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去与传承：33年后，香港的六四记忆之战

民主女神像失了踪。安家在香港中文大学山脚11年，她在2021年12月24日天未亮时，被校方悄无声息抬走。校生赶到，广场上只剩下一个方框痕迹。今年六四，她第一次缺席了。

中大学生Luna（化名）强调，民女是“被偷走”的。她说民女温柔而坚实，是校园内外公共的连系。这份连系不能断，Luna就和几个同学制作3D迷你民女雕像，放在校园不同角落，呼吁同学把这些承载着六四回忆的小雕像寻找出来，延续这份记忆。

记忆来自1989年，黑夜里的北京，军队开枪镇压示威民众，香港人彻夜难眠。那一年，有青年大学生、记者北上支援、报导运动，年纪更轻的孩子在电视机前、或在家人的眼泪中，目睹时代的转折。

33年后的今天，他们之中，有人加入支联会，坚持悼念六四，甚至身陷囹圄；有人成为记者，报导六四直到不可报导；有人做了老师，教书育人，却再不敢向学生多谈“敏感”历史；有人成了学者，研究香港人为何忘不了六四。

历史曾在千里之外，记忆在香港落地生根。超过30年的纪念行动，成了属于香港的历史和记忆。九七主权移交后，随政经局势变化，传承六四记忆本已面临更多困难；国安法后，公民社会急遽萎缩，维园再被封锁。从公共空间到法庭，从传媒到教育环境，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我们将走向哪里？

当公共的六四纪念物消失，以新实践延续记忆

2021年12月，两个著名的六四纪念艺术作品——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先后被校方移除。

“民女唔见咗（民女不见了）。”12月24日清晨7时许，中文大学前学生会成员Allan（化名）拿起电话，那头传来同学的声音，他马上醒了一下，立即联络熟识的学校职员，但原来连职员也非常震惊、对民女“失踪”一事并不知情。直到今天，中大仍未公开民女的去向。

“没想到她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Allan说。“在同学眼中，民女除了象征普世价值，还是我们的共同回忆。”

中大学生习惯叫民主女神像作“民女”，附近一带变成“民女广场”。约朋友食饭、新生入学迎新营、六四悼念，一句“民女等”，大家心领神会。不少校友在网上贴出照片回忆，民女曾被戴上黄色头盔、成为反修例运动的象征；又曾被披上彩虹带，成为性别平权行动的一部分。

民女雕像于2010年由中大同学及市民护送入校园，当时至少2000人聚集在大学站广场保护民女。“2010年，社会仍容得下大陆不喜欢的东西，校方仍有自主空间；现在，社会不容许我们有异于政权版本的记忆，所谓敏感的价值观已经不被接受了。”Allan说，“感觉我们一部分的自己被强行夺走。”

当天下午，Allan和一些同学自发到空荡荡的民女现场，放下花束和电子蜡烛，悼念消失的民女。有人哭得双眼肿了。

学生Luna也去了悼念。她感觉从入学开始，民女一直在那，像“家人”一般陪伴。除了纪念六四，Luna还觉得民女是一种艺术的温柔，令公共空间有了意义，提醒人们毋忘历史。“不用大声呼吁，她是坚实、默默地站在那里……她成了一种公共的bonding。”

于是，她和几个同学商量，要“想办法带民女回家”，有读建筑的同学提出制作3D迷你民女雕像，并开始搜集不同角度的民女照片，制作电脑模型。大家合力制作了超过30个迷你雕像，以校园寻宝方式，用IG贴文提示同学“寻宝”；有同学在贴文推出后，百米冲刺从饭堂跑向教学楼，成功觅得雕像。

Luna说起继续悼念六四的意义，“当我们仍记得那些人，他们就从未真正死亡。”然而，本打算做到6月5日的“寻找民女”，因有同学见到校方职员取走迷你雕像，风险评估后，在6月3日提早结束。

民女消失前夕，香港大学国殇之柱也被突然拆走。

大律师黄瑞红是1997年护送国殇之柱入港大的学生会成员之一。得知国殇之柱在半夜被校方围封、拆件搬走时，她感觉自己“理性上有准备，发生一刻却仍然很失落”。

黄瑞红仍记得当年六四夜晚，维园集会结束后，她坐上运送国殇之柱的货车，带领司机驶入港大校园。在闸口，民众、学生与保安对峙，其后因有私家车被困当中，保安升起车闸，群众一拥而上，在与警方争持一番后，货车得以入校，人们唱起了“We shall overcome”。

国殇之柱落户港大，黄瑞红感觉，这件艺术作品在香港的土地生长出新的故事和意义：它与同学朝夕相对，成了自由的地标，洗刷国殇之柱亦成为支联会每年悼念六四仪式的内容。当国殇之柱被搬走，广场成了空地，又加建了台凳，“消失的展品、涂白的空间，本身就是一种display。”

“它的角色未完。”她说，“那天新闻影到的相片，它像裹尸布被工人抬出。有一日它会重生的。”

这一年，人们正准备以不同的新方法纪念六四。港大学生6月3日开始在校园派发印有国殇之柱的透明卡片。港大二年级本科生Matthew（化名）表示，在太古桥的六四标语被校方抹去之后，他们仍希望可以提醒人们记得六四，“我们都面对同一政体。”

被斩断的六四报导传统、仍在努力的记者

各式各样悼念六四的方式，过往是媒体焦点，但随着支联会核心成员被囚、团体解散，和《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被逼停运，红线处处，相关活动的报导数量和篇幅都大幅减少。

仍有人继续报导。Sean（化名）是一间本地传媒机构的记者，他说今年公司仍旧鼓励同事就六四报题，亦没有“kill故（不批准刊出）”。然而，困难在于，失去支联会，可做的故题减少；与此同时，寻找受访者变得愈发困难，很多支联会、民主派人士在狱中，外面能受访的人都多了顾忌。

“空间确实比以往小了。”Sean说，“政治环境改变，同事有顾虑，担心报导影响受访者、公司，去到某些位置会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

报导刊出，他松了一口气，这是他以前不会有的感觉。

X先生是一名六四见证者，他告诉端传媒，近日有两间本地传媒记者曾邀他做访问，他请记者向上司确认能否刊登内容，结果两名记者最后都告诉他，取消访问，其中一位甚至说，公司要求不能再做“类似的报导”。

“其中一位记者告诉我时，感觉她／他真的伤心。”X先生说，“但我都觉得欣慰，起码仍有人认真想做。”

“好像无声无息。”前有线中国组成员A如此形容今年香港的六四报导。

过往传媒报导六四，大多从4月开始。支联会在清明节献花，做复活节民主传讯，5月到各区巡回宣传，后来还有放风筝等纪念活动，再有就是星期日大游行、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烛光集会通常是部分传媒的头条。不仅如此，传媒还会策划专题报导。如学者李立峰所指，每年新闻成了一种“记忆动员”。

国安法实施后，媒体和记者遭司法检控，仍生存的媒体均对政治报导谨小慎微。

“（当局）这招高明，他不阻碍你访问，而是令香港媒体不敢再做。”A告诉记者。

有线中国新闻曾是家喻户晓的王牌节目，2002年设立，是香港社会了解中国的眼睛，从西藏拉萨骚乱到四川汶川地震，从广东乌坎事件到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然而，有线新闻管理层“换血”之后，2020年12月，新闻部包括《新闻刺针》全组记者共40人被解雇，中国组全组及其他部门主管即时辞职抗议。

到“总辞”为止，有线中国组做了19年的六四报导工作。

他们回忆，每年6月3日，中国组记者就到当年死伤最惨重的木樨地“巡回”，或坐车或扮作行街，带著小型摄录机兜来兜去。有负责监视的公安上前发问：今年六四你们做不做？

“我们的标准答案：话唔做就系呃你㗎遮（说不做是骗你而已）。他们就说：你不要下车，下车就拘捕你。”

多年拉锯，记者和公安之间似乎已有“默契”——不靠近、不追访、离远看。由于公安会派人到遇难者亲属楼下看守，或要求他们“旅游”，中国组记者需提早半年甚至一年开始采访，尤其“逢五逢十”的周年。

中国组记者亦与遇难者亲属形成合作，每年家属去万安公墓拜祭，都会自行拍片、影相，和记者约地方交收影片，记者马上传回香港作报导，“我相信当局知道我们这个运作。”

中国组早期的专题报导围绕“内地如何坚持记忆、反记忆”，A说“就像现在的香港。”2012年，中国组报导六四作为全国性运动，记者林建诚访问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报导6月2日播出，6月6日，李旺阳伏尸窗边，颈系白绳，双脚着地。

“我第一次收到电话的时候，我难以置信。”A沉默了一阵，“李旺阳事件令我们有一个警号，原来出来讲六四会死人的。”

除了内地当局的压力，A发现，来自香港传媒机构高层的压力也终于落到头上。

2019年，六四30周年，时值有线易主被质疑“中资染红”，中国组原本计划六四前播放一共5集的六四专题，执行董事冯德雄却质疑每星期一集、每集时间太长，并提出推迟到六四后播出。记者激烈争辩，最终双方妥协：专题放在财经资讯台，每次半小时，但必须在六四前播出。

最后一次面对六四报导的压力，在2020年，中国组访问了天安门母亲张先玲，结果新闻台播出的版本里，张谈及港版国安法内容被删。同年年底，因裁员风波，中国组集体请辞。

和有线中国组一样，有超过40年历史的港台节目《铿锵集》也经历了“换血”过程。

《铿锵集》前期报导六四并无太多阻力。2009年六四20周年，时任广播处长黄华麒曾质疑制作4集节目是太多，又要求提前看片，但被编采部成功挡下。直到国安法后，2021年李百全上任，用新的编委会制度审查节目选题，六四及其他政治议题终要停产，改为做民生故事。

2021年，前《铿锵集》记者Rachel（化名）曾提出两个六四题目，均遭否决。6月，《铿锵集》整组被停工，Rachel决定辞职，一同离开的还有监制李贤哲及其他同事。

Rachel在节目组最后一次做六四报导，是2020年。从前她觉得“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内容）”，如今却明白，“有人讲、有人见证，可以报导是很重要。”

如今港台公共事务部只剩3个节目，一个讲共荣，一个讲文化艺术，还有一个重温香港昔日变迁，“无一个可以承载六四报导。”《铿锵集》也早已交给教育组和外判人员负责。

中国组前记者A感叹，六四报导只是香港传媒巨变的一个例子。“要抹去香港人的记忆，需要几耐时间？”

A回忆多年报导生涯，尽管做的大多数是大陆六四题材，但最让他感动的是维园的烛光：“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每年始终有一班人坚持表达想法。”

“香港仍然有人在乎这件事。我知道仍有好多香港人记得。”

在教育界，传承六四仍有可能吗？

要记住六四历史，需要传承下去。可是，在香港教育界，六四变了禁言。

对通识科老师Tom（化名）和中史老师B先生来说，从前可以自由教授六四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红线处处的课堂，和照本宣科的字句。

在Tom看来，中学教育的风暴是从2019年开始。

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不少中学生发起“校内关注组”，被捕者当中亦不乏学生，建制派和高官开始归咎通识科。有份推动通识教育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说，通识教育造成现在年轻人的问题，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也说，通识科“从第一日就有问题”。

Tom是在2006年成为通识科开科后，全港第一批教授通识科的老师。他对这科目抱负热情，然而，15年的努力，就在2021年被划上句号：通识科被正式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公社科不讲求‘批判’，背诵罢了。”Tom说，“真的变成爱国教育。”

从通识科的议题探究模式，转为公社科的正面价值观教育，Tom发现，他失去的不仅是和所有老师一起对科目超过10年的摸索，更是在红线之下教授六四等政治敏感议题的空间。

由于教材仍在送审，Tom选用教育局出的公社科教科书，但教科书内容还未编写到改革开放，因此暂时是没有六四内容。

不仅如此，令人惧怕的新闻陆续传来：2020年，宣导小学一名教师采用港台节目《铿锵集》其中一集内容《触不到的红线》作为教材，而被指宣扬“港独”，被取消教师注册；2021年，在网上以“vawongsir”名义发表政治漫画的视艺教师，遭人向教育局匿名投诉、被裁定专业失德。

Tom不敢再教六四，只按教育局课本宣读。“我会过滤所有可能被抽秤的内容……这是白色恐怖。”

传递六四历史，对中史科老师B先生来说，曾经也是一件重要而严肃之事。课程大纲一直没写明要教六四，但教科书会在“改革开放”章节多多少少提及六四内容。不过，B先生从不“跟书”，而是播放新闻影片、纪录片，又告诉学生当年他如何在电视机前看着六四发生。

然而，如今B先生对学生失去信任。“你不知会不会被学生笃背脊（打小报告）。可能小朋友好单纯，但他回家告诉父母，你不知道父母会做出什么。”

相比六四传承，他更痛心香港现状，包括媒体停运和公民团体解散，“这些比六四对香港人冲击更大。我小时候觉得六四冲击好大，但现在回头，六四发生在北京。”

他忧愁地说：“我觉得不是六四令人抑郁，根本成个社会都令人抑郁……身边好多老师移民，大家都不觉得香港有光明。感觉成个香港都冇咗。”

“明年都不知会否仍有六四报导。”在深夜这通电话，他这样告诉记者。

支联会从烛光集会走到法庭，如何将六四论述讲下去

在传媒的记忆动员、老师的记忆传递以外，贯穿香港超过30年六四记忆的，是支联会这个组织。然而，维园点燃烛光，今年再被禁止。

前支联会常委卢伟明、梁锦威参与组织烛光集会多年，被问及最深刻的记忆时，二人不约而同说，是2013年6月4日的烛光晚会，香港下了一场暴雨，维园断电了，6个足球场大的地方，市民没有离开。

没有灯光，没有音响，大会仪式靠大声公及口耳相传。维园有点黑，外围草地甚至有地方水漫过膝。人们一边撑着雨伞，一边点起烛光，互相帮忙，传递星火，很快地，雨中烛海蔓延至远方。

“一支蜡烛有什么力量？话熄就可以熄灭。”卢伟明说，“但现场成千上万，在雨中人们不肯离开，我感到好震撼。”

2020年，警方以疫情为由，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晚会。然而，6月4日，支联会到维园做网络悼念，市民一如既往涌入维园，既有过往参与悼念六四的人，也有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支持者，一时之间，两种口号交织在一起，新世代对悼念六四的质疑，似乎被六四此刻的在地意义消弭了。

梁锦威说，他未必认同所有口号，但他认为，“那次集会是六四在30年之后，真正再和时代扣连起来。”

当日出现在维园的24名支联会成员及民主派人士，后来被送上了法庭，判处监禁，包括李卓人、蔡耀昌、梁锦威等人。在陈情的时候，李卓人数度哽咽：“维园烛光就是毋忘六四的象征，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到今天，我坐监明志，亦只有如此。”

2021年，警方继续以疫情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集会，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幸彤在报刊文章及个人Facebook撰文，呼吁人们无论身在何处，点起烛光，悼念六四。6月4日清晨，邹幸彤遭拘捕；当晚，市民一如前年，涌到被铁马重重封锁的维园外面，在警方驱赶下，流水式游走于附近的大街小巷。

最终在2021年9月，邹幸彤因支联会被指为“外国代理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再度被捕，保释被拒，同案还有李卓人、何俊仁。自此，她开始把多年来香港社会主流的六四论述，放置到公开的法庭空间里。

在2021年六四煽惑非法集结案中，邹幸彤指出警方以《公安条例》“预防性拘捕”的做法是对基本人权的不合理限制，并希望法庭考虑检控背后的政治目的、当局手段是否多于必要。她在自辩中，回溯了支联会坚持平反六四的精神、置办民间六四纪念馆的困难，以及港人超过30年参与烛光悼念晚会的历史。

“是香港人，是30多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会我，什么叫择善固执……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这些字眼，不如说，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

法庭判她罪成。她又在最后的陈情里，称法庭宣判她的文章有罪，“就是参与这场洗刷六四的工程”；她读出8份天安门遇难者家属的证言，说遇难者家属的声音有必要出现在庭审的纪录之中。

陈情获公众席掌声，当中部分人士被警方以“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拘捕。

记忆的痕迹

众多空间收窄之下，究竟六四的记忆在香港还可以走多远呢？

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教授和教授陈韬文，做了10年有关的六四记忆的研究，于2021年发表学术著作，讲述香港人为何忘不了六四。

公共悼念、传媒报道、学校教育等，恰恰是动员、传递、制度化记忆的重要环节。李立峰说，这些有利条件确实在减退，但对于香港会否忘记六四，他并不太过悲观。

“如果要全面封杀，还要封什么？比如大学、公共图书馆里面任何有关六四的书，是否这么容易封？第二，香港的互联网和外间的联系。可以封锁到几彻底？第三，纯粹私人的领域。比如家庭，这对记忆传承很重要，香港的家庭内部可以如何做？​​”

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说，他仍期望大家以不同方式纪念六四。“今日政权都唔敢讲悼念六四是违反国安法的事情。”他说，“有无国安法，纪念六四都重要，重要在于它是一种信念的传承。”

邹幸彤最近一次上庭，是2022年5月31日，支联会国安法案件。她甫踏入法庭，就大叫：“毋忘六四，抗争到底！”她仍戴著黑框眼镜，扎起马尾，手捧厚厚文件——她在狱中没有基本文具，只有橡筋可用来扎住文件。

公众席很安静，法庭职员马上敲门叫：“Court——！”庭审开始了。

邹幸彤在2021年接受访问时，曾说：“我想拣一条路出来试下，是否真的可以在极权下守护自己的尊严。”

在端传媒访问的最后，李立峰找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红磡一条天桥，地面写了一句反修例运动的口号，被清洁工以油漆遮盖，然而却隐约可见。

“你要抹走表面那层记忆，是相对容易的；你要将所有记忆的痕迹抹走，其实是好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