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手記：被「失語」的白洋淀漁民和他們的600萬斤魚

編者按：2017年4月1日，河北雄安新區成立。這一由習近平「親自決策、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歷史性工程，被外界視為「中國夢」的模範之城。臨近北京和天津、在開發上近乎一張白紙的雄縣、安新和容城三縣，承載了習氏對於中國「大城市病」的解決之道，也滿足着人們對於未來城市的想像——綠色宜居、創新驅動、協調發展、開放先驅。

這一被冠以「千年大計」的國家級新區，在過去一年多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習近平自上而下的造城之夢，在執行過程中會否遭遇層層阻力？身居其中的普通人，生活又如何被種種政策所重塑？端傳媒記者多次走訪雄安，以一系列手記，記錄下這場變革中的故事。本文是「雄安手記」的第五篇。

兩台抽水泵不眠不休運轉了一個多月後，張德利家的魚塘終於露出數條狹長的灘塗，像浮在水面的跑道。曾經的水上廁所被驟降的水位線暴露，堆填著人類生活的印記。遠處，細腳伶仃的白色水鳥正用長嘴啄食淺灘裏來不及長大的魚苗——清除魚塘的通知，來得太突然了。

9月中，雄安新區安新縣發佈「禁漁令」：為改善水質、修復生態，全面禁止在白洋淀水域養殖水產。禁令要求漁民於10月31日之前清除所有水產和養殖設施。這項浩大工程涉及707個養殖場、約4500人和8.24萬畝水面——約等於七個日月潭。首當其衝的問題是，養在這些水域的、超過600萬斤魚該怎麼處理？

「魚販子叫都叫不來。」56歲的漁民張德利說。我到安新縣圈頭鄉探訪，正好碰到他「出魚」（賣魚）。「禁漁令」發佈後，700馀個養殖場集體「甩賣」魚蟹，導致市場嚴重飽和，價格驟跌。張德利的老婆張為表說，今天能出魚，是托關係請來在保定做魚販的遠房親戚。保定市距離安新縣約160公里，被劃入雄安新區的容城、安新、雄縣都曾屬保定轄區。

張德利從村裏僱了兩名幫手，早上六點開工，電魚，待被電暈的魚浮上水面，再撈起，集中到一個由漁網圈出的長方形淺池裏。這時，一條白鰱跳出網、扎進魚塘不見了。「沒事兒，肉爛在鍋裏（比喻雖有損失，但東西仍是自己的）。」張為表笑道，停了一下，又說，「不對，現在鍋不是你的了。」

「不治理好白洋淀，我們就是歷史的罪人」

白洋淀是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主體位於雄安新區下轄的安新縣。「淀」指較淺的湖，整個白洋淀由大大小小143個淀組成，淀與淀之間被3700多條溝濠相連。淀中遍生蘆葦，高而挺拔。二戰期間，當地人曾藉助蘆葦形成的天然屏障，對日軍開展游擊戰——這構建了多數國人對白洋淀的印象，亦衍生出大量影視、書籍，其中最知名的形象是「小兵張嘎」——一個勇敢打「鬼子」、夢想加入八路軍的13歲男孩。後來白洋淀打造旅遊景區，賣點之一就是愛國主義教育，全國各地的遊客乘船鑽進蘆葦蕩，尋找「打鬼子」的光輝歷史。

這片湖泊亦是當地人的「糧倉」——男人們打漁，女人們則用蘆葦桿織席子。白洋淀漁民身上是有點「功夫」的，以前外出務工，幹的也是打魚的營生。一個村七八百人，去天津海河或新疆博斯騰湖打魚，春節過後出發，夏天回來。50歲的漁民陳鶴智在博斯騰湖打過七、八十斤重的花鰱魚——「兩腮一摳，魚嘴張開，一整條腿可以隨便進出魚嘴，就那麼大。」他父親和祖父都是數一數二的打魚好手。

1988年起，一直靠天吃飯的漁民陸續開始人工養魚。他們承包下一片水面，先修建四面圍堤，再深挖池塘，投放魚苗。陳鶴智和父親老陳頭在1999年承包下280畝水面；到2003年，張德利也加入了養魚大潮。

但白洋淀並不適合養魚。其水質常年徘徊在劣四和劣五（中國水質標準最差的一級）之間。過去，上游遍佈大量排污企業，每幾年都會曝出「大面積死魚」的新聞。水量也非常不穩定。2014年，白洋淀水位上漲，一度超過了陳鶴智魚塘的圍堤，養在裏面的螃蟹都跑了，賠了14萬。「養魚就是賭博啊。」他說。

還有幾年冬天特別冷，水面凍得硬邦邦，塘裏的魚因為缺氧都死了。張德利在冰面鑿了洞，撈出幾條死魚，「還湊合的，就吃了」。待一開春，冰面融化，死魚密密麻麻地浮上來，「都臭了。」

但對缺少耕地、只懂得靠天吃飯的漁民來說，養魚是個不差的出路。他們的行為被默許甚至鼓勵了。每個漁民都能拿出和村裏簽約的租賃合同，據一些漁民回憶，有些池塘還是村裏組織打的。2006年，為鼓勵漁業發展，國務院出台柴油補貼政策，持有機動漁船的白洋淀漁民，每年還能收到一筆油補。

風向是最近轉彎的。2018年4月，雄安新區成立一年後，《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正式發佈，將白洋淀生態修復設為主要任務。

這顯然不是一個最優選擇。中國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曾指出，白洋淀水資源嚴重短缺、污染非常嚴重；參與雄安新區設計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尹稚亦提到，雄安新區地勢低窪，比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需要大量工程來解決洪澇問題。

早在十年前，河北省政府和水利專家曾圍繞「白洋淀值不值得救」展開過討論：因地下水嚴重超採，整個華北地區形成了以白洋淀為中心的大漏斗，每年下滲水約1000萬立方米；加之白洋淀平均水深不到半米，極易蒸發，年蒸發量達1億立方米。有記錄以來，白洋淀出現多次干淀，最近一次是在1988年。隨後的30年，為保證不干淀，各級政府組織了近20次補水，今年更是一次補了1.43億立方米——相當於十個西湖。

雄安新區成立後，討論「值不值得」的空間徹底消失了。今年6月，1000多人參加了「白洋淀綜合整治攻堅動員大會」，上至河北省副省長陳剛、下至各個村的黨支部書記，都表達了治理白洋淀的決心：「不治理好白洋淀，我們就是雄安百姓的罪人；不治理好白洋淀，我們就是歷史的罪人。」

禁漁——便是治理行動中的重要內容之一。

「漁民損失很大，只能用美好的未來安慰他們」

圈頭鄉的漁民都記得9月那場動員清魚的大會。「一上來就說我們養魚是違法的。說什麼和政府抗衡，按『打黑除惡』處理。」他們記得，領導面前的桌上擺著一溜姓名牌，「頭一個是公安局的，第三個才是縣長！」他們說，連縣長都只排第三，可見陣仗之大。

漁民們收到一份《水面及圍堤圍埝移交協議》，要求他們在簽訂之日起10天內完成移交（包括清魚、清除各類養殖設備等）。協議中規定，乙方（漁民）不得就移交提出任何賠償、補償要求。

一個領導問：大家有什麼不同意見？

「沒有一個人說話，怕被抓走。」漁民們回憶，儘管「養魚違法」的說法很難令他們信服。他們問我：如果養魚違法，政府之前為什麼要補貼我們油錢？

張德利出魚那天，我和他們夫婦以及陳鶴智的父親老陳頭在魚塘邊的小屋裏聊天。小屋大概20平米，除了一張炕、一個吃飯用的小桌和簡單廚具外，什麼也沒有。

中午，兩名幫手回來吃飯。午飯是饅頭、蔥和紅燒魚。其中一人連吃了三根蔥，張為表忍不住說：「你咋吃這麼多蔥！」說罷，又不好意思地看向我，「你看我，好像賠了三萬多的蔥似的。」張德利兩口子粗略計算，清魚令他們損失了3萬多元（人民幣，下同）。

有時我驚異於他們對細枝末節的糾纏——在命運的重大轉折面前，卻為幾毛錢的蔥傷神。還未開始給自家魚塘抽水的老陳頭，鮮少談及成千上萬斤積壓的魚蟹，卻一個勁兒抱怨村裏強制購買的清潔煤價格太高（為治理霧霾，京津冀地區農村被要求購買優質清潔煤取暖，一些地區甚至禁止燃煤，只能用電暖器）。

10月31日，我在清魚的截止日期當天再次拜訪白洋淀，老陳家的魚塘終於露出了灘塗。「一開始沒考慮到政府會這麼嚴格，過去都是一陣風刮過去就完了，後來發現是動真格的，」老陳頭說，和張德利一樣，他們用了兩個抽水泵，僅電費就花了一萬多，「都是這（雄安）新區給鬧的。」

清理工程遠未跟上官方預期的節奏。魚實在太多了，安新縣倡議京津冀地區來白洋淀購買「愛心魚」（指政府呼籲社會各界購買滯銷農產品，以幫扶農戶），但到了10月底，依然有約400萬斤滯銷。

通往安新縣的路邊有一個由白洋淀漁民臨時組成的魚市場，他們將自家的魚蟹裝滿方形鐵皮盆，供路過的人購買。有人在其中一家買了條大鯰魚，稱完重總價105元。「算100吧！」買魚人砍價。賣魚人一下子急了：「不行！我真的不賺錢！」他臉上閃過痛苦的神情，又降低聲調說：「以前都是賣10元一斤的，現在只賣你6元啊！」

在橋南村一處碼頭，圈頭鄉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員正在張羅「愛心魚」裝車。他大概40多歲，穿深藍色夾克，拎黑色公文包，頻繁接打電話。得知我的記者身份後，他告訴我，開始清魚後，鄉裏40多個工作人員每天工作12個小時，這兩天已開始清理魚塘圍堤。「我們要（對漁民）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實在不行才強制（清除）。當然大部分百姓很支持，只有極個別不理解。」

我問他漁民能得到多少補償款，他拒絕透露，又糾正道：「不是補償，是獎勵。」

我們都沉默了一陣，看向密密麻麻躺在前方小船上的、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魚肚皮。「漁民損失很大啊，獎勵的那點錢，太少了。」他眼睛依舊盯著前方說，即使是通過政府牽線出售的「愛心魚」，售價也比平時便宜20%，「只能說讓他們期待未來吧，未來是美好的，用這些安慰他們。」

這個「美好未來」卻難以撫平張艷鵬當下的困境——為了養魚，他和妻子負債158萬元。

張艷鵬今年53歲，是鄉裏有名的養殖戶，1994年開始養魚，從14畝擴張至今天的400畝。他有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院子和一棟總面積300平米、有十個房間的平房，包括庫房和化驗室。此外，張艷鵬還有20多條船、8套鼓風機、3台增氧機以及變壓器等設備。和其他漁民的「草台班子」相比，張艷鵬的魚塘看起來規模更大、更專業，相應的，因「禁漁令」產生的損失也更多。附近漁民聊起各自的損失，總會談到張艷鵬——「他們家最慘！」——語氣中有同情，也有慶幸。

最初張艷鵬拒絕在協議上簽字，直到幾天後副縣長來家裏做工作。「我們搞水產養殖，就是跟天鬥跟地鬥跟政府鬥
。」張艷鵬說。副縣長笑了，沒有接話。

我問張艷鵬後來為什麼簽字。「妥協唄，還是看上了補償。」他說，儘管他壓根兒不知道會有多少錢。

「禁漁令」下來後，張艷鵬夫妻倆常常失眠，坐在被窩裏抽煙，一根接一根。談到這件事時，我們正在他家客廳裏喝茶，張艷鵬突然從對面的椅子上站起來，我才發現他非常瘦，腰無法完全直起。「我知道大勢已去，」他的神情像是要把掙出喉嚨的痛苦嚥下去——我想起路邊魚市那個拒絕砍價的漁民，「只要政府認可我的付出。」

「我們把『雄安新區』叫作『雄安災區』」

10月17日下午，保定魚販乘鐵皮船來到張德利家的魚塘邊。淺池中的魚像餃子一般被撈起，放入大筐，稱重，再倒進魚販的船。如此重複，一趟又一趟。

花鰱頭大如盆，白鰱身材頎長，裝滿一筐重達100斤，要兩人一起抬。不久，魚販也來幫手，場面逐漸熱起來，不管怎樣，出魚總是有些喜氣的。張德利把沒長大的魚苗丟給小貓，後者享受了甜美的一餐。

「你知道我們把雄安新區叫啥麼？」魚販問我，不等我回答，又接道，「雄安災區。」

大夥都笑了。如果說白洋淀漁民之前對雄安新區還抱存期待，那麼這場清魚運動就是澆在灶頭的一盆水。他們逐漸意識到，無論雄安新區身份多麼尊貴，他們的身價依舊是一個普通縣城的村民，「戶口值錢了」、「一拆遷就發財」仍然是北京人才享受得到的好事兒。

「現在退燒藥吃得差不多了。」陳鶴智說。

撈魚工程進行到一半時，大家聊起有錢人的瀟灑。

張德利講了一個暴發戶買名牌手錶的故事：和櫃檯差不多高的暴發戶被售貨員臉上的鄙夷神色刺激到，一口氣買下兩隻表，當場摔了一個聽響聲。

「有錢嘛！較勁！」張德利臉上的神情像是在咂摸摔表的痛快滋味。大夥直起腰，將覆滿魚腥味的雙手攤開在身體兩側，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

說起來，張德利也算是「官二代」。他父親早年入伍，後來到天津市園林局做了一個小領導。文革期間，父親兩條腿被打折，母親瘋了，一家人搬回母親娘家所在的圈頭鄉。文革結束後，父親獲得平反，被授予新的職位，但他不願意做。「是官就不做，」張德利回憶道，「他恨。」

家裏沒有地，張德利15歲就開始到處找活幹，在天津渤海灣捕了8年對蝦，又到天津市區開饅頭店，最後回到圈頭鄉做泥瓦工。2003年，他找親戚借了錢，租下200多畝水面養魚。沒多久老婆張為表腦淤血，輾轉幾家醫院，花了30多萬醫藥費，直到前兩年才還清。

夫妻倆有一個已經成家的女兒，以前在鞋廠上班，一年收入3、4萬。雄安新區成立後，鞋廠外遷，女兒失業，如今攬了一些做鞋的活兒偷偷在家裏幹，一雙鞋能掙3元左右。

清魚的消息公佈後，女兒來看老兩口。張為表說：「別擔心，我們自己想辦法，不用你還債。」

後記

張德利徹底清空魚塘後，才得知政府呼籲各界買「愛心魚」的事——白鰱魚定價2.2元一斤，比他出魚的價格高出6毛錢——僅白鰱這一種魚，就損失了不少錢。

圈頭鄉政府的工作人員說，因為魚實在太多，政府將清魚的截止日期又寬限了半個月左右。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老陳頭，他非常高興：「夠了，再有半個月，我也能清光魚了。」

我好像開始理解，漁民們為什麼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大事反應冷漠，卻糾結於誰多吃了一根蔥、或者為一條魚的售價和別人臉紅。大概是因為這些問題他們至少看得到、摸得到，而在左右自身命運的事情上，他們一直是失語的。

12月3日，我又給張艷鵬打了一個電話，他告訴我，當地99%的魚塘已被挖開了——包括他家的
——那十幾萬斤撈不上來的鯉魚、鯽魚，只好全都「放歸大自然」。

「現在不好受，死也死不起。」張艷鵬背的一百多萬債都是找親友借的，「我現在死了倒是舒坦了，但把大家坑了。」他計劃著把每台三萬五的增氧機按廢品賣了，用來還利息——禁漁令頒布後，所有養魚設備都變成沒人要的廢鐵。

漁民們依然未獲悉補償/獎勵的方案。我問張艷鵬以後怎麼辦，他用一種苦中作樂的語氣答道:「喝西北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