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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廢墟上鋪設的普京之路(三):後革命政治劇場,意識形態的角色扮演

面對歷史上的曲折反覆、鬥爭、衝突、死亡,普京以強人姿態將四分五裂的俄國歷史「打通」、縫合。在這背後最大的公約數,其實是「拒絕激進」……


俄羅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索洛維約夫:今天的政治活動家們都在試圖「表演」1917政治光譜中的角色,但他們早已偏離了那個光譜。 攝: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俄羅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索洛維約夫:今天的政治活動家們都在試圖「表演」1917政治光譜中的角色,但他們早已偏離了那個光譜。 攝: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編者按】:數日前,俄羅斯大選結束,已掌權18年的總統普京(普丁)毫無懸念連任,將再領導俄國六年。經歷多次選舉洗禮的普京,在這次大選中更刷新了個人歷次參選的最高紀錄——逾七成六的得票率,顯示他多年來的威權統治不但沒有摧毀其民望,反而令他更能「穩坐江山」。

到底普京是如何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推翻帝俄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後的列寧蘇共統治、戴着「衛國戰爭光環」的史太林時代(史達林時代)、「去史太林化」的赫魯曉夫(赫魯雪夫)改革,以及蘇聯解體後,葉利欽(葉爾欽)的反蘇親美新自由主義……在這些意識形態激烈衝突的歷史中,普京選取了什麼片段敘事,又放棄了什麼歷史真相?前篇《葉利欽時代,最糟糕的自由》探討了俄羅斯人為何會對葉利欽當權的「自由年代」心生厭惡,引發懷念蘇聯的情緒;中篇《列寧已死,史太林萬歲》則介紹了,一度被「打倒」的帝俄,如何和史太林時代,同時成為俄國人懷念的「最偉大時刻」。本篇文章將會主要拆解普京如何平衡互相齟齬的不同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穩住寶座。

淪為各派政治劇場的1917

有人說「1917年還未真正進入俄羅斯的歷史」,或者用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在1917年提出的那句名言來理解俄國的1917年更合適: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1917年,和今天俄羅斯普通人如此息息相關。在意識形態上,人們仍然試圖從那時候的光譜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普京的支持者們大多把自己想像為革命前的君主派,他們恐懼革命,希望生活在穩定的「帝國」。於是,他們開始幻想,如果沙皇的總理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1862-1911)的改革成功了、革命沒有發生會怎樣?

葉利欽主義者則大多把自己放在當時自由派的位置上,他們認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的時期是俄羅斯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巔峰,就像1990年代一樣。於是,比起十月革命,他們更願意紀念二月革命。去年紅極一時的Project1917就是這一脈絡的體現。團隊選取1917年的日記、信件、檔案等資料,試圖還原革命期間各個力量構成的「社交網絡」。項目組希望以這個歷史工程,把被布爾什維克「佔領」的歷史還給人民,以一個「懸而未決」的時刻,呈現兩次革命之間俄羅斯多元的歷史面貌。在自由派眼中,儘管1917是一段講述他們如何走向失敗的歷史,不過與此同時,也是他們短暫的歷史巔峰。

俄國共產黨對十月革命記憶的不斷重喚不言而喻,不過,黨魁久加諾夫在把列寧掛在嘴邊的同時,卻已經從1990年代的反對力量,被普京吸收為自身統治的一部分。作為反對派的新左派則經歷着一再的分裂,其中有人認同當時的布爾什維克,有人認同孟什維克,有人認同社會革命黨,更有不同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出現在反對派的隊伍中。

「今天的政治光譜是起源於1917年,但是卻無法再作為真實的參照系了,毋寧說它是一個政治劇場。」俄羅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索洛維約夫說。他認為,今天的政治活動家們都在試圖「表演」1917政治光譜中的角色,但他們早已偏離了那個光譜。

「今天的政治光譜是起源於1917年,但是卻無法再作為真實的參照系了,毋寧說它是一個政治劇場。」

「今天的政治光譜是起源於1917年,但是卻無法再作為真實的參照系了,毋寧說它是一個政治劇場。」攝:Vasily Maximov/AFP/Getty Images

布爾什維克在一百年前是最激進的力量,而今日的俄共則極其保守。雖然他們總是把列寧、布爾什維克遺產掛在嘴邊,但是他們並不理解布爾什維克當時作為革命者的位置。在不少俄國人眼中他們是帝國主義者,是普京的傀儡。最諷刺的是,共產主義者本該是無神論者,但他們卻和今天俄羅斯另一個保守勢力東正教有着撇不清的關係,所以反對派為他們發明了一個詞——「東正教無神論者」。在建制的政治光譜中,很難區分左翼和保守派。

在20世紀初,俄國的自由派曾是帝國主義者,或者說大國沙文主義者——他們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領土遍及四方。可是,今天在俄羅斯卻很難找到有帝國夢的自由派。「恰恰相反,他們走向了(斯拉夫)民族主義的道路」,索洛維約夫說。反對派政治領袖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作為自由派的「代言人」,就有着強烈的反移民民族主義訴求。他在幾年前高調打出過反俄羅斯境內的高加索人的旗幟後,又把反中亞移民提上了政治議程。

在今天的俄羅斯,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懷舊情緒也非常普遍。只不過,君主制對於今天絕非一個真選項,尼古拉二世也並非一個真實的人。這些君主派當中,沒有人對那時尼古拉二世實際的政治綱領感興趣。如索洛維約夫指出,尼古拉二世所做的全部,只是盡全力讓他的政府所推行的改革難以完成。「尼古拉二世於今天的保守派而言,是政權之不可斷裂的象徵。所以在普京的保守統治下,恐懼革命的人開始把自己帶入了1917年『保皇派』的角色。」

不過,對於更多人來說,歷史本就是從未斷裂過的——尼古拉二世、列寧、史太林、普京,他們是不同面孔的統治者,而俄羅斯的歷史則是穩定而平順前行的一個進程。

在1917年,每一股政治力量,無論政黨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議程和對未來社會的想像。而普京政權下的俄羅斯,意識形態早已虛無。

「今天人們想到俄羅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難去想像一個沒有普京的俄羅斯。」莫斯科記者契爾尼克遺憾地說。

「今天人們想到俄羅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難去想像一個沒有普京的俄羅斯。」莫斯科記者契爾尼克遺憾地說。攝:Alexander Zemlianichenko/AP

於是,今天政治圖景只展現為普京支持者和普京反對者。

赫魯曉夫,蘇共意識形態僵化之始

1917年的政治結構,是今天政治活動家們表演的劇場,而真正形塑今日俄羅斯政治光譜的,則是蘇聯後期——赫魯曉夫時代和布里茲尼夫(布里茲涅夫)時代。

1956年,赫魯曉夫召開了黨的二十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以「批判史太林的個人崇拜和揭露其罪行」聞名,從此開始了「解凍」。然而,這也意味着意識形態光譜混亂的開始。到了布里茲尼夫執政的1970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遭遇了危機。在此之前,人們仍然對共產主義滿懷信心,而布里茲尼夫的「停滯」時期,卻讓意識形態不斷地空洞化。

「在我重新讀列寧和史太林的日記與信件時,我發現他們這麼迷人」,Project1917的資深編輯鮑爾堅科(Andrey Borzenko)告訴我,「而我的父母則對這些毫無興趣。」在他看來,是幾十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喧嘩的寂靜」,讓生活在蘇聯時代的人們對革命話語徹底「脫敏」了。以他為代表的不少人認為,是史太林的「大清洗」消滅了真正相信共產主義的老布爾什維克,但是政治宣傳還需繼續甚至擴大,更多的紀念碑、宣傳畫、宣傳電影被生產出來。結果是,人們對政治宣傳愈發麻木。

不過,俄裔美國人類學家阿列克謝.尤爾恰克(Alexei Yurchak)不這麼認為。他在著作《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不見了》(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中指出,在史太林時代,蘇共的意識形態話語從官方生產,到公共流通的路徑是「活」的。史太林的至高地位,讓他擁有了調動、解釋意識形態,乃至開啟意識形態衝突「大討論」的權力。意識形態的運行和衝突都在他一個人身上體現。比如,在1930年代,官方報紙公布憲法草案時,會開展「公共大討論」,報紙刊出讀者意見,史太林則對甄選出來的意見作出反饋——《真理報》刊出讀者來信,認為農民已經成為國有農場中的勞動者,所以蘇聯應該改稱為「勞動者的國家」。史太林在回信中否決了意見,認為這樣的改動忽視了馬列主義階級分析法。

但赫魯曉夫時代,「解凍」消滅的不只是「神聖領袖」,更是這個讓意識形態矛盾可以運行的位置。也就是說,從50年代末,官方意識形態話語開始僵化,沒有人可以質疑這套權威語言,哪怕是實際上的領導人也不行。一切講稿都是「黨八股」文宣的產物,赫魯曉夫有一次脫開講稿,開始用30年代的「工人階級語言」,馬上就意識到這偏離了意識形態模板,趕緊回到了講稿。到了布里茲尼夫時期,任何儀式都有一套提前設計好的程式。意識形態就好像一份電腦程式的同意書一樣,沒人真正關心它,只是一個不假思索的動作——不同意就沒辦法進行下一步。

一名訪客正在參觀前蘇聯領袖赫魯曉夫的回顧展。

一名訪客正在參觀前蘇聯領袖赫魯曉夫的回顧展。攝:Vasily Maximov/AFP/Getty Images

至此,蘇聯意識形態,徹底由形式代替了內容,意識形態的不斷地空洞化了。也正因為這樣,布里茲尼夫時代出現了如此繁榮的地下文化和不同的異見者。那些回溯時自詡的「異見者」和「蘇聯生活的例外狀態」,在當時恰恰是被那個體制塑造出來的典型範式。

蘇聯的自由派萌芽於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清算」和對古拉格的平反。經歷了對共產主義極權的憎惡,和對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世界的浪漫想像,他們成為了90年代初葉利欽的有力支持者。然而,葉利欽時代成為了一個嘴上說着自由主義,私下肥了寡頭諸侯們私囊的時代,失去了民心。這一切都讓作為蘇聯體系反面的自由主義在俄羅斯政治中快速「失效」。「那些葉利欽主義者們永遠強調自己的『自由派』立場,然而他們既不了解在國際語境下自由主義的意味,也不了解20世紀初俄國語境下自由派的位置。所以,政治家們呼喊的『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俄羅斯毫無意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索洛維約夫對今天俄羅斯的自由派非常失望。

今天的保守派則要追溯到1970年代。但是,他們的「保守」,是重新想像史太林時代,渴望史太林式的君主。恰恰在同一時間,保守派也開始回歸東正教遺產。在保守派光譜上,東正教和史太林同時成為保守派的不同樣板。「那時有很多人同時既是共產主義者又是帝國主義者,既是史太林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者。這對他們來說不成問題」,索洛維約夫指出。到了1990年代,俄共和極右種族主義勢力組成「紅褐聯盟」(Red Brown Alliance),就是這一時期意識形態混亂的延續與迴響。普京政權下對歷史記憶的重新挪用,更讓意識形態成為後革命時代的劇場。

「不過這種光譜的混亂,也許說明我們熟悉的這些意識形態的命名已經失效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都是19世紀的語言,也許這些意識形態已經死了」,索洛維約夫說。

這些詞語在今天仍被頻繁使用,僅僅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分類法,是否為我們理解當下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更大的難度?

要擊敗普京,就要變成普京?

2017年10月30日夜,普京現身莫斯科花園環路上一座新落成的紀念碑。這是一座長達三十米的黑色青銅浮雕牆,上面呈現出數百個沒有面目的痛苦人形,象徵着在蘇聯時代遭到迫害的受害者。

普京向紀念碑獻上鮮花,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和葉利欽家人陪同着他。在向受害者表示了同情之後,普京轉向了強調和解——受害者不能被忘記,但是歷史上的仇恨也需要消弭。

2017年10月30日夜,普京現身莫斯科花園環路上一座新落成的紀念碑。這座長達三十米的黑色青銅浮雕牆,上面呈現出數百個沒有面目的痛苦人形,象徵着在蘇聯時代遭到迫害的受害者。

2017年10月30日夜,普京現身莫斯科花園環路上一座新落成的紀念碑。這座長達三十米的黑色青銅浮雕牆,上面呈現出數百個沒有面目的痛苦人形,象徵着在蘇聯時代遭到迫害的受害者。攝:Mikhail Metzel/TASS via Getty Images

就在此前數月,另一座紀念碑被提上議程:俄羅斯計劃在克里米亞半島修建一座「和解紀念碑」,以促成俄國內戰雙方,即紅軍與白軍(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與反布爾什維克的兩支軍隊)的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克里米亞在十月革命時期,曾是白軍的大本營,百年後在那裏建這座紀念碑,用意再明顯不過。不過有趣的是,當地無論是「紅軍」的後人,還是「白軍」的後人都不願和解,這個紀念碑無疾而終。

普京和俄國政府的一系列「轉型正義」姿態,遭到了自由派和反對派的嘲諷。作為曾經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成員的普京紀念蘇聯時代受害者?紀念碑到底在紀念革命受害者,還是革命後的政治犯?今天的俄國,不也充滿了政治犯嗎?

一面紀念政治犯,譴責歷史中的惡;一面紀念衛國戰爭,強調俄國歷史中的偉大時刻。普京就這樣周旋於各種政治力量中間,以延長自身的統治。

今天,無法迴避的事實是,意識形態碎片化的背後,是同樣碎片化的、派系林立的政治場。在葉利欽執政的90年代,舊官僚、新寡頭,這些利益群體,借助蘇聯解體時的混亂斂財擴權,各自佔據了一片天地。他們在1996年大選之後形成了一個支持葉利欽的集團,但組成卻五花八門——地方大員、石油公司老板、媒體大亨。葉利欽的執政有賴他們的共同支持,他們也依賴葉利欽的權力庇蔭,在日漸腐化的系統中撈得更多好處。

1999年普京上台時,寡頭和諸侯們的權力正值頂峰,在此之前,莫斯科市長盧日科夫和總理普里馬科夫等人鬥爭不止。普京的寶座並不穩當。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普京逐漸將安全、內務等強力部門(Siloviki)的人馬扶上身邊要職,以腐敗等罪名剝奪寡頭們的資產,將石油和國營媒體納入自己掌控。

事實上,就算看似形成了圍繞着個人的小圈子治理,普京的圈子中也同時包含了相互對立的政治人物——強力部門集團是其中一組,另一邊,則是當年賞識、提拔普京的自由派恩師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門生與同路人——搭檔梅德韋傑夫(梅德維傑夫)、前財長庫德林(Alexei Kudrin)等人的圈子。如果不把普京當做一個擁有連貫、堅定意識形態立場的政治人物,這些意識形態彼此不同的人一起共事的場面,就不難理解了:普京的權柄,恰恰來源於他坐擁一個破碎、異質性強、意識形態混亂的政治空間。他在這個空間內平衡互相齟齬的不同聲音、不同政治力量,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關鍵位置上,從而所有人也在服從這個最高裁決者與仲裁人的基礎上,達成權力與利益平衡。於是,從俄共到少數民族,從中產階級到寡頭,這些擁有不同政見的團體,恰恰在普京身上達到了最大的「一致」。

面對歷史上的曲折反覆、鬥爭、衝突、死亡,普京以強人姿態將四分五裂的俄國歷史「打通」、縫合。在這背後最大的公約數,其實是「拒絕激進」——普京的支持者們認為,俄羅斯經歷了最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也經歷了最激進的私有化資本主義,結果都是失敗。只有普京,能夠對歷史去粗取精,把沙俄時代的強盛、蘇聯時代的偉大、葉利欽時代的撥亂反正串成一整條線索,維持一個完整、有秩序的俄國。

在1917年,每一股政治力量,無論政黨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議程和對未來社會的想像。而普京政權下的俄羅斯,意識形態早已虛無。

在1917年,每一股政治力量,無論政黨的大小,都有自己的議程和對未來社會的想像。而普京政權下的俄羅斯,意識形態早已虛無。攝:Natalia Kolesnikova/AFP/Getty Images

的確,就連反對派政治領袖納瓦爾尼,也無法踏出普京劃下的框架,他也找不到任何意識形態,可以團結俄羅斯社會的眾聲喧嘩,形成足以擊敗普京的力量。「納瓦爾尼一般會提出反腐敗、反對濫用政府開支等等的議題,但不會提及社會問題的細節」薩沙這樣描述納瓦爾尼的反對運動——因為一旦這麼提了,就會分裂支持者:「商界和普通人意見並不一致。他要同時爭取所有人的支持,就得說泛泛而論的東西,比如我們都要更好的生活條件,等等」。對反對派來說,只要普京仍然在那裏,反對運動就難以成事。這是最大的悖論:要擊敗普京,你就需要變成像他一樣的人。

青年歷史教師安東告訴我,普京雖然很糟糕,但是他如果下台了,也許會更糟。「我無法想像納瓦爾尼或其他的反對派取代普京,他們不會比普京更好。普京平衡着各方力量,顧及着今日處於俄羅斯不同地位的各民族,這種『政治正確』讓斯拉夫主義難以大規模肆虐,如果納瓦爾尼上台,也許等待我們的是種族主義……」的確,超民族—國家的蘇聯解體後,不少政治力量開始與斯拉夫認同綑綁在了一起。然而,雖然很多聯盟國獨立了出去,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後帝國和後共產的雙重遺產,讓民族問題在今天的俄羅斯尤其棘手。

「今天人們想到俄羅斯,就只能想到普京,很難去想像一個沒有普京的俄羅斯。」莫斯科記者契爾尼克遺憾地說。

尾聲:再見列寧

離開俄羅斯的最後幾個小時,我再度來到紅場,像普通遊客一樣,去參觀了列寧的遺體。他面容平靜安詳,一只手放鬆的伸展開來,另一只則緊握着拳頭。

自蘇聯解體的二十多年來,圍繞着「列寧遺體是否該從紅場移走」的爭論,依然不休。每到列寧的生日,和十月革命的紀念日,就會成為熱門的話題。在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的前夕,這裏更成為各方勢力爭奪記憶的角逐現場。

「紅場必須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屠戮者身下解放出來!把列寧移走將成為俄羅斯民眾與上帝最終和解的象徵。」東正教首先支持列寧的遺體下葬。十月革命時期流亡海外美國的俄羅斯海外東正教會(ROCOR)在紀念日前夕發出聲明,呼籲把列寧從莫斯科權力中心的位置移走。然而俄共則始終反對,對於黨魁久加諾夫而言,大抵是與東正教同一邏輯卻截然相反的原由——移走列寧莫過於「褻瀆神靈」。而普京政權則表態說,這不是克里姆林宮關心的問題。

百周年紀念前後的民調(Levada Center)顯示,民意在列寧遺體問題完全是分裂的,41%的人認為需要挪走,41%的人支持保留,而剩下的人則認為這個問題難以回答。對於今天仍然活着的老一輩人而言,列寧的意義過於重大了。「不過,那一代人已經年逾古稀,等他們不在了,列寧毫無懸念地會被移走」,契爾尼克說,「過不了多久了」。

這個議題將會怎樣在俄羅斯終結呢?有些人不無戲謔地提議,在不久的將來,為布爾什維克的偉大領袖舉辦一個東正教儀式的葬禮,「紅軍」後代與「白軍」後代終於可以在埋葬列寧後的「新世界」握手言和。

【作者按】:感謝師友張昕、江傑翰、大衛.克洛索夫為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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