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記憶廢墟上鋪設的普京之路（二）：列寧去死，史太林萬歲

【編者按】：數日前，俄羅斯大選結束，已掌權18年的總統普京（普丁）毫無懸念連任，將再領導俄國六年。經歷多次選舉洗禮的普京，在這次大選中更刷新了個人歷次參選的最高紀錄——逾七成六的得票率，顯示他多年來的威權統治不但沒有摧毀其民望，反而令他更能「穩坐江山」。

到底普京是如何建立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的？推翻帝俄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後的列寧蘇共統治、戴着「衛國戰爭光環」的史太林時代（史達林時代）、「去史太林化」的赫魯曉夫（赫魯雪夫）改革，以及蘇聯解體後，葉利欽（葉爾欽）的反蘇親美新自由主義……在這些意識形態激烈衝突的歷史中，普京選取了什麼片段敘事，又放棄了什麼歷史真相？一連三篇「記憶廢墟上鋪設的普京之路」，將會帶讀者回到俄國人的歷史記憶現場，嘗試理解普京是如何利用歷史論述，成為在選舉中不敗的威權強人。前篇《葉利欽時代，最糟糕的自由》探討了俄羅斯人為何會對葉利欽當權的「自由年代」心生厭惡，引發懷念蘇聯的情緒；此篇則會介紹，一度被「打倒」的帝俄，如何和史太林時代，同時成為俄國人懷念的「最偉大時刻」。

俄國「最偉大的時刻」：帝俄與史太林時代

在莫斯科市中心，紅場附近，坐落着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 。它曾經是全歐洲最大的東正教堂。20世紀上半葉，激進的革命要毀掉舊秩序的一切符號系統，救世主教堂就作為舊世界的象徵在1931年代被炸毀了，以騰出空間建設一座象徵共產主義最高權力的「蘇維埃宮」。

蘇聯向世界各地憧憬共產主義的建築師發出設計邀請，包括法國現代主義大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科比意）在內的許多人都提交了方案。最後勝出的設計卻並非象徵着新世界、在1920年代蘇聯紅極一時的「構成主義」，而是史太林式的「新古典主義」與美式摩天大樓的混合，樓頂則加上一座比自由女神像還要高大的列寧像。

不過，蘇維埃宮的地基剛挖好，就迎來了二戰，鋼筋混凝土與人力都緊缺，項目就此擱置。戰後，蘇聯忙於恢復經濟，蘇維埃宮計劃尚未重啟，史太林就去世了。赫魯曉夫清算史太林，摒棄了這個工程，然而已挖好的巨大地基着實尷尬。於是蘇聯人將地基改建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恆温泳池。在蘇聯末期度過自己少年時光的莫斯科人，都還記得來這座泳池游泳的歲月。蘇聯解體後，東正教會開始積極活動，籌款遊說，最終在1994年成功拆掉了泳池；六年之後，原樣重建的教堂竣工落成。

走在橫跨莫斯科河通往紅場的橋上，遙望救世主大教堂，不做考察的遊人很難發現這段充滿着衝突與張力的歷史——代表着對新世界想像的構成主義、代表着保守趨向的史太林新古典、代表着「去史太林化的」露天恆温泳池、代表着舊世界的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在這個「新的舊世界」重返路程中，彷佛過去一百年的歷史被一筆勾銷，沒有留下任何褶皺。

在莫斯科，除了象徵帝俄時代的教堂、宮殿、紀念碑，還有一類建築也同樣輝煌顯眼——史太林時代的廣場、住宅、政府機構。

在「共產主義需要什麼樣的美學」的討論下，構成主義成為革命後的1920年代蘇聯最受青睞的建築風格——創造一個新機體，讓勞動人民生活、生產和社會關係可以在房屋結構中鞏固起來。但到了史太林大權獨攬的時代（1930年代及之後），「人民需要柱子」成為了他對建築風格的最高指示，由此，宏大的新古典主義建築取代了構成主義。1950年代來到莫斯科的外國人，一定會被金碧輝煌的浮雕裝飾、壁畫和拱頂所震驚。儘管那時候，成千上萬的外來人口和無產階級仍然住在棚戶區裏，直到赫魯曉夫年代才住進大規模興建的簡便而模塊化的「赫魯曉夫樓」中。

今天，赫魯曉夫樓被列入莫斯科市政府的城市更新計劃而大面積拆除，史太林時代的輝煌建築則留了下來，和沙俄的教堂、紀念碑一起矗立在街頭。當俄羅斯人試圖回憶自己偉大的歷史時，這些保留下來的建築為他們的敘事提供了無盡的佐證資源。

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是什麼？如果偉大意味着疆域、領土、軍事勝利與國際地位的話，那麼沙俄時代打垮拿破崙，一路殺進巴黎，和史太林時代橫掃納粹德國攻克柏林，就自然並列為俄羅斯歷史上輝煌的兩個巔峰時刻。

在今天的俄羅斯，象徵着沙俄時代傳統的東正教正不斷復興。弔詭的是，這場復興，也和史太林時代息息相關。蘇聯解體後，原先被長期打壓的東正教重振旗鼓，清算蘇聯時代對教會的鎮壓，為蘇聯時代被打壓的名人封聖。孰料，虔誠的教徒中，居然掀起了一小股「為史太林封聖」的浪潮。儘管未獲教會官方認可，但這些信徒中流傳着這樣的神話：在衛國戰爭（蘇德戰爭）中，史太林找到東正教聖人盲婆瑪德洛娜（Matrona of Moscow），向她詢問是否應該保衛莫斯科，最終在她的幫助下帶領蘇聯獲得了勝利。就算是長期反共的俄國東正教會大牧首基里爾也曾多次提及，俄羅斯在二戰中的勝利，源於史太林在戰爭中放寬對教會的限制，利用教會動員軍民參戰，實現國家上下的「團結」，而「團結」，是教會口中蘇聯時代的正面貢獻。

經歷了1990年代，蘇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俄羅斯逐漸退潮。新的左翼或選擇列寧—托洛茨基路線，或選擇西方新左派，史太林成為反建制左翼最不願觸碰的符號；另一邊，蘇共蜕變成的俄共經歷了1990年代的失敗，日益變成一個懷舊、保守的政黨，領導人久加諾夫同時用史太林和東正教作為符號，籠絡仍然懷有大國夢的民眾。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東正教封為聖人後，久加諾夫代表俄共表態說：「沙皇是十月革命的犧牲者」。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在一次演說中宣稱：「列寧就是耶穌基督」。

教會、帝國和蘇聯，在史太林的「軍功」上達成了微妙的「和解」。

十月革命紀念日：記憶政治的戰場

俄共早已和東正教一樣被收編進普京的統治格局，然而剛過去的2017年11月7日（儒略曆10月25日）十月革命百週年紀念卻如此耐人尋味，讓普京政權和俄國民眾不得不面對那段棘手的歷史。

1917年已經太過遙遠，記憶的環境不復存在，與過去發生勾連的情感幾乎只能存在於種種「場所」之中。十月革命的紀念日，就是關於那個歷史事件最重要的一個記憶之場。只是，這個場所在時空的改變過程中，經歷了意義的不斷刪減與疊加，而集體記憶也在每一個時空中不同的歷史書寫下又被重塑與修正。直至今日，它已經成為了不同政治力量各抒己見、爭奪記憶的戰場。

這個昔日蘇聯時代最重要的節日曾被稱作「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節」，自革命勝利十週年開始，成為法定公休日。在蘇聯解體後的1990年代，十月革命成為葉利欽口中「打斷了俄羅斯民主進程、毀滅了公民社會的歷史災難」。各類教學參考書上頻頻出現「十月政變」的術語。這個日子在1996年被葉利欽重新命名為「和諧與和解日」。

雖然變更了這個日子的意義，官方也不再舉行任何慶祝活動，不過公休日仍在，假期從兩日縮短至一日。而到了2004年，普京則將11月7日再度更名為「俄羅斯軍事榮譽日」，以紀念1941年史太林的紅場閲兵，同時巧妙地將公休日提前至11月4日，俄議會在這一天設立了一個新的節日——「民族統一日」。於是，十月革命日至此喪失了任何被紀念的「合法性」，成為了集體記憶中一個尷尬的位置。

2017年11月7日，這個革命百週年紀念日只是個平凡的上班日。沒有來自官方的紀念，莫斯科只能看到由俄共發起的紀念遊行。年老體邁的老共產黨員們在黨魁久加諾夫的甜言蜜語下，一邊沉浸於昔日的感傷中，一邊表達着對普京的支持。而同行的支離破碎的新生左派，則一邊表達對現政府的抗議，一邊唾棄着這些保守的、在今日飽受剝奪的前朝遺老們。

百週年紀念的前夕，紅場以及周圍街道上的公共熒幕上無不展示着「衛國戰爭」勝利的宣傳畫，清晰地標記着「1941─2017」——在這一時間線索上，這個日子失去了100週年的莊重，而是語焉不詳的56週年，一個平凡的上班日。當天早晨，紅場周圍戒嚴，閲兵儀式如期而至，身穿蘇聯軍裝的士兵浩浩蕩蕩走過列寧幕，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兵們坐在觀禮台上肅穆凝望。很顯然，這一切都與100年前的那個日子無關，而是在尋喚着1941年衛國戰爭的那個記憶——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德軍最接近莫斯科的時刻，史太林挑選在十月革命紀念日檢閲紅軍，並悲壯地指揮紅軍直赴戰場，最終贏得了二戰的勝利。

普京跳過了列寧的革命記憶，把這個日子的合法性來源追溯到了史太林。「很奇怪是不是？這個紀念日紀念的不再是其本應紀念的時刻，而是那個時刻的『擬像』——即史太林對十月革命的紀念。」一個隨行的朋友指出。

歷史就在這個記憶場所中被權力精挑細選了出來，以一次又一次重複尋喚的儀式告訴你，什麼該被記得，而什麼該被忘記。

不過，讓這個日子顯得更尷尬的是：它是「衛國戰爭紀念日」嗎？恐怕俄羅斯人並不買帳。5月9日才是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的法定「勝利日」，全國在當日放假一天，相比11月7日十月革命百週年紀念日的冷清，同年的5月9日，莫斯科就有60萬人參與紀念遊行。

這些人是誰？「他們是愛國主義者，是史太林的擁護者，當然也是普京的支持者」，不少俄羅斯朋友告訴我。

「列寧壞，史太林好」

就在十月革命紀念日的兩日前，英文媒體上爆出莫斯科有超過400名極右翼普京反對者在示威中被捕。我把消息告訴我借宿家庭的男主人謝爾蓋，卻意外換來了冷漠：「你去看看今年勝利日遊行的視頻，就會知道400個反對者算不了什麼……」

謝爾蓋一家是莫斯科典型的中產家庭。謝爾蓋是一個工程師，四十歲出頭，常年健身讓他看起來更年輕些，他的妻子是家庭主婦，在家裏照管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當我第一次走進他們過分乾淨、極盡中產階級美學的家中，立刻被客廳門廊上掛着的一排放大裝裱起來的黑白肖像所吸引。原來那是兩夫婦各自在二戰中所犧牲的親人的肖像，其中有人甚至是遠房到幾乎從未走動過的。

謝爾蓋一家無限熱衷於5月9日的勝利日遊行，他們每年都會帶着這些裝裱好的肖像作為「烈士親屬」加入遊行的隊伍，表達對普京的支持。女兒的房間裏掛在牆上最醒目位置的照片，就是她們在勝利日和肖像裏的親人在遊行隊伍裏的合影。「勝利日」在普京政權下一再被神化，通過參與這個日子的儀式，人們不斷重温着這樣一種自豪感：「俄羅斯是個偉大的民族」。

自赫魯曉夫的「解凍」（1956年）伊始，蘇聯便迎來了「去史太林化」的時代，列寧始終是蘇共領導人追溯政權合法性的不二來源。儘管布里茲尼夫（布里茲涅夫）時期（1966至1982年）對史太林稍顯曖昧，戈巴卓夫（戈巴契夫）的改革（1985年開始）則又一次強化列寧的革命傳統。經歷了蘇聯大廈的崩塌和葉利欽時代的全面否定蘇聯，俄羅斯坊間始終流行着這樣一種關於革命的敘事：「好列寧，壞史太林」——革命的社會理想是好的，也是當時必然的選擇，然而革命所創造出的那個政權卻誤入了歧途。在這一敘事中，他們批判史太林對列寧革命理想的褻瀆，同時也以史太林的罪行否定了列寧革命的烏托邦願景。

然而，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恢復沙俄時期路名、拆雕像等在城市符號系統中的、風風火火的「去蘇聯化」運動，到了普京時代戛然而止，不少蘇聯時代的地名保存了下來。走在莫斯科，仍然能通過那些雕塑和路名強烈的感受到共產主義「殘餘」 。普京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蘇聯的懷舊者，很多人都記得，普京在世紀之交時的演講，援引俄羅斯1990年代流行的說法：「不想回到蘇聯的人沒有心，而想回到蘇聯的人則沒有腦子。」然而他懷念的是唯一可以和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決非那個打破舊秩序嘗試建立新世界的意識形態。顯然，普京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在普京的統治下，另一種敘事越來越流行：「壞列寧，好史太林」——列寧的革命摧毀了穩定的生活，而贏得二戰的史太林則更像一個沙皇般的統治者，而普京更像是史太林的接班人。如不少俄羅斯知識分子在今天指出，回到1917年的歷史現場，倘若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的俄羅斯尚存爭議，那麼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則是民心所向——保皇派屈指可數。然而，到了十月革命百週年前，一項民意調查（Ekho Moskvy radio）則顯示，贊同推翻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的人數佔47%，53%的人則站到了君主一邊。

今天的「保皇派」卻弔詭地和史太林的崇拜者很大程度上交疊着，他們懷念史太林的強權，就如同懷念他們想像中革命前沙俄帝國的穩定，而這也讓他們無限擁護普京這樣一個今日俄羅斯的「偉大領袖」。

「普京非常強力反腐」，謝爾蓋說，「你們中國把腐敗的人都槍斃了」，他做出一個拿槍射擊的手勢——「我希望俄國也殺他們，不過我們只會逮捕，當然這也不錯。」這兩年，俄羅斯的一本暢銷書就叫做《史太林怎樣反腐》（How Stalin Defeated Corruption）。

普京試圖把由沙皇到蘇聯再到普京的俄羅斯的歷史，敘述成一連串由偉大成就構成的歷史，在這一歷史觀下，十月革命就變得難以馴服。一方面，普京所樂於歌頌的蘇聯時代衛國戰爭的勝利，國家建設、科學技術上取得的豐功偉績，正是來自於十月革命所建立的那個政權。而另一方面，在普京看來，十月革命摧毀了東正教，還為蘇聯解體、丟失國土埋下了定時炸彈，更與作為其今日政權不二原則的「穩定」背道而馳。於是，革命是他不遺餘力要損毀的。那麼，列寧的革命、史太林的蘇聯和普京的俄羅斯，如何納入一段漫長卻又平滑的歷史呢？

近年來，面對革命的歷史，俄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歷史敘事——革命不好，但是沒有列寧的革命，就不會有史太林，沒有史太林，俄國就贏不了戰爭。謝爾蓋就是這一敘事的典型：他熱愛史太林，並且因為史太林的成就而原諒了列寧造成的「災難」。革命對於他而言是個歷史教訓，是今天需要竭盡全力避免的事情。

也正因為這樣，革命的紀念日，在普京時代得以牽強地化身為又一個衛國戰爭「勝利日」。

至今，仍然有學者以為，十月革命與蘇聯的歷史無法在今天俄羅斯的主流邏輯中找到位置——如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在一篇訪談中認為：俄羅斯政權與民眾在面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歷史時，整體陷入了失憶與失語的狀態。

但現實絕非如此。關於史太林的記憶，讓蘇聯的歷史在今日俄羅斯以一種後現代的方式被切割和重塑——讓列寧遠去吧，史太林還活着！

當「史太林」可以填充任何意思

聖彼得堡政治歷史博物館是革命前後的布爾什維克總部，在蘇聯時期曾經作為革命博物館佔據意識形態的核心位置。到了後革命的今天，它仍然「濃墨重彩」書寫着蘇聯時代的歷史。

走入史太林時代展廳，我立刻感受到了強烈的衝擊。它以一個監獄的形式布置，幾乎就像進入了「紅色恐怖」的古拉格牢籠。史太林時代不同知識分子、政治異見者、農民等等群體被迫害的歷史以照片、日記、場景還原等不同形式呈現出來，佔據了整個空間。而在今日俄羅斯官方意識形態中無上榮耀的「衛國戰爭」，在這個展廳裏則被敘述為「勝利所帶來的狂喜，掩蓋了當時種種問題，讓當時的蘇聯人意識不到這個政權的根基已經動搖」。

莫斯科記者契爾尼克告訴我，討伐史太林是俄羅斯反對派精英媒體每年都不會缺席的主題，從數年前不遺餘力地譴責史太林迫害知識分子和清洗反對派，到近年來熱衷於討論的被剝奪的農民，再到少數民族問題的升温，總在輪番上演。知識界也不甘落後，學術出版物中討論列寧、托洛茨基都尚存「溫情」，而史太林則另當別論。

近日英國戲謔蘇聯時代的黑色喜劇《史太林之死》在俄羅斯上映的前三天被撤檔，更成為這部片子絕佳的宣傳廣告，在有教養階層掀起巨大波瀾，俄羅斯媒體上收集的民意顯示出對本片的一致好評。

從展覽、到媒體再到知識界，無不反映出對史太林的批判是有教養階層的「絕對政治正確」。它們在有限的輿論空間中與官方爭奪着集體對史太林的記憶。

然而，這一切卻難以阻攔，普京意識形態下，「新史太林主義」在民間復興。普京為史太林悄悄的恢復名譽已經成為心照不宣的事情，秩序、穩定與強權，是普京政權與史太林政權的內在聯繫，在公眾的意識中，普京是史太林正面遺產的繼承者，更令人欣慰的是，這是一個沒有冷戰、鎮壓和清洗的政權。

根據媒體近年報導，自2012年起至今，有近十座史太林的新雕像出現在俄羅斯不同的城市。僅2015和2016兩年在俄羅斯引起抗議的史太林紀念碑就有四座。每一次新雕像的興起，總會成為一個戰場，抗議者紛至沓來，嘗試喚醒人們關於古拉格的記憶。

2017年初的一份民調（Levada Center）發現，史太林的受歡迎程度達到普京上任以來的最高峰。有46%的人對史太林心懷好感，相比之下只有21%的人憎恨這個「獨裁的暴君」，剩餘的22%無感。而同一份關於普京的民調發現，只有5%的人對普京表達不滿，10%的人無感，其餘的人都是普京的支持者。自普京上台後，學校的課本和國家電視台在提及史太林時，即便偶有提及大清洗的歷史，也幾乎無不把他塑造成偉大領袖——事實上，在大多的歷史敘述中，贏了戰爭的政權就是好的，輸掉戰爭的就是糟糕的。

謝爾蓋給我看了一個在Youtube上點擊量100多萬之高的爆款俄語MV，叫做《俄羅斯士兵救了整個世界》（Russian Soldiers Saved the World），他說這首歌唱出了俄羅斯人的心聲。這個視頻飽含着俄羅斯人對二戰的怨念，美國英國一次次地提及戰勝納粹的榮耀，而他們卻不記得蘇聯對二戰的貢獻。視頻製作者在美國街頭隨機訪問路人，幾乎沒有人記得戰勝國中有蘇聯。「二戰中戰火加上種族屠殺，一共死亡了7000萬人，其中蘇聯人佔2660萬。」謝爾蓋說。他不忘加上了一句，「說俄羅斯士兵救了整個世界，不止是針對二戰，對於今天的敘利亞而言也一樣。」

相比葉利欽時代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被「西方陣營」持續擠壓，普京在後冷戰結構中的出現深得人心。克里米亞戰爭就是普京不屈服於西方的一個最好明證，儘管戰爭後，盧布匯率攔腰斬半，但是卻更加點燃了俄羅斯人的愛國主義情緒。「相信我，在克里米亞戰爭前，我從未把票投給過普京，而那次戰爭，讓我意識到普京是俄羅斯不可或缺的，他在國際舞台上為俄羅斯掙回了面子。」謝爾蓋篤定地說。而在反對派知識精英看來，則是那場戰爭為普京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俄羅斯的國家電視台很少討論國內問題，而是聚焦於國際問題」。史太林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恢復名譽。甚至連俄羅斯歷史上以暴虐著稱的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也在普京政權下改頭換面，成為人們心目中使俄羅斯走向強大的第一任沙皇。史太林和伊凡雷帝的主要成就都在於提升了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因此，他們成了「新帝國主義」的合法性來源，而他們暴虐的一面，人們卻避而不談了。

知識階層仍然存在少數相信社會主義的史太林主義者，他們對那個時代有着不同的論述：儘管當時有很多問題，有太多無辜的人犧牲，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對於建立一個新國家、一個強大到可以抵禦侵略、向資本主義證明社會主義潛力的政治經濟系統而言，那時的犧牲是必要的。史太林是個實用主義者。

瓦西里是我在俄羅斯遇到的唯一一個這樣的人，他任教於聖彼得堡的一所大學，過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家裏唯一的裝飾是列寧和史太林並排的一個冰箱貼。他認為只有列寧和史太林是最恰當的時候出現的值得信賴的領導人。

在他看來，今天在普京治下，那些因衛國戰爭而懷念史太林的人，通常是社會主義的反對者，他們是「新帝國主義者」——他們痛恨蘇聯的解體讓俄羅斯丟掉了國土，他們想要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些本就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回來，不過弔詭的是，非斯拉夫人為主的中亞「斯坦國」們，在今天卻不那麼受到這些「大斯拉夫主義者」的歡迎。

「這些人對史太林崇拜的狂熱，致使知識界對史太林的批判愈加高漲。而這一循環就讓那段歷史越發面目模糊了」。瓦西里感歎今天的俄羅斯並沒有多少他的同路人，他感到非常孤獨。

史太林終於在逝世半個世紀後，成為了一個「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可以填充任何意義。

【作者按】：感謝師友張昕、江傑翰、大衛．克洛索夫為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記憶廢墟上鋪設的普京之路（三）：後革命政治劇場，意識形態的角色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