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育轩：稳定大于一切？新埃及废墟上的旧埃及

3月27日晚上七点半，开罗的投票站仍然焦躁地继续播放着特别制作的催票音乐，督促人们尽快来投票。这是自26号开始连续三天的总统大选投票，是埃及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穆巴拉克下台以来的第三次总统选举。2013年军方在政变之中推翻了第一任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隔年总统大选中政变的主导者、军人出身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以97%高票当选（47%投票率）。今年是他寻求第二任任期，根据目前出口民调估计，这次投票率约为40%，而塞西获得90%选票（约2300万选民）。

塞西的焦虑与不光彩的“选举”

与其说这次是选举，反而是强人塞西的个人秀。这场选举没有有任何意义的竞争，唯一的挑战者穆萨（Moussa Moustafa Moussa）没没无闻。他过去是塞西的支持者，且在报名截止前最后一刻才报名参选，选举期间也不做任何“竞选活动”，被视为掩饰“一人参选”的遮羞布。

塞西不是没有真的挑战者。在选举期间有几个人表达参选意愿，但是都被不同方式逼退。一名人权律师Khaled Ali还没交出参选申请，就因为大批年轻志工遭到逮捕而选择退出。前参谋总长Sami Anan在宣布参选意图后遭到拘捕。前空军指挥官Ahmed Shafik则据信在阿布达比遭到软禁一个月，在答应支持塞西后才被释放回埃及。埃及自1952年革命变成共和国以来，都是由军队出身的人担任总统；显然军队内部并非都支持塞西，只是塞西动用不光明的手段来逼退两人。军方内部的分歧，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尽管塞西稳稳当选，而且已经大权在握，却显露了令人困惑的焦虑感。

在过去几天如果走在开罗街上，会被海量的塞西竞选广告海报／大布条淹没。这些海报的设计样式都数得出来，根据调查报导，海报设计样板是安全部门发给设计师的，并透过“半胁迫”的方式要求商家自费（约1000埃镑，取决于大小）挂上，还要在海报上注明商家名称。笔者在开罗一度以为塞西自己砸了大钱悬挂，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要求民间商家埋单，显见塞西将制造自己受到支持的假象，置于饱受经济不振之苦的普通埃及商人之上。另外，官方也使出各种手段催促民众投票，包括给来投票的人发放民生物品（食用油与糖），警告不投票的人会面临罚款（根据一条悬而未用的法条），甚至劳工部长打电话到外企工厂要求载送埃及工人到投票站。可是，即便官方半威胁半利诱地强力催票，这次选举投票率仍低于上次的47％。

塞西以这种强势方式当选，埃及毫无疑问回到了2011年革命之前的政治强人时代：军方出身的政治强人掌控一切，专制执政多年，并且甚至比穆巴拉克时期还变本加厉，媒体受到更严格的监控（主要报章媒体编辑得到军事学院上课），反对派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压，非政府组织空间受到压缩。一些人感叹埃及重回到“旧埃及”的老路，一名曾担任记者的学生告诉笔者，2011年革命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改变的机会，让埃及步入自由民主的正轨，但是当他看到旁人居然转为支持发动政变的塞西，就对一切彻底失望，认为埃及未来没有希望，自己打算移民出国。2011年短暂建立的“新埃及”成了废墟。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塞西将埃及带回稳定的正轨，观光客回流、社会趋于稳定、外国重新愿意投资。他们斥责2011年革命，认为埃及还没准备好西方式的民主，强人领导的“旧埃及”比较好。

新埃及的军政商勾结与穆兄会崛起

虽然塞西将埃及带回专制政治强人的旧时代，但是埃及并非过去那个旧埃及。新埃及不只是革命意义上的，还是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经济上来说，埃及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一场埃及式的新自由主义变革，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内在，进而影响社会与政治结构。

埃及的自由改革开放，要追朔到萨达特1974年开始的“开放”（al-infitah）。当时，萨达特利用1973年赎罪日战争所获得的政治资本，试图将埃及从纳赛尔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扭转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与以色列对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本营，转变成区域的商业贸易金融投资标的。

实际上执行起来并非如此，萨达特以及后来穆巴拉克的政权，将新兴的经济机会奖励给与军方、情报部门官员亲戚及政权友好的相关人士，创造出一批依赖政商关系的经济特权阶级，而非公平环境竞争下的成功商业人士。而后这些商业精英又加入政治（著名的例子是穆巴拉克儿子，原本在银行业，而后加入执政党），金钱、政治与军队关系日益密切，界线日益模糊。从1980年代开始，部分因为军费支出下降，军方人士开始参与到私有经济当中，至今估计军方人士掌握了埃及40至60%左右的经济份额，许多各级军官都有自己的商业项目。与此同时，大批任职于政府的中产阶级并未享受到开放带来的经济好处，反而因长年未提升的工资饱受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公部门普遍的贪腐行为。

1990年代开始，穆巴拉克政府接受IMF建议与欧洲财团建议，展开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式的紧缩政策：删减社会福利以及限缩政府功能，让整个情况雪上加霜。埃及政府的公共服务投资从1992年的11.5%GDP下降到1997年的5.4%，补贴从5.2%下降1.6%，使得埃及社会长期处于不安与愤怒当中。长期看来，整个1970年代以降，埃及政府逐渐摒弃纳赛尔时代所推行照顾广大埃及民众的国家社会主义，使得政权逐渐向少数政商精英靠拢，边缘化与挤压广大的埃及中下阶层，掏空政府本身的合法性。

国家角色的退位开启了政经真空给穆斯林兄弟会填补，后者则横跨各种中小商家。穆斯林兄弟会是创立于1928年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纳赛尔时代几乎被驱逐出埃及。1970年代之后，几项发展让兄弟会发展出深入社会的影响力，并最终在2013年被塞西强力打压前，成为埃及最强大的政治势力。首先是萨达特翻转纳赛尔时代驱逐兄弟会的政策，容许兄弟会成员回到埃及。

第二，1970年代开始，拜石油价格上涨之赐，海湾国家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贫困国家的移民劳工（大部分又来自这些国家的乡村地区），约莫有300万埃及移工在1980年代之间到海湾国家工作，许多人在这过程中接受兄弟会的帮助，并且自愿捐钱赞助兄弟会。

同时，兄弟会利用捐献以及会中富裕的成员，投资到贫困地区，兴建学校、医院、教育机构等基础设施，以及提供成员就业机会等，填补了埃受国家职能日渐减少而腾出来的空缺，以及弥补开放政策施加在中下阶层的经济压力。到了2000年以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与服务已经遍布埃及各处，有大批的中下阶层作为支持者，并且向上延伸到都市里的专业阶层。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兄弟会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认为自己因为提供这些服务，更具有“合法性”来执政。

第三，萨达特放弃纳赛尔时代去宗教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转而强调宗教合法性，例如将伊斯兰教法订定为国家法律的“原则”，并广建清真寺。加上大批海湾工作的埃及移工吸纳了海湾保守（特别是沙地阿拉伯）的宗教观，都让整个埃及社会变得更加保守以及宗教化。例如在1970年代以前，女性出门包覆头巾是偶尔才会见到的；今天在开罗街上，大部分的女性都穿戴头巾，而且还不难见到沙地式的全身罩袍。宗教化的埃及给予兄弟会宣称自己合法性的社会环境。

2011年的革命是这些政经社会结构转变下的转捩点，埃及的政权在过去三十年自我摒弃与普罗大众的连结，自己创造了一个政商交相贼的小圈圈，而将社会服务与中下阶层留给穆斯林兄弟会发展。普通埃及民众完全有理由对政治与商业精英抱持高度不信任的态度，并且更愿意支持给自己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兄弟会。

当然不是整个埃及都可以用这种二分法来归类。埃及如同周边的阿拉伯兄弟国家般，拥有大量年轻人口（根据最新统计，埃及40%人口在18岁以下，18至29岁的占23％），在他们生活的世代就饱受高失业率与政府贪腐的困境，而他们的政治立场被夹在专制统治与政治伊斯兰之间。例如，一名参加过2011年革命的年轻人在翌年的大选当中，并未投票给兄弟会，但至少认为兄弟会是透过民主选举上台，而不认同塞西的政变手段。选举期间，数个联名呼吁民众拒绝投票抵制大选的反对派，也不尽然是支持兄弟会的，而是塞西的做法全然违反民主原则。然而从意识形态的战场来说，这些左派、自由派、阿拉伯民主主义者都无一能成为强力的政治力量，使得埃及政坛两个实际上主要的政治势力就是军方与兄弟会。如今兄弟会被赶出政界，政坛上只剩下军方代表与成群不成气候的小党派。

旧埃及领导模式能否有效统治新埃及？

塞西在2013年政变之后并未完全打破这种政经结构，尽管他用暴力的手段将兄弟会赶出了政治领域，甚至摧毁了兄弟会的领导阶层，但他并未解决埃及政权合法性积弱的长期性问题，并且如同穆巴拉克般，依赖大型基建项目促进经济，希望用新自由主义式的“涓滴效应”假以时日来获得支持。埃及在30多年的自由化与开放政策下来，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日渐萎缩到只剩下提供“安全”与“经济成长”而已。强人领导式的“旧埃及”能否有效统治社会结构转变的“新埃及”，令人怀疑；即便这个“新埃及”在2011年革命中，尝试达成政治上的改变后遭逢挫败。

不过，国际情势对塞西有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于军方传统出身的人士较为放心，对伊斯兰主张的兄弟会总是抱有一定戒心。塞西在2017年5月访问华盛顿时，受到特朗普的表扬，称“埃及显得十分安全”。海湾皇室国家（主要是沙地阿拉伯与阿联酋）也不乐见兄弟会掌权，因此回报给塞西大笔的投资与借款。

埃及塞西的强人政治是埃及特有的，也是区域性的现象。一方面他符合埃及过去强人政治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阿拉伯之春”之后，人们惧怕自己国家陷入像叙利亚或也门那样内战的状况的反射，特别是埃及经济高度依赖观光收入。塞西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也门与叙利亚，并标榜自己是唯一能避免埃及陷入同样状况的“救星”。

“惧怕混乱”支撑着像是叙利亚的阿萨德或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然而，同样是透过政变强化自己的权力，塞西并未如埃尔多安般大量“清洗”国家公务员系统，并且透过伊斯兰意识形态来边缘化同为强调伊斯兰的古兰运动。塞西的“埃及模式”是强调稳定与爱国，并且让他自己更为信任的情报部门与军方，加大对公部门与社会的控制。但是塞西这种单纯依赖铁腕与去政治化的稳定口号，以及缺乏普京与埃尔多安拥有的群众魅力（实际上纳赛尔之后再也没有埃及领导人有强大的群众魅力），注定他无法如同普京般享有高支持率。而尽管塞西不时诉诸爱国主义，但成效也远远不及俄罗斯或中国。

埃及社会的稳定很可能只是假象，埃及人短暂接受塞西的铁腕统治，只是受不了社会动荡带来的经济冲击，并且在军队与情报部门的严密掌控下看不到其他可行的方案。这不表示埃及解决了官商勾结、政治合法性与中下阶层苦难等任何一个长期性问题。一名年轻教师向笔者指出，埃及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言论自由，普通人无法敞开心胸讨论问题。在投票日结束当晚，开罗刮起了巨大的沙尘暴，或许预示了下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

（张育轩，自由撰稿人，长期关注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