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香港上环的两幅画作成为香港新闻焦点，甚至引发了建制派议员对政府执法部门的批评。
位于上环半山楼梯街的“辉煌快餐店”是一家已经营数十年的老店，以价格友善而著称。其门外原有两幅涂鸦画作。画面上分别为一名着雨靴、橙色反光背心和黄色安全帽的男工人，与一名着牛仔裤、黄色背心与安全帽的女工人。两人拿着碗蹲坐吃面。
8月，两幅画作被抹去。究其原因，店家曾于8月19日在Facebook专页发文，指政府曾派员到店舖视察，，“正苦派人嚟，话墙上图案会涉嫌干犯郭安发，揾人强行油咗幅墙（政府派人来，说墙上图案会涉嫌干犯国安法，找人强行用油漆涂抹墙身）”，但帖文目前只剩下相片，未见相关文字解释。
店主对香港本地媒体表示称政府部门可能认为安全帽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有联系，估计警方看后可能觉得不舒服。她猜测政府因此决定遮盖涂鸦。
据《信报》报导，这一举措由中西区民政事务处实施。民政处指不时收到街坊意见，指区内有涂鸦令人联想到黑暴或港独，其于今年6月时，已联络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及辉煌快餐店，提醒涂鸦问题。餐厅负责人及法团负责人则分别于7月13日及19日以书面形式委托民政处清除涂鸦。具体清除安排在8月6日。
然而，多家媒体均翻查资料和街景地图指出，这一涂鸦和2019年的社会运动无关，至少在2011-2013年间两幅壁画便已经存在。其作者之一为居港艺术家Catherine Grossrieder。接受传媒采访时，她表示涂鸦创作灵感来源于附近的地盘工人，和其后的政治事件毫无关联。
随着传媒报导，“涂鸦清除”事件在香港政圈发酵，对接上了先前“国安法执法是否矫枉过正”的讨论。
时间推前至7月9日，身分不明的微信公众号“靖海侯”发布一篇题为《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的文章。该文称，香港需要思考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并抨击道：“少数人不是注重去宣传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初心和宗旨，严格把握它们的适用范畴和执行尺度，而是总是轻飘飘地把它们拿出来吓唬人、给人贴标签”。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靖海侯”身分至今不明，但考虑到香港的建制派喉舌媒体《文汇报》《大公报》常常连篇转载其文章，可以猜测其有一定的中国内地官方背景。
文章出台后引起了建制派内部的诸多讨论。包括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叶刘淑仪、江玉欢、谢伟俊在内多名人士均撰文或发声指，当局在执行《国安法》时有“泛化”之嫌。标榜为中间派的时事评论员和学者袁弥昌则更进一步，发文指“治港方程式出问题”。
但随后，“靖海侯”就再次刊文，不点名指责袁弥昌的解读，称社会上对之前文章的讨论“有‘断章取义’的问题，有‘过度解读’的问题，有‘借题发挥’的问题，甚至还有的‘无限延伸’”，搬出了什么所谓‘治港方程式’的问题，将个人臆想及阴谋论注入其中。”
袁弥昌的妻子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而其父袁弓夷是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八名海外港人之一。7月24日，袁弥昌曾被警方国安处带走，就其父的问题进行调查。
《大公报》亦在7月19日刊出题为《打击“软对抗”与巩固香港优势并不抵触》的文章，指社会上有一种和国家安全“软对抗”的势头，“在舆论、文化等范畴上发难，破坏香港的由治及兴”，强调在此前提下，不存在滥用国安法的情况。
回到楼梯街涂鸦，此次亦有建制派议员在此提到公权力应在相关问题上保持克制。
比如，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8月25日就在电台上表示称，政府试图清除涂鸦属于“低级红高级黑”，是“硬生生往政治方面上纲上线”。他称涉事涂鸦存在10多年，不可能是“黑暴”或港独，还认为香港奉行的基本原则不是有罪推定，公共行政工作需要基于事实和实事求是，并尽量尊重私人产权。
负责处理涂鸦的民政部门则对此做出回应。8月25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公开表示，民政处人员是基于市民反映，而作出“友善提醒”，并不是强制要求清理，如商户不认为有问题可以选择不处理。据港媒报导，店家曾经在专页帖文中表示，“奈何本小店冇力与强权抗衡，只能够忍住愤怒同悲痛，眼白白睇住艺术品嘅消失”。
在被问到涂鸦具体具体达反《国安法》哪项条文时，麦指判断准是“用一般人的感觉”。她强调涂鸦是在此原则下“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牵涉港独或黑暴。”
至8月24日，原先创作涂鸦的艺术家已经开始在快餐店原地创作新作品。新的涂鸦人物已不是地盘工人打扮，也不再配戴安全帽。
延伸阅读：
《专访商台《晴朗早晨全餐》前主持张子君：当在香港做时评要戴头盔》
@NoTalking 同意你的說法。即使是關於修例運動示威者的塗鴉也不應被清除。
矫枉过正我觉得这个词不对，这分明是“政治清洗”。大陆多了去了，“秦刚不见了”就是这样嘛！
香港乾脆禁止全城用黃色黑色，禁售黃色安全帽黃色雨衣雨靴，禁止使用「革命」「光復」等詞彙，如此先顯得又紅又專愛國愛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