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明鏡》醜聞，這部電影試圖討論新聞業的未來

2018 年末，在歐洲極具影響力的德國新聞周刊《明鏡》（Der Spiegel）爆出造假醜聞，其年輕明星記者雷洛提烏斯（Claas Relotius，台譯瑞隆茨歐斯）的多篇深度專題被揭杜撰，當中包括獲獎報導。《明鏡》素以把關嚴謹的採編方針聞名，更設有由數十名專家組成的文獻中心，但雷洛提烏斯仍能在數年間得以避過內部審稿與查核機制，多次發表失實甚或無中生有的採訪，在德國被形容是自「希特拉日記」事件以來最嚴重的公信力危機，也對當時本已飽受民粹政治與假新聞攻勢影響的歐美新聞業造成重大打擊。

揭發雷洛提烏斯造假的導火線，是一篇關於美國武裝民兵組織在美墨邊境阻止難民入境的報導。與雷氏在邊境兩端分頭採訪的自由記者莫雷諾（Juan Moreno）在核稿時對雷氏聳動卻與已知事實不符的敘述起疑，向雷氏本人及編輯表示憂慮卻未被取信，試圖阻止故事以共同署名形式發表不果，於是自費親赴現場查證，發現報導的主要人物從未接受雷氏訪問，相關細節和引述皆屬造假。《明鏡》團隊在醜聞爆出後展開了內部調查，也在周刊的封面故事公開調查結果，證實雷氏多篇在國內外採訪的報導都涉及虛構情節，更發現他疑借籌款救助敘利亞孤兒為名私吞捐款。

本在《明鏡》內外深受讚譽、曾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封為年度記者的雷洛提烏斯一夜間身敗名裂，退還獎項後消聲匿跡；而莫雷諾則將經過紀錄成書，題為《Tausend Zeilen Lüge》，意即「一千行謊言」，台譯本取名《造假新聞: 他是新聞金童還是謊言專家？德國《明鏡周刊》的杜撰醜聞與危機》。由該書改編而成的德國電影《A Thousand Lines》（港譯《真相睇真D》）去年底公映及在串流平台發布，近日於香港歐洲電影節放映，端傳媒訪問了該片編劇及監製 Hermann Florin，討論了改編與製作的初衷、本片故事對新聞業未來的啟示。

「把你拉下來的會是笑聲」

「讀到這個故事之後，我們就希望要用娛樂手法去講一個嚴肅的題材，因為在德國，我們相信自由和獨立的新聞業是很重要的——我們稱自由媒體為國家的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之外的第四權，發揮監督的作用。」Florin 解釋，早在醜聞爆出後不久，他的製作公司夥伴 Sebastian Werninger（本片監製之一）就已聯繫上莫雷諾，表示對他的經歷深感興趣；隨後 Florin 便開始與團隊著手草擬劇情大綱，當時莫雷諾尚未開始計劃著書。他並補充，雖然雙方有保持交流，劇本第二稿也有邀請莫雷諾過目，但莫雷諾除了分享自己在新聞業的經驗和見解外，就一直沒插手電影的創作過程。

《A Thousand Lines》的題材與改編性質跟 2003 年的美國電影《Shattered Glass》（玻璃真相／欲蓋彌彰）相似，同樣聚焦一位年輕雜誌記者因選題獨到、文筆生動而獲同僚賞識，後被揭發杜撰造假的真實故事。然而本片不走嚴肅劇情片路線，改取通俗又節奏明快的諷刺喜劇形式，敘述莫雷諾無畏事業風險、逐步還原真相並挑戰高層的故事。例如，戲中兩位主角均有「打破第四道牆」交代必要劇情背景、嘲諷新聞業內部文化，並穿插富喜感與動作的想像情節，更突出造假記者的杜撰內容之天馬行空。

「這故事能以兩種方法去講：要麼像懸疑劇情片，要麼就是諷刺劇。我一直覺得喜劇形式對觀眾來說更具娛樂性。而且這好處是讓你能嘲諷有權勢之人，打開人們的眼界。」Florin 認為這更適合主流觀眾的口味，亦給予編導更多敘事形式上的選擇，例如把影射雷洛提烏斯的 Lars 所敘述的報導故事先拍出來，讓觀眾信以為真，再呈現這些「精彩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謊言如何逐一被拆破。他說，戲中這種調侃觀眾期望、推倒重來的敘事手法，靈感部份來自 Adam McKay 的《The Big Short》（沽注一擲／大賣空）和《Vice》（為副不仁／副總統）。

「看著位高權重的人如何被自己的自以為是和無知絆倒是很好笑的，這從來是喜劇的精神。」Florin 說。「一個一直在指引我的想法，是著名意大利左翼喜劇家 Dario Fo（按：已故劇作家、演員、政治倡議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一句話。他曾對自己的國家領導人說，『把你拉下來的會是笑聲』。」

喜劇風格有時難免會造就面譜化的人物，但本片在戲諷和寫實之間有相對平衡的拿揑。例如電影沒有把兩位一再維護 Lars 的高層簡化成醜角，反而點出了傳統紙媒面對廣告收入大減的轉型壓力，是令他們一廂情願寄望明星記者能幫助周刊打造新形象、逆轉市場劣勢的主因。過往新聞界的常規是記者不應當新聞主角，但隨著數碼新聞傳播形式的改變，以及網紅文化的盛行，不少年輕記者也開始活躍社交媒體、與受眾互動，充當新聞機構的個人化品牌。

「在現實中，那兩位負責的編輯其實都是德國很好、很好的新聞工作者，但他們當時正準備晉升管理層，所以正如戲中所見的一樣，Lars 這天才寵兒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時機實在太好了——他可是拿了那麼多新聞獎，又寫出了所有人都喜歡又會拜讀的故事啊。」

Florin 坦言，本片在德國公映後評價褒貶不一，有新聞工作者稱讚電影如實反映了行業的經驗與弊端，但也有人認為電影該進一步發掘這類造假成癮者的心理。他對此不置可否，「這就是你在電影一開始時需要作出的選擇：你想從哪一個人物去講這個故事？」他續說，「我一直喜歡那種小人物對抗體制、大衛與哥利亞一類的故事，因為人們會有所啟發，看到捍衛信念最終能有所改變。」

戲中的「英雄」 Juan 不惜夥同朋友自費前往美墨邊境去查證 Lars 的報導，採集造假證據試圖說服編輯有所行動，更在過程中險些賠上自己的事業名聲與家庭關係。他的角色就曾苦笑自嘲道：「誰會先被解僱呢？是長期合約的超級明星記者，還是這個會被誤當的士司機的西班牙裔自由記者？」

如此，電影沒有迴避《明鏡》醜聞揭示的新聞機構內部的結構性不平等。現實中，莫雷諾在前線實地採訪經驗勝於雷洛提烏斯，在美墨邊境報導上尤其有語言優勢，然而編輯一再否定他對報導可信性的質疑，更警告說再追問下去或會有嚴重後果。莫雷諾沒有放棄，設法獨力查核雷氏此前數篇備受矚目的專題報導，發現無法佐證的漏洞越來越多；雷氏其中一個繞過周刊內部事實查核程序的做法，是聲稱訪談期間無法錄音或摘寫筆記，或受訪者不願上鏡。

電影重現了雷氏最「藝高人膽大」之舉：杜撰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期間以單膝跪地抗議而聞名的美國球星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又譯卡波尼卡）的父母的「獨家專訪」。莫雷諾成功連絡上卡佩尼克的律師，立即發現二人從未受訪。這無中生有的虛構寫作竟能通過嚴謹的多重核稿程序，當中涉及的失責程度反映了甚麼深層次問題？

「這首先是一個關乎體制的問題。我常覺得，如果你位高權重，不管是政府或是經濟也好，你應該每幾年就轉一轉崗位，改變一下自己；當你在一個位置待得太久，你就會想辦法守住它。」Florin 認為戲中兩位資深編輯太想成功，將周刊的品牌押在明星記者身上，不願相信一個在體制外圍跑來唱反調的自由記者。但他不諱言續指：「這也反映一種很細微的排外主義——一個移民跟一個本地德國人總會受到不同的看待，這是仍然埋藏在我們的社會深處的問題。」

空降式敘事新聞能走多遠？

事實上，這種排外主義也能延伸到西方媒體常被詬病的「空降採訪」（parachute journalism）慣習：歐美媒體調派缺乏實地知識或語言基礎的記者前往落後或動盪地區進行前線報導，往往依賴當地記者充當「fixer」協助安排採訪及傳譯，利用他們的人脈與資源作新聞採集。但這些當地人員缺乏人身安全保障，貢獻往往也鮮獲充份認同；若採訪過程出現爭議，他們也難以向記者或負責的編輯表達不滿。而即使是有資源聘請常設當地記者的大型新聞機構，這種權力關係不均的潛規則仍不時存在。

在 2020 年，《紐約時報》一個題為〈哈里發〉（Caliphate，意指先知的繼承者）的 2018 年播客報導被揭發主要內容失實。該專題節目高度依賴一名加拿大籍巴基斯坦裔青年喬德瑞（Shehroze Chaudhry）的自述，他在節目中繪影繪聲自稱曾到敍利亞為「伊斯蘭國」當劊子手處決俘虜，受到各界好評；直至加拿大當局拘捕及提控他揑造恐怖主義殺人故事，謊言才告水落石出。《紐時》在調查後發現節目的大部份主要事實都經不起查證，遂將該節目主持、長期負責恐怖主義報導並數度獲普立茲提名的明星女記者卡利馬奇（Rukmini Callimachi）調職，並退還該節目獲頒的皮巴迪獎（Peabody Award）。

跟《明鏡》相似的是，《紐時》當時正大力推動數碼轉型、策劃影音內容，節目有了卡利馬奇的名氣加持，高層也就沒察覺、或未有積極導正事實查核的失誤。《紐時》發表的後續報導也指出，早在事件發生多年前，卡利馬奇的恐怖主義報導可信度已受到其他資深戰地記者或曾共事的新聞工作者批評，但這依然無損她在機構內的地位。

《明鏡》和《紐時》先後爆發的醜聞也直指長篇敘事新聞的「加工」陷阱。這類「沉浸式」深度報導講求引人入勝、細節豐富及電影感強烈的敘事能力，作者在紀實與引述之外，亦著力呈現在現場的第一身觀察與感受；為了吸引讀者追看，不少作者有意或無意在行文間加添氣氛與想像，出現聳動誇張和選擇性描述的機會就更大，如果編輯把關不力，久而久之作者自行創作的風格就難以遏阻。這種失實引導讀者的方式，也容易加深讀者對個別地區、社群或文化的負面刻板印象。

儘管《A Thousand Lines》針對的是新聞業，Florin 說，電影想點出的體制與濫權問題並不獨見於新聞業：「當你自以為很重要，相信一己之力能改變世界，那就會開始變得危險。這換了其他行業也一樣。」

不過他知道，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比其他人的都要重大。「電影跟新聞不同的是，新聞是真相的捍衛者，而我作為電影人，我的位置是去講故事，只要能說好故事，我不用跟足事實。」他說。「Juan Moreno 曾跟我說，道理很簡單，那就是當記者的前提就是不能說謊。你要講故事，但你不能說謊。能編造故事得到成功無疑很誘人，但那就是錯的。」在網絡資訊泛濫、傳統媒體影響力大降的當下，他相信新世代更需要學會有效辨清資訊的真偽。

「我們的社會需要守住這第四權。」Florin 說。正如戲中 Juan 的結語，記者騙人造假，全賴新聞揭露真相，這就是只有新聞方可承擔的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