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育軒：穩定大於一切？新埃及廢墟上的舊埃及

3月27日晚上七點半，開羅的投票站仍然焦躁地繼續播放着特別製作的催票音樂，督促人們盡快來投票。這是自26號開始連續三天的總統大選投票，是埃及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穆巴拉克下台以來的第三次總統選舉。2013年軍方在政變之中推翻了第一任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隔年總統大選中政變的主導者、軍人出身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以97%高票當選（47%投票率）。今年是他尋求第二任任期，根據目前出口民調估計，這次投票率約為40%，而塞西獲得90%選票（約2300萬選民）。

塞西的焦慮與不光彩的「選舉」

與其說這次是選舉，反而是強人塞西的個人秀。這場選舉沒有有任何意義的競爭，唯一的挑戰者穆薩（Moussa Moustafa Moussa）沒沒無聞。他過去是塞西的支持者，且在報名截止前最後一刻才報名參選，選舉期間也不做任何「競選活動」，被視為掩飾「一人參選」的遮羞布。

塞西不是沒有真的挑戰者。在選舉期間有幾個人表達參選意願，但是都被不同方式逼退。一名人權律師Khaled Ali還沒交出參選申請，就因為大批年輕志工遭到逮捕而選擇退出。前參謀總長Sami Anan在宣布參選意圖後遭到拘捕。前空軍指揮官Ahmed Shafik則據信在阿布達比遭到軟禁一個月，在答應支持塞西後才被釋放回埃及。埃及自1952年革命變成共和國以來，都是由軍隊出身的人擔任總統；顯然軍隊內部並非都支持塞西，只是塞西動用不光明的手段來逼退兩人。軍方內部的分歧，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儘管塞西穩穩當選，而且已經大權在握，卻顯露了令人困惑的焦慮感。

在過去幾天如果走在開羅街上，會被海量的塞西競選廣告海報／大布條淹沒。這些海報的設計樣式都數得出來，根據調查報導，海報設計樣板是安全部門發給設計師的，並透過「半脅迫」的方式要求商家自費（約1000埃鎊，取決於大小）掛上，還要在海報上註明商家名稱。筆者在開羅一度以為塞西自己砸了大錢懸掛，後來才發現原來是他要求民間商家埋單，顯見塞西將製造自己受到支持的假象，置於飽受經濟不振之苦的普通埃及商人之上。另外，官方也使出各種手段催促民眾投票，包括給來投票的人發放民生物品（食用油與糖），警告不投票的人會面臨罰款（根據一條懸而未用的法條），甚至勞工部長打電話到外企工廠要求載送埃及工人到投票站。可是，即便官方半威脅半利誘地強力催票，這次選舉投票率仍低於上次的47％。

塞西以這種強勢方式當選，埃及毫無疑問回到了2011年革命之前的政治強人時代：軍方出身的政治強人掌控一切，專制執政多年，並且甚至比穆巴拉克時期還變本加厲，媒體受到更嚴格的監控（主要報章媒體編輯得到軍事學院上課），反對派受到不同形式的打壓，非政府組織空間受到壓縮。一些人感嘆埃及重回到「舊埃及」的老路，一名曾擔任記者的學生告訴筆者，2011年革命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改變的機會，讓埃及步入自由民主的正軌，但是當他看到旁人居然轉為支持發動政變的塞西，就對一切徹底失望，認為埃及未來沒有希望，自己打算移民出國。2011年短暫建立的「新埃及」成了廢墟。但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塞西將埃及帶回穩定的正軌，觀光客回流、社會趨於穩定、外國重新願意投資。他們斥責2011年革命，認為埃及還沒準備好西方式的民主，強人領導的「舊埃及」比較好。

新埃及的軍政商勾結與穆兄會崛起

雖然塞西將埃及帶回專制政治強人的舊時代，但是埃及並非過去那個舊埃及。新埃及不只是革命意義上的，還是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經濟上來說，埃及在過去30年間經歷了一場埃及式的新自由主義變革，重新塑造了這個國家的內在，進而影響社會與政治結構。

埃及的自由改革開放，要追朔到薩達特1974年開始的「開放」（al-infitah）。當時，薩達特利用1973年贖罪日戰爭所獲得的政治資本，試圖將埃及從納賽爾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扭轉成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與以色列對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大本營，轉變成區域的商業貿易金融投資標的。

實際上執行起來並非如此，薩達特以及後來穆巴拉克的政權，將新興的經濟機會獎勵給與軍方、情報部門官員親戚及政權友好的相關人士，創造出一批依賴政商關係的經濟特權階級，而非公平環境競爭下的成功商業人士。而後這些商業精英又加入政治（著名的例子是穆巴拉克兒子，原本在銀行業，而後加入執政黨），金錢、政治與軍隊關係日益密切，界線日益模糊。從1980年代開始，部分因為軍費支出下降，軍方人士開始參與到私有經濟當中，至今估計軍方人士掌握了埃及40至60%左右的經濟份額，許多各級軍官都有自己的商業項目。與此同時，大批任職於政府的中產階級並未享受到開放帶來的經濟好處，反而因長年未提升的工資飽受經濟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導致公部門普遍的貪腐行為。

1990年代開始，穆巴拉克政府接受IMF建議與歐洲財團建議，展開一系列新自由主義式的緊縮政策：刪減社會福利以及限縮政府功能，讓整個情況雪上加霜。埃及政府的公共服務投資從1992年的11.5%GDP下降到1997年的5.4%，補貼從5.2%下降1.6%，使得埃及社會長期處於不安與憤怒當中。長期看來，整個1970年代以降，埃及政府逐漸摒棄納賽爾時代所推行照顧廣大埃及民眾的國家社會主義，使得政權逐漸向少數政商精英靠攏，邊緣化與擠壓廣大的埃及中下階層，掏空政府本身的合法性。

國家角色的退位開啟了政經真空給穆斯林兄弟會填補，後者則橫跨各種中小商家。穆斯林兄弟會是創立於1928年的伊斯蘭宗教團體，在納賽爾時代幾乎被驅逐出埃及。1970年代之後，幾項發展讓兄弟會發展出深入社會的影響力，並最終在2013年被塞西強力打壓前，成為埃及最強大的政治勢力。首先是薩達特翻轉納賽爾時代驅逐兄弟會的政策，容許兄弟會成員回到埃及。

第二，1970年代開始，拜石油價格上漲之賜，海灣國家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貧困國家的移民勞工（大部分又來自這些國家的鄉村地區），約莫有300萬埃及移工在1980年代之間到海灣國家工作，許多人在這過程中接受兄弟會的幫助，並且自願捐錢贊助兄弟會。

同時，兄弟會利用捐獻以及會中富裕的成員，投資到貧困地區，興建學校、醫院、教育機構等基礎設施，以及提供成員就業機會等，填補了埃受國家職能日漸減少而騰出來的空缺，以及彌補開放政策施加在中下階層的經濟壓力。到了2000年以後，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與服務已經遍布埃及各處，有大批的中下階層作為支持者，並且向上延伸到都市裏的專業階層。作為社會服務提供者，兄弟會開始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並且認為自己因為提供這些服務，更具有「合法性」來執政。

第三，薩達特放棄納賽爾時代去宗教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轉而強調宗教合法性，例如將伊斯蘭教法訂定為國家法律的「原則」，並廣建清真寺。加上大批海灣工作的埃及移工吸納了海灣保守（特別是沙特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的宗教觀，都讓整個埃及社會變得更加保守以及宗教化。例如在1970年代以前，女性出門包覆頭巾是偶爾才會見到的；今天在開羅街上，大部分的女性都穿戴頭巾，而且還不難見到沙特式的全身罩袍。宗教化的埃及給予兄弟會宣稱自己合法性的社會環境。

2011年的革命是這些政經社會結構轉變下的轉捩點，埃及的政權在過去三十年自我摒棄與普羅大眾的連結，自己創造了一個政商交相賊的小圈圈，而將社會服務與中下階層留給穆斯林兄弟會發展。普通埃及民眾完全有理由對政治與商業精英抱持高度不信任的態度，並且更願意支持給自己提供各種社會服務的兄弟會。

當然不是整個埃及都可以用這種二分法來歸類。埃及如同周邊的阿拉伯兄弟國家般，擁有大量年輕人口（根據最新統計，埃及40%人口在18歲以下，18至29歲的佔23％），在他們生活的世代就飽受高失業率與政府貪腐的困境，而他們的政治立場被夾在專制統治與政治伊斯蘭之間。例如，一名參加過2011年革命的年輕人在翌年的大選當中，並未投票給兄弟會，但至少認為兄弟會是透過民主選舉上台，而不認同塞西的政變手段。選舉期間，數個聯名呼籲民眾拒絕投票抵制大選的反對派，也不盡然是支持兄弟會的，而是塞西的做法全然違反民主原則。然而從意識形態的戰場來說，這些左派、自由派、阿拉伯民主主義者都無一能成為強力的政治力量，使得埃及政壇兩個實際上主要的政治勢力就是軍方與兄弟會。如今兄弟會被趕出政界，政壇上只剩下軍方代表與成群不成氣候的小黨派。

舊埃及領導模式能否有效統治新埃及？

塞西在2013年政變之後並未完全打破這種政經結構，儘管他用暴力的手段將兄弟會趕出了政治領域，甚至摧毀了兄弟會的領導階層，但他並未解決埃及政權合法性積弱的長期性問題，並且如同穆巴拉克般，依賴大型基建項目促進經濟，希望用新自由主義式的「涓滴效應」假以時日來獲得支持。埃及在30多年的自由化與開放政策下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日漸萎縮到只剩下提供「安全」與「經濟成長」而已。強人領導式的「舊埃及」能否有效統治社會結構轉變的「新埃及」，令人懷疑；即便這個「新埃及」在2011年革命中，嘗試達成政治上的改變後遭逢挫敗。

不過，國際情勢對塞西有利，美國與以色列對於軍方傳統出身的人士較為放心，對伊斯蘭主張的兄弟會總是抱有一定戒心。塞西在2017年5月訪問華盛頓時，受到特朗普（川普）的表揚，稱「埃及顯得十分安全」。海灣皇室國家（主要是沙特阿拉伯與阿聯酋）也不樂見兄弟會掌權，因此回報給塞西大筆的投資與借款。

埃及塞西的強人政治是埃及特有的，也是區域性的現象。一方面他符合埃及過去強人政治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阿拉伯之春」之後，人們懼怕自己國家陷入像敘利亞或也門（葉門）那樣內戰的狀況的反射，特別是埃及經濟高度依賴觀光收入。塞西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提到也門與敘利亞，並標榜自己是唯一能避免埃及陷入同樣狀況的「救星」。

「懼怕混亂」支撐着像是敘利亞的阿薩德或土耳其的埃爾多安。然而，同樣是透過政變強化自己的權力，塞西並未如埃爾多安般大量「清洗」國家公務員系統，並且透過伊斯蘭意識形態來邊緣化同為強調伊斯蘭的古蘭運動。塞西的「埃及模式」是強調穩定與愛國，並且讓他自己更為信任的情報部門與軍方，加大對公部門與社會的控制。但是塞西這種單純依賴鐵腕與去政治化的穩定口號，以及缺乏普京與埃爾多安擁有的群眾魅力（實際上納賽爾之後再也沒有埃及領導人有強大的群眾魅力），注定他無法如同普京般享有高支持率。而儘管塞西不時訴諸愛國主義，但成效也遠遠不及俄羅斯或中國。

埃及社會的穩定很可能只是假象，埃及人短暫接受塞西的鐵腕統治，只是受不了社會動盪帶來的經濟衝擊，並且在軍隊與情報部門的嚴密掌控下看不到其他可行的方案。這不表示埃及解決了官商勾結、政治合法性與中下階層苦難等任何一個長期性問題。一名年輕教師向筆者指出，埃及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言論自由，普通人無法敞開心胸討論問題。在投票日結束當晚，開羅刮起了巨大的沙塵暴，或許預示了下一場政治風暴的來臨。

（張育軒，自由撰稿人，長期關注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