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手记：一些人先富了起来

编者按：雄安新区于2017年4月1日正式成立，由习近平“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这座被中国官方冠以“千年大计”的国家级新区，邻近北京、天津，由开发上近乎一张白纸的雄县、安新和容城三县构成，它承载了习近平对于中国“大城市病”的解决之道，也勾勒出官方对于未来城市的想像。

端传媒于2017、18年多次探访雄安，记录这场自上而下的造城运动如何执行，又怎样影响身居其中的普通人。2023年，雄安新区成立六周年之际，我们再次探访雄安，看见新楼与旧人，亦看见在“中国梦”中沉浮的个体命运。

时隔四年，我再次见到张力。他开一辆七座商务车，停在崭新、宽阔的马路边。我们远远看见彼此，扬手笑着打招呼，然后，在我快步走近时，车身后座的自动门缓缓打开。

我愣了一下。

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我来容城采访，结识了张力。他开一辆破旧出租车，座椅凹陷，后座的门锁坏掉。我总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和他聊天。

张力个头大，两颊和肚子都圆滚滚的。作为一个90后，他看起来比实际年纪稍大一点。初二辍学后，他先是开长途客运车，后来开出租，他觉得这工作又累又赚不到钱。雄安新区启动建设后，他想从中揽一点儿栽树、铺路的活儿，奈何无门无路、到处碰壁。那时开始有国企响应政策号召入驻雄安，张力觉得国企“待遇高、有面子、工作不累”，便上网投简历，却发现愿意录取他的都是劳务派遣工作（非正式员工），气得一口回绝。他妻子以前是售楼人员，因雄安新区成立，所有房产买卖叫停，也失业了。那年张力28岁，有一个6岁的女儿，生活不易，他对雄安新区亦多有抱怨。

我坐进商务车后座，尽管外面并不热，车里依然开着温度适宜的冷气。张力穿白色T-shirt、深灰薄开衫、牛仔裤和乐福鞋，他比以前瘦了一些。

“怎么样？我们这里变化大吧？”他笑着问我。我想起从前见面，他身上是一件万年不变的基础款羽绒服，和疏于清洁的出租车完美融合。

“你变化也很大。”我说。

“我哪儿变了？”

“变有钱了。”

他仰头哈哈大笑。

“这滴水可真不小！”

雄安确实有变化。当高铁从北京抵达雄安，我和几十名乘客一起步入空旷的出站厅时，才意识到自己踏上了据说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两名工作人员笔挺地立在服务台前，他们身后的宽大长廊则没有亮灯、用护栏挡住——雄安站大部分区域都像这样封闭着。崭新的安检仪用厚塑料布裹着，上面落满灰尘，走廊沿途妆点的假树叶亦蒙上一层灰白色。偶尔遇见一个穿黑色制服的年轻保安，用腰部抵住玻璃墙，上半身前倾，百无聊赖地盯着地面。

和现有的客流量相比，雄安站太大了，像用一个12寸烤盘烤了几粒芝麻。它是雄安新区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于2020年12月投入使用，建筑面积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66个足球场。据官方报导，为了在设计上与新区的水文化相契合，整个雄安站呈现出水滴状椭圆造型。习近平在今年5月视察雄安站时说：“这滴水可真不小！”

和四年前相比，雄安开通了多条宽阔的马路，容东、容西片区（雄安新区的组成部分，是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的综合城区，原属容城县）也露出一个城市的雏型——尽管看起来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新城没有什么区别：大片复制粘贴的住宅楼群，中间穿插置放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大小小几个公园。

据官方报导，过去两年已有12万当地居民入住新区。张力便是其中之一。他和妻子共分到四套安置房，最大的125平方米，用来自住，另外三套放租，面积在7、80平米左右。此外，还有一笔拆迁补偿金。

“农村人没见过那么多钱。”张力说，“以前我开那个破出租，一年好了能剩个四五万。一下见一百多万，没见过，真没见过。”

“贵人指点”

和无数因拆迁暴富的故事一样，张力看到很多同乡挥金如土——尽管他们没了土地、尽管以他们的资历难以在新区找到好工作。张力的朋友们几乎都买了好车，有人每天开着五十万的奔驰去做保安，月薪四千。

也有朋友“盲目投资”，开饭馆、开五金店。据张力介绍，安置区门面租金每平米每天3.5元。如果租100平开饭店，月租1万出头——对一个尚未脱离县城收入水平的地方，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

大部分的门面房都空置着。我在晚饭时间走访了几家开业的餐厅，面馆等小吃店有七成上座率，大一点的餐厅还要更差些。

“房租贵、请人贵，还没有特色菜。”张力说朋友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前，“没有做调研，就是我看好什么就直接干。”

张力呢？他给妻子买了一个金手镯，然后买了十四辆商用车，开汽车租赁公司。

“只要交到一些朋友，他自然而然就会给你介绍生意。”张力说，自己得到“贵人指点”——一位从广州来的国企员工，这间国企到雄安做工程，领导们需要用车，便从张力这里长租。

“他们租，我才买，他们不租，我就卖。”不到两年，张力就把买车钱赚回来了，又陆续卖掉七辆。如今他长期合作的是三家知名国企，对方团建或接待客人都会找他。有时一下子需要十几辆车，他便从别的公司租下，再转租给对方。

“这些国企、央企不会在乎你这一点钱的，你把领导伺候好就完事儿了。”张力总结道，他培训自家公司的司机——要给领导开关车门、只有停车时才可以接电话。“有钱人的钱要比一般人的钱好赚，企业的钱也比个人的钱好赚。”他现在讲话多了不少这样的“金句”。

我这次来雄安的第一天联络他，他说没空，派了一个朋友来接我。原来他换了手机，不认识我了。“我有司机，一般的我不出来。”他颇有派头道，听朋友说来的是个记者，他才记起我，“我说行吧，明天我接待一下。”

“知道怎么赚钱，跟什么人打交道，怎么去跟人家打交道”

“我喜欢来钱的感觉，心里倍儿爽。”说这话时，张力一手握住方向盘，一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出搓钱的动作，满面红光。我们行驶在容东片区，街上的车和人都很少。

张力现在给妻子买衣服，上千块钱“不需要考虑，直接买”。他笑道：“以前也没有那么多节要过，自从拆迁了……怎么这么多节！妇女节、情人节、圣诞节，连重阳节都要吃饭买礼物。”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车窗外的路灯上挂着标语：心之向往，妙不可言。张力说：“我是赶上这几年发展的时代了。”

除了租车服务，张力还和朋友合伙开了一间公司，卖建材、办公用品等。“没有租门店，我全是凭关系，有订单了我再直接从厂家发货。”张力说，“我干的所有事都没有风险。”

我问他没有门店怎么做生意。他沉吟片刻，说他负责跑客户。

在四处都是建筑工地的雄安，中标的大企业会把工程分包给小公司，在小公司里负责采买的人，就是张力要跑的关系。“这些管工程的都是外地来的，他们也需要挣钱，给他点回扣就完事儿了。”张力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大家有钱一起赚嘛。”

我们的车回到容城的老县城，和如今的安置区相比，这里显得更加破败。张力指着那些毫无审美可言的建筑说，这里现在太落后了。

我问张力，这几年学到最多的是什么。

“知道怎么赚钱，跟什么人打交道，怎么去跟人家打交道。”他说。

张力手上的三套房已租出去两套。安置房都是精装修，张力又着意添买了席梦思床垫、全新空调和滚筒洗衣机。他说很多朋友会把家里不用的旧空调和洗衣机配给出租房，但他不要。在供大于求的租房市场，他要用稍高一点的租金筛选掉那些素质不高的租客，留下有文化的、会爱惜他人房产的人。他的租客一个是银行职员，另一个在县政府工作。“他们都跟我关系很好，说有事要帮忙或贷款可以随时找他们。”张力神色松弛，“我现在感觉，和高学历的人共同语言特别多。”

开了两间公司的他同时还在一家国企上班，做热力井的巡检。张力的妻子也在国企工作，夫妻俩工资加起来一万多。

“是正式员工吗？”我问到。想起几年前他和我抱怨，雄安新区把国企的好工作都给了外地人，本地人只能做劳务派遣。

“不是，我俩都是劳务派遣。”他似乎接受了本地人在这场造城运动中的位置，平静道，他们村里的人只能去做保洁、保安工作。

前一天，我在公园里遇到两个保洁人员，看上去五、六十岁。一个两腮微微下垂的男性举着拖把擦拭灯柱，另一个身型瘦小，蹲下来用抹布擦拭垃圾桶。他们都是已入住安置房的本地人，原本是“出大力的”（指帮人盖房子等繁重体力劳动），雄安新区成立后不允许民间私盖楼房，他们也找不到别的工作，便来做保洁，月薪3000。“我们这活儿啥人都能干。”他们和我说，还是以前给人盖房子赚的多一点。

张力如此总结本地人的命运：“没文化特别可怕”。

初中辍学的他在今年通过成人高考拿到本科学历，我们谈起备考的辛苦，他说：“不好考也得考，要不就被社会淘汰。”

打了三份工，他觉得最累的是在国企对着电脑，人家半小时做完的东西，他要花半天时间。“我玩不转，且做呢。”

张力的大女儿入读安置区小学五年级，相比以前在村小只有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四门课，如今增加了美术、体育、思想等课程，老师也都换成了至少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张力第一次听说“家访”这个词，第一次给孩子请家教，因为五年级的作业他已经看不太懂了。他再次强调了有文化的重要性。

我们的车在驶向安新县（被划入雄安新区的三县之一）的路边停下来，当天的欢快气氛也在此刻转了一个弯。

“我们，说实话，就是『牺牲』了”

通往安新县的路边有个露天鱼市场，2018年秋我也曾到访过。那时雄安新区刚发布“禁渔令”，要求白洋淀渔民在一个多月内清除超过600万斤水产和养殖设施。禁令波及707个养殖场、约4500人和8.24万亩水面——相当于七个日月潭。

彼时，这个市场挤满了低价甩卖水产的渔民。如今再来，只剩寥寥几个商贩，用方形铁皮盆装了三五条鱼和一些体型迷你的小龙虾。鱼贩告诉我，2018年后不能再养鱼，如今售卖的是渔民在白洋淀里捕捞的。

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雄安将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新区，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这其中，作为河北省最大湖泊的白洋淀，在“水城”的蓝图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官方媒体报导，2019年开始，当地组织了四期清淤工程，治理567个鱼塘，长达229公里围堤围埝被拆除。如今，白洋淀水质已从劣Ⅴ类（中国水质标准最差的一级）提升至Ⅲ类。

“水确实清了。”张德利告诉我。他在2003年借钱租下200多亩水面养鱼。没多久妻子张为表脑淤血，花了30多万治病，直到前两年才还清。张德利本打算赚一点养老钱，却赶上了禁渔。

他60岁，肤色深，面部、手背的皮肤给人一种在经年日晒下变得又薄又脆的感觉。

老两口住在自盖的平房里，窄木门，进去是一个十来平米的小院，堆满杂物。两间屋加起来不到30平米，家具看上去和主人一样上了年纪。玻璃茶几上摆着白底彩绘的陶瓷茶壶，揭开盖儿，可以看到里面的深褐色茶渍。张德利泡绿茶给我，又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糖罐，取出三块李子大小的冰糖，丢进茶壶里。

禁渔之后，张德利没了营生，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很难在新区找活计。偶尔，同村的人叫他去容西干些临时工，给盖好的安置房清理建筑垃圾。我问他会不会羡慕容城的人可以住楼房，他摇摇头，“我们这儿多好，空气可干净了，不像北京到处刮沙尘。”在我到访的几天前，北京沙尘暴的新闻连续登上热搜。“我们喜欢有个小院儿，出门就能找人说话。”张为表补充道。

和四年前被迫清理鱼塘时一样，他们情绪平缓，对找不到营生的现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张为表从来没有去过安置区——尽管只要不到一小时车程。夫妻俩也从没逛过新区新建的各种公园。“不好奇，有啥好奇的？”他们反问我。

与建设得热火朝天的容城相比，安新很安静。

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建设首先集中在启动区，即容城、安新两县交界区域，主要用于承接北京纾解的企业和人。容东、容西片区作为安置区也在早期进入建设，安新县目前的建设则集中对白洋淀的水质治理。

雄安新区的常住人口超过120万（2017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目前只有12万入住新居，其余的100多万人依旧被封印在“暂停”状态中——不能盖房，工作机会稀缺，只有物价一直涨。

在白洋淀边，我遇到60岁的张战良。他告诉我，禁渔令发布后，找不到其他营生的渔民只好在凌晨两点起床、到淀里捕捞小鱼小虾，然后一大早卖给鱼贩。

张战良年纪大了，只在淀里下了“地笼”，捕一些钻入笼的鱼虾。天冷时收成差，到了4月他一天能逮两、三斤小龙虾。在我们经过的露天鱼市场，一斤小龙虾售价18，100块可以秤6斤。

张战良2010年花32万承包了170亩水面养鱼，租期10年，然后陆续投资100多万，进鱼苗、饲料、增氧机、发电机等设备，又花20多万在鱼塘边办起“农家乐”，可以钓鱼、吃饭和住宿。“四个雅间，一个大厅，还挺火的。”张战良说。

禁渔令发布后，农家乐全都给拆了。他只收到了一笔“奖励”，一亩水面算1000元，总共17万。张战良对官方不用“赔偿”这个字眼耿耿于怀，“新区不说『赔钱』，我们要听话。”

站在淀边，依然可以看到原本民宿的地基。拆前，张战良给民宿拍了照片，“这样以后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问他是不是希望政府赔偿，他说：“谁敢惹，共产党可惹不起。”

然后他突然转过身、与我拉开点距离瞅着我，“你问了我这么多，你别一去（报导）政府又来找我！”

和张为表一样，张战良也没去过新区，他说那边的人都成了暴发户，又拆迁又赔偿，他们这边却找不到活儿干。有时包工头来安新找劳力，男的一天150，女的100，但不要年纪大的，像他这样60岁的，很难找活儿干。

张战良年轻时到天津、北京卖了15年水产，用挣到的钱在安新县城买了2亩地，盖房子做煤厂，生意不错。“我们那时在村里算有钱的，百八十万有的。”后来北京、天津、河北开始治理空气污染，清理产煤的小厂，他就改来养鱼，再后来，鱼也不让养了。他因此负了债，“奖励金”不够填，儿子就去天津卖海产，每年还一点债，如今还剩7万多。张战良原本想在煤厂那块地上盖一个门面房，做点小生意，但新区成立后不许民间盖房，只好作罢。

“生意做了大半辈子，最后闹一个空。”张战良说，“雄安以后肯定得好，国家出了这么大力，但我们等不上了。我们，说实话，就是『牺牲』了。”

雄安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政治

从安新返回安置区的路上，我和张力讲起张战良的经历。

“这些没拆迁村的就倒八辈子血霉，谁知道什么时候拆？”说这话时，张力的形象和我记忆中的他重叠了——那个窝在出租车驾驶座上、一边抱怨一边气愤地换档的年轻司机——在我采访的当地人中，他是最直白表达不满的人。

讲完这句，张力不再搭话。我转换了话题，他又突然打断我：“这个正面新闻有人爱看吗？新闻不都是报道负面？”

我笑道：“有就写，没有也不硬写。”

“很多啊。你得做一个对比：拆了就特别幸福，不拆（的人）过得还没有别处的人好。雄安现在没有负面新闻。”停了一下，他又说：“其实要都是负面新闻也不好，对于建设也有问题。”

张力提起本地年初的热门话题——车位。安置区路边不设停车位、统一划拨在地下停车场。车位只租不卖，年租金3600。年初，居民罢交高额租金、堵在小区和地库门口的画面，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流传（现已全部被删），网友们群情激奋：“这就是雄安的获得感！一年3600！”（注：习近平曾多次叮嘱，设立雄安新区一定要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尽管中国各地不乏“天价停车位”的新闻，不同小区的停车费也常常天壤地别，但3600元——和安置区门面房的租金一样——超过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我的家乡是所谓的新一线城市，普通小区的停车费一年大约是1000出头。

从农村搬到楼房，除了水电费价格更贵，还增加了取暖费、物业费甚至停车费的开销。张力谈起安置区的物价飞涨，没了土地和菜市场，大家都得去超市买菜，店面的高额租金不可避免地摊平在每一棵白菜、萝卜上。下馆子也是，以前家族聚餐3、4000块钱“吃得挺好的”，如今还是吃那些东西，得花个7、8000。

一个在国企工作、租住雄安安置区的外地人对我说：“3000多对当地老百姓不是个小数目。你把人家房拆了、地征了，人家厂子没法开了，就只剩下几套房。”

我问张力怎么看这件事。

“说实话我以前无所谓，现在他们一闹，我心里边儿就有点偏向老百姓。”他说。

张力也没交停车费，他说自己不在乎那点钱，更多是出于群众压力，“大家都不租，就我租，人家能不骂我吗？毕竟要处一辈子街坊。”

当然，他也没有参与任何一次抗议，“现在有任何负面新闻，我只是拍拍掌叫叫好，但是我不会参与。”

为什么？

“一参与抖音就给你曝光了，公司也得找（我）。”他强调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身分，要起带头作用，“雄安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政治排第一，工作排第二。”

阅读张力和张德利四年前的人生故事。

尾声

在我的拜托下，张力邀请我去新家看看。四室两厅，客厅配了真皮沙发和三万多块的茶几，张力不喜欢精装修配的木地板，全部换成大理石瓷砖。前两年，妻子诞下二女儿，她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

我说张力现在住得比大城市一些中产还好。他笑笑，说自己的家底儿和那些“有文化的人”不能比——拆迁款看起来多，但人家上两年班就能挣够。

我问他怎么看雄安的未来，“要比在北京好”，他说。

如今张力最想在“高档一点儿的小区买套房”——不同于容西或容东的安置房，是在启动区开发的商品房。

启动区是雄安最先建设的重点区域，规划范围38平方公里，目前仍在施工中。从北京迁移过来的央企、国企、医院和大学都将座落于此。不过，根据政策，在雄安购买商品房需满足特定条件，比如其中一条要求购房者必须是从北京纾解到雄安的企业的正式员工。

张力盼望以后购房门槛能松动：“我就想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教育，她的朋友圈会更大一点。你在安置区接触的小孩跟启动区的小孩不一样，家庭、教育都不一样，人家都是些干部领导的子女。”

他说：“人吧，就看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只有人才能改变人的命运。”

为保护受访者，张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