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許寶強： 傘運九子的審判與 2014的歷史

2018年11月19日，是雨傘運動九位參與推動者被政府檢控開審之期，也標誌著香港史無前例的79天佔領進入終章， 儘管運動仍然在不同的層面延續。自2013年初開始醞釀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至2014年底發展為預期之外的雨傘運動，延及其後幾年香港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傘落社區、素人參政、進入議會，到人大釋法、DQ（Disqualification，指香港多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成為常態，再到借「港獨」「國安」封殺新聞及言論自由，以至民間社會出現自我審查及持續抗爭——禁止馬凱入境惹來本地新聞工作者、大律師公會與政黨的抗議；打壓巴丟草展覽及繼後的民間遊撃式的聲援與對「展覽」的創意延續；大館嘗試取消但在藝文界壓力下又恢復馬建講座⋯⋯這種種轉變，正不斷改寫著香港的歷史。

法庭審判九子，也同時是審判傘運，也是官方嘗試借司法之力，編寫傘運未來的歷史。然而，歷史的編寫和審判，不可能完全由官方壟斷。有權參與審判、編寫歷史的，除了政權和司法系統外，還包括數以十萬也曾以不同形式參與傘運的朋友——於九子代所有傘運參與者接受政治審判之際，認真地反思雨傘運動的歷史意義，也就是以歷史的視野補充（或抗衡） 狹義的司法與政治審判，或許亦是履行陪伴戰友、毋忘初衷的承諾。

積極參與改寫歷史，揭示傘運的意義與局限，不僅在於紀念過去，更重要是指向未來。剛過去不久的傘運四周年，參與紀念活動的人數不算太多，深入的反思分析更少。不過，這並不表示傘運的影響已日漸淡出，更不能證明傘運的失敗。在山竹風災後遍地開花的「自己社區自己救」，彰顯和承傳的，難道不正是「命運自主」的精神、「傘落社區」的實踐？不是有力地反證傘運已失敗落幕的斷言嗎？

事實上，在四周年前夕，系統而全面地記錄了2014年金鐘從「罷課不罷學」到9月28日佔領開始的紀錄片《傘上：遍地開花》，終於製作完成，目前已在一些學校及機構上映，下集也將不日推出；另一套《撐傘》及其後續《我們有雨靴》，亦於昨天（11月18日）公映。而一位在大學任教的朋友告之，一些由本地學者書寫的有關雨傘運動的學術專著，也將會陸續出版。換句話說，吳靄儀所希望看到的傘運傳記或檔案， 近幾年不斷由有心人默默耕耘、認真製作。仔細記錄整理像傘運這樣重要的歷史事件，作用並不僅在於回顧過去，更重要的是延續運動，校正未來社會的走向，也是履行「毋忘初衷」的承諾。

從紀念到延續

歷史上的民眾運動或革命，之所以為後人銘記，往往並不是（或至少不僅是）由於其成功地改朝換代，而是改變了民風社俗，開拓出新的文化價值、生活可能。

今天，當我們想起1989，記得的自然包括東歐的革命變天和天安門的學生運動；談及1968，離不開布拉格之春、法國五月的學運和美國的反戰、民權、性/別、環保運動；1917有十月革命，1911則是辛亥起義；更久遠的是1789與1776的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試想，數十年後人們在回顧2010年代最初幾年時，會記起甚麼？2010-2011年很可能是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2012大概離不開「佔領華爾街」；2013應少不了「占领蓋齊」或「土耳其之春」；2014年呢？會不會是香港的雨傘運動？

歷史上的民眾運動或革命，之所以為後人銘記，往往並不是（或至少不僅是）由於其成功地改朝換代，而是改變了民風社俗，開拓出新的文化價值、生活可能。例如，我們不一定記得中俄法美革命前後誰下台誰主政，但卻不會忘記共和、平等、自由、博愛、人權的理想和價值；同理，東歐「蘇東波」（指東歐劇變）和天安門學運前後的政壇交替，大概只有專業的歷史和政治學者才感興趣，普通民眾記起的，恐怕是共產政權的衰落和大眾對民主的追求；1968留給我們的，是種族與性別平權、自然生態平衡、和平反戰與性解放等多元文化理念和生活態度；而2014給後人（至少是香港的未來世代）留下的遺產，會是「罷課不罷學」、「命運自主」、或「我要真XX」的生活政治嗎？

歷史事件的文化價值，並不會自然出現，還得要看已發生之事如何被書寫和延續。

歷史事件的文化價值，並不會自然出現，還得要看已發生之事如何被書寫和延續。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倘缺乏一代又一代「毋忘初衷」的有心人，認真記錄和整理其歷史意義，或沒有世界各地的民間團體、社會運動用不同方式延續其倡議的理想和價值，而只是靠每年紀念巴士底獄被攻陷與路易十六上斷頭台，又或不斷重覆訴說雅各賓派（Jacobins） 的恐怖統治和其後的拿破崙復辟，並以此證明革命的可怕與失敗，那麼「共和、平等、自由、博愛、人權、民主」等理念，恐怕難以傳遍後世，更遑論成為當代世界的共識。

循此引伸的問題是，89六四於中國以至人類歷史的意義，之所以不像法國大革命般影響深遠，與相對缺乏系統和持續的記錄、整理和普及是否有關？以此為鑑，要讓「命運自主」、「罷課不罷學」、「我要真XX」成為未來香港以至世界的常識，以至成為將來的世代也願意認同甚至委身追求的價值，日後的紀念活動，或各種「毋忘初衷」的後續工作，恐怕需要不斷豐富，並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才能讓它們盡量普及、為後世承傳。

具體的工作，除了可考慮深化每年928的紀念活動外，或許還可引入持續而定期的研究、討論和整理，透過實踐與理論交替，反思雨傘運動的主要訴求的具體意義，加深我們對「罷課不罷學」、「命運自主」或「我要真普選」的理解，亦包括批判地釐清「勇武抗爭」、「和平佔領」、「升級落區」、「不要大台」、「商議式民主」、「離地vs務實」等概念的含意，探討它們的價值、作用和局限，並嘗試有創意地尋找具體落實的方法。

回到「罷課不罷學」的初心

「罷課不罷學」中真正激進的，並不是「罷課」的形式，而是在謊言管治、玩假當真的世道中堅持學習和思考、求真尋善，也就是堅持「不罷學」的取態。

傘運的序幕，是全港大專學生和部分中學生發起的「罷課不罷學」。我曾指出，「罷課不罷學」中真正激進的，並不是「罷課」的形式，而是在謊言管治、玩假當真的世道中堅持學習和思考、求真尋善，也就是堅持「不罷學」的取態。「不罷學」，也就是樂意並敢於以開放的胸懷，迎接及回應走近我們面前的各種最要之事物，例如木材之於工匠、學生之於教師、民眾之於政府，認真地直面和思考他們/它們向我們展示或提出的問題，尋找答案或解決方法。只有這樣，社會矛盾才不會積累，困局才有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當代香港這個「趕工比願景優先」、「行動比思考重要」的社會脈絡中，「不罷學」往往需要透過「罷課」/「罷工」而達至，也就是想方設法移除或克服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各種學習的障礙，包括盡量減少與個體生命意義和集體願景無關的行動，讓學習和思考成為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並逐漸養成為生活的習慣。這種改造日常流程的進路，恐怕是投身有意義的傘運紀念，也就是重寫傘運歷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

香港近年淪落的根源，與政權建制的缺學無思(thoughtlessness)——不直面和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密切相關。

要啟動這項延續傘運、重寫歷史的計劃，需要首先克服一種認知和情感的障礙——認為學習與思考並不是「行動」，甚至會阻礙「行動」；又或陷入覺得做甚麼也沒有用的無力狀態。然而，隨著政權建制的謊言統治、玩假當真所導致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嚴重，包括本地社會兩極分化積累不滿、風災暴露的管治質素低劣、港鐡工程與營運危機、政權建制的倒行逆施招惹國際社會加強施壓，令民眾愈來愈明白香港近年淪落的根源，與政權建制的缺學無思(thoughtlessness)——不直面和解決問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密切相關。

在這新的社會脈絡之下，民間社會應該較容易超越和克服上述的認知障礙；與此同時，缺學無思的政權建制將無可避免地不斷犯錯，以至陷進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常態，民間抗爭的空間和作用也將較容易看到，這大概亦有助於民眾走出情感無力的狀態。

傘運九子很有可能面對漫長的司法審判程序，而傘運面對的「歷史審判」，恐怕只會更為漫長。作為參與傘運的一份子，努力在社區、屋村、學校、醫院、企業、工廠，延續傘運的「罷課不罷學」、「命運自主」、或「我要真普選」等訴求，將它們融入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變成我們的常識習慣；並透過百花齊放的行動，包括民主商討、公民抗命、勇武抗爭、和平佔領、升級落區，抗拒並改造日漸淪落的社會制度、文化政治。對於九子和傘運來說，這樣認真地繼承傘運初衷，大概是在他們將要面對政治與歷史審判之際，其中一種最好的陪伴及支持。

我們是否願意在趕忙的日常工作中省下點時間心力，也就是尋找體制內外的空間，透過創意地「罷課」/「罷工」以跳出不斷重複的日常，持續而有耐性地討論、釐清、普及傘運所提出的關鍵理念，讓它們成為2014年人類歷史遺產的一部分?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