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商台《晴朗早晨全餐》前主持張子君：當在香港做時評要戴頭盔

在商業電台最後一次開咪，張子君點播了香港搖滾樂隊Kolor的《可再遇見》。「這地方有一個不同的情況的話，我們應該可以再相見」，4月下旬將移民英國的她以這一句話告別聽眾。4月15日，她在Facebook發文分享從2014年入行至今的心路歷程。帖文一出，逾萬人給反應、過千人留言。不少打開電台駕車上班的打工仔留言說，習慣每天聽她的節目，也學習了很多。

在新聞這事上，30歲的張子君說自己是nobody。她是電台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工作是讀報和作時事評論。一個「不前線」的人離港竟然引起反響，她有點始料不及，認為市民對現時傳媒環境感到可惜，把情感投射到她身上。

2014年自社會學系畢業後，張子君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商台雷霆881老牌時政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做節目助理。2019年，節目其中一位主持人麥詠宜退休，張子君和其他年輕主持接手早上6時半至8時的播放時段，分拆成新節目《晴朗早晨全餐》，分享新聞資訊、評論時事。節目在2019年7月1日開播，那天，反修例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佔中、反修例運動，至國安法落實的十年間，張子君在商台耕耘，從幕後工作一路走來，擁有了自己負責的時評節目，她卻在此時抽身離港。這個決定並不是因為恐懼和危險，她認為自己仍未站到最前線。但眼見言論空間猛然收窄、傳媒人身陷囹圄，作為時評人，張子君自覺「無癮」（沒意思）——評論改變不了現實，說話也要提心吊膽。她覺得香港沒有暢所欲言的空間，「要（繼續）做評論，就要離開香港。」

直播室最後一天

清晨5時正，天未破曉，張子君便起床，從屯門的家出發。第一班港鐵列車還未開，深宵巴士又繞路，她坐的士上班，上車便睡着。上班的第一站是尖沙咀碼頭，工人正把剛印刷好的報紙疊成一整份，準備分發到報攤和便利店。張子君買下當天的《明報》、《星島日報》、《東方日報》等報紙，而這個時候，《文匯報》和《大公報》通常還未送到。

5時40分，張子君帶着大疊報紙到達九龍塘商業電台，先空肚喝一杯咖啡。距離節目開台仍有50分鐘，在直播室內，主持們圍在一起看報紙，各自挑出讀報環節的新聞。張子君盡量選擇電台新聞部未報導的最新消息，「太重覆我覺得沒有意思」。主持們看新聞、談新聞，熟練得不用寫稿，張子君早習慣這種即興。節目前一晚，她和搭檔會花時間為評論環節選題、記重點。她試過在開咪前一刻仍未想到要說什麼，但當直播燈一亮起，她就會進入狀態，想到要說的，從來沒有冷場。

6時30分，輕快的音樂奏起，夾雜滋滋的煎蛋聲、鐵餐具呯呤嘭唥、咕咚的喝水聲。「晴朗早晨全餐，為你一朝早叉足電——今朝有張子君、楊樂笙為你炮製！」

《早晨全餐》之後，便是老牌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的時間。《晴朗》以「良心最大 公義第一」作口號，由郭志仁、陳志雲、陳聰、楊樂笙主持。張子君有時會在《晴朗》當客串主持，或在幕後即時聯絡訪問嘉賓。

開播將20年，《晴朗》經歷幾代主持人，多為城中名嘴，包括時任一台台長黃偉民、資深傳媒人潘小濤、陶傑和李慧玲，公共政策學者張楚勇等。《晴朗》的前身是1994年開播的《風波裡的茶杯》，節目被傳播學學者認為「九十年代，烽煙節目最重要的代表」。

當時烽煙節目大行其道，源於政治環境。九七過渡期間，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沙士、二十三條等問題，不滿的民情累積至2003年，爆發50萬港人大遊行。這段時期，香港人視電台節目為其中一個發表意見的渠道。《風波》更是主動介入聽眾的個案，其中主持鄭經翰風格鮮明，他在節目上不斷痛罵高官，直到他們親自回應。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曾形容，《風波》漸構建一種「為民請命」的形象，聽眾願意爆料，官員受壓下主動現身電台，加上獨家消息，其他媒體紛紛轉載其內容，時評節目的社會影響力漸大。90年代同一時期，香港其餘的兩大電台，公共廣播的香港電台和商業廣播的新城電台，亦有同類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平息你的風波》等。

2004年，《晴朗》接替《風波》，雖然降低了聽眾的參與度，但風格上承接《風波》。主持人探討爭議性議題，請來高官、異見人士、專家等焦點人物接受訪問，加上主持的個人意見，節目如今仍受其他媒體關注。

張子君說《晴朗》題材多樣，「最重要是和社會有共鳴」。議會上的辯論、施政報告，甚至是個別個案，他們也會涉獵。其中一次，盲人足球員林榮順代表香港出賽後受傷死亡，盲人體育總會不肯交代，他的家人找到《晴朗》跟進，邀請體總接受訪問，要求交出閉路電視片段，給死者家人一個說法。另一方面，《風波》要求節目落地，《晴朗》也要求團隊親力親為發掘新聞，2019反修例示威時，張子君就曾在衝突現場報導。

她記得，入職後不久看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晴朗》中受訪，直播室擠滿記者。她驚覺，「原來這節目這麼厲害，會有傳媒追訪，幾有份量。」

轉眼間，張子君最後一次為節目開場。「早晨，阿笙！我昨晚有點像第一天做這節目的感覺，心情有點緊張，怕起不了床，然後miss了最後一集⋯⋯」

做一個有點影響力的人

2014年，張子君到商台面試時，被問到可否早起床。後來她才知道，那節目便是《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此前，她不常聽電台，也沒有完整聽過《晴朗》。她打趣說自己是「碌入商台」。

她成長在社會運動不斷、政治爭拗不停的年代。中學時，遇上五區公投，她對議員們說民主未有進程感到好奇；新界菜園村反對興建高鐵，她看到一群人團結起來反對一件事，覺得背後一定有原因，漸漸對時事有了看法。

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記者在前線拍下倒塌的樓房；同年北京奧運開鑼，記者又在現場見證，這令張子君一度嚮往當記者。但因為公開試成績未達新聞系的要求，她最後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畢業後，她看到商台聘請時事節目助理，不用新聞系背景，也能接觸時事，便應徵入行。

2014年佔中爆發，張子君被派到現場訪問佔領人士，做一個《金鐘人物》的特輯。「那時我剛進行，覺得好震憾，什麼都可以做。」她說當時只要報導持平，通通也可以採訪，不用擔心。

張子君小時候沒有要當時評節目主持人的志向，連學校的辯論隊、演講比賽也沒有參加過，她也不喜歡對着一大伙人說話、發表意見。不過她對傳媒業漸生興趣，也給自己定下目標，「做一個有點影響力的人」。

她入行時，各電台的時評節目要「搶嘉賓、鬥快」。《晴朗》的其中一個對手，是同樣在平日早上播放的港台節目《千禧年代》。當時商台的人手資源不夠港台充裕，有時手上沒有嘉賓聯絡，她逼迫自己快速進步。2015年，湯家驊辭任立法會議員、退出公民黨，新聞出了不到幾分鐘，張子君搶先打給湯家驊，約定他接受訪問，最後訪問的sound bite廣為其他媒體引用。

剛當上主持，張子君收過聽眾的批評，說她有懶音、說話不順暢。逐漸，有聽眾私下給她傳訊息，說會特意早起床聽她的節目。最初她很驚訝：「有什麼好聽呢？我讀報而已。」後來她想，自己的節目影響了一些人的生活習慣，公眾跟着自己吸收時事，認識了新事物，這是一種影響力。她慢慢找到時評工作的價值。

隨着香港的政治氣氛轉趨緊張，時評節目界也風起雲湧。「我的位置是李慧玲走才出現的，」張子君說。當時，原為商台主持的資深傳媒人李慧玲轉到《蘋果日報》出任《壹錘定音》的節目主持，有同事跟隨李慧玲轉職，騰出節目助理空缺，剛入行的張子君補上那位置。

2014年，商台陷入解僱李慧玲的風波。李慧玲曾主持烽煙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她言辭辛辣，經常批評香港和中國政府官員。對於被突然終止合約，她認為是商台因續牌受壓。李又指有時任特首梁振英的身邊人，請她「小心她的工作」。梁否認相關指控，商台亦沒有解釋解僱她的原因。

追溯商台過往的爭議，還有2004年的「封咪事件」。當時鄭經翰和《政事有心人》主持黃毓民指受到壓力相繼辭職，時任全國人大港區代表、時事評論員李鵬飛接替主持《風波》。但李鵬飛隨後也辭職，當時他指政治環境是他從政以來最差。

張子君想過，李慧玲的事是言論自由被威脅的象徵，卻矛盾地令她有機會進入商台。但她又覺得題目和選材未曾被公司左右，也沒有遇到制肘。當時的她仍然相信，既然有空間，就可以在大氣電波繼續說話。

所以，2019年《早晨全餐》開播時，張子君沒有太多顧忌，也曾訪問前線示威者。身為時評節目主持，她不想只發表一方面的聲音，「替一班人講心聲」。她的取態是，有專業人士提出質疑，對這條法例有保留，條例最後也被撤回；事件對社會造成撕裂，把警察推上了前線，她只是客觀分析、詰問：為甚麼要做一件對社會這麼大破壞的事？

被修飾和嚥下去的話

《早晨全餐》以往有一個環節，由潘小濤或陶傑預定錄製幾分鐘時事評論，張子君幫忙剪輯。但自從潘小濤在2020年向商台辭職、陶傑在2021年移居英國，這環節隨之消失。

在充滿名嘴的時評節目界裏，張子君作為行業的年輕新晉，見證了各種變化。

2020年，國安法實施首日正是《早晨全餐》開播一周年。前一晚，張子君守着電腦等待國安法深夜出爐，一口氣把18頁的條文讀完。翌日節目中，她和搭檔討論到國安法有別於英譯中的香港法例，比較易讀，但適用範圍較闊；他們又疑惑，「顛覆國家政權罪」中所指的「其他非法手段」包括什麼？貼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會不會中招⋯⋯

張子君說，那時氣氛未算緊張，其他傳媒也有評論。國安法生效不久，她和同事私下向一位建制派法學專家請教應怎樣遵守國安法，他安慰說道：「其實好多事情不是你想像中嚴重。」差不多3年過去，香港政治氣候劇變，現在看來，她認為當天的話未必能說。

漸漸，她開咪說話不再痛快，多了顧忌。她強調商台沒有劃紅線，那是自我審查，「自己給自己的」。評論的題材和人物、怎樣講，甚至是一個字眼，她都斟酌、雕琢。她深明電台的空間需要守護，但「如果你不去做這一步，你整個平台消失了，就什麼都不用講。」

舉例說，要談動態清零，張子君不否定不質疑，改用問句：「真的能夠清零不是不好，但有沒有一個國家做到？」她找到其中一個婉轉、又令聽眾意會的評論方法：「我們作為民眾，想發問一下問題……我們只是疑惑、我們不是要批評。」

提到台灣時，她又會「戴頭盔」，加插「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免責聲明（disclaimer）」。而最難評論的是新疆人權問題，包括2020年爆出數十萬維吾爾族人在西部新疆地區棉田，被強迫勞動的「新疆棉」報導。因為中國政府定性報導為假新聞，張子君必須強調「這是根據BBC的說法」、「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你講一個他們公開說不存在的問題，是不是宣揚假消息？或者煽動一些情緒？」開口說話前，她都思量這些問題。

除了被修飾的說話，還有嚥下去的。國安法落實後，張子君想過訪問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或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等海外政治人物，訪問他們離港的心態，但她很快打消了念頭。她離職前那段時間，以往經常受訪的立法會議員也有些身在獄中、離開香港，或不方便受訪。

2021年、國安法落地後的首個六四，政府還未表態支聯會的「五大綱領」是否違法，張子君擔心有人質疑節目宣揚支聯會的綱領，沒再播《民主會戰勝歸來》等的六四集會歌曲，改播放達明一派的《燭光無罪》。

反修例示威熾熱時，2019年7月，張子君在節目上提及警方濫用催淚彈的問題。事隔一年，她突然收到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的信件，指有人投訴那天節目內容「不準確、偏頗」，要求她書面解釋。一個念頭從她的腦海閃過：「是不是有人特意聽你以前的節目，找事情投訴？」被投訴的內容源自張子君和一位嘉賓的訪問，當時她想找嘉賓幫忙解釋，但對方沒接聽她的來電。她只能寫文章從頭到尾解釋一遍，又附上訪問錄音。最終局方並不信納解釋，判定節目「輕微違規」。

平日，打電話、傳電郵、寫信到商台投訴的人也不少，一個月有5、6宗，有時會達十多宗。有人批評張子君「言論偏激」、「針對政府」，她不太害怕，判斷市民也有言論自由。如果聽眾的批評不合理，她也不會因此改變節目風格。但是，「就住講嘢」（說話要遷就）始終成為了日常。

一年前，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不爭取連任，時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上場，張子君萌生移民做時評的念頭。但既然之前也在收窄的空間中找到說話的方式，要選擇守、抑或走？「商台陣地、或者一個空間去繼續說話，我覺得很值得去守住。矛盾位就在這裏：覺得好需要堅守，但是在堅守的過程中愈來愈覺得沒有意思，改變不到。而且每次comment後，都在問自己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話。思想是自由的，但你不可以自由講出來。」

她說，「如果我真的好想暢所欲言，可能要在第二個地方做。」早前，多間媒體停運時，她想過為自己留一條後路，於是在一年前建立自己的YouTube頻道。當時的她沒想到，這成為她移民後繼續做時事評論的契機。

任意飛

自1968年起在商台播放的《十八樓C座》廣播劇，以街坊閒聊的諷刺劇形式討論社會時事，張子君在其中聲演「任意菲」—— 一位空中服務員，她因疫情轉行賣魚蛋，後來經營YouTube維生。張子君覺得角色和她有點相似，一樣說話直接、「寸寸地」。

任意菲即是「任意飛」的意思，名字是「表拉叔」監製馮志豐構思的；他早前也因私人理由辭職，移居台灣。張參與的最後一集，節目安排任意菲跟法國男友結婚並移居當地。「周老闆」跟任意菲說：「嗱，阿菲，就算你同個法國人好快散都唔緊要㗎，都算係一種人生經歷呀嘛，我支持你繼續出去闖。」

戲外，張子君對這番話很有感觸。「我正在經歷這件事。我離開是我想找一個時事評論的崗位。就算我真的做不到，那至少讓自己到世界裏碰碰、闖一闖。」

這十年，張子君因為喜歡上直播的工作，一直沒有轉職。直播的感覺很刺激，望着時鐘，要把話講完，逼自己撞出火花，講錯了又不能回頭。她說話直腸直肚，有時忍不住和同事頂嘴，評論「go too far」時，同事又會為她補救。她喜歡與同事爭辯、補位的工作環境。在每天的爭論中，時評接收不同角度的意見，才能為公共討論提供更紮實、完整的基礎。

但她覺得，現在已經沒有多元評論的空間。「既然（外面）有空間，我又沒理由妥協，就試試追尋理想囉。」

「我完全不是一個犧牲、想有光環的心態，絕對沒有，某程度上是為了自己。」她強調，「我想做的是，當有不公平的事，我可以發聲……你要我說一些不應該這樣說的話，我覺得很辛苦，走是令自己舒服的方法。」

4月26日的晚上，機場往英國的登機櫃臺前排了一條人龍，把大行李寄件後，張子君拉着小行李箱，準備帶直播用的器材隨身上機。在離港閘口前，友人打趣說，若她過境時被人截停，要馬上打電話找他幫忙，其他人則說應該先找律師。

她深呼吸，把護照放上掃描閘機，閘機打開。她回頭，豎起拇指，微笑和大家揮手。

離港前，張子君捉緊時間，去了聽眾開的燒肉店。她第一次爬上獅子山，又獨自一人跟着從前的遊行路線，由維園走去金鐘政府總部。那兩天，她的腦中縈繞着一個問題：「我會不會沒辦法回來？」她之前對此感到樂觀，但經過留日學生回港後被國安拘捕一事，她便有懷疑。移民是為了可以像從前般暢所欲言，言論可以辛辣，但若這樣做，她又怕回不來。

數數手指，其他離開香港的時評人，例如同是商台《光明頂》主持陶傑、前主持鮑偉聰、《國際線》主持沈旭暉、又或是前港台《頭條新聞》主持曾志豪，他們目前沒有回港。雖然這些人離港對她的決定沒有影響，但她感到唏噓。「想做香港評論，但沒辦法在香港做，」她想，「如果我真的沒法回來，到了這麼嚴重的情況，也不值得回來啦。」

訪問開初，張子君提起自己第一次接受傳媒訪問，是2014年《蘋果日報》一個有關六四的報導。年少的她參與了「六四報哀音」，和其他年輕人在街頭唱六四歌曲悼念，而她剛好在6月4日生日。這次訪問是第二次，在她宣布離港之後。她自覺很幸運，「我在傳媒生涯中沒有成為新聞人物，在香港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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