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能量暗涌，台湾反印度移工浪潮中的张力与微光

锡人告诉桃乐丝：“我想要有心，因为有头脑是不能使一个人感到快乐的，而快乐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奥兹国的伟大巫师》

12月10日周日下午，台北气候干爽，天空晴朗无云，人潮熙来攘来的西门町，一群不同肤色、操持著不同语言的东南亚移工，在劳动部直聘中心前整队等待出发，这是每两年一次由台湾移工联盟 MENT举办的台湾移工大游行，随著台上主持人用中、英、印、越四国语言轮流高喊：“跨国聘雇没正义、政府责任在哪里”、“政府承担、仲介滚蛋！”的呼声中，游行队伍敲锣打鼓地缓缓出发。

在队伍的尾端，有几位年轻人小跑步赶上，他们是“反对增加新移工国”的成员，包含总召 Yuna、上班族毛毛，还有在北部就读大学的志工僵僵；今早，他们分别从台中、桃园搭车北上来参加移工游行。Yuna 气喘吁吁地追赶上队伍，看著游行人龙蔓延一两公里，不禁感慨：“好羡慕，他们人好多。”

就在一周前，离此处不远的凯达格兰大道上，Yuna 和她的伙伴也刚办完一场游行，但主题截然不同——他们要求台湾政府“暂缓引进印度移工”，现场约一百余人出席。

但 Yuna 也许没意识到，他们和今日的移工大游行，最大的差别不是参与人数，而是涉及台湾的跨国劳动政策，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诉求。他们所代表的，是台湾社会迎来的第一场清晰的、以反移工为诉求、且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行动。尽管这场行动饱经台湾舆论讥讽与批判。

网路群相：青年行动背后的恐惧和无助

“对，我们就是种族歧视，我们不用迎合那些‘高尚’的价值观，反正他们出事也不会出来扛⋯⋯”

事件源起于11月初，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Bloomberg News）报导，台印即将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MOU），最多将开放10万名印度移工来台，在社群平台 Dcard 上被热烈讨论，部分网友除了提出移工本身的犯罪疑虑，也有人把印度蓝领劳工与性犯罪连结。蓬勃的网路能量，酝酿出实体集会——11月18日“反对增加新移工国”的团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粉墨登场了。

他们宣布即将在12月3日走上凯道，公布了“123、别印来”的口号和四点诉求（注１），逻辑清楚、分工完整，新闻稿也写得煞有介事，还开卖游行募款小物，包含贴纸、T恤、胸针和饮料提袋，手绘图可爱，线条风格清新，写著“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种族歧视，只想政府做事”等标语。除了 Dcard 帐号，也建立了脸书专页、IG 帐号，同步更新。短短两周内，他们的 Line 群超过五千人加入，人数庞大到甚至需要分成四群。

从 Dcard 延烧的议题，成功突破同温层，引发各界哗然。除了印度社群公开声明表示遗憾，媒体人范琪斐也在自己的 YouTube 节目上痛批这场活动“就是种族歧视”，她在影片中举例：“（部分参与者）说引进印度移工台湾会变成性侵之岛，如果换成外国人说台湾是诈骗之岛，对其他台湾人不是很不公平吗？”

除了歧视争议，台湾国安单位也向媒体披露，在反移工活动前后涌入劳动部脸书留言批评开放印度移工的帐号，确实有模组化留言的操作痕迹，这也是台湾政府定调为认知作战的依据。连行政院长陈建仁都出面澄清，与印方还在 MOU 准备阶段，“10万移工为境外团体散播的假消息。”

这群快速集结、在两周内整军出发的团队，究竟是哪来的？TIWA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发表声明回应移工处境时，曾点出这是“神速聚集的社群”；雇主协会代表 Heidi Chang 则告诉端传媒，她怀疑这些人背后是挺移工团体在操作，“不然就是某些政治人物，想把台湾经济搞垮的那种。”不属于传统蓝绿、也不被左右光谱任何阵营熟悉的这支神秘队伍，引发许多揣测。

直到“反对增加新移工国”活动现场，人们才有机会拨开网路群组中的模糊面貌，看见一张张真实的脸孔。

团队核心以 Yuna 为首，多为大学生，他们一个月前加入志工群组，才第一次认识彼此。他们用熟悉的学生社团分工模式，在网路上讨论如何印贴纸、借场地、甚至征求“表演团体”，拼拼凑凑地组成了该次活动。租借舞台车的厂商看他们活动单薄，还好心动员了红包场歌手和社区妈妈来跳舞，想帮他们壮大场面。

除了工作人员，也有上百位自主到场声援的群众，年龄在20到30岁间，有大学生、上班族，有人住在中南部，搭火车、客运来到台北。他们有人自己印制标语、布条，也有人连署后，领取主办单位提供的海报，默默站在台下听讲。其中，有两位台中来的男大生告诉记者，他们是被政府将事件定义为“假消息”后，气到决定出来声援。也有住中坜的年轻女孩透露，她确实觉得“移工多的区域很脏乱，很担心犯罪问题”。这一张张面孔稚气未脱，但表达自己的想法都非常清楚，都强调自己是自主的，也澄清绝对没有幕后金主。

Line 群内也曾热议外界对“歧视”的说法，网友“躺倒之猫”说：“歧视就歧视，为了维护安全我没差，才不想当圣母到时候出事也是很可怜而已，求偿无门或根本没命讨公道。”另一位网友“11739”更显得坦率：“对，我们就是种族歧视，我们不用迎合那些‘高尚’的价值观，反正他们出事也不会出来扛⋯⋯”

不管是素朴的正义情感，或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不明恐惧，青涩的反抗意识是这些青年集结的动力来源。但与这股动力一起破土而出的，则是身处在这个有越来越多移工社群的台湾社会，原本就感受到的恐惧，以及对生活会随时遭遇灾厄、却求助无门的无助感。

印度舞老师潜伏群组试图对话

“我有时觉得他们那些歧视语言很可恶，但又觉得他们有点可怜。”

当天在台下默默观察的，还有印度舞老师方筱茜，她“潜伏”在 Line 群组进行社会观察已经几周，这天特地“路过”现场，想看看这些网友的真面目。活动结束后，她在脸书转发端传媒的报导并写下：“台上红白场，台下年轻学生听著应该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的老歌跟极具时代感的唱腔，热情的红衣阿姨为大家跳舞炒热气氛⋯⋯仿佛时光隧道的两端，真是魔幻极了。”

48岁的方筱茜，从2005年开始学习印度古典舞蹈，因此与许多印度人结为好友，她很早就注意到网路上有反印度移工声浪崛起，“有人说在 Dcard 烧起来这个议题，我就回家搜寻，找到他们的群组加入。”

她好奇这些人是谁，一开始也怀疑是认知作战，她查觉到：“很明显有人花钱买广告，你输入关键字就会被推播。”进入群组后，确实也读到很多仇恨言论，“很多情绪发言和刻板印象，他们（针对印度）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看了有点难受。”

但仍有许多真实的片刻，让她观察到不同世代的语言。“参与者大多数年轻，有男有女，有不少还是学生，聊天的内容也很活泼。”她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思路：“这些年轻人脑袋都蛮奇葩的，有点直线思考，对社会运动有不切实际的想像，以为反正去冲、把政策挡下来就对了，不然就是狂跳针以为骂大声会有用。”偶尔话题也会很轻松，还会转向战食物，比如“芋头可不可以加进火锅？”此时方筱茜也能跟著乱聊几句，“他们有时候还满可爱的。”

除了方筱茜，也有若干网友试图在群内理性对话，话题也能谈得很深入，她逐渐读到一些反移工心态背后的个人处境：“有些人口气很冲，是因为对社会环境不满，对体制不满，觉得出社会也不会有好薪水，也常会提到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房子，很担心自己的未来。我有时觉得他们那些歧视语言很可恶，但又觉得他们有点可怜。”

卷入反移工浪潮的青年们

“我们没有歧视任何国家，也不是机器人，背后也没有人在控制我们！”

当天，总召 Yuna 站在凯道上慷慨激昂地演说，她才22岁，但面对媒体显得台风稳健，不需看稿也能讲得头头是道：“我们没有歧视任何国家，也不是机器人，背后也没有人在控制我们！”

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上凯道，成为台湾社会反移工浪潮的代表人物。

Yuna 在基隆出生长大，家庭教育相对自由开放。国中在历史课本上读到二二八事件因而萌发愤怒，这是她的起点。太阳花学运时她才国二，但她以虔诚的语气说：“太阳花的前辈我真的非常尊敬他们。”到了高中，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她饱受鼓舞：“我机票都看好了，差点直接飞过去加入他们！”

Yuna 认为自己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台湾主体意识，她在脸书少数公开分享的内容是防疫期间“台湾队”的努力，也有香港中文大学被清场的抗争纪录，头贴则使用同婚平台“Together, Stronger”的彩虹特效框。中港二地近年发生的公民行动，都是她的政治启蒙。

她后来考上中部大学中文系，一个月前她在 Dcard 上看到印度移工消息，只是充满困惑：“我关注的是程序问题，花了很多时间查资料，发现政府完全没有提出评估报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增加新移工国、又为什么是印度移工。”

她主动填了表单、加入志工群组，却发现群组内部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当过康辅社干部的她，脑袋清楚、能言善道，主动帮忙查资料、也揽下许多工作，过不久被大家推举为总召，领导一群素未谋面的志工。

确定要上街游行后，她向家人坦承自己参与这场活动。父母震惊之余也上网查资料，“结果我爸妈看到第一则新闻，就是劳动部长许铭春说我们是假消息，他们很难释怀，想说怎么会被讲成这样。”父母最后还是支持她，爸爸还建议：“你要不要把牙齿补一补，上电视比较好看。”

Yuna 也是团队中第一个在镜头前曝光的成员。她拍片回应范琪斐“种族歧视”的指控，片中杏眼圆睁，表情愠怒地说：“哈啰，大名鼎鼎的范小姐，你真的看过我们诉求吗？”Yuna 自认讲得很清楚，但网友评价两极，群组有人称赞：“总召呛得好！”也有人直批：“总召这么不理性，根本是公关灾难，下次最好避免吧。”她后来也很懊恼：“我太生气了，其实我拍了五集，但放了一集就被骂。”目前这些影片因为不符合团队形象，已经由他们自行下架。

相较于 Yuna 的积极活跃，另一位干部 Kate 就属于相对低调的成员。她个性温和不喜出风头，在游行现场仅是默默地帮忙递麦克风、发送新闻稿，Kate 的台湾腔华语很道地，仅有一点点口音。所以其他成员也到很晚才知道，原来她并不是台湾人。

21岁的 Kate 来自香港的港岛区，父母都是普通劳工，家境仅能勉持，自小有记忆以来，都是住在公屋。在香港时，她并未特别对社会事件有感触，因为都忙著念书。但她反而比较关注台湾，她很惊叹台湾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觉得很厉害。2020年她考上台北的私立大学，这是她难得的机会，因为以她的家境，若不能升学，就要立刻投入香港的劳动市场。

Kate 在台湾半工半读，平常搭车去打工时，也会滑滑 Dcard，看看最近有什么新鲜事。11月初她发现印度移工的讨论火热，“我看见有些人很害怕，好像找不到政府有公信力的说明⋯⋯其实我也没有很了解台湾的公家机关，但是以我的常识，政府应该需要说明。”

她的网路观察，和她对台湾政府开明的印象间，产生巨大落差，让她很困惑。“我不太能理解怎么突然之间有那么多人的声音出现？我想理解到底是政府没说清楚、说明白，还是民众没有收到信息？”

但台湾人的恐慌，对作为“局外人”的 Kate 显得既远又近，她想了想，缓缓地说：“我很喜欢台湾，有家的感觉，毕业也想留在台湾工作，我是未来的移工。”她并不排斥印度移工，甚至比起其他人，她的香港经验让她对印度感觉更熟悉，因为小学班上就有印度同学。但她内心也确实困惑：“如果⋯⋯印度人来了，我们没办法保障他们权益，引进真的是对他们好吗？这是我的疑问。”

“反对增加新移工国”的志工中，许多是像 Yuna 和 Kate 一样的年轻人，怀著刚萌芽的政治觉醒动力，但此前他们少有集会游行经验，大家对抗争的想像懵懵懂懂，请教参与同志游行的朋友、也咨询了“下一代学生行人路权联盟”，就此拼凑出凯道游行的想像。

此外，她们都会强调这些诉求，包含针对印度的疑虑，并非她们个人的想法，而是“民意”——意即在 Dcard 或其他论坛、以及 Line 群内的网友意见综合而成。Yuna为此苦不堪言，“我每天早上八点就起床，要看大家的讨论、整理意见、还要找资料查证，每天忙到半夜两三点，真的很累。”凯道游行也是网友提议的，连日期都是 Line 票选出来的。

他们确实是在各方浑沌不明的暗涌能量中、硬著头皮被推挤到台前。但仍是这群青年第一次参与、主导、试图与政府对话的社会议题，而官方关于假讯息和 AI 介入的定调，更让他们愤怒，为了争取主体性，才被迫现身。

而这样关于人成为机器人的隐喻，让人联想到美国作家法兰克・鲍姆在1900年意义深远的作品《奥兹国的伟大巫师》（台译：《绿野仙踪》），关于女孩桃乐丝与她的快乐伙伴前往奥兹国的冒险旅程，其中要角“锡人”全身包覆铁皮，想拜托巫师“给他一颗缺乏的心”。历史学者认为，鲍姆创造锡人的角色，是在暗喻工业化后的美国工人，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与自我异化，慢慢变得麻木冷漠，失去的“心”就是代表丧失的人性。

在反移工活动现场的年轻人，他们的心又在何方？某种程度他们很有独立精神，想透过反抗权威贴上的标签，证明自己并非脑袋空空、任人操控。然而他们对议题的理解往往相对片面，透过社群媒体上“闪现”的动态消息成为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再将这样的印象与（刻板）标签进行连结。因此，容易在恐惧的情绪孳生成排外的行动，或发表赤裸裸的歧视言论而不自觉。

这样的景况，看在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理事长徐瑞希眼中，不认为可以归咎个人。“台湾新闻上呈现的印度就是落后国家，要不然就是奇风异俗，再不然就是犯罪事件。”

这几年徐瑞希举办“台湾杯国际移民足球赛”，找了蓝领、白领移工一起来踢足球，也会邀请台湾人亲子一起参与，有一次她访问台北市小朋友：“你们觉得亚洲有哪些国家？”这些国小生七嘴八舌：“日本！”“韩国！”“大陆！”“新加坡！”但再追问下去还有哪些国家，大家就想不起来了。“台湾一边喊我们要国际化，但我们国际的眼睛没有打开。”

“政府应协助移工了解台湾”

“你们这样等于在说，比较穷的人是不好的人。”

徐瑞希介绍记者认识在台印度青年 Nithin，长相斯文，态度有礼的他，出身南印度安德拉邦的基督教家庭，大学攻读电子科技，去年6月，他被公司派驻到台湾的南港软体园区工作。

27岁的 Nithin 是在收到采访邀约时，才赫然得知本次风波，在此之前他浑然不觉。他震惊地说：“我们公司的印度员工有快30人，可是都没人讨论这件事。”他来台一年半，很喜欢台湾的环境和气氛，生活中从未感受被歧视，即使路人都对他很友善。

他搜寻了“反对增加新移工国”，用翻译软体详读相关报导，试图理解游行口号。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然对该团体表示称赞：“我觉得他们的诉求很真诚，因为台湾的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他们采取了一个很好的倡议行动。”

Nithin 甚至做了一些功课，他发现台湾已经是个高龄化社会，有14%的老年人口，因此他认为引进移工是必须的，他试著站在本地人的角度思考：“如果台湾人找不到工作，或者因为移工而失业，那确实政府在输入人力时，应该有所限制。”

他也坦言，确实在印度部分地区，许多女性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强暴的问题时有所闻，女性也会避免夜间外出，但温和的 Nithin 听到社群媒体上将蓝领工人与性犯罪连结，脸色不免微变，他表情显得有些严肃地说：“虽然出国工作的印度工人多半来自中下阶层，但这样的说法是很伤人的；你们这样等于在说，比较穷的人是不好的人。”

Nithin 提供了一些务实的建议：“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文化，政府应该要对于外国人充分教育宣导。”他以自己为例，他是瘾君子，在印度抽烟环境相对宽松，很多场合不禁烟。但来台湾后，他就从各式各样的宣导中，意识到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他还说：“如果你们来我的国家工作，我也会希望你们能先了解我国文化，所以对来台湾工作的印度人来说，他们也需要了解台湾。”

这一方面，徐瑞希就认为台湾的公共服务很落后。“今天你不管引进哪个国家都一样，我们给移工的协助确实做得不够，连基础的资讯平权、语言环境都不友善，仲介也无法协助，他们在台湾生活就容易跟本地人发生很多冲突。”

距离1992年台湾首度引进移工，已超过30年，如今台湾已有70万移工与我们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劳动和生活，但台湾社会似乎尚未准备好接纳这些人。

“我们还要走多久──”小桃乐丝问锡人。“才能走出这座森林啊？”

“我不知道。”锡人答道。“我也是第一次去翡翠城。我爸爸在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他说他走了好久好久哩。虽然一到奥兹居住的城市附近，景色就变得非常迷人，但在这之前还得穿过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青年苦闷绝望，移工成代罪羔羊

“他们看似自由度比上一代高很多，但他们其实经验到更高的生存焦虑，会非常苦闷，没有未来感。”

“欧洲现在极端右倾，常有反移民抗议，”中山大学社会创新研究所所长洪世谦，曾在法国生活十余年，他解释，即使民主发展已经一两百年的欧洲国家，也会面临类似的状况。他说，以法国来说，中低阶层移工来自奈及利亚、莫三比克这些非洲国家，也有部分来自中东的难民，目前已有超过40%有色人种。目前6700万人口中，近三分之一为移民或他们的后代。

洪世谦表示，理论上成熟的社会应该可以讨论移民的冲击，但因法国近年经济发展不佳，失业率高达25%，“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保守政党跑来告诉大家，移民带来的文化和环境，会让你本来像天堂的地方，充满暴力和罪恶，说什么他们会抢了你的工作啦，以后法国会变成一个黑人的社会啦⋯⋯等等。”

在政客渲染下，移工或移民常被描述成治安死角，也以“文化不同”为由将他们塑造成一群难以融入本地的人。“这些外来者对民众来说，是直接可辨识的差异者，这些差异者又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所以当然很容易被贴标签，也很容易因为一些很小的事件，在媒体上被放大。”反移工浪潮往往是人民生活的困顿连结到排外的情绪，再将移工当作代罪羔羊。

长期关注台湾人权的中研院学者彭仁郁，也对此现象感到震惊，她略显无奈地说：“台湾终于追赶上老牌民主国家了。”她认为台湾反移工的浪潮，隐含新世代极右派崛起的端倪。

彭仁郁有一颗柔软的心，她努力尝试贴近这一代青年的处境，“他们看似自由度比上一代高很多，但他们其实经验到更高的生存焦虑，会非常苦闷，没有未来感。他们需要一个能够集结彼此、形成连带感、又可以为自己出一口气的战场。”她发现年轻人对历史的理解很片面，对地缘政治的掌握也不够，有时就会投入反政府、甚至歧视排外的行列。

“主流学校教育也还被升学主义绑架啊，也不重视教导学生怎么对待不同的人。”她在社群平台中看见许多网路暴力，年轻人在匿名保护下会刻意奚落、嘲讽弱势者，甚至会鼓吹有强烈自杀意念、在网上求救的人去自杀。“我们社会对于真实关系伦理的生命，和情感教育，根本还在起步阶段。”她专注研究个人生命史与社会集体史的创伤经验，对她来说，聆听和对话很艰难，但无比重要，理解是走向疗愈的第一步。

洪世谦观察，移民、移工会首当其冲，是因为年轻人对社会不满，但他什么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期待未来，“他已经是竞争后的牺牲者了，他会瞧不起比他更弱的人。”

“对这些学生来说，要经过公共讨论，才能让他们的观点转移。”洪世谦认为，一味说他们不读书、或是批判他们意识形态，都不能解决问题。他指出，唯一的出路，得要有多元的声音，也唯有透过意见的沟通，才能拓宽学生的视角。

游行的终点，公民课的开端

“关于移工，我们还要学的事情还很多。”

10日下午的移工大游行队伍，已经慢慢抵达终点站劳动部前，警方估计一度人数高达千人，规模更甚以往。除了各方 NGO 来声援，移工团体整路精力充沛，穆斯林姊妹包著头巾庄严走在队伍中，也有菲律宾女工沿途边跳舞边欢唱“团结～团结～工会力量大～”，移工鼓队震动地板，各国语言的标语旗帜飞扬台北街头，路人纷纷拿起手机侧拍。

Yuna 一行人也为了洗刷外界关于他们歧视的印象，特地征询主办单位后，报名参加今日的移工大游行，但却因为不熟悉台北街道和游行路线，一度脱离队伍，也与彼此走散，几度慌张地开视讯，把手机拿高、照向台北街景，以确认彼此位置：“喂喂，你们走到哪里了？”“现在队伍刚过台北车站喔！你看得到这个建筑吗？往这栋大楼走就对了！”幸好最后找到了彼此，成功在劳动部前会合。

方筱茜也来了现场，透过记者她得知“反印度”团队成员在现场，几经犹豫，她还是和 Yuna 打招呼，以印度社群友善朋友的身分，私下与 Yuna 恳谈了一番。Yuna 回忆这场对话，忐忑不安地说：“筱茜老师有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很多印度人觉得那场游行就是在歧视他们，因为我们的口号就叫别‘印’来。”

方筱茜谈起这些年轻人，则是叹口气：“他们是说反对引进任何国家啦，只是刚好来的是印度啦，这解释很牵强。”她也认为如果团队太在乎网路声量，会很难与耸动言论切割，又顺便吐槽两句：“不过我看他们声量越来越小，认知战应该也不想投资源了啦！”

除了声量降低，曾被指出有刻板印象的他们，如今也饱受刻板印象所苦。Dcard 社群内时有抨击声浪，在123活动结束后，署名来自国立台湾大学的匿名使用者发表长文指出这场活动的不成熟之处。这篇来自名校参与者、论述又无懈可击的文章，也在群组内引发一波对主办单位的检讨，团队士气因此大受打击。

Yuna 说，即使他们接受各方抨击、尽力修改诉求，仍难以摆脱种族歧视的疑虑，让她很沮丧：“伤害已经造成了，现在只能尽量弥补。”她的团队进行多次改组，目前定调自己是“监督政府团体”，周末时他们会去闹区摆摊。她有点难为情地表示：“重点是想多卖一些（游行）衣服，上次一次印了五百件，我们每个人垫了很多钱。”

目前经由方筱茜居中牵线，“反印工”青年们正积极与在台印度社群讨论见面交流一事。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仿佛选修了一堂漫长的公民课，他们以为自己考砸了，其实这堂课才正要揭开序幕。

即使活动已经结束，方筱茜还是习惯每天打开群组看看，大部分时间潜水，但偶尔看不下去，还是会跳出来跟网友唇枪舌战一番。“风向慢慢有在变化，讨论的方向也有点松动。”她观察到，“你去跟他对话，有的年轻人是可以改变的。”

游行的尾声，年纪最小的志工僵僵终于坐在人行道上喘息片刻，他今年刚上大一，在此之前的休闲是在家打电动。他从中途就开始碎念“好热好热喔⋯⋯”但还是没掉队，好不容易坚持到终点的他，已经脸色苍白，喃喃自语：“很久没走这么多路了⋯⋯”Yuna 也抹抹额头的汗，看著舞台前的移工团体演出的人偶行动剧，一度看得发楞。她要搭车回台中前，告诉记者：“关于移工，我们还要学的事情还很多。”

Yuna 也许终将发现，他们和移工之间，并没有想像得那么不同。2019年移工大游行主题为“还没休假”，因家务移工照顾台湾数十万家庭所需，却因政府不愿将其适用劳基法，落入日复一日强迫劳动的无间地狱。当年，参与移工也在现场高喊：“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要休假！”他们也是原本没有脸孔、被体制视为机器的人，但仍不愿意放弃，奋力一搏，争取现身。

一端是离开家乡寻找未来的移工，一端是留在家乡但看不见未来的青年，各自从边缘出发，被各方涌现的能量推挤著，在这座岛屿上相遇。生存的焦虑和恐惧撑出张力，他们是否只能在边缘碰撞，或在张力中仍能有些许理解的微光？

就像卡尔‧马克思的墓碑上刻著：“全世界的劳动者们，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也许在此刻，全世界的机器人，也该试著联合起来。

就像故事中的锡人。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奥兹国，他才明白原来巫师给他的心只是丝绸做的道具，并没有真的魔法。真正让他拥有人性的，是旅程中那份与伙伴一起往前、互相帮助的心意。

锡人发现，原来自己并不需要魔法，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懂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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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一、反对增加新移工国，提供有实效的人民发声平台，人民有权暂缓有疑虑的政策；二、改善台湾劳动环境，根本解决缺工问题；三、解决失联移工数量，修订移工管理专法；四、正视女性安全问题，不以歧视字眼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