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宝强: 伞运九子的审判与 2014的历史

历史的编写和审判,不可能完全由官方垄断。有权参与审判、编写历史的,除了政权和司法系统外,还包括数以十万也曾以不同形式参与伞运的朋友。
2018年11月14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健民在中大举行告别演讲,戴耀廷与朱耀明出席听课。

2018年11月19日,是雨伞运动九位参与推动者被政府检控开审之期,也标志著香港史无前例的79天占领进入终章, 尽管运动仍然在不同的层面延续。自2013年初开始酝酿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至2014年底发展为预期之外的雨伞运动,延及其后几年香港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伞落社区、素人参政、进入议会,到人大释法、DQ(Disqualification,指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成为常态,再到借“港独”“国安”封杀新闻及言论自由,以至民间社会出现自我审查及持续抗争——禁止马凯入境惹来本地新闻工作者、大律师公会与政党的抗议;打压巴丢草展览及继后的民间游撃式的声援与对“展览”的创意延续;大馆尝试取消但在艺文界压力下又恢复马建讲座⋯⋯这种种转变,正不断改写著香港的历史。

法庭审判九子,也同时是审判伞运,也是官方尝试借司法之力,编写伞运未来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编写和审判,不可能完全由官方垄断。有权参与审判、编写历史的,除了政权和司法系统外,还包括数以十万也曾以不同形式参与伞运的朋友——于九子代所有伞运参与者接受政治审判之际,认真地反思雨伞运动的历史意义,也就是以历史的视野补充(或抗衡) 狭义的司法与政治审判,或许亦是履行陪伴战友、毋忘初衷的承诺。

积极参与改写历史,揭示伞运的意义与局限,不仅在于纪念过去,更重要是指向未来。刚过去不久的伞运四周年,参与纪念活动的人数不算太多,深入的反思分析更少。不过,这并不表示伞运的影响已日渐淡出,更不能证明伞运的失败。在山竹风灾后遍地开花的“自己社区自己救”,彰显和承传的,难道不正是“命运自主”的精神、“伞落社区”的实践?不是有力地反证伞运已失败落幕的断言吗?

事实上,在四周年前夕,系统而全面地记录了2014年金钟从“罢课不罢学”到9月28日占领开始的纪录片《伞上:遍地开花》,终于制作完成,目前已在一些学校及机构上映,下集也将不日推出;另一套电影《撑伞》及其后续《我们有雨靴》,亦于昨天(11月18日)公映;而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告之,一些由本地学者书写的有关雨伞运动的学术专著,也将会陆续出版。换句话说,吴霭仪所希望看到的伞运传记或档案, 近几年不断由有心人默默耕耘、认真制作。仔细记录整理像伞运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作用并不仅在于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延续运动,校正未来社会的走向,也是履行“毋忘初衷”的承诺。

2014年9月28日,金钟夏悫道等主干道被占领,警方展开大规模驱散行动,防暴警察施放87颗催泪弹。
2014年9月28日,金钟夏悫道等主干道被占领,警方展开大规模驱散行动,防暴警察施放87颗催泪弹。

从纪念到延续

历史上的民众运动或革命,之所以为后人铭记,往往并不是(或至少不仅是)由于其成功地改朝换代,而是改变了民风社俗,开拓出新的文化价值、生活可能。

今天,当我们想起1989,记得的自然包括东欧的革命变天和天安门的学生运动;谈及1968,离不开布拉格之春、法国五月的学运和美国的反战、民权、性/别、环保运动;1917有十月革命,1911则是辛亥起义;更久远的是1789与1776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试想,数十年后人们在回顾2010年代最初几年时,会记起甚么?2010-2011年很可能是中东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2012大概离不开“占领华尔街”;2013应少不了“占领盖齐”或“土耳其之春”;2014年呢?会不会是香港的雨伞运动?

历史上的民众运动或革命,之所以为后人铭记,往往并不是(或至少不仅是)由于其成功地改朝换代,而是改变了民风社俗,开拓出新的文化价值、生活可能。例如,我们不一定记得中俄法美革命前后谁下台谁主政,但却不会忘记共和、平等、自由、博爱、人权的理想和价值;同理,东欧“苏东波”(指东欧剧变)和天安门学运前后的政坛交替,大概只有专业的历史和政治学者才感兴趣,普通民众记起的,恐怕是共产政权的衰落和大众对民主的追求;1968留给我们的,是种族与性别平权、自然生态平衡、和平反战与性解放等多元文化理念和生活态度;而2014给后人(至少是香港的未来世代)留下的遗产,会是“罢课不罢学”、“命运自主”、或“我要真XX”的生活政治吗?

历史事件的文化价值,并不会自然出现,还得要看已发生之事如何被书写和延续。

历史事件的文化价值,并不会自然出现,还得要看已发生之事如何被书写和延续。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倘缺乏一代又一代“毋忘初衷”的有心人,认真记录和整理其历史意义,或没有世界各地的民间团体、社会运动用不同方式延续其倡议的理想和价值,而只是靠每年纪念巴士底狱被攻陷与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又或不断重复诉说雅各宾派(Jacobins) 的恐怖统治和其后的拿破仑复辟,并以此证明革命的可怕与失败,那么“共和、平等、自由、博爱、人权、民主”等理念,恐怕难以传遍后世,更遑论成为当代世界的共识。

循此引伸的问题是,89六四于中国以至人类历史的意义,之所以不像法国大革命般影响深远,与相对缺乏系统和持续的记录、整理和普及是否有关?以此为鉴,要让“命运自主”、“罢课不罢学”、“我要真XX”成为未来香港以至世界的常识,以至成为将来的世代也愿意认同甚至委身追求的价值,日后的纪念活动,或各种“毋忘初衷”的后续工作,恐怕需要不断丰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才能让它们尽量普及、为后世承传。

具体的工作,除了可考虑深化每年928的纪念活动外,或许还可引入持续而定期的研究、讨论和整理,透过实践与理论交替,反思雨伞运动的主要诉求的具体意义,加深我们对“罢课不罢学”、“命运自主”或“我要真普选”的理解,亦包括批判地厘清“勇武抗争”、“和平占领”、“升级落区”、“不要大台”、“商议式民主”、“离地vs务实”等概念的含意,探讨它们的价值、作用和局限,并尝试有创意地寻找具体落实的方法。

2014年9月22日,中大百万大道有13,000人出席大专罢课启动集会,被视为是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专学生罢课。
2014年9月22日,中大百万大道有13,000人出席大专罢课启动集会,被视为是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专学生罢课。

回到“罢课不罢学”的初心

“罢课不罢学”中真正激进的,并不是“罢课”的形式,而是在谎言管治、玩假当真的世道中坚持学习和思考、求真寻善,也就是坚持“不罢学”的取态。

伞运的序幕,是全港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发起的“罢课不罢学”。我曾指出,“罢课不罢学”中真正激进的,并不是“罢课”的形式,而是在谎言管治、玩假当真的世道中坚持学习和思考、求真寻善,也就是坚持“不罢学”的取态。“不罢学”,也就是乐意并敢于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及回应走近我们面前的各种最要之事物,例如木材之于工匠、学生之于教师、民众之于政府,认真地直面和思考他们/它们向我们展示或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或解决方法。只有这样,社会矛盾才不会积累,困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当代香港这个“赶工比愿景优先”、“行动比思考重要”的社会脉络中,“不罢学”往往需要透过“罢课”/“罢工”而达至,也就是想方设法移除或克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各种学习的障碍,包括尽量减少与个体生命意义和集体愿景无关的行动,让学习和思考成为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逐渐养成为生活的习惯。这种改造日常流程的进路,恐怕是投身有意义的伞运纪念,也就是重写伞运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

香港近年沦落的根源,与政权建制的缺学无思(thoughtlessness)——不直面和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密切相关。

要启动这项延续伞运、重写历史的计划,需要首先克服一种认知和情感的障碍——认为学习与思考并不是“行动”,甚至会阻碍“行动”;又或陷入觉得做甚么也没有用的无力状态。然而,随著政权建制的谎言统治、玩假当真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愈来愈严重,包括本地社会两极分化积累不满、风灾暴露的管治质素低劣、港鐡工程与营运危机、政权建制的倒行逆施招惹国际社会加强施压,令民众愈来愈明白香港近年沦落的根源,与政权建制的缺学无思(thoughtlessness)——不直面和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密切相关。

在这新的社会脉络之下,民间社会应该较容易超越和克服上述的认知障碍;与此同时,缺学无思的政权建制将无可避免地不断犯错,以至陷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常态,民间抗争的空间和作用也将较容易看到,这大概亦有助于民众走出情感无力的状态。

2017年9月19日,“占中九子案”在区域法院提诉,被告包括“占中运动”(即“雨伞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学联前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连黄浩铭及立法会前议员李永达。9人分别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共3项罪名。
2017年9月19日,“占中九子案”在区域法院提诉,被告包括“占中运动”(即“雨伞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学联前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连黄浩铭及立法会前议员李永达。9人分别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共3项罪名。

伞运九子很有可能面对漫长的司法审判程序,而伞运面对的“历史审判”,恐怕只会更为漫长。作为参与伞运的一份子,努力在社区、屋村、学校、医院、企业、工厂,延续伞运的“罢课不罢学”、“命运自主”、或“我要真普选”等诉求,将它们融入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变成我们的常识习惯;并透过百花齐放的行动,包括民主商讨、公民抗命、勇武抗争、和平占领、升级落区,抗拒并改造日渐沦落的社会制度、文化政治。对于九子和伞运来说,这样认真地继承伞运初衷,大概是在他们将要面对政治与历史审判之际,其中一种最好的陪伴及支持。

我们是否愿意在赶忙的日常工作中省下点时间心力,也就是寻找体制内外的空间,透过创意地“罢课”/“罢工”以跳出不断重复的日常,持续而有耐性地讨论、厘清、普及伞运所提出的关键理念,让它们成为2014年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读者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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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常棒的文章,有限的文字整理出历史中改变大局的核心,不同时空的人也同样追求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包括物質,心灵和更宏大的社会环境,是每个人的改变和相互连接,不停留于所谓的“权力/胜利者”的表面。对我有提醒,谢谢端和作者 👍🙏

  2. 历史事件的文化价值,并不会自然出现,还得要看已发生之事如何被书写和延续。说的很对,但是请记住一点,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你看到的很多民众革命被人铭记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的运动动摇了执政者的统治基础,后来的统治者需要这个民众革命来支持其正当性,而占中运动不会到达这个效果,可以说市书生误国的最直接体现,对敌人进行错误的判断,本来应该打击的市建制派,却去打击中央政府,本来应该团结队友,分化敌人,而运动却完全没有这么做,愚蠢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