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历史学家Belew：从越战到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极右翼六十年

11月8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宣布在大选中胜出。

大选前两天，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Kathleen Belew接受了《端传媒》的采访。在一切尚未有结论的选前，她向记者表示了对美国社会的担忧。在她看来，大选后的美国缺少明确的缓和冲突、通向和解的途径。

近年来，美国极右翼政治变得更为可见。从2017年夏洛茨维尔 “团结右翼”（Unite the Right）集会上汽车撞入示威者人群，到2018年11人死亡的匹兹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枪击案，再到2019年导致23丧生的埃尔帕索市枪击案（El Paso shooting），乃至大选前针对密歇根州长格蕾琴·惠特默 （Gretchen Whitmer）的未遂绑架密谋……Belew认为，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是这些行为的推动因素之一。

9月，在大选辩论中，特朗普面对煽动右翼暴力的指控，曾指示右翼准军事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退后，待命”（“Stand Down, Stand By”）。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让他们停手，也可以理解让他们“准备好”行动。Belew指出不论如何解读这句话，这些人已经被动员起来，而“当前的经济问题、地方反口罩团体、争取种族正义的抗议和对它们的反应也推动着这些极端行为”。

的确，在特朗普时代，极右翼组织的可见度越来越高，也更加活跃，“核武旅”（Atomwaffen Division）、布加洛运动 （Boogaloo Movement）、骄傲男孩……但若是拜登上任，这些组织会否就此消沉？“这就像开赛车，时速70英里的车，你可以刹停。但如果已经开到110英里呢？刹停的时候就不可能不遇到问题。”Belew对此毫不乐观。

Belew在2018年出版著作《把战争带回家：白人权力至上运动与准军事组织的美国》（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中指出，不应将各类极右翼团体视作互相独立的组织，来自极右翼的极端政治行为也并非“孤狼”攻击。相反，她回溯历史，将这一切视为一整个社会运动——白人权力至上运动 （White Power Movement）的一部分。而这又要追溯到越南战争。美国撤出越南数年后，一种“士兵被美国政府背叛”的叙事逐渐扎根，对政府的失望撮合了三K党人、新纳粹主义者、光头党等原本分散的团体，形成了一场“反政府”革命运动。1992年的红宝石山脊事件 （Ruby Ridge）、1993年的韦科惨案 （Waco Siege）等一连串事件，将该运动推向了其最为暴力的节点 —— 1995年致168人死亡、680人受伤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

在超过60年的极右翼发展史中，女性出乎意料地占据了重要地位。Belew探讨了白人女性在极右翼运动中的角色。尽管白人权力至上运动有极强的厌女情节，但白人女性在其中居功至伟：她们不认为自己是活动家，但她们开办报纸、帮助极右翼成员逃离追捕、调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设计白人权力至上主义的课程提纲……没有她们，这场运动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以下是《端传媒》和Kathleen Belew的访谈：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我们从大选说起。这次选举，你是否担心之后会出现更多暴力行为？

Kathleen Belew：许多因素导致美国右翼准军事民兵活动不断增加。其中部分因素与特朗普总统的言论有关。比如，他在大选辩论中呼吁“骄傲男孩”们 “退后，待命”。另一部分则是一些其他因素如对地方口罩政策的反对、经济局势的紧张、争取种族正义的抗议和对它们的反应。

被这些因素推向激进行为的人，早已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一部分，并已抱有其意识形态。而有些人怀有的则更多是一种不指向任何群体的无政府情绪。换句话说，一部分人是受政治观念驱使的，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想不受限制地散播暴力。我们观察到“布加洛运动”、“骄傲男孩”这样的组织和一些激进右翼团体正结合这两种受众，以提升他们的招募能力并增强他们的暴力。

回到特朗普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上的言论。即使我们对他关于“骄傲男孩”的言论采取最宽松的解释，也就是说假设“骄傲男孩”这个名字是被硬塞给他的，并且他是口误将“停下”（Stand down）说成了“待命”（Stand by），我们仍然要知道，白人权力至上运动是一个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组织准军事暴力的运动。他们懂什么是“待命”。我认为现在这些人已经被鼓动起来了，事态已是覆水难收。

我担心这些人不会接受拜登是通过公平的选举而获胜的，我担心他们会发动武装反抗。这样的反抗可能是民兵和准军事化团体的大规模游行，但更可能是无领袖抵抗（Leaderless Resistance）以及单元式袭击（Cell-style attack）。白人至上运动从1980年代初开始就采取无领袖抵抗策略。它与单元式恐怖袭击非常相似。其目标是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和袭击基础设施、高价值目标。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这在当时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国内恐怖主义袭击。

选前我假设，如果是特朗普胜利，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激进右派逐渐成为总统或共和党的法外打手。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权可以被视作历史先例。另一种这些群体对特朗普获胜不满。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因为当这些群体认为自己没有明确的政治参与路径时，就是他们发动最暴力行动的时候。上一次白人至上运动变得暴力的时候并不是在左派政府时期，而是在1980年代初的里根总统时期。他们认为里根所谓的折中路线与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路线偏差太多。这些运动的成员希望看到奴隶制的回归、重建合法的种族隔离，等等。他们认为里根的折中路线代表着主流政治没有办法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因此转向了更加暴力的行动。

从越南到俄克拉荷马：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史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树大根深的社会运动，仅靠一次选举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端：你2018年出版的《把战争带回家》将越战作为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起源。越战是如何开启这一运动的？为什么越战对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成员们如此重要？

Kathleen Belew：越战在美国历史文化中占有着奇特的地位，它被当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这种失败战争的叙事真正出现，不是在战争结束时，而是在1980年代。这种叙述描述了美国政府背叛了他们的战士。而这种背叛叙事让三K党人，新纳粹，光头党，以及后来的民兵和其他人，能够排除彼此矛盾团结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越战成为了一种共同语言，这些人通过谈论越战表达对政府的失望，并最终发起一场反政府的革命运动。

越战也重塑了美国文化。因为战时美国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强烈的准军事主义。所谓准军事主义，是指军队的着装、武器、物品、语言等出现在军队以外的地方。我们看到在白人权力至上运动中，人们不再穿白色长袍和兜帽（注：三K党人的常用着装），而是穿上迷彩服。我们看到他们拿着了越战中的武器。我们看到他们以越南战争的模式建立和运行民兵训练营。我们也看到他们选择攻击的目标愈发受越战叙事影响。所以越南战争确实塑造了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比如说，即使是蒂莫西·麦克维（注：Timothy McVeigh，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的策划者），尽管他是之后海湾战争的老兵，但仍然认为越南是他所做的事情的主要象征性原因之一。越战的叙事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

端：像三K党、新纳粹主义者这些团体，在以前更加针对少数族裔、反对三K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等。他们是怎么样将矛头转向美国政府的？

Kathleen Belew：这个重要转变发生在1983年。我们可能可以将其追溯到一场会议。由于这个会议中没有FBI线人或是历史学家，这些内容不一定完全准确。这场会是1983年的“雅利安民族世界大会”（Aryan Nations World Congress），白人至上运动的重要峰会。曾参与那次会议的一些成员之后在法庭上作证，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向政府宣战，并采用“无大台”的抵抗策略。从他们之后的行动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之后，这一运动的组织方式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改变了目标，开始了更密集的群体间的合作和沟通，开始分配资源给全国各地的白人权力团体，并将矛头指向共同的目标，包括基础设施如天然气管道和水源、人员目标如联邦政府雇员和法官、文化目标如记者、教授、制作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人等。他们不喜欢诺曼·李尔（注：美国著名电视出品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我们能够得知这些策略部分缘于他们建立的自由网（Liberty Net），这是一种原始的互联网电脑留言板，是这个运动的交流工具。我们知道，一个叫做 “秩序”（The Order） 的白人权力至上组织从百货公司、五金店、银行押送车偷取了数百万美元。然后它的成员走遍了全国各地，将这些钱分发给不同的团体，并指示他们购买电脑。然后另一个活动家又沿着同样的路，到处教大家如何上网。自由网十分有趣，因为它不仅包括意识形态内容和暗杀名单，还包括个人广告。它就像是一种原始社交网络，记录了这一社会运动是如何通过社交网络进行组织的。而那是1983、84年。

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树大根深的社会运动，仅靠一次选举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端：在向联邦政府宣战之后，白人权力至上运动是如何发展出民兵运动的？

Kathleen Belew：如果我们把白人至上运动组织和民兵组织看成一个有重叠圈的维恩图，那么在1990年代初，民兵组织是最外面的大圈。

我想澄清一下民兵组织（Militia）的概念，在美国有很多误解。我在这里说的只是非法或在法律范围外的民兵组织。合法的民兵组织是在宪法中定义的民兵。但这些合法的民兵组织在1903年后就被并入了国民警卫队。现在不存在合法的私人民兵组织。

在1990年代初民兵运动的大圈子里，有一个较小的圈子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它几乎占满了民兵组织大圈子，但它比民兵组织范围稍小一些。在民兵组织中存在不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成员的人，一些民兵组织对种族主义不感兴趣，他们真正关注的议题只是对政府的反对和对持枪权的保障。但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在1990年代利用了对联邦政府的失望情绪，这种情绪来自于像红宝石山脊事件和韦科惨案这样的事件。同时他们也担心所谓的新世界秩序，即认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国家，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而他们正在通过储备武器和训练军队来回应这一点。这在很多地方都是非法的——当时是，现在也是。

在199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是，白人权力至上活动家们能够利用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招募一批人加入他们。民兵运动的另一个复杂之处是所有这些团体都会互相接触。所以民兵组织与白人权力至上人士会有很多交集。布加洛运动这样的组织就是一个例子。布加洛运动中的一些人是长期的白人权力活动家，他们正在寻求为种族战争创造机会。但有些人投身其中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些沮丧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制造内乱感兴趣。是的，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暴力内乱感兴趣。

“无大台”运动，与白人至上的文本纽带

他们把这描述为一只蚂蚁试图暗杀一头大象。而它所阐述的是一种游击战的计划，最终引发大国之间的互相核武攻击，以消灭当时的世界权力结构体系。

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阻止这样的运动兴起。

Kathleen Belew：这场运动采用的是无领袖的策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团体在1960年代被政府卧底渗透了。所以他们转向了“无大台”的模式。这一策略让政府很难在法庭上起诉这些活动分子。但实际上更大的战略影响是，这使得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社会运动。直到几年前，甚至到现在，大多数关于极右翼的新闻都是“独狼”故事，或者描述为几个坏人为非作歹。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连贯的故事来书写。即使是现在，虽然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熟悉这一议题，人们还是了解不足——你可能可以一方面读到关于布加洛运动的文章，另一方面从没听说过同样意识形态下的其他团体。

我们仍然习惯把这场运动拆成一个个片段理解。我们的报导通常把新西兰基督城枪击案说成是仇视伊斯兰教的暴力行为，把埃尔帕索枪击案说成是反拉丁裔的暴力，把查尔斯顿枪击案说成是反黑人的暴力，把匹兹堡的“生命之树”枪击案说成是反犹太暴力。我不是说他们不属于这些类型的暴力行为，但它们也都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一部分，是由共享同一种意识形态、同一套符号、同一套修辞和某种口号的人施行的。而且他们常常在网上相互联系。那些大规模伤亡事件的袭击者属于这个运动，如“守誓者”（Oath Keepers）、“骄傲男孩”（Proud Boys）、“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ers）、布加洛运动这样的团体也属于这个运动，像“原子旅”（Atomwaffen）、“基地”（Base）和“欧洲身份”（Identity Europa）这样的准军事阻止也属于这个运动，都是同一场激进运动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一运动的早期，人员、团体、领袖、口号和符号的不同，实际上并不重要。积极分子们以相当快的速度在这些团体之间移动。一个团体被起诉被关闭，他们就搬到另一个团体中；也可以是是你和这个团体的领袖打了一架，所以离开了那个团体；还可以是你搬家换了份工作，而这个镇上没有三K党的分会，所以你加入了一个光头党团体。在这一运动的早期，这些团体之间人员的循环流动非常显著。我认为今天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

端：也就是说，诸多另类右翼或团体实际上应该被视作一个社会运动，而且他们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Kathleen Belew：我不确定我是否会说他们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民兵团体有时会比较难分类，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右翼激进主义者。当然，在任何社会运动中，每个人的行动都有自己的原因、自己的规则。但有一些共同的纽带和意识形态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

端：你能和我们说说这些纽带吗？比如他们都有什么共同阅读的重要文献？

Kathleen Belew：在运动早期最重要的文献是《特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这是一部反乌托邦式的小说，讲述的是建立一个全白人的国家、全白人的世界。这是一本非常暴力的书。阅读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它在这一运动中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的叙事质量，而是因为它回答了这个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愿景问题。那就是，一个小小的边缘运动怎么可能希望推翻当时世界历史上最厉害的超级国家。在书中，他们把这描述为一只蚂蚁试图暗杀一头大象。而它所阐述的是一种游击战的计划，最终引发大国之间的互相核武攻击，以消灭当时的世界权力结构体系。而这本书的结尾非常暴力，包括了在美国境内对有色人种使用原子武器，然后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杀死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人。这本书可以说是非常残酷。

这本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性来自于其本身的历史。在合订本出版之前，它是在1970年代末的新纳粹出版物上连载的。这本书在这一运动中大量流行——在爱达荷州The Order组织的宿舍里 存放着15本《特纳日记》。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爱国者党（White Patriot Party）会议上，他们把书免费发给新兵。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带着这本书在枪展卖给其他人。在爆炸案发生时，他的车里还有这本书的复印件。

这本书很重要，也是因为它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它填补了这个想象中的漏洞，给这些无领袖无大台的抵抗单元提供了一种路线图。他们想组织各种独自进行的恐怖活动，就需要建立同一套文化目标的东西来协调所有人。《特纳日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现在市面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小说，比如《SIEGE》和《圣徒营》，这两部小说都更偏向于反伊斯兰暴力。但我不认为《特纳日记》已经不重要了，它仍然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文化支柱之一。

白人民族主义与“白人种族灭绝”

白人民族主义不是关于美国的，它是关于雅利安民族的，他们的愿景是一个跨国的白人国家。

端：白人至上主义者常常提到 “白人种族屠杀”（white genocide）和 “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这样的口号。你能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口号背后的意味吗？

Kathleen Belew：在美国，我们会将很多议题当做常见的保守派议题，比如说反移民、堕胎、LGBT平权、女权主义和种族融合等问题。对于这些议题，很多保守派都有一套常见的话术。

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成员面临的是同一套议题。但对他们而言，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受一种更大的、启示录式的恐惧驱使。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移民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高生育率移民的人数的增加和白人出生率的降低。他们认为堕胎是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有多少白人婴儿因此不会出生。他们认为跨种族婚姻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消除“纯粹白种”的婴儿。他们所有的担忧都是关于种族繁衍。至于他们对“雅利安民族”的解读，在美国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当人们听到白人民族主义（White Nationalism）时，他们不一定会认为这是负面的。有些人认为这只是过于热切的爱国主义，或者有点过于美国化之类。但实际上，白人民族主义不是关于美国的，它是关于雅利安民族的。白人民族主义中。民族的概念是一个跨越国境的白种人国家。它从根本上是反民主的，因为它要么是要阻止其他人被算作国家的一部分，只有白人被划定为国民，要么就是明目张胆地要推翻美国。这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就伴随革命和暴力。

在80年代，有一个东西叫西北前线（Northwest Imperative），当时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活动家搬到美国西北部、临近太平洋地区训练，在那里发展。他们说为了获得胜利，不仅仅需要战斗，还需要彼此之间的爱。他们的想法是搬到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生一大堆白种人的孩子，直到他们能把这里作为白人的家园进行军事防御。在实际执行中，这一计划遇到了各种问题，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有很多其他人群已经生活在那里，包括美国原住民。在那里的拉美裔农场工人也不断移民。因为加拿大在旁边，这也可以算作是一个跨国的计划。他们当时确实在努力让大量的忠实拥趸搬迁到西北、太平洋地区。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是否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的结果。但如果我们检视大型枪击案的枪手的宣言，无论是在基督城、埃尔帕索，还是在挪威，对出生率、对白人妇女生育的关注出现了一遍又一遍。所以这种叙事，绝对还是驱动这个运动的核心议题。

端：是不是可以说，美国的白人权力至上运动与欧洲的类似组织有着紧密连接？

Kathleen Belew：它是跨国的。所以他们对一个跨国的白人国家感兴趣。这个国家叫CAUSE，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南非、欧洲。是他们眼中白人还能生活的、可挽救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愿景是一个跨国的白人国家，横跨所有这些地方，或者位于其中一个地方。

美国的白人权力运动也是一场跨国运动。所谓跨国，我指的是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比如英国的以色列主义（British Israelism，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神选者），在40年代初通过加拿大传入，然后在美国成为一种神学潮流。它的思想也向外流动。我们能看到美国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言论和材料会外流到其他地方。就比如说像“14字宣言”这样的口号。它与确保白种人不会消失的议程有关。像“14字宣言”这样的东西，是由美国的白人权力至上运动者写的，但它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包括在基督城枪击的宣言中。

《特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也到处都是，在南非的书店里就能找到它。也有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雇佣兵去了中美洲和罗德西亚（津巴布韦）。像雅利安国家（Aryan Nations）这样的美国白人权力至上团体，通过邮件列表向世界各地的人发送宣传材料。还有像世界造物主教会（World Church of the Creator）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在1990年代的澳大利亚，从美国购买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材料是相当容易的。互联网的出现也促进了这些材料的流动。

白人极右翼中的女性

整个新右派——现在我说的不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而是整个新右派——是由一大群女性的草根行动所推动的。

端：回到你的研究，你对白人女性在白人权力至上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人们一般会以为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常常附带强烈的厌女情节。

Kathleen Belew：这是我的研究中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我原以为我会写一本关于准军事化主义和男性气概的书，而这些文献档案中出现的女性令人惊讶。

首先，如果不认真对待女性的角色，你就无法将所有不同的白人权力至上团体和成员联系起来。在白人权力至上运动中，女性扮演着“白人种族繁衍者”的象征性角色，也扮演着巩固人际关系的战术性角色。比如说一个团体领袖的女儿通过嫁给另一个团体的领袖来使两个团体结盟，或者两个兄弟嫁给了两个姐妹后开始建立自己的团体，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女性本身作为白人权力至上运动活动家。美国的历史学家错过了整个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保守主义女性。事实证明，整个新右派——现在我说的不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而是整个新右派——是由一大群女性的草根行动所推动的。她们会告诉你，她们不是任何运动的积极分子，也不持有政治立场，她们只是家庭主妇。但她们实际上就是在开展着一场运动。

所以，在新右派的边缘，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些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内的女性身上。她们反对女权主义，她们不想被当做女权主义意义下的积极分子，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政治人物，但他们做了很多政治活动。她们开办报纸、帮助极右翼成员逃离追捕、调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设计白人权力至上主义的课程提纲，对孩子进行白人权力至上的教育。她们制作了白人权力旅游地图，所以你可以去参观这些右翼男人在与国家对抗中死去的地方。这些女性承担了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故事，但它十分重要，因为是女性将所有这些群体连接在一起。而且这是能理解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如何发展成90年代初的民兵运动的唯一方法。人们一直以来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发展。1980年代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所有钱、枪、势头、组织工作在1990年代都汇入了民兵组织。民兵组织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因为我们没有关注女性，它常被当作一个完全不同的运动。

特朗普时代的白人权力至上运动

历史学家们打趣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像是所有历史事件正同时发生。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

端：在特朗普政府下。出现了许多来自白人权力至上运动的暴力行为。比如你所说的埃尔帕索、“生命之树”枪击事件以及夏洛茨维尔事件。白人权力至上运动在特朗普任下又有怎样的变迁？尤其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本来是反政府态，但现在看来他们在政府中有了盟友。

Kathleen Belew：这是越战结束以来美国政治的奇怪特征。有一位历史学家将这段时间描述为 “断裂时代”（Age of Fracture）。这指的是在越战后，人们可以非常反对政府，但同时十分亲近军队。这种特征的一个例子是里根总统，他在演讲中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政府恰恰是问题本身”。他是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说出这句话的。这体现了一种在言语上的断裂，以至于今天你可以看到一些人非常反对政府，至少是反对联邦政府，但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特朗普。这种修辞上的不协调我认为在美国政治中非常典型。

不过我想补充的是，白人权力至上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运动。在当下，我们很难知道现在支持特朗普的白人权力至上组织究竟是想让他成为总统并通过政治手段产生改变，还是只是因为特朗普对这些组织抱有的相对绥靖的态度，而这些组织要利用这个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的意思是，特朗普在白人权力至上组织中可能并不深得人心，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可能只是投机。而这个运动在历史上一直是一种十分投机的社会运动，它希望利用机会，但对参与主流政治非常犹豫。当我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主流政治的大门对这些活动家还没有打开，他们真的觉得除了革命性的暴力，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不确定情况是否还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不仅是特朗普，还有其他右派人士的接纳。并且在世界各国中有类似的运动已经获得政治权力。所以参与主流政治对于这类组织的吸引力比之前更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现在去判断他们是否会参与主流政治还言之过早。

端：2017年夏洛茨维尔市“团结右翼”的集会，对这些团体产生了什么影响？似乎从那时开始人们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

Kathleen Belew：我认为“团结右翼”集会十分重要。我不确定当前我们能够明晰地判断它重要的地方。我常提醒人们一点，那就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不能直接观察到一个运动当今的情势。可能在一件事情发生10年20年后，我才能够得到我在我的书中所使用的档案材料。在当下，我们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根据历史背景以及我们对这些群体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了解，对它可能的运作方式做出有根据的猜测。

我看到有些人认为当有这些极右翼找到通往主流政治的道路时，会缓和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追求走向主流政治。我不认为这会是普遍现象。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过程。我们现在的情况已经大大脱离历史提供的参考系了。在美国，最近很多记者在采访历史学家的时候都想知道 “这是不是像1968年的运动一样？” “这是不是像经济衰退一样？” “这会不会导致经济大萧条？” “这是不是像1918年的大流感一样？”……在Twitter上的历史学家们最近都在打趣这一现象，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像是所有这些事情正同时发生。我们面临着很多未知，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刻。

我希望强调最后一点历史背景：如果我们考虑美国的私警（vigilante）团体，能最好预测他们暴力程度上升的因素是战争。战争能比贫穷、移民、民粹主义或民权的大规模进步更好地预测暴力的加剧。在预测三K党的暴力程度时，所有的其他因素都没有战争重要。事实证明，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关于退伍军人或现役军人，而是影响到了整个美国社会。换句话说，这里的每个人在战后都会更加暴力。而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长期战争中。我的本科生甚至不记得任何我们不在阿富汗打仗的时候。如果你在街上让一个人列出当今最大的危机，战争甚至不会出现在前十。它在这次选举周期中也没有被提上议程。但缓慢燃烧的战争后遗症会继续影响这个社会。我认为我们会看到持续的暴力，我只是不知道这种暴力是会达到一个峰值，还是会以较低的程度持续存在。

但现在也有让人乐观的事情。哪怕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在过去几年中，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认真对待白人至上主义的问题。他们刚刚发表了一个威胁评估，提到白人至上极端主义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恐怖威胁，比特朗普所说的“Antifa和左派”还要严重，甚至比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还要严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我们应该让这些机构正常地完成他们的使命。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种族暴力和种族不平等历史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过程来让我们学会对待这段历史。因此，我认为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在不久的将来会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运动塑造我们历史的许多方式，还可以让我们思考如何将人们团结在一起，思考我们国家未来对于种族、暴力、政治进程和礼节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