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明镜》丑闻，这部电影试图讨论新闻业的未来

2018 年末，在欧洲极具影响力的德国新闻周刊《明镜》（Der Spiegel）爆出造假丑闻，其年轻明星记者雷洛提乌斯（Claas Relotius，台译瑞隆茨欧斯）的多篇深度专题被揭杜撰，当中包括获奖报导。《明镜》素以把关严谨的采编方针闻名，更设有由数十名专家组成的文献中心，但雷洛提乌斯仍能在数年间得以避过内部审稿与查核机制，多次发表失实甚或无中生有的采访，在德国被形容是自“希特拉日记”事件以来最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也对当时本已饱受民粹政治与假新闻攻势影响的欧美新闻业造成重大打击。

揭发雷洛提乌斯造假的导火线，是一篇关于美国武装民兵组织在美墨边境阻止难民入境的报导。与雷氏在边境两端分头采访的自由记者莫雷诺（Juan Moreno）在核稿时对雷氏耸动却与已知事实不符的叙述起疑，向雷氏本人及编辑表示忧虑却未被取信，试图阻止故事以共同署名形式发表不果，于是自费亲赴现场查证，发现报导的主要人物从未接受雷氏访问，相关细节和引述皆属造假。《明镜》团队在丑闻爆出后展开了内部调查，也在周刊的封面故事公开调查结果，证实雷氏多篇在国内外采访的报导都涉及虚构情节，更发现他疑借筹款救助叙利亚孤儿为名私吞捐款。

本在《明镜》内外深受赞誉、曾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封为年度记者的雷洛提乌斯一夜间身败名裂，退还奖项后消声匿迹；而莫雷诺则将经过纪录成书，题为《Tausend Zeilen Lüge》，意即“一千行谎言”，台译本取名《造假新闻: 他是新闻金童还是谎言专家？德国《明镜周刊》的杜撰丑闻与危机》。由该书改编而成的德国电影《A Thousand Lines》（港译《真相睇真D》）去年底公映及在串流平台发布，近日于香港欧洲电影节放映，端传媒访问了该片编剧及监制 Hermann Florin，讨论了改编与制作的初衷、本片故事对新闻业未来的启示。

“把你拉下来的会是笑声”

“读到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就希望要用娱乐手法去讲一个严肃的题材，因为在德国，我们相信自由和独立的新闻业是很重要的——我们称自由媒体为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的作用。”Florin 解释，早在丑闻爆出后不久，他的制作公司伙伴 Sebastian Werninger（本片监制之一）就已联系上莫雷诺，表示对他的经历深感兴趣；随后 Florin 便开始与团队着手草拟剧情大纲，当时莫雷诺尚未开始计划著书。他并补充，虽然双方有保持交流，剧本第二稿也有邀请莫雷诺过目，但莫雷诺除了分享自己在新闻业的经验和见解外，就一直没插手电影的创作过程。

《A Thousand Lines》的题材与改编性质跟 2003 年的美国电影《Shattered Glass》（玻璃真相／欲盖弥彰）相似，同样聚焦一位年轻杂志记者因选题独到、文笔生动而获同僚赏识，后被揭发杜撰造假的真实故事。然而本片不走严肃剧情片路线，改取通俗又节奏明快的讽刺喜剧形式，叙述莫雷诺无畏事业风险、逐步还原真相并挑战高层的故事。例如，戏中两位主角均有“打破第四道墙”交代必要剧情背景、嘲讽新闻业内部文化，并穿插富喜感与动作的想像情节，更突出造假记者的杜撰内容之天马行空。

“这故事能以两种方法去讲：要么像悬疑剧情片，要么就是讽刺剧。我一直觉得喜剧形式对观众来说更具娱乐性。而且这好处是让你能嘲讽有权势之人，打开人们的眼界。”Florin 认为这更适合主流观众的口味，亦给予编导更多叙事形式上的选择，例如把影射雷洛提乌斯的 Lars 所叙述的报导故事先拍出来，让观众信以为真，再呈现这些“精彩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如何逐一被拆破。他说，戏中这种调侃观众期望、推倒重来的叙事手法，灵感部份来自 Adam McKay 的《The Big Short》（沽注一掷／大卖空）和《Vice》（为副不仁／副总统）。

“看着位高权重的人如何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和无知绊倒是很好笑的，这从来是喜剧的精神。”Florin 说。“一个一直在指引我的想法，是著名意大利左翼喜剧家 Dario Fo（按：已故剧作家、演员、政治倡议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句话。他曾对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说，『把你拉下来的会是笑声』。”

喜剧风格有时难免会造就面谱化的人物，但本片在戏讽和写实之间有相对平衡的拿揑。例如电影没有把两位一再维护 Lars 的高层简化成丑角，反而点出了传统纸媒面对广告收入大减的转型压力，是令他们一厢情愿寄望明星记者能帮助周刊打造新形象、逆转市场劣势的主因。过往新闻界的常规是记者不应当新闻主角，但随着数码新闻传播形式的改变，以及网红文化的盛行，不少年轻记者也开始活跃社交媒体、与受众互动，充当新闻机构的个人化品牌。

“在现实中，那两位负责的编辑其实都是德国很好、很好的新闻工作者，但他们当时正准备晋升管理层，所以正如戏中所见的一样，Lars 这天才宠儿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时机实在太好了——他可是拿了那么多新闻奖，又写出了所有人都喜欢又会拜读的故事啊。”

Florin 坦言，本片在德国公映后评价褒贬不一，有新闻工作者称赞电影如实反映了行业的经验与弊端，但也有人认为电影该进一步发掘这类造假成瘾者的心理。他对此不置可否，“这就是你在电影一开始时需要作出的选择：你想从哪一个人物去讲这个故事？”他续说，“我一直喜欢那种小人物对抗体制、大卫与哥利亚一类的故事，因为人们会有所启发，看到捍卫信念最终能有所改变。”

戏中的“英雄” Juan 不惜伙同朋友自费前往美墨边境去查证 Lars 的报导，采集造假证据试图说服编辑有所行动，更在过程中险些赔上自己的事业名声与家庭关系。他的角色就曾苦笑自嘲道：“谁会先被解雇呢？是长期合约的超级明星记者，还是这个会被误当的士司机的西班牙裔自由记者？”

如此，电影没有回避《明镜》丑闻揭示的新闻机构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现实中，莫雷诺在前线实地采访经验胜于雷洛提乌斯，在美墨边境报导上尤其有语言优势，然而编辑一再否定他对报导可信性的质疑，更警告说再追问下去或会有严重后果。莫雷诺没有放弃，设法独力查核雷氏此前数篇备受瞩目的专题报导，发现无法佐证的漏洞越来越多；雷氏其中一个绕过周刊内部事实查核程序的做法，是声称访谈期间无法录音或摘写笔记，或受访者不愿上镜。

电影重现了雷氏最“艺高人胆大”之举：杜撰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期间以单膝跪地抗议而闻名的美国球星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又译卡波尼卡）的父母的“独家专访”。莫雷诺成功连络上卡佩尼克的律师，立即发现二人从未受访。这无中生有的虚构写作竟能通过严谨的多重核稿程序，当中涉及的失责程度反映了什么深层次问题？

“这首先是一个关乎体制的问题。我常觉得，如果你位高权重，不管是政府或是经济也好，你应该每几年就转一转岗位，改变一下自己；当你在一个位置待得太久，你就会想办法守住它。”Florin 认为戏中两位资深编辑太想成功，将周刊的品牌押在明星记者身上，不愿相信一个在体制外围跑来唱反调的自由记者。但他不讳言续指：“这也反映一种很细微的排外主义——一个移民跟一个本地德国人总会受到不同的看待，这是仍然埋藏在我们的社会深处的问题。”

空降式叙事新闻能走多远？

事实上，这种排外主义也能延伸到西方媒体常被诟病的“空降采访”（parachute journalism）惯习：欧美媒体调派缺乏实地知识或语言基础的记者前往落后或动荡地区进行前线报导，往往依赖当地记者充当“fixer”协助安排采访及传译，利用他们的人脉与资源作新闻采集。但这些当地人员缺乏人身安全保障，贡献往往也鲜获充份认同；若采访过程出现争议，他们也难以向记者或负责的编辑表达不满。而即使是有资源聘请常设当地记者的大型新闻机构，这种权力关系不均的潜规则仍不时存在。

在 2020 年，《纽约时报》一个题为〈哈里发〉（Caliphate，意指先知的继承者）的 2018 年播客报导被揭发主要内容失实。该专题节目高度依赖一名加拿大籍巴基斯坦裔青年乔德瑞（Shehroze Chaudhry）的自述，他在节目中绘影绘声自称曾到敍利亚为“伊斯兰国”当刽子手处决俘虏，受到各界好评；直至加拿大当局拘捕及提控他揑造恐怖主义杀人故事，谎言才告水落石出。《纽时》在调查后发现节目的大部份主要事实都经不起查证，遂将该节目主持、长期负责恐怖主义报导并数度获普立兹提名的明星女记者卡利马奇（Rukmini Callimachi）调职，并退还该节目获颁的皮巴迪奖（Peabody Award）。

跟《明镜》相似的是，《纽时》当时正大力推动数码转型、策划影音内容，节目有了卡利马奇的名气加持，高层也就没察觉、或未有积极导正事实查核的失误。《纽时》发表的后续报导也指出，早在事件发生多年前，卡利马奇的恐怖主义报导可信度已受到其他资深战地记者或曾共事的新闻工作者批评，但这依然无损她在机构内的地位。

《明镜》和《纽时》先后爆发的丑闻也直指长篇叙事新闻的“加工”陷阱。这类“沉浸式”深度报导讲求引人入胜、细节丰富及电影感强烈的叙事能力，作者在纪实与引述之外，亦着力呈现在现场的第一身观察与感受；为了吸引读者追看，不少作者有意或无意在行文间加添气氛与想像，出现耸动夸张和选择性描述的机会就更大，如果编辑把关不力，久而久之作者自行创作的风格就难以遏阻。这种失实引导读者的方式，也容易加深读者对个别地区、社群或文化的负面刻板印象。

尽管《A Thousand Lines》针对的是新闻业，Florin 说，电影想点出的体制与滥权问题并不独见于新闻业：“当你自以为很重要，相信一己之力能改变世界，那就会开始变得危险。这换了其他行业也一样。”

不过他知道，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比其他人的都要重大。“电影跟新闻不同的是，新闻是真相的捍卫者，而我作为电影人，我的位置是去讲故事，只要能说好故事，我不用跟足事实。”他说。“Juan Moreno 曾跟我说，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当记者的前提就是不能说谎。你要讲故事，但你不能说谎。能编造故事得到成功无疑很诱人，但那就是错的。”在网络资讯泛滥、传统媒体影响力大降的当下，他相信新世代更需要学会有效辨清资讯的真伪。

“我们的社会需要守住这第四权。”Florin 说。正如戏中 Juan 的结语，记者骗人造假，全赖新闻揭露真相，这就是只有新闻方可承担的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