等措施,採取反制。媒體代替貿易,成為中美衝突的下一個戰場。

根據通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美國之音》、《時代週刊》這5家美國媒體的駐華分社,需提交中國境內的所有工作人員、財務、不動產信息等書面材料。前三家媒體中,記者證於年底到期的美籍記者還要在10日內交還記者證,並不得在中國、包括港澳地區從事記者工作。外交部還表示,針對美國對中國記者在簽證、行政審查、採訪等方面採取的限制措施,會「對美國記者採取對等措施」。

其實早在2月份,駐中的美國記者已經開始「被撤退」之路。2月19日,中國宣布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理由是對該報2月3日刊登的評論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編譯:中國是名符其實的「亞洲病夫」)》作出懲戒。隨後,3月2日,美國要求被列為「外國使團」其中四家中國新聞機構縮減在美員工人數,從總計160人減至100人。

不斷升級的制裁,讓受波及的媒體從業者慌亂,一些駐紮在中國十幾年之久的資深外媒記者,要在有限的幾天時間裏,匆忙安排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與這些外國記者長期合作的中國研究員和助手(fixer),也在茫然中焦慮未來去向。該通告中涉及的港澳條件,是否意味着對一國兩制的破壞?香港的新聞自由能否持續?這場中美經貿和科技衝突在媒體領域的延續,是否意味着下一場更激烈對抗的開端?

華盛頓:「這並不意味著兩國是敵人,但是時候進行較量了」

3月18日,美國國務院召開電話記者會,專門就此事表態。共有兩位官員回答記者提問,並強調此次發布會「僅供參考」,不允許記者透露官員姓名,會議期間不得發推特等社交媒體。

「中美已進入戰略競爭階段——這並不意味著兩國是敵人,但是時候進行較量了。」其中一位官員表示,「第一,中國並不適應這種規模的競爭;第二,中國感到不高興了。」

應美國國務院在3月2日發出的要求,被認定為「外國使團」的新華社、CGTN等四家中國官方媒體,如期向美國政府提交了資產和人員名單,並且,美方確認,60名中國官媒的中國籍僱員已經按美國的要求,離開美國或者另謀他就。

對於中國再次驅逐美籍記者一事,其中一位官員表示事先並不知情,在中國外交部發出聲明前十分鐘才得到消息。美國國務院重申中美在媒體、外交方面的待遇不對等,稱美國約束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的行為,因為這些官媒代表中國共產黨利益,而非新聞從業者一貫追求的事實真相。

對於中國的反制,美方稱還沒有反擊措施出台,但表示他們「有很多事可以做」,「本可以做但不想做」。記者會上,有來自《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提問,美國政府將如何確保或幫助美國媒體繼續在中國進行採訪和報導,捍衞記者的工作權利,並沒有得到直接的回覆。

在中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其記者受外交部主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安等相關部門也會在職權範圍內對這些機構和其人員進行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以下簡稱「外國記者採訪條例」),外國記者需在外交部或外事部門辦理記者證,在公安機關辦理居留證後,才可進行新聞活動。

據業內人士透露,外國記者同時還需要申請工作簽證才可來中國從事新聞工作。工作簽證的期限不固定,短的可能只有一個月。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2019 年的工作報告,外籍記者在中國的採訪環境,隨著近幾年言論環境的緊縮越趨困難,至少有12名外媒記者獲發的簽證效期少於6個月,而正常效期為1年。

條例規定,如果外國記者違反該條例規定、中國其他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情節嚴重時,會由外交部吊銷外國常駐記者證或者記者簽證。現實情況中,中國政府還可通過屏蔽外媒網站,拒發工作簽證等方式「管理」外國新聞機構和記者。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曾聲明,在總共215個擁有駐華記者的國際新聞機構當中,將近四分之一都被中國政府的防火牆所屏蔽。據該協會發表的2018年調查報告,55%的受訪者認同中國的報導環境在惡化,96%的受訪記者稱受到明顯跟蹤,79%的遭當局強迫刪除報導資料,58%的被扣押或有同事遭扣押。

2020年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收回三家美國傳媒的部分記者證件。

2020年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收回三家美國傳媒的部分記者證件。攝: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3月18日的美國國務院記者會,另一焦點則集中在美國官方頻繁使用「中國肺炎」、「武漢病毒」等詞彙。當特朗普總統率先在推特上使用這些詞彙時,批評如潮水般向他用來,很多人指責這是種族歧視。記者會上,美國國務院官員表示直呼「中國肺炎」或「武漢病毒」並無不妥,只是指出病毒發源地。「埃博拉病毒的名字來源於埃博拉河。」其中一位官員說。「中國人也不叫它COVID。習近平很多次叫它武漢病毒。」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則在推特上表示:中國應專心對付「武漢病毒」(文中使用的英文詞彙為Wuhan coronavirus),不要只忙著驅逐記者、散播假信息。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光磊教授認為,這一切發生在新冠病毒全球爆發期間,「令人非常遺憾」,可以把「時下兩國政府的措施看作是中美經貿和科技衝突在媒體領域的延續,這次媒體戰的到來只是時間問題」。

大陸:解了誰的氣?失去的又是誰?

外交部的反制措施在中文輿論圈激起了一些水花。截至3月19日晚間,因中國吊銷三名華爾街日報記者而引起的話題「吊銷外媒3名駐京記者記者證」在抖音熱搜榜上最高排名第十,「美媒遭反制」在頭條熱搜榜上最高排名第四。外交部18日答記者問後,「中方會靈活處理美媒記者離境」(目前正處疫情期間,耿爽在回答中透露中方會根據實際情況處理美國記者的離境問題)也登上微博熱搜,閲讀2396.5萬。

中國網友的評論以叫好為主。以豆瓣熱門小組「豆瓣鵝組」為例,在中方驅逐美媒記者的消息深夜發出後,該小組立馬出現多條該主題的討論貼,回帖的幾乎全是支持聲音。大量的回帖並未給出支持理由,少數給出的支持理由中也較少涉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本身。更多是對外交部硬氣反駁的支持,對美國行為的鄙夷,對中國國家實力的讚許,如「醜(編註:在豆瓣上,美國被部分用戶稱為醜國)想轉移國內矛盾我們已經不是當年的軟柿子了」,「咱們有實力才能這麼剛,解氣啊。」

無法從中國訪問的推特上,也有不少中文用戶的叫好聲音,但走向的是另一個方向——網友希望中美能加速脱鈎,以對中國政府的統治造成壓力。在BBC相關新聞的報導下,獲得最高讚的評論是「打起來才好,幹死中共這幫下三濫臭流氓」。不過,在2019年10月才建立的華春瑩(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推特賬號中,最高讚的評論則認為中國外交需反思「反美」的路線。

媒體人里戈3月18日發表在《財新》的一篇博客中,將此次中美媒體對抗與冷戰時期美蘇對抗聯繫起來,稱「美蘇之間互相驅逐外交館和記者,司空見慣」。他認為,冷戰過去多年,中美如小孩打架般的措施升級,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經濟背景、政治背景。

「未來十天,會有一批美國記者以他們不曾料到的方式離開北京,並且他們將永遠不能在中國從事記者工作,」他寫道,「有些記者或許屬於城門失火之後的『池魚』,他們為那些應該承擔責任的人背了鍋。」

根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3月18日週三的一篇聲明,此次中方的措施將影響至少13名駐中國的美籍記者。

一位接近駐中國外媒記者的業內人士告訴端傳媒,遭驅逐的三家媒體的駐中國記者,大部分都在中國長期生活,其實非常了解中國,有能力把比較客觀的故事帶到國際,現在驅逐他們,反而不利於中國日後在國際上的形象。而且他們的家庭,生活也基本建立在中國大陸,現在中國僅給他們幾天的時間處理類似住房,子女教育,伴侶生活的問題,比較慌亂。

鄧超是《華爾街日報》的駐中國記者,她是此輪中美媒體戰中,第一批被驅逐出中國的美籍記者。鄧超也在推特上轉發了此輪中方措施的推文,表示仍在嘗試消化這些信息,希望事情不必到這個地步。推文顯示,她2月還在武漢採訪。當時與她一同被驅逐的還有Josh Chin,《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的副社長,他已於2月25日離開北京。離京時,他在推特上傳了一則拍攝機場的視頻,寫道:「北京的最後一眼,至少接下來這段時間。」

此次被影響到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Paul Mozur在推特上說,他在中國生活了15年,「……是如此幸運,可以見證這麼多歷史,講述那麼多人的故事,我還能要求什麼呢?」《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Gerry Shih亦在推特上表示,「非常失望要離開了,但我想我不會停止報導中國。」

他表示依然會從外部寫中國故事,中國政府從內部砍掉了報導的可能性,也許有一天也會讓全世界批評中國的報導都停止,「但這一天還沒有到來。」

前《紐約客》駐華記者歐逸文則指出,中國失去了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慧眼,這不僅是對經濟、對抗疫情、教育和國家安全的損失,也是中國人的損失。

光磊教授對端傳媒記者說,此前,美國對中國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全國性的中國官方媒體,「並沒有對其他有中資背景的媒體或者地方媒體設限,我想中國也挑出在美國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報。」

不同的是,「除了美國之音之外,餘下的美國媒體並不是美國政府所有或者控制。」不過,光磊也補充道,「當然,中國政府選擇的這些媒體,近幾年在政治敏感的話題上頻頻發聲,這次媒體戰提供了一個報復的好機會。」

一名在外國傳媒機構工作的駐港記者郭衞(化名)也向端傳媒表示,「當然沒有證據,但這些媒體被趕走前的一段長時間,做過的東西是什麼?」他稱,該批媒體過去主力集中於國內新疆及監控問題。他補充,這次主力揭發中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炸性報導,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的媒體,亦非外媒,相信外交部措施與此關係不大。

對於未來,光磊補充說:「沒有理由相信在被拒之門外之後,它們(指此次被涉及的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會更加温和。而美國政府期望對中國實施壓迫的方式逼迫中國改變媒體環境,結果也可能是事與願違。」

2019年3月1日,一群記者正在訪問興建中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一名工程師。

2019年3月1日,一群記者正在訪問興建中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的一名工程師。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香港:特區出入境管制是自治權還是外交事權?

此次通知中,這三家美國媒體的駐華美籍記者被禁止在中國境內採訪,也包括港澳地區——在這一波中美角力下,香港再次成為磨心。

過往,出入境管制一直屬於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自治範疇,因此,禁令一出,立即惹來中方干預一國兩制的質疑。坊間關注措施如何在港具體執行及其理據為何,包括被逐的駐華美籍記者,能否申請香港的工作簽證,而駐港的外籍記者會否受影響,現時仍然是未知之數。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及香港記者協會先後發聲明回應,要求港府盡快釐清及關注一國兩制的情況。香港外國記者會要求港府釐清,相關傳媒機構的駐港外籍記者會否被禁止在港採訪,強調《基本法》列明外國人在港工作的事宜是由本港入境處獨立處理,若制度有變,「反映一國兩制被嚴重侵蝕」。

記協則要求港府澄清,該批即將被逐的駐華記者,日後如向入境處申請工作簽證,是否可來港工作,該批傳媒機構派駐香港的外國記者,又會否被禁止在港從事採訪工作。聲明指出,目前,外媒記者在港從事採訪工作,只需獲得入境處發出的工作簽證,毋須接受審查或申請記者證。

《華盛頓郵報》東南亞及香港分社社長Shibani Mahtani在推特發帖,要求港府澄清,「北京司法權」為何越過香港的出入境制度、在什麼理據下,可禁止有關駐華美籍記者來港。

就禁止美籍記者不得在中港澳地區工作,外交部駐港公署反駁稱,是中央政府依據「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享有的「外交事權」,又形容干預事務的指責「荒唐透頂」。港府發言人在18日只發稿回應傳媒查詢,表示就每宗入境香港個案,入境處會因應個案情況,按香港法律及入境政策處理,並無提及會否按外交部要求,禁止上述機構在京記者來港。

發言人稱,香港享有新聞自由,港府亦一直對各國媒體和記者在港從事採訪工作提供便利。端傳媒於3月18日向保安局、入境處及政府查詢,有關措施詳情及該三家傳媒的駐港外籍人士數量,各部門至截稿前沒有回應。但據2020-202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文件,政府新聞處在2018年及2019年,其曾予協助的駐港外國傳媒機構數目為84,預計明年數字會減至80。

在外國傳媒機構工作的駐港記者郭衞表示,按其理解,新措施限制暫時不影響已駐港工作的外媒美籍記者,但因應驅逐情況,其他地區的記者需協助承擔原來國內的工作。他稱,因新聞現時聚焦在冠狀病毒疫情,加上受外交部新措施影響,基於健康及政治考慮,很多外媒應該不會在國內聘請獨立記者協助採訪,而中國亦有規定,外媒無法派駐屬香港公民的記者到內地工作。

港府具體措施未見明朗,但各界憂慮並非空穴來風,早在2018年,已有在港工作的外國記者被拒絕續發工作簽證。當年8月,身兼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的《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凱(Victor Mallet),在FCC主持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演講,9月港府刊憲,禁止民族黨運作,該黨成為非法社團;至10月初,《金融時報》證實馬凱申請香港工作簽證續期遭拒。同月馬凱一度回港,但與一般英國旅客可逗留6個月期限不同,只獲發7日旅遊簽證。至11月,馬凱再度來港,惟遭入境處人員查問數小時後遭拒絕入境。

事件觸發外交風波,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聲明,要求特區政府緊急解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指,拒絕續簽不符《基本法》下「一國兩制」的宗旨。國際傳媒及亞洲出版組織發聲明表關注,本港多個新聞組織發起網上聯署,要求政府交代及撤回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當時說法是,簽證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事務,港府根據「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權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簽證延期申請作出決定。這與今次形容新措施延至香港屬「外交事權」的說法不同。

2018年8月14日,金融時報記者及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在一場邀請了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午餐會中發言。馬凱後來不獲香港政府延續其工作簽證。

2018年8月14日,金融時報記者及香港外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在一場邀請了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午餐會中發言。馬凱後來不獲香港政府延續其工作簽證。攝:Paul Yeung/AFP via Getty Images

葛柏怡(化名)在其中一間記者遭驅逐的美國媒體工作,他憂慮新措施是一種「不斷的打壓」(perpetual suppression),難保他日限制會延伸至其他國籍的員工。針對香港的情況,他的說法與郭衞一樣,在港工作的美籍記者暫不受影響。

他引述有港媒的消息稱,外交部的反制措施,只適用於駐內地的相關外媒記者,至於為何禁止他們在港採訪,全因他們的記者證採訪範圍包括港澳兩地。若外媒本身長駐香港,其採訪或工作簽證不受影響。

葛柏怡分析,外交部沒有明言駐港外籍記者會否受影響,一來國內仍然需要香港作為一扇窗口,擔心驅逐美籍記者離開港澳,會惹來極大反響;二來不確切的說法亦可以「留了一手」,看美方如何回應是次反制措施,再決定怎樣處理駐港外籍記者。至於港府為何不明言,駐港記者不受影響,是因為「不想公開與北京唱反調」。

3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就相關問題進行回答,在面對措施為何涉及港澳地區的問題,耿爽同樣回應說這是中央政府享有的外交事權,並表示「這是一個很專業、很權威的答覆。」

中國研究員:附帶損害

整起事件所衝擊到不只是外籍記者,就連外媒機構裡常見的「中國研究員」也深受牽連。據端傳媒的不完全統計,《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三家外媒機構,共有超過二十名中國研究員。以《紐約時報》來說,目前上海、北京分社加起來共有近十位包含管理人員和司機等在內的中國員工。

據消息人士透露,有些中國研究員在此事發生之後,立即被人找上門約談,並以「記者都走了,你做這些東西就不合法,你是不可能獨立報導的」等理由勸其辭退工作;還有些中國研究員則被吊銷「中方僱員許可證」、終止合同以及強行逼迫辭職的方式,表示他們不得在為美媒進行工作。

2020年3月18日,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Steven Lee Myers在北京舉行的每日簡報會上。

2020年3月18日,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Steven Lee Myers在北京舉行的每日簡報會上。攝: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依據「外國記者採訪條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可以通過外事服務單位聘用中國公民從事輔助工作。在中國法律中,他們不能成為外國駐華媒體的新聞記者,僅能以助理,秘書等身份進行輔助性工作。也因此有人會俗稱外媒中的中國研究員為「中秘」(中國秘書),後來也被稱為新聞助理,研究員。這個工作細項是訂於 2008 年北京奧運舉辦期間,因為有許多外媒前來中國參與報導,當時是第一次以書面的形式記錄著外媒在中國的工作細項,當中也包含中國僱員的輔助性工作項目。

這決定了中助的工作和定位。中助們沒有正當的採訪和寫作權限,甚至聯繫採訪對象,去新聞現場,都不一定能夠獨立行動,他們大多會和固定的外國記者搭配,幫助其蒐集資料,關注新聞線索。一些外媒幾乎給每一位駐華記者都配備了一名中助。在一些需要深入中國社交媒體等等地域特色明顯的事務上,中助們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一般來說,外籍記者隸屬中外媒機構,但中國研究員被外媒機構聘用之後,則是與各地外事辦公室底下的「外國機構服務中心」簽署合同。就職期間,無論中國研究員與所屬外媒機構出現怎樣的工作調動,都得與「外國機構服務中心」先行協調,而非直接所屬外媒機構。也就是說,同一公司裡,兩套人員分別處在兩套應聘系統。

據了解,外事辦事處會組織中助們學習時政內容,提醒工作時「不要賣國」,但大部分時候是安排社保,體檢,解決其與僱傭單位糾紛等事務工作。他們會給中助們發放僱員證,這是中助能夠在外媒工作的資質憑證,必須擁有,並且每年更新一次。

儘管參與了報導工作,但中國研究員的名字更多時候是隱形的,或是僅在文末寫明此人對文章有貢獻標示,鮮少以直接署名的方式出現在報導中,畢竟中方要求中國員工僅能從事輔助性工作,即使獨立完成採訪工作,但限於中方要求,因而不能以署名的方式出現在文章中。幸運的話,中助能和外國記者出現在文章開頭的作者欄,但他們絕對不會是第一作者。大多數情況下,中助們只能在文末以貢獻者的名義出現。在一些特殊時期,他們連貢獻者的身份都不能出現。

而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狀態下,中國研究員的身份時常出現兩極化的評價。一篇名為《請幹掉中秘吧》的文章中就提及,中國研究員在外媒機構裡擔任橋樑的功用,可糾正外籍記者對中國的誤解。同時由於中國社會對於中助的工作產生質疑,加上部份外籍記者不能十足信任中國研究員,這個職務本身的限制,使他們擺盪在一種尷尬的位置。

但對一些年輕的中國研究員來說,即便清楚這樣的限制,還是希望到外媒工作,是想要追求更好報導水平或職業發展。近幾年中國新聞環境逐漸緊縮,一些中國記者希望能在一個更自由的空間做報導,因此選擇外媒。

中國研究員所面臨的風險並不亞於這些外籍記者,他們的常規工作當中,其中一項就包含被公安下面的國保部門和國安部門人員找上「喝茶」,通常理由是打聽最近操作什麼選題,方向是什麼。假設手上操作的題目相對敏感,那被找上的次數就會更為頻繁,倘若有研究員拒絕配合詢問的話,也可能會面臨更加嚴厲的騷擾,甚至是拘留。

一個知名的例子發生在 2004 年 9 月 7 日,時值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十天,《紐約時報》刊載一篇報導,指出江澤民即將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並交接給胡錦濤。9 月 17日,在《紐約時報》北京分社任職中國研究員的趙巖被國安局逮捕,並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行起訴。趙巖是在 2004 年 5 月才開始擔任《紐約時報》的研究助理。中國官方認為趙巖就是洩漏此消息的人,將他先關押了七個月後,隨即又以「詐欺」罪行起訴。2006年3月17日,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中國當局突然撤銷趙巖的所有罪名;同年,趙巖還是以詐欺罪被判三年徒刑,但法院同時表示洩漏國家機密罪證據不足,罪名不能成立。

即便能夠抵抗住壓力,「中國研究員」的職業,也並不是一個長久之計。由於身份的限制無法在此完成獨立作品,再者,外媒給予「中助」們上升渠道非常小,待遇也與外籍記者有落差。而且,由於中國研究員與外籍記者的工作性質、國籍、掛靠單位不同,一旦發生類似於此次的驅離記者或撤離外媒等「緊急事件」,對中國研究員的相關處置是沒有一份官方協議可作為參考。

可以預見的是,這幾家美國媒體機構對這些中國研究員的後續處理,礙於研究員並非直接隸屬於外媒機構的限制性,導致媒體無法積極地安排,因而會與美籍記者的後續待遇,有很大的差異。

3月19日,一家美國媒體問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此前被中方反制的幾家美國媒體的中方僱員已收到外交部下屬機構通知,其擔任中方秘書的許可證已被吊銷,未來將不能再為這些美媒提供服務——耿爽只回應稱中方相關主管部門會依法依規對外國媒體的中方僱員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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