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黑窗里：走进这家素食“餐厅”，一场可能的变化在等你

一道黑窗，不能改变外在环境，但可以渲染框内光景，提供观看城市的另一种方法？黑窗里素食合作社位于香港九龙深水埗市区的边缘，夹在一家中式斋舖（素食餐厅）和麻雀馆（麻将馆）中间，区内地标嘉顿面包厂就在人流车流的不远处。

简洁的店面漆了啡色，门外手写的餐牌列出当日提供的食物，上面备有多国菜色及一款自由定价的主食，意在不论收入，任何人都可尝试新食物。走进室内，大小、材质不一的家私拼合著，部分椅子看似来自学校。偏黄的灯有些是裸的，或披著用毛线制作的灯罩。右边不尽平整的墙身，漆了一道黄线。物件的组合或许有点粗糙，但没有违和感。

视乎当日担任“楼面”（负责下单和送餐）的人员的心情，店内可能播放简约主义的电子音乐、嘻哈、慢核（slowcore） 或香港本地独立音乐圈的作品。墙上亦设有不时更换主题的书架：六四前后，架上便展出学运相关书籍，例如由两位香港摄影师合著，在1989民运十周年发表的《北京恋曲》影集； 也有内地学者艾晓明制作的川震纪录片《公民调查》的光碟，和关于内地工人运动的小志（zine）。

“我们不只是一间餐厅，不是一个你来吃饭、付钱、然后就离开的地方，它还有很多可能性，”黑窗里成员 Denise 说。束短发的她，看不出年纪，和黑窗里其他成员一样，有种难以辨认的匿名感。

在文青咖啡店和黑窗里，两种空间都可买到咖啡，但不是两者都能在交易外，带来可能的更深远的影响。黑窗里墙上各式地下刊物／自由定价食物／少见的食物组合／意味不明的照片⋯⋯都让人质疑，跟从主宰城市运作的常理是否唯一选择。

与文青咖啡厅有什么不同？

自2020年起，一众年轻人面向的咖啡厅、酒吧、艺廊和各式精品店进驻深水埗这个租金相对便宜的老区，这类被称为“文青”取向的店舖自大南街向外扩散，改变了这个本来布满布行（布匹商店）、车房（修车舖）和少数族裔小店的社区。随之而来的，是小资“文青”有否推进老区仕绅化（gentrification）的争议，以及文化推广的功能被消费主义淹没等问题。

黑窗里在社交媒体专页发文，指在此合作的众人是因租金和地利来到深水埗，也曾质疑自己会否成为仕绅化的帮凶。“作为社区的新来者，我们会想如何投入之余，也想保留自己的价值、美学和氛围，而这最终会否成为被政权、商家收割的文化资产，似乎也非我们所能控制。”成员决定做了再算，边做边想。

或许区内“文青咖啡厅”代表一种可观、无害，在资本架构下的“优质生活”。它们提供在舒适圈内，讲究品味、精致的体验，并鼓励用家在网上公开展示消费成果。

而黑窗里墙上各式的地下刊物／自由定价的食物／少见的食材组合／每天伴随餐牌上载到社交媒体，意味不明的照片⋯⋯都让人质疑，跟从主宰城市运作的常理是否唯一选择。

在两种空间都可以买到咖啡，但不是两者都能在交易以外，带来更深远影响的可能性：在黑窗里摸过由成员手制的餐具后，有人去了学制陶；有吃过港产农作物的人，开始向东北菜档订菜。

11年前的一场运动，与油麻地阁楼

“在一种乌托邦的驱使下，他们设想以行动来构筑出一种彼此相互扶持、 无私分享、并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小社会。”

黑窗里于2021年7月开业，脚步未稳就碰上香港第五波COVID-19疫情和晚市堂食禁令。虽然生计受打击，但对一众成员来说，在不友善环境中生长早已是常态。

他们聚头的契机是2011年，在中环汇丰银行总部外发生的“占领中环”运动。有别于2014年，以争取普选为主轴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运动（后称“雨伞运动”），2011年的占领由在地左翼团体发动，呼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资本意识。

Brian 记得在现场遇上念哲学的 Nin，请对方为刚中学毕业的自己写阅读清单。如今两人都是黑窗里的成员，前者理著平头在新界耕种，晒得一身小麦肤色； 后者是合作社其中一位厨师，店内不少书籍都来自他的收藏。

虽然缺乏公众和主流民主派政党参与，但那场运动成为艺术家和草根行动者互相认识的场所。曾到现场考察的澳门学者刘世鼎，这样描述银行外的示威活动：“在一种乌托邦的驱使下，他们设想以行动来构筑出一种彼此相互扶持、 无私分享、并以民主的方式管理的小社会。”

经历11个月的占领，法院发出禁制令，促成运动清场。部分参与者认定需要一个地方重聚，辗转成立一个素食合作社。

有别于今天相对宽敞的店面，苏波荣的食客要自己在室外搬来饭桌和椅子，那时所有餐点都是自由定价，客人只需把钱投进一个胶桶。 吃完饭，穿过苏波荣狭窄的厨房，爬上阁楼，可以进入旧时的黑窗里：一家用以流传刊物和举办聚会的infoshop。

合作社多指由民间自发组成，以平等互助精神为本运作的团体。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女工合作社，就没有员工和老板之分，由运作小食店的社员共同决策。目前黑窗里成员按自己时间和能力排班，参与不同工作，再按工作时间支薪，岗位有别但无职级之分。

在黑窗里之前，素食合作社叫作苏波荣，取自英文“so boring”的广东话谐音。店开在油麻地果栏附近不起眼的巷子里，由一个十多人的共同体（collective）营运。有别于今天相对宽敞的店面，苏波荣的食客要靠自己在室外搬来饭桌和椅子“开枱”，那时所有餐点都是自由定价，客人只需把钱投进一个胶桶（塑料桶）里。

吃完饭，穿过苏波荣狭窄的厨房，爬上阁楼，可以进入旧时的黑窗里：一家用以流传刊物和举办聚会的infoshop。谈及这个空间，合作社成员 Jojo 说：“你要有一定胆子，才会进入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细小的阁楼，塞满了成员带来的书籍和乐器，尽头有一口窗，可以窥看楼下街坊在昏黄灯光下搭枱吃饭。

苏波荣曾是不少本地文化人和行动者的聚脚地，亦为路经香港的外国艺术家提供了当时未普及的素食。类似的例子有东京的“素人之乱”和台北的“愁城”，都是在城市中对抗主流意识、开辟自主空间的实验。在疫情中断国际交通之前，各地的行动者经常在这些节点聚头，分享在体制外生活的经验。

到2019年，由于原先的食肆牌照过期，加上来自地区团体的投诉，以及不同政府部门的巡查，苏波荣成员决定推倒重来，透过打工和众筹，集资开一家领牌的“正规餐厅”，决心要在“黑暗中开一口窗吃一顿饭”。

这意味著要花费过10万港币重新租一个合适的舖位，再花50万装修和添置器材以满足牌照要求的食物安全和消防等条件，还未算上开业初期需要的现金流。

Nin说“攞正牌”（拿正式牌照）不代表向现实低头：“我们相信，这空间的重要性超越限制著它的狭窄规范⋯⋯（重新开店）是要确立它值得在这些极不友善的条件中生存下去。”经黑窗里成员和友好的滋养，他期待合作社长出一个强大又有生命力的形状。

自创餐单：味道其实是什么？

在苏波荣期间，认识了一些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街坊，区内亦容易买到各式香料。Nin认为将这些菜色带到本地食客面前，会加深他们对油麻地这个多源／多元社区的了解。“就算不是本地人的熟悉的味道，也不能否定这是置身我们当中的‘本地菜’。”

到黑窗里吃饭，不时要发挥想像力：广东“青木瓜海底椰眉豆汤”、潮州“卤水花生豆腐 ”和日式“香菇昆布豆乳味噌汤拉面”会搭吗？

每日更新的餐牌仿似是要挑战来客们，能否组合这些风格各异的前菜、汤、主菜、甜品和饮品。除了常备的东南亚菜式，合作社亦会因应时局，制作来自远方的食物：2021年8月随著美军撤离，阿富汗再度落入塔利班政权手中，黑窗里呼吁港人关注当地人权和女性权益，亦重现了四道阿富汗菜式，“作为与千里之外的人及其所处的世界的连系方式”。

在合作社亦能吃到一般中式斋菜和新派“植物肉”素食缺乏的原味－就是食材本来的味道。比如一道麻婆豆腐，就用上切碎的豆卜和冬菇营造口感，两者都吸饱了汤汁，极下饭。

不像在川菜馆，豆腐没有泡在红油中，也没有港式做法的厚芡和榨菜，这道黑窗里的麻婆豆腐整体上清爽许多。咬到花椒，口中散发一阵花香和微凉的麻痺感，但不至盖过豆腐本身的豆香，还有烤芝麻的果仁香辅助。

说不上是传统，但黑窗里的麻婆豆腐亦不是简单的模仿品。吸纳东南亚菜中运用新鲜香草和干香料的技巧，合作社的厨师往往能用简单的食材煮出有层次的一餐。

大学期间，Nin 因为姊姊茹素开始煮素食，未曾接受正式训练。他年少时曾在新加坡居住，因此充满对东南亚街头菜式的回忆。大学期间，又经常到印度裔朋友家作客， 吃别人母亲煮的印度菜。

“每个印度家庭的masala（混合干香科）配方都是高度机密，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给我完整的食谱，我也永远不会煮得出来，”Nin 说，但由于自己深爱印度菜，就尝试重视那个味道。

在苏波荣期间，认识了一些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街坊，区内亦容易买到各式香料。Nin认为将这些菜色带到本地食客面前，会加深他们对油麻地这个多源／多元社区的了解。“就算不是本地人的熟悉的味道，也不能否定这是置身我们当中的‘本地菜’。”

除了素食，黑窗里亦提供不含动物产品的纯素的选择，亦为因宗教信仰，不吃葱、蒜、辣椒等刺激性食物的人，备有“去五辛”菜色，尽量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包容性的代价是翻倍的工作量，比如一些本来有蒜头的酱料就要分两次处理，准备有和无五辛的版本。Nin说自己起初很抗拒：“但当你看过同事带著关爱地去为陌生人准备食物，就很难坚持己见了。”

话虽如此，经常运用多种香料煮食的他，还是介意要剔除某些食材：“经常有人投诉，希望可以走芫茜（香菜）⋯⋯”旁边的 Denise 马上纠正：“这叫许愿，不是投诉。”

这时，在新界东北务农的Brian插咀，将问题归咎于大家吃的芫茜质量不好，说自己种的就不一样⋯⋯访谈期间，不时出现这种亲密如家人的互动，吵吵闹闹中可见成员间紧密的连系。

给自己的餐厅亲手造碗

更多合作社成员加入手作造碗，有助大家互相理解对方的工作。成员固然更爱惜亲手制作的器具，“美观与否是其中一部分，但更重要、更有趣的是这群人对这件事的投入。”

食物是公众接触黑窗里的一环，但共同体希望它不只是一家餐厅，而是能够成为体制外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这个体制外网络，连结本地农民、争取土地和劳工权益的行动者等，过著另类生活的人；又连结城乡，将农业等议题带到新的群众里面。同时，来吃饭的人亦可以透黑窗里得到各式活动的资讯，接触主流外的刊物和观点。

搬离油麻地舖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能有更多空间举办文化活动，例如展览、放映会和各式工作坊。但受疫情带来的社交距离措施所限，黑窗里还未能用尽新空间带来的可能性。

Denise期待成员将来可以参与活动，和群众直接交流，“你也会遇到这些人，那时他们的身份就不是楼面和厨师”。Nin认同这个共同体需要食物以外的养分，但亦指出日常在厨房的工作已经消耗大量精神和体力，未必能如理想中一样，参加读书会等活动。

除了以DJ身份活跃于香港独立乐音圈的Nin，不少黑窗里成员亦有各自的创作面向：Brian是一位声音艺术家、有视觉艺术背景的滔，常为本地文化活动设计海报、亦有进行写作和拍摄影片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专长带入共同体，如陶艺家朱凯丁一样，是楼面，也是为合作社食具的制造者。

2022年4月，香港政府放宽部分堂食限制，黑窗里亦重新开放晚市用餐。为了补充早前耗损的餐具，一行人来到朱凯丁在上水经营的圆朴陶舍“临急抱佛脚”，赶工制作碗碟。

除了朱凯丁，众人都没有制陶经验，室内不时传出呼救声。“（陶泥）好硬， 和平常搓的面团差很远，” 平日负责制作酸种面包的Brain 说。他用上身的力量，挤压工作枱上深灰色的陶泥，试图排出里面的空气，令泥更顺滑。但泥不听话，一直裂开。

较娇小的Daisy同样遇上困难，一直未能将陶泥压成适合切割的大小，要拉东补西才成形。同枱的Duncan倒是很快就造好一第只陶碟，招来羡慕的目光。“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有人笑道。

短暂的胡闹后，众人又回到手上的工作，陶泥撞上枱面，发出“咚咚咚”的声音。那天他们造了30多只碗碟。

食物是公众接触黑窗里的一环，但共同体希望它不只是一家餐厅，而是能够成为体制外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这个体制外网络，连结本地农民、争取土地和劳工权益的行动者等，过著另类生活的人；又连结城乡，将农业等议题带到新的群众里面。

曾在苏波荣工作的朱凯丁说，以往合作社的餐具靠街坊捐赠，大少不一，对出餐造成困难。因此在筹备黑窗里开业期间，成员提出自制餐具的想法，希望亲自设计一套合符菜式要求的碗碟。

“比如我们的菜式，有时是饭，有时是汤面，外面的碗未必能同时贴合两种食物，所以才有这样‘奇怪’的器形，”朱凯丁指的是黑窗里的碗比一般阔和浅，就算加了汤，食物仍能“浮面”供人观赏。

开业时首批约一百件器具由朱凯丁一人之力制成，虽然比较工整，但她说更多合作社成员加入，有助大家互相理解对方的工作。成员固然更爱惜亲手制作的器具，朱凯丁也乐见器具有更多变的模样。“美观与否是其中一部分，但更重要、更有趣的是这群人对这件事的投入。”

反经济面向可能么？

为了平衡构成黑窗里的“info”和“shop”，成员腾出星期二作“＿＿日”，希望人们可以更自由地使用这个空间。当天不提供正餐，但有小食和饮品。二楼铺了榻榻米的阅读区，除了漫画，书架上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出版，不少涉及劳工、土地、性别等议题，亦有摄影集和画册。

对于黑窗里是否只是一家餐厅，在劳工团体工作的西西和大学生Blue有不同见解。

“我觉得（黑窗里）更像餐厅，它还未变成一个社区、或是有更多意义（的地方）⋯⋯可能缺少了一些活动，”西西说，但也认同合作社的食物设计与别不同。她提到广州的上阳台和香港的活化厅和土家，认为它们的实验性质更重，有更多活动可参与。

但对Blue来说，黑窗里更像一个社群，盘中食物由来清晰，和本地农业连线。“（黑窗里）更像一个安全空间，如果在其他餐厅，我不可能大声说一些事，但在这里，你可以放心说话⋯⋯如果不在大学，我都在这里见朋友。”

“＿＿日”是在开业不久，因应有成员认为黑窗里“太像一家餐厅”和不希望只将这空间和工作扣连而生的安排。合作社的营业时间亦试过因为有成员走失猫或因全体成员宿醉而调整。

相对一般的工作场所，黑窗里似乎较重视员工的生活所需。“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猫不见了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就好像（坊间）很多人生了病也只能上班，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朱凯丁说。Jojo 笑言合作社的人比起过往“乖了很多”，不会因为看要演出而不开店，但如果猫不见了，勉强上班也只会心不在焉，不如优先处理。

偶尔不稳定的开店时间，引来一些善意的批评：“你们要交舖租，要勤力点，生活幸福愉快，但要有规划！”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也有人说“这才是我认识的你们”。

黑窗里幽默回应：“下次我们会分批饮醉！”

“（黑窗里）更像一个安全空间，如果在其他餐厅，我不可能大声说一些事，但在这里，你可以放心说。”

话虽如此，合作社确实面对租金和成本压力。在苏波荣年代因收入不足，成员要牺牲创作时间打工帮补生计。现在共同体以支撑成员生活为目的地去经营黑窗里，却又发现工作量大增，可投放在创作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变多。

另一种矛盾，是伴随食肆牌照而来的各式要求，和共同体向往的自主性之间的冲突。比如条例指明食肆要分别设有男、女厕，就不合黑窗里性别友善的取态。根据法例，就算是独立厕所，“男厕”中也一定要设置俗称“尿兜”的小便斗。为了反抗，黑窗里长期封印小便斗，又贴出告示称它为配合法例设置的“装饰”：“共建性/别友善环境，独立厕格理应无性别！”

过往苏波荣以全面自由定价的方式营运，到了黑窗里，食物大多都列明价钱。一份主食约70港币，配汤和一份小食加35港币。另外，纯素甜品卖38港币，无酒精饮品由10到44港币不等，特色调酒78港币一杯。

这样的价钱和区内中价餐厅相约，但比起苏波荣年代，门槛确实高了。因此，黑窗里确保每天都有一样自由定价的主食：“市场定律就是，有消费力的人能从均衡饮食、运动和休息而得到健康和快乐，而收入微薄的就只能不定时地吃大量加工或垃圾食物，”共同体写道。

“自由定价本来就有一种反经济的面向，否定将人的价值、需要与其劳动价值捆绑一起。”

香港相关条例指明食肆要分别设有男、女厕，就不合黑窗里性别友善的取态。为了反抗，黑窗里长期封印小便斗，又贴出告示称它为配合法例设置的“装饰”：“共建性/别友善环境，独立厕格理应无性别！”

当下香港，如何围坐在一起

黑窗里成员知道领牌要付出相应代价，但为了有稳定场所和更多人接触，硬著头皮开业。“像‘与病毒共存’一样，也要和体制共存，不能避免有一些‘拏棱’（关系），”Denise 说。由于香港密度太高，不能完全脱离体制生活。“ 我们要在这里和其他人连结的话，有些事我必须跟从他们（政府）的玩法，重要的是记得初衷，不要迷失在游戏规则中。”

另一位成员阿礼提到，就算是活在曾由左翼政党执政的法国，也不代表反资、自主的生活得以完全实践。但比如一些农夫，发现区内某种植物太多，影响生态，就动手处理。“那也算是自治，自己管理生存的区域，也是体现那种精神。”

经历十多年的另类生活，Brian认为比起教条式的政治理念，共同体更著重实践。他说营运黑窗里让共同体“持续地思考和跟著时代走”，寻找当今香港隐含的可能性。

对于如何和走进黑窗里的人建立“客人－店员”以外的关系，众人都认为是一个未解难题。社交媒体上有人会为黑窗里食物打分，亦有人下“文青圣地”、“cafe ”等标签，对共同体来说是新鲜事，但亦暗示未能打破黑窗里只是一家餐厅的印象。

相对苏波荣，Denise 认为黑窗里接触的群众更广，透过社交媒体上的互动亦有助共同体了解他们面向的群众和寻找合作机会。她期待黑窗里有别于一般餐厅的运作模式，如自由定价，自行拿取餐具和收拾器具，会引起公众的好奇心，引领他们发掘食物以外的文本和思想。

确实，在香港未必有另一家餐厅，会有店员追著刚转身离开的你，要求你先收拾好餐具再走。

“自由定价本来就有一种反经济的面向，否定将人的价值、需要与其劳动价值捆绑一起。”

除了更新餐牌，社交媒体亦是黑窗里回应时局的一道窗口。自2022月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黑窗里的社交媒体就不时分享乌克兰艺术家的创作，亦曾翻译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传达主流以外的观点。2021年9月，美国东北部发生水灾，黑窗里又将部分收益捐赠到新奥尔良的一个草根互助网络，帮助当地弱势社群。

“每一个被国家抛弃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就只有彼此—如同在世界各处的我们一样”，2021年9月3日的贴文写道。

有枱吃饭，就会有人坐下

自占领中环已经10多年，Nin戏言已经忘记成立共同体的初衷：“本质上没甚么分别，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也是‘围埋一齐’。”当初共同体的成员，有一半留下，空缺由新人顶上。

身处疫情当中，面对面的接触大幅减少，Nin认为很多人都被各种演算法和不能验证的讯息影响，困身在一个一个的资讯泡泡中。随著街头行动和聚合被刑事化，讨论只能发生在被监控的网上平台，令每个人更感孤独。

他说黑窗里未必是一道逃生门，“但起码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地方，一起评估（事情）的影响⋯⋯及以尝试建构一个我们可以分享、参与的现实。”

与其跟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向，去经营自己，不如共同经营一个外在空间。

经历数场大型社会运动和疫情，Denise指“围埋一齐”的语境也有所改变：“现在多了一层意义是因为创伤，因为实体的空间收窄很多，更有这个需要。”

晚上9时左右，到了快要收店的时候，厨房里的人会捧著“福食”出来。连同一些当日没有上班的人，黑窗里成员会围在一起吃饭。在香港目前的社会气氛下，这个平凡不过的画面显得额外珍贵：一群没有传统家庭关系的人闲话家常，在同一空间吃著一样的食物。

在聚合被禁制的时空，做最原始的线下活动。

“我们时常会想，我们到了70岁会还会营运这餐厅，会一起住吗？Jojo 70岁会是怎样的呢？”Nin 说和这群人的关系像婚姻，立即引来“哪有这样”和“我觉得浪漫了很多”的反驳声。

对 Denise 来说，黑窗里容许她和其他人“在一个很严峻的气氛下”一起思考如何在香港生活下去：“还有一个地方你是可以去的，是一个安全、有归属感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休息、放松，然后才去想以后。”她说“围埋一齐”的也包括所有来到黑窗里的人，不止于共同体成员。

Brian 倒是忆起苏波荣那种有机、即兴的聚合：“有枱吃饭，就会有人坐下。”

黑窗里未必是一道逃生门，“但起码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地方，一起评估影响，及以尝试建构一个我们可以分享、参与的现实。”与其跟从新自由主义的路向，去经营自己，不如共同经营一个外在空间。

后记，诗

而不是最后，文廸作为黑窗里的成员，写过一首关于这里的诗，附录于此。

〈没有时间了〉

文廸 作；@黑窗里

马路载着猪笼（注1）闪著红和蓝
每天我们都过圣诞 一天到晚
多少个时代 不得不结束。

新建的座标不再新，久别的乐队
成员逐个道别 熟耳的intro
再响起，还未到时候，但不得不放完了。
一个新世代问起歌曲的名字，楼上的蛋糕
要准备了。这是忙著装忙的
星期六。

从前写过的歌 在离开之前下架了
不得不取替 几个关键字
旗帜折叠 打开的方式改变了
整天听到的耳语
不止在打烊和落场时
秘密是看过的灰烬
我们顺道祭祀。

可不可以当个
不能不交租的安那其
吃饭的问题 意义超载了
最终目的持续悬挂
任谁都无能摘下
厨房的光管频闪，也还未到时候
只是所有的中途。生活少数的
明确无疑。

即使是庞克也要有一技之长（注2）
押后失眠 听天不得不早起
巴士到站预报：一分钟
放慢
脚步

注1：猪笼，警车之香港俗称。
注2：夏宇〈即使是庞克也要有一技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