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二）：列宁去死，斯大林万岁

【编者按】：数日前，俄罗斯大选结束，已掌权18年的总统普京毫无悬念连任，将再领导俄国六年。经历多次选举洗礼的普京，在这次大选中更刷新了个人历次参选的最高纪录——逾七成六的得票率，显示他多年来的威权统治不但没有摧毁其民望，反而令他更能“稳坐江山”。

到底普京是如何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推翻帝俄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列宁苏共统治、戴着“卫国战争光环”的斯大林时代、“去斯大林化”的赫鲁晓夫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反苏亲美新自由主义……在这些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历史中，普京选取了什么片段叙事，又放弃了什么历史真相？一连三篇“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将会带读者回到俄国人的历史记忆现场，尝试理解普京是如何利用历史论述，成为在选举中不败的威权强人。前篇《叶利钦时代，最糟糕的自由》探讨了俄罗斯人为何会对叶利钦当权的“自由年代”心生厌恶，引发怀念苏联的情绪；此篇则会介绍，一度被“打倒”的帝俄，如何和斯大林时代，同时成为俄国人怀念的“最伟大时刻”。

俄国“最伟大的时刻”：帝俄与斯大林时代

在莫斯科市中心，红场附近，坐落着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 。它曾经是全欧洲最大的东正教堂。20世纪上半叶，激进的革命要毁掉旧秩序的一切符号系统，救世主教堂就作为旧世界的象征在1931年代被炸毁了，以腾出空间建设一座象征共产主义最高权力的“苏维埃宫”。

苏联向世界各地憧憬共产主义的建筑师发出设计邀请，包括法国现代主义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内的许多人都提交了方案。最后胜出的设计却并非象征着新世界、在1920年代苏联红极一时的“构成主义”，而是斯大林式的“新古典主义”与美式摩天大楼的混合，楼顶则加上一座比自由女神像还要高大的列宁像。

不过，苏维埃宫的地基刚挖好，就迎来了二战，钢筋混凝土与人力都紧缺，项目就此搁置。战后，苏联忙于恢复经济，苏维埃宫计划尚未重启，斯大林就去世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摒弃了这个工程，然而已挖好的巨大地基着实尴尬。于是苏联人将地基改建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恒温泳池。在苏联末期度过自己少年时光的莫斯科人，都还记得来这座泳池游泳的岁月。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会开始积极活动，筹款游说，最终在1994年成功拆掉了泳池；六年之后，原样重建的教堂竣工落成。

走在横跨莫斯科河通往红场的桥上，遥望救世主大教堂，不做考察的游人很难发现这段充满着冲突与张力的历史——代表着对新世界想像的构成主义、代表着保守趋向的斯大林新古典、代表着“去斯大林化的”露天恒温泳池、代表着旧世界的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在这个“新的旧世界”重返路程中，彷佛过去一百年的历史被一笔勾销，没有留下任何褶皱。

在莫斯科，除了象征帝俄时代的教堂、宫殿、纪念碑，还有一类建筑也同样辉煌显眼——斯大林时代的广场、住宅、政府机构。

在“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美学”的讨论下，构成主义成为革命后的1920年代苏联最受青睐的建筑风格——创造一个新机体，让劳动人民生活、生产和社会关系可以在房屋结构中巩固起来。但到了斯大林大权独揽的时代（1930年代及之后），“人民需要柱子”成为了他对建筑风格的最高指示，由此，宏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取代了构成主义。1950年代来到莫斯科的外国人，一定会被金碧辉煌的浮雕装饰、壁画和拱顶所震惊。尽管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和无产阶级仍然住在棚户区里，直到赫鲁晓夫年代才住进大规模兴建的简便而模块化的“赫鲁晓夫楼”中。

今天，赫鲁晓夫楼被列入莫斯科市政府的城市更新计划而大面积拆除，斯大林时代的辉煌建筑则留了下来，和沙俄的教堂、纪念碑一起矗立在街头。当俄罗斯人试图回忆自己伟大的历史时，这些保留下来的建筑为他们的叙事提供了无尽的佐证资源。

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是什么？如果伟大意味着疆域、领土、军事胜利与国际地位的话，那么沙俄时代打垮拿破仑，一路杀进巴黎，和斯大林时代横扫纳粹德国攻克柏林，就自然并列为俄罗斯历史上辉煌的两个巅峰时刻。

在今天的俄罗斯，象征着沙俄时代传统的东正教正不断复兴。吊诡的是，这场复兴，也和斯大林时代息息相关。苏联解体后，原先被长期打压的东正教重振旗鼓，清算苏联时代对教会的镇压，为苏联时代被打压的名人封圣。孰料，虔诚的教徒中，居然掀起了一小股“为斯大林封圣”的浪潮。尽管未获教会官方认可，但这些信徒中流传着这样的神话：在卫国战争（苏德战争）中，斯大林找到东正教圣人盲婆玛德洛娜（Matrona of Moscow），向她询问是否应该保卫莫斯科，最终在她的帮助下带领苏联获得了胜利。就算是长期反共的俄国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也曾多次提及，俄罗斯在二战中的胜利，源于斯大林在战争中放宽对教会的限制，利用教会动员军民参战，实现国家上下的“团结”，而“团结”，是教会口中苏联时代的正面贡献。

经历了1990年代，苏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逐渐退潮。新的左翼或选择列宁—托洛茨基路线，或选择西方新左派，斯大林成为反建制左翼最不愿触碰的符号；另一边，苏共蜕变成的俄共经历了1990年代的失败，日益变成一个怀旧、保守的政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同时用斯大林和东正教作为符号，笼络仍然怀有大国梦的民众。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东正教封为圣人后，久加诺夫代表俄共表态说：“沙皇是十月革命的牺牲者”。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列宁就是耶稣基督”。

教会、帝国和苏联，在斯大林的“军功”上达成了微妙的“和解”。

十月革命纪念日：记忆政治的战场

俄共早已和东正教一样被收编进普京的统治格局，然而刚过去的20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百周年纪念却如此耐人寻味，让普京政权和俄国民众不得不面对那段棘手的历史。

1917年已经太过遥远，记忆的环境不复存在，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情感几乎只能存在于种种“场所”之中。十月革命的纪念日，就是关于那个历史事件最重要的一个记忆之场。只是，这个场所在时空的改变过程中，经历了意义的不断删减与叠加，而集体记忆也在每一个时空中不同的历史书写下又被重塑与修正。直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了不同政治力量各抒己见、争夺记忆的战场。

这个昔日苏联时代最重要的节日曾被称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自革命胜利十周年开始，成为法定公休日。在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十月革命成为叶利钦口中“打断了俄罗斯民主进程、毁灭了公民社会的历史灾难”。各类教学参考书上频频出现“十月政变”的术语。这个日子在1996年被叶利钦重新命名为“和谐与和解日”。

虽然变更了这个日子的意义，官方也不再举行任何庆祝活动，不过公休日仍在，假期从两日缩短至一日。而到了2004年，普京则将11月7日再度更名为“俄罗斯军事荣誉日”，以纪念1941年斯大林的红场阅兵，同时巧妙地将公休日提前至11月4日，俄议会在这一天设立了一个新的节日——“民族统一日”。于是，十月革命日至此丧失了任何被纪念的“合法性”，成为了集体记忆中一个尴尬的位置。

2017年11月7日，这个革命百周年纪念日只是个平凡的上班日。没有来自官方的纪念，莫斯科只能看到由俄共发起的纪念游行。年老体迈的老共产党员们在党魁久加诺夫的甜言蜜语下，一边沉浸于昔日的感伤中，一边表达着对普京的支持。而同行的支离破碎的新生左派，则一边表达对现政府的抗议，一边唾弃着这些保守的、在今日饱受剥夺的前朝遗老们。

百周年纪念的前夕，红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公共荧幕上无不展示着“卫国战争”胜利的宣传画，清晰地标记着“1941─2017”——在这一时间线索上，这个日子失去了100周年的庄重，而是语焉不详的56周年，一个平凡的上班日。当天早晨，红场周围戒严，阅兵仪式如期而至，身穿苏联军装的士兵浩浩荡荡走过列宁幕，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兵们坐在观礼台上肃穆凝望。很显然，这一切都与100年前的那个日子无关，而是在寻唤着1941年卫国战争的那个记忆——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德军最接近莫斯科的时刻，斯大林挑选在十月革命纪念日检阅红军，并悲壮地指挥红军直赴战场，最终赢得了二战的胜利。

普京跳过了列宁的革命记忆，把这个日子的合法性来源追溯到了斯大林。“很奇怪是不是？这个纪念日纪念的不再是其本应纪念的时刻，而是那个时刻的‘拟像’——即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一个随行的朋友指出。

历史就在这个记忆场所中被权力精挑细选了出来，以一次又一次重复寻唤的仪式告诉你，什么该被记得，而什么该被忘记。

不过，让这个日子显得更尴尬的是：它是“卫国战争纪念日”吗？恐怕俄罗斯人并不买帐。5月9日才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的法定“胜利日”，全国在当日放假一天，相比11月7日十月革命百周年纪念日的冷清，同年的5月9日，莫斯科就有60万人参与纪念游行。

这些人是谁？“他们是爱国主义者，是斯大林的拥护者，当然也是普京的支持者”，不少俄罗斯朋友告诉我。

“列宁坏，斯大林好”

就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两日前，英文媒体上爆出莫斯科有超过400名极右翼普京反对者在示威中被捕。我把消息告诉我借宿家庭的男主人谢尔盖，却意外换来了冷漠：“你去看看今年胜利日游行的视频，就会知道400个反对者算不了什么……”

谢尔盖一家是莫斯科典型的中产家庭。谢尔盖是一个工程师，四十岁出头，常年健身让他看起来更年轻些，他的妻子是家庭主妇，在家里照管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当我第一次走进他们过分干净、极尽中产阶级美学的家中，立刻被客厅门廊上挂着的一排放大装裱起来的黑白肖像所吸引。原来那是两夫妇各自在二战中所牺牲的亲人的肖像，其中有人甚至是远房到几乎从未走动过的。

谢尔盖一家无限热衷于5月9日的胜利日游行，他们每年都会带着这些装裱好的肖像作为“烈士亲属”加入游行的队伍，表达对普京的支持。女儿的房间里挂在墙上最醒目位置的照片，就是她们在胜利日和肖像里的亲人在游行队伍里的合影。“胜利日”在普京政权下一再被神化，通过参与这个日子的仪式，人们不断重温着这样一种自豪感：“俄罗斯是个伟大的民族”。

自赫鲁晓夫的“解冻”（1956年）伊始，苏联便迎来了“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列宁始终是苏共领导人追溯政权合法性的不二来源。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1966至1982年）对斯大林稍显暧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5年开始）则又一次强化列宁的革命传统。经历了苏联大厦的崩塌和叶利钦时代的全面否定苏联，俄罗斯坊间始终流行着这样一种关于革命的叙事：“好列宁，坏斯大林”——革命的社会理想是好的，也是当时必然的选择，然而革命所创造出的那个政权却误入了歧途。在这一叙事中，他们批判斯大林对列宁革命理想的亵渎，同时也以斯大林的罪行否定了列宁革命的乌托邦愿景。

然而，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恢复沙俄时期路名、拆雕像等在城市符号系统中的、风风火火的“去苏联化”运动，到了普京时代戛然而止，不少苏联时代的地名保存了下来。走在莫斯科，仍然能通过那些雕塑和路名强烈的感受到共产主义“残余” 。普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苏联的怀旧者，很多人都记得，普京在世纪之交时的演讲，援引俄罗斯1990年代流行的说法：“不想回到苏联的人没有心，而想回到苏联的人则没有脑子。”然而他怀念的是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决非那个打破旧秩序尝试建立新世界的意识形态。显然，普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在普京的统治下，另一种叙事越来越流行：“坏列宁，好斯大林”——列宁的革命摧毁了稳定的生活，而赢得二战的斯大林则更像一个沙皇般的统治者，而普京更像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如不少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今天指出，回到1917年的历史现场，倘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的俄罗斯尚存争议，那么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则是民心所向——保皇派屈指可数。然而，到了十月革命百周年前，一项民意调查（Ekho Moskvy radio）则显示，赞同推翻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的人数占47%，53%的人则站到了君主一边。

今天的“保皇派”却吊诡地和斯大林的崇拜者很大程度上交叠着，他们怀念斯大林的强权，就如同怀念他们想像中革命前沙俄帝国的稳定，而这也让他们无限拥护普京这样一个今日俄罗斯的“伟大领袖”。

“普京非常强力反腐”，谢尔盖说，“你们中国把腐败的人都枪毙了”，他做出一个拿枪射击的手势——“我希望俄国也杀他们，不过我们只会逮捕，当然这也不错。”这两年，俄罗斯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斯大林怎样反腐》（How Stalin Defeated Corruption）。

普京试图把由沙皇到苏联再到普京的俄罗斯的历史，叙述成一连串由伟大成就构成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观下，十月革命就变得难以驯服。一方面，普京所乐于歌颂的苏联时代卫国战争的胜利，国家建设、科学技术上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来自于十月革命所建立的那个政权。而另一方面，在普京看来，十月革命摧毁了东正教，还为苏联解体、丢失国土埋下了定时炸弹，更与作为其今日政权不二原则的“稳定”背道而驰。于是，革命是他不遗余力要损毁的。那么，列宁的革命、斯大林的苏联和普京的俄罗斯，如何纳入一段漫长却又平滑的历史呢？

近年来，面对革命的历史，俄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革命不好，但是没有列宁的革命，就不会有斯大林，没有斯大林，俄国就赢不了战争。谢尔盖就是这一叙事的典型：他热爱斯大林，并且因为斯大林的成就而原谅了列宁造成的“灾难”。革命对于他而言是个历史教训，是今天需要竭尽全力避免的事情。

也正因为这样，革命的纪念日，在普京时代得以牵强地化身为又一个卫国战争“胜利日”。

至今，仍然有学者以为，十月革命与苏联的历史无法在今天俄罗斯的主流逻辑中找到位置——如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一篇访谈中认为：俄罗斯政权与民众在面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时，整体陷入了失忆与失语的状态。

但现实绝非如此。关于斯大林的记忆，让苏联的历史在今日俄罗斯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被切割和重塑——让列宁远去吧，斯大林还活着！

当“斯大林”可以填充任何意思

圣彼得堡政治历史博物馆是革命前后的布尔什维克总部，在苏联时期曾经作为革命博物馆占据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到了后革命的今天，它仍然“浓墨重彩”书写着苏联时代的历史。

走入斯大林时代展厅，我立刻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它以一个监狱的形式布置，几乎就像进入了“红色恐怖”的古拉格牢笼。斯大林时代不同知识分子、政治异见者、农民等等群体被迫害的历史以照片、日记、场景还原等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占据了整个空间。而在今日俄罗斯官方意识形态中无上荣耀的“卫国战争”，在这个展厅里则被叙述为“胜利所带来的狂喜，掩盖了当时种种问题，让当时的苏联人意识不到这个政权的根基已经动摇”。

莫斯科记者契尔尼克告诉我，讨伐斯大林是俄罗斯反对派精英媒体每年都不会缺席的主题，从数年前不遗余力地谴责斯大林迫害知识分子和清洗反对派，到近年来热衷于讨论的被剥夺的农民，再到少数民族问题的升温，总在轮番上演。知识界也不甘落后，学术出版物中讨论列宁、托洛茨基都尚存“温情”，而斯大林则另当别论。

近日英国戏谑苏联时代的黑色喜剧《斯大林之死》在俄罗斯上映的前三天被撤档，更成为这部片子绝佳的宣传广告，在有教养阶层掀起巨大波澜，俄罗斯媒体上收集的民意显示出对本片的一致好评。

从展览、到媒体再到知识界，无不反映出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有教养阶层的“绝对政治正确”。它们在有限的舆论空间中与官方争夺着集体对斯大林的记忆。

然而，这一切却难以阻拦，普京意识形态下，“新斯大林主义”在民间复兴。普京为斯大林悄悄的恢复名誉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事情，秩序、稳定与强权，是普京政权与斯大林政权的内在联系，在公众的意识中，普京是斯大林正面遗产的继承者，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是一个没有冷战、镇压和清洗的政权。

根据媒体近年报导，自2012年起至今，有近十座斯大林的新雕像出现在俄罗斯不同的城市。仅2015和2016两年在俄罗斯引起抗议的斯大林纪念碑就有四座。每一次新雕像的兴起，总会成为一个战场，抗议者纷至沓来，尝试唤醒人们关于古拉格的记忆。

2017年初的一份民调（Levada Center）发现，斯大林的受欢迎程度达到普京上任以来的最高峰。有46%的人对斯大林心怀好感，相比之下只有21%的人憎恨这个“独裁的暴君”，剩余的22%无感。而同一份关于普京的民调发现，只有5%的人对普京表达不满，10%的人无感，其余的人都是普京的支持者。自普京上台后，学校的课本和国家电视台在提及斯大林时，即便偶有提及大清洗的历史，也几乎无不把他塑造成伟大领袖——事实上，在大多的历史叙述中，赢了战争的政权就是好的，输掉战争的就是糟糕的。

谢尔盖给我看了一个在Youtube上点击量100多万之高的爆款俄语MV，叫做《俄罗斯士兵救了整个世界》（Russian Soldiers Saved the World），他说这首歌唱出了俄罗斯人的心声。这个视频饱含着俄罗斯人对二战的怨念，美国英国一次次地提及战胜纳粹的荣耀，而他们却不记得苏联对二战的贡献。视频制作者在美国街头随机访问路人，几乎没有人记得战胜国中有苏联。“二战中战火加上种族屠杀，一共死亡了7000万人，其中苏联人占2660万。”谢尔盖说。他不忘加上了一句，“说俄罗斯士兵救了整个世界，不止是针对二战，对于今天的叙利亚而言也一样。”

相比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被“西方阵营”持续挤压，普京在后冷战结构中的出现深得人心。克里米亚战争就是普京不屈服于西方的一个最好明证，尽管战争后，卢布汇率拦腰斩半，但是却更加点燃了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绪。“相信我，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我从未把票投给过普京，而那次战争，让我意识到普京是俄罗斯不可或缺的，他在国际舞台上为俄罗斯挣回了面子。”谢尔盖笃定地说。而在反对派知识精英看来，则是那场战争为普京的独裁铺平了道路。

“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很少讨论国内问题，而是聚焦于国际问题”。斯大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恢复名誉。甚至连俄罗斯历史上以暴虐著称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也在普京政权下改头换面，成为人们心目中使俄罗斯走向强大的第一任沙皇。斯大林和伊凡雷帝的主要成就都在于提升了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因此，他们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合法性来源，而他们暴虐的一面，人们却避而不谈了。

知识阶层仍然存在少数相信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对那个时代有着不同的论述：尽管当时有很多问题，有太多无辜的人牺牲，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一个强大到可以抵御侵略、向资本主义证明社会主义潜力的政治经济系统而言，那时的牺牲是必要的。斯大林是个实用主义者。

瓦西里是我在俄罗斯遇到的唯一一个这样的人，他任教于圣彼得堡的一所大学，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家里唯一的装饰是列宁和斯大林并排的一个冰箱贴。他认为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是最恰当的时候出现的值得信赖的领导人。

在他看来，今天在普京治下，那些因卫国战争而怀念斯大林的人，通常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他们是“新帝国主义者”——他们痛恨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丢掉了国土，他们想要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本就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回来，不过吊诡的是，非斯拉夫人为主的中亚“斯坦国”们，在今天却不那么受到这些“大斯拉夫主义者”的欢迎。

“这些人对斯大林崇拜的狂热，致使知识界对斯大林的批判愈加高涨。而这一循环就让那段历史越发面目模糊了”。瓦西里感叹今天的俄罗斯并没有多少他的同路人，他感到非常孤独。

斯大林终于在逝世半个世纪后，成为了一个“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可以填充任何意义。

【作者按】：感谢师友张昕、江杰翰、大卫．克洛索夫为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记忆废墟上铺设的普京之路（三）：后革命政治剧场，意识形态的角色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