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美国政治有稍稍多一些关注的人，对乡村选民很容易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印象：贫困、无望而愤怒的白人，同时在价值观、在宗教观上又格外保守。 在普遍的印象中，这些人因为全球化而面临产业外移，在萧条与衰退中感到被菁英、特别是自由派菁英背叛，因此才逐渐流向共和党，促成在全美国乡村区域都平均以动辄7成以上的选票支持特朗普，从南方到新英格兰、从中西部到西部平原无非如此。
特朗普今次竞选搭档凡斯（J.D. Vance）的成名作《绝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正描绘了这样的图像：在矿坑与工厂陆续关闭之下，阿帕拉契地区的人们改以毒品为寄托。 当时的凡斯在书中强调的，是他认为这些人从此养成怨天尤人、自我放弃的心理结构，从此深陷于根深柢固的文化之中，遂不能如后来到耶鲁就读的他一般自立自强。 而从政之后，他的说法则有所调整，更着重菁英们的脱节与背叛，并主张特朗普和他真正“懂”得这群人，会代表这些人捍卫“真正的美国”。
而这也不是新的看法。 早在2008年、在特朗普还根本称不上政治人物的时候，奥巴马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失言，就是宣称宾州乃至中西部的乡村小镇选民因为工作流失、经济衰退，所以开始感到“怨恨”（bitter），所以“他们抓紧（cling onto）枪枝，或者抓紧宗教，又或者对长得不像他们的人反感，抓紧反移民、反贸易的情绪，藉以解释他们的挫折感”。
当时，这样的言论立刻遭到对手反击，包含初选对手希拉里立刻指控这显现出奥巴马的“菁英主义”和“与民众脱节”，甚至在造势场合发放“我并不怨恨”（I’m not bitter）的贴纸。 但姑且不论选举操作，单就实质内容来说，这种“因为衰退，所以愤怒，进而转向右翼”的论点，确实已经常是这些年来主流讨论的出发点。
而在自由派的圈子内，一本曾引发许多讨论的作品是同样在2016年问世的，由知名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撰写的《家乡里的异乡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Hochschild也同样从破败的乡村景象出发，主张这些选民之所以在奥巴马时期支持极右翼的茶党，并不只是一些自由派想像的“被骗”或“被种族主义蒙蔽”，而是在穷困之中养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认为自己努力“排队”往前进，却被一大群其他人“插队”的世界观，藉以理解自己为何遭逢困顿。
这本书谈的现象虽然是茶党，但因为特朗普当选之后，许多人急切寻找一个解释，这本书恰好立刻能够填补这样的空缺; 《家乡里的异乡人》与《绝望者之歌》都成为了引导2016年以后讨论乡村选民的主流出发点。
但是，这样的说法真的准确吗？ 在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研究乡村政治的两位政治学家 Nicholas F. Jacobs 和 Daniel M. Shea 在他们合著的《The Rural Voter： The Politics of Place and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一书当中提出许多相反的证据， 认为这种衰退与愤怒的解释其实太过薄弱：全美国太多人都在经济变迁下感到焦虑和愤懑，根本不只限于乡村。 要理解乡村选民的集体转向，需要分析的是乡村民众彼此之间为何产生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而且认为民主党站在这个共同体的对立面。
面对经济困境的，并不只有乡村选民
两位作者提出的挑战，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理解：如果关键真的是全球化下的经济困境，那怎么会只有乡村经历这么巨大的政党板块位移？
毕竟，全美国都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困境，并不只是乡村独有，都市、郊区的人们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在经济上也都有不安的理由。 他们用更精细的、更小的地理单位区分都市与乡村，重新整理官方统计数据，发现近15年来，都市和乡村的失业率几乎完全同进退，都从2000年前后约4%的水平逐步上升，在20年间渐趋严重，也在相同的时间最高达到10%。 而问卷调查也显示，经济拮据（回答自己的经济状况“无法支付约400美元的紧急支出”）的人口比率，在都市跟乡村也几乎完全相同。 固然，乡村选民“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和“对未来经济状况悲观”的比率略高于都市，但每一年的差距最多只有1、2成，也不足以解释民主党在乡村的得票率为什么会动辄低上4、5成，甚至更多。
事实上，乡村贫穷虽然是严重的问题，但近年来情况其实正在改善，反倒是都市贫穷才在逐渐恶化。 不论是以年收入低于5万美金（经济不宽裕）为标准，还是以收入低于贫穷线为标准，乡村贫穷近十余年来情形并未变得更严重，反而是都市中这类家庭的占比才节节攀升。 之所以如此，主因是在教育扩张之下，乡村民众有越来越多人能够投入薪资不低的工作。 总而言之，所谓近十几二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困境，都是由都市和乡村所共享，并非仅仅集中于乡村。
当然，乡村经济有专属乡村经济的难关，比如基础建设不足是一项经常被提到的问题。 但若要用经济衰退解释乡村选民的转向，像奥巴马或凡斯一样宣称乡村的人是因为经济衰败而深受挫折，马上必须面临的挑战是：那么，都市的选民明明面临同样的衰退，怎么没有跟着转向？
“同仇敌忾”的乡村选民
两位研究者认为，真正的答案在于乡村选民产生了某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一齐“同仇敌忾”，甚至就连乡村内的有钱人也都共享这样的情感。 相反地，都市、郊区的居民就较少认为自己的命运和同一都市的民众互相连结，因此更不会因此产生团结对外的意识。
他们还发现，无分城乡，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怨气很重的国家。 为了细致理解乡村选民的情况，两位作者自己设计、执行调查全国性问卷，并且光是乡村受访者就特别招募了上万名之多。 根据他们的调查显示，虽然乡村地区有超过6成的人认为自己的地区近年来没有得到应得的资源，但都市地区抱持这样看法的选民其实也同样超过6成，比率相当接近。 而在郊区，抱持这个看法也已突破5成，换言之这种认为政府对自家有所亏欠的看法，已经是全美国跨地区的主流观点。 同理，虽然乡村地区有高达8成的选民认为“政府花太多钱解救大都市，而没有花足够的钱在我所处的社群”，但其实都市地区也已有过半的选民认为政府花太多钱拯救乡村，忽略了都市人的需求。
换言之，整个美国都充斥着不被重视的情绪，无分都市乡村。 这也对应到更整体而言美国选民对于体制的不信任。 正如历史家学 Tim Shenk 在端传媒的专访中，也提到超过半世纪以来，美国有大批关键选民的特色，就是认为体制失灵、无法照顾“像自己这样”的普通人。 这份调查更显示，这样的怨气还扩及到对“地区”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所在的地区被忽视、被掠夺。
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谁有这样的怨气，而在于这样的怨气的背后，人们是否同时感觉和自己的邻居命运相连。 他们发现：都市人被掠夺的意识主要源于自己个人过得怎么样，但乡村人被掠夺的意识，却源于他们想的是“这里的所有人”或“我们乡下人”过得怎么样。
换言之，都市的情况相对直观，人们的个人经济状况越不安稳，就越会感觉自己所在的地区被掠夺。 但在乡村，个人经济的安稳程度，与被掠夺的意识竟然并无关连。 按照他们的统计分析，在乡村当中，只要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区域跟五年前相比没有进步，而在这个地方工作再辛苦也不一定能过得好，自己的邻居（甚至自己邻居的下一代）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即使他的个人经济状况其实很安稳，还是同样容易认为“我们乡下人”被政府带头掠夺。
为何如此？ 两位研究者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都市、郊区居住型态和乡村不同。 都市、郊区的贫富隔离较为明显，但在乡村地区，整个城镇的小孩可能都要在同一个地方等同一班公交车，家长一齐去同一间学校开家长会。 而美国乡村常见的景象正是贫富混居，一幢几代传承下来、至今漂亮整洁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旁边却紧邻着一间破败的房子，门口停着即将报废的旧车——而这两户人家在冬天时还是会合作一齐铲雪。 两位作者同样整理了统计数据，发现虽然都市当中儿童贫穷的情况其实比较严重，但在都市当中，一个经济宽裕的家庭和穷孩子住在同一个社区的机率很低，在乡村中却非常高。 能够频繁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他人生活艰苦，是乡村共同意识的重要基础。
这种共同意识并不是只有乡村选民这一个版本。 黑人社群也长期抱持着这样的意识，认为在其他黑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与自己切身相关，能感受到其他黑人姊妹兄弟过得很苦，是这样的集体感引导选民思考怎样的政治人物站在自己这边。 而在特朗普当选和 MeToo 运动之后，年轻世代女性之间这种休戚与共的感受也已相当成形，29岁以下的女性中有高达67%认同“发生在美国其他女性身上的事，也将影响我的生命”，这也使得这个世代的女性更为投入政治，尤其有许多认为反堕胎的保守派是站在“我们女性”的对立面，因而投入自由派政治。 在政治上，人们会认为谁是“自己人”一直都很难说，人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理解自己与谁命运相关，关键可能是种族、可能是性别与世代，而也有可能是居住的地区。
选民群体成形的关键从来都不只是所谓客观的利益，而更是我认为自己跟谁共享利益。 换句话说，绝望者之歌的重点其实并不只是绝望──因为全美国其实有太多人感到绝望，或至少是感到焦虑与怨愤──而是人们认为“谁和我一起绝望”。
敌人为何是民主党？ 答案真的不是价值观分歧
可是，一群选民想要团结对外是一回事，从选举的角度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乡村选民本于团结意识想要一致对外的时候，他们的“团结”为何是在共和党、是在特朗普的旗帜之下，而他们的“外”又为何是民主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溯现时乡村共同意识的起源。毕竟，同仇敌忾的意识也可能让选民倒向其他党派，甚至未必会形诸于对特定政党的支持。举例而言，早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有一波又一波起源于乡村的运动，却都无法形成当代共和党在乡村这样的“红色浪潮”。包含1867年成立的格兰奇运动（The National Grange of the Order of Patrons of Husbandry）就是起源于乡村，关注农民议题，当年在威斯康辛州也曾帮助改革派当选州长，但后来却不再有政党政治上的影响力，目前是以无党派倡议组织的方式运作。1870年代前后的绿背党（Greenback Party）是代表农民利益反垄断，1890年代美国人民党（People’s Party，常被称为 Populist Party）更是从农村出发的第三党，提出集体协商、铁路管制等左翼政策，一度在总统选举中赢下四个西方州，但也迅速没落。
当今共和党的这个版本为何不一样？ 许多人以为，现时的乡村共同意识，就是以种族、排外、右翼价值为主要元素，所以人们才倒向共和党。 根本上，他们认为乡村选民这么支持共和党，就是受到这些“过时”价值的驱使。
问题在于，各种右翼价值虽然存在于乡村地区，但在郊区甚至都市也都同样持续存在。 根据《The Rural Voter》两位作者所执行的问卷调查，都市、郊区和乡村的白人支持特定种族主义论述的比率相近，比如都有约4成认为“拉丁裔有加入黑帮的倾向”; 但反过来说，虽然都市白人有7成认为移民让美国变得更好，但在乡村也有将近6成，差距并不算大。 以性别来说，在都市、郊区和乡村，都有几乎相同比率的男性认同“过去妈妈不去工作时，家庭比较强健”这样的传统说法（超过6成），而都市男性认为“女人太容易被冒犯”的比率甚至还高过乡村男性。
换言之，所谓“乡村落后”的印象，根本只是都市传说。 建立在这种印象上对投票意向的猜测，基本上也全都是错的：跟经济焦虑一样，乡村不是没有严重的种族问题、性别问题，但都市、郊区的问题并不会比较小，城乡之间的价值差距并不真的这么大。
至于有些人以为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更符合乡村民众、特别是低教育白人男性的喜好，更是建立在这种印象上的巨大误会。 《The Rural Voter》两位作者的问卷调查同样显示，只有极少数最活跃于网络上、最爱发表意见的乡村选民（约占整体的7.6%）才符合这样的刻板印象。 这一小群乡村选民当中有过半数认为政治人物辱骂对手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剩下的绝大多数选民中，认为可以辱骂对手的比率只有1成而已。 同理，在这群极少数最活跃于网络上的乡村选民中，每3个就有2个认为美国的种族问题根本就非常罕见，但在其余的绝大多数乡村选民中这么想的比率则是3分之1，足足差了将近一倍。 要说特朗普的作风特别符合乡村选民的胃口，这个解释也根本说不通。
里根的论述策略：号召乡村人民对抗傲慢大政府
要找出关键的原因，必须先找出转变发生的时间点。 而从政党支持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分水岭发生在1980年代之后。 一直到1976年，民主党的候选人、出身乔治亚州乡村的卡特的表现依然能在乡村地区与共和党打成平盘。 而更往前追溯，1968年民主党虽然惨败，但在密西根、明尼苏达等的的乡村郡也依然取得过半选票。 反过来说，在1972年共和党尼克逊的竞选策略中，强调的其实也不是催出乡村选票，而是要透过对种族、治安、文化的论述吸引郊区选民──种族主义论述在乡村确实有说服力，但在郊区甚至都市也有，当年如此，现今亦然。
是在里根主政下，共和党才找到了和乡村选民沟通的新方式，将乡村选民视为一个群体，无分南北东西，共同代表“真正的美国”。 这套论述夸耀乡村选民辛勤工作的价值，进而宣称乡村民众不断对抗的，其实就是一直介入又一直搞砸的傲慢大政府。 在这套论述下，不断扩张联邦政府的民主党就是农村的敌人，共和党才是真正懂得乡村人民的政党。
这并不是他选前才福至心灵般想出的主意，早在60年代出道时，他就已成为第一批将乡村生活连结到“真实美国”、进而连结到小政府与保守价值的政治人物。 在他1964年的成名演说“抉择时刻”（A Time for Choosing）当中，里根对于“大政府”的批判就是用农业管制作为一个主要案例，宣称每30座农场就会对应到1个在联邦农业部的官僚。 他先是诉诸恐怖，宣称民主党政府已经要求要有权把农民抓去关，只要农民没有按照联邦政府要求的方式记账。 接着，他语带讽刺地说，“每一个负责任的农民和农业组织都已多次请求政府，要让农村经济自由，但‘农民哪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呢？’ ，于是，小麦农民投票否决一个小麦计划，政府却还是通过了那项计划，现在面包价格上涨了，农民获得的小麦价格反而降低了。” 在里根角逐大位之前，他早已准备好一套将乡村说成“真正的美国”、“勤奋负责”的说词，用来对抗大政府。
这样的论述在竞选期间也逐渐发酵，一个指标性的案例是关于环境保育。 在卡特政府任内，联邦政府在新法律的授权之下，开始对联邦所有占地五千英亩以上的土地展开调查，以决定要将哪些土地列为自然生态与文化历史保护地，却引起了政治风暴，许多长年在这些土地上种田、畜牧、挖矿、伐木或者居住的居民担心权益受损，展开抗争。 而正要角逐总统大位的里根也不放过机会，立即宣示“也把我算做造反者之一吧”，自己站到乡村这一边，号召抵抗他所一直厌恶的那个大政府，当选后也兑现承诺，大幅延缓相关土地调查的进行。 乡村选民支持的不只是里根个人而已，而是跟随里根调整了看待政治问题的方式：我们是辛勤工作的美国人，对抗的是傲慢的大政府联邦官员。
四十年后，这个论述依然管用吗？
在90年代之后，里根在共和党内的后继者也延续这样的论述。诚然，普遍流传的说法并没有错，许多乡村选民说起为何不能谅解民主党，都经常会提起克林顿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克林顿任内对于来福枪的管制、为了动物保育而推行的禁伐令等等，冲击了许多人的生活，而面对这样的冲击，共和党不只是个别诉诸拥枪权等等论述而已，更是将这些议题打包起来，控诉民主党是与乡村为敌的，是大都市菁英挟著大政府的力量，推展一项又一项极端而傲慢的作为。在此之后，从枪枝管制到环境保育，甚至是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疗保险政策（ACA，常被称为Obamacare），种种民主党的政策也都常被用这样的角度理解。
这是里根送给共和党人非常重要的一项礼物：不是乡村选民会有怨气、会认为菁英无视自己的利益，住在都市和郊区的美国人也经常抱持这样的论点。 但在里根开发出的这套论述之下，共和党能够说服乡村选民把民主党归在傲慢大政府那一边，进而连接小政府的政治主张，才是乡村选民特别排斥民主党的历史成因。
这也是《绝望者之歌》这类说法所没能搞清楚的：绝望只是一个心理状态而已，在政治上，更重要的问题是绝望者们怎么理解自己的绝望。 乡村的人们觉得彼此修戚与共，是“一起绝望”的命运共同体，而且将民主党所代表的“傲慢大政府”理解成他们绝望的原因，才是主导投票意向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背景来看，今次选举当中，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出身乡村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Tim Walz）的论述就相当有趣，可以说是掌握到了这项重点。 他在竞选演说和影片中再三重复同一句话：我出身的地方，我们的原则就是“管好你自己的事”（mind your own damn business）。 这同样是谴责傲慢的人想要运用政府的力量伸手管太多，但沃尔兹将这个论述翻转过来，指陈傲慢、管太多的其实是共和党人，要介入人们的医疗决定（特别是堕胎权和人工生殖）、介入老师们可以教什么又不能教什么（特别是关于性别和种族）。 傲慢的“政府介入”不是来自在乎环境保育的自由派，而是来自处处掀起文化战争的右派。
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掌握到了里根论述的精髓。 当年，在解释自己的选举策略时，里根有一个经典而且贴切的说法：他的做法不是要“说服”人们成为保守派，而是让人们“发现自己本来就是保守派”。 而里根所带动的乡村选民大幅转向，正是这套策略最好的验证：人们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在接受一套新的价值，而是在里根与后续共和党人的引导之下，认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价值”，所以用“反对都会菁英傲慢大政府”的整体框架，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现在，民主党的沃尔兹想要反转这个剧本，他要做的不是说服选民一套新的价值，而是邀请选民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自己本来就有的价值观。 虽然这种作法绝不可能立刻奏效，但在陷入拉锯的今次选举当中。 相反地，若能在乡村地区让更多选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是自由派/不是保守派”，缩小民主党落败的幅度，对贺锦丽和他自己的选情而言，就已经会是天大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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