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去與傳承：33年後，香港的六四記憶之戰

民主女神像失了蹤。安家在香港中文大學山腳11年，她在2021年12月24日天未亮時，被校方悄無聲息抬走。校生趕到，廣場上只剩下一個方框痕跡。今年六四，她第一次缺席了。

中大學生Luna（化名）強調，民女是「被偷走」的。她說民女溫柔而堅實，是校園內外公共的連繫。這份連繫不能斷，Luna就和幾個同學製作3D迷你民女雕像，放在校園不同角落，呼籲同學把這些承載着六四回憶的小雕像尋找出來，延續這份記憶。

記憶來自1989年，黑夜裏的北京，軍隊開槍鎮壓示威民眾，香港人徹夜難眠。那一年，有青年大學生、記者北上支援、報導運動，年紀更輕的孩子在電視機前、或在家人的眼淚中，目睹時代的轉折。

33年後的今天，他們之中，有人加入支聯會，堅持悼念六四，甚至身陷囹圄；有人成為記者，報導六四直到不可報導；有人做了老師，教書育人，卻再不敢向學生多談「敏感」歷史；有人成了學者，研究香港人為何忘不了六四。

歷史曾在千里之外，記憶在香港落地生根。超過30年的紀念行動，成了屬於香港的歷史和記憶。九七主權移交後，隨政經局勢變化，傳承六四記憶本已面臨更多困難；國安法後，公民社會急遽萎縮，維園再被封鎖。從公共空間到法庭，從傳媒到教育環境，在記憶與遺忘之間，我們將走向哪裏？

當公共的六四紀念物消失，以新實踐延續記憶

2021年12月，兩個著名的六四紀念藝術作品——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先後被校方移除。

「民女唔見咗（民女不見了）。」12月24日清晨7時許，中文大學前學生會成員Allan（化名）拿起電話，那頭傳來同學的聲音，他馬上醒了一下，立即聯絡熟識的學校職員，但原來連職員也非常震驚、對民女「失蹤」一事並不知情。直到今天，中大仍未公開民女的去向。

「沒想到她以這樣的方式離開我們。」Allan說。「在同學眼中，民女除了象徵普世價值，還是我們的共同回憶。」

中大學生習慣叫民主女神像作「民女」，附近一帶變成「民女廣場」。約朋友食飯、新生入學迎新營、六四悼念，一句「民女等」，大家心領神會。不少校友在網上貼出照片回憶，民女曾被戴上黃色頭盔、成為反修例運動的象徵；又曾被披上彩虹帶，成為性別平權行動的一部分。

民女雕像於2010年由中大同學及市民護送入校園，當時至少2000人聚集在大學站廣場保護民女。「2010年，社會仍容得下大陸不喜歡的東西，校方仍有自主空間；現在，社會不容許我們有異於政權版本的記憶，所謂敏感的價值觀已經不被接受了。」Allan說，「感覺我們一部分的自己被強行奪走。」

當天下午，Allan和一些同學自發到空蕩蕩的民女現場，放下花束和電子蠟燭，悼念消失的民女。有人哭得雙眼腫了。

學生Luna也去了悼念。她感覺從入學開始，民女一直在那，像「家人」一般陪伴。除了紀念六四，Luna還覺得民女是一種藝術的溫柔，令公共空間有了意義，提醒人們毋忘歷史。「不用大聲呼籲，她是堅實、默默地站在那裏......她成了一種公共的bonding。」

於是，她和幾個同學商量，要「想辦法帶民女回家」，有讀建築的同學提出製作3D迷你民女雕像，並開始搜集不同角度的民女照片，製作電腦模型。大家合力製作了超過30個迷你雕像，以校園尋寶方式，用IG貼文提示同學「尋寶」；有同學在貼文推出後，百米衝刺從飯堂跑向教學樓，成功覓得雕像。

Luna說起繼續悼念六四的意義，「當我們仍記得那些人，他們就從未真正死亡。」然而，本打算做到6月5日的「尋找民女」，因有同學見到校方職員取走迷你雕像，風險評估後，在6月3日提早結束。

民女消失前夕，香港大學國殤之柱也被突然拆走。

大律師黃瑞紅是1997年護送國殤之柱入港大的學生會成員之一。得知國殤之柱在半夜被校方圍封、拆件搬走時，她感覺自己「理性上有準備，發生一刻卻仍然很失落」。

黃瑞紅仍記得當年六四夜晚，維園集會結束後，她坐上運送國殤之柱的貨車，帶領司機駛入港大校園。在閘口，民眾、學生與保安對峙，其後因有私家車被困當中，保安升起車閘，群眾一擁而上，在與警方爭持一番後，貨車得以入校，人們唱起了「We shall overcome」。

國殤之柱落戶港大，黃瑞紅感覺，這件藝術作品在香港的土地生長出新的故事和意義：它與同學朝夕相對，成了自由的地標，洗刷國殤之柱亦成為支聯會每年悼念六四儀式的內容。當國殤之柱被搬走，廣場成了空地，又加建了檯凳，「消失的展品、塗白的空間，本身就是一種display。」

「它的角色未完。」她說，「那天新聞影到的相片，它像裹屍布被工人抬出。有一日它會重生的。」

這一年，人們正準備以不同的新方法紀念六四。港大學生6月3日開始在校園派發印有國殤之柱的透明卡片。港大二年級本科生Matthew（化名）表示，在太古橋的六四標語被校方抹去之後，他們仍希望可以提醒人們記得六四，「我們都面對同一政體。」

被斬斷的六四報導傳統、仍在努力的記者

各式各樣悼念六四的方式，過往是媒體焦點，但隨着支聯會核心成員被囚、團體解散，和《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被逼停運，紅線處處，相關活動的報導數量和篇幅都大幅減少。

仍有人繼續報導。Sean（化名）是一間本地傳媒機構的記者，他說今年公司仍舊鼓勵同事就六四報題，亦沒有「kill故（不批准刊出）」。然而，困難在於，失去支聯會，可做的故題減少；與此同時，尋找受訪者變得愈發困難，很多支聯會、民主派人士在獄中，外面能受訪的人都多了顧忌。

「空間確實比以往小了。」Sean說，「政治環境改變，同事有顧慮，擔心報導影響受訪者、公司，去到某些位置會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審查。」

報導刊出，他鬆了一口氣，這是他以前不會有的感覺。

X先生是一名六四見證者，他告訴端傳媒，近日有兩間本地傳媒記者曾邀他做訪問，他請記者向上司確認能否刊登內容，結果兩名記者最後都告訴他，取消訪問，其中一位甚至說，公司要求不能再做「類似的報導」。

「其中一位記者告訴我時，感覺她／他真的傷心。」X先生說，「但我都覺得欣慰，起碼仍有人認真想做。」

「好像無聲無息。」前有線中國組成員A如此形容今年香港的六四報導。

過往傳媒報導六四，大多從4月開始。支聯會在清明節獻花，做復活節民主傳訊，5月到各區巡迴宣傳，後來還有放風箏等紀念活動，再有就是星期日大遊行、六四維園燭光集會。燭光集會通常是部分傳媒的頭條。不僅如此，傳媒還會策劃專題報導。如學者李立峯所指，每年新聞成了一種「記憶動員」。

國安法實施後，媒體和記者遭司法檢控，仍生存的媒體均對政治報導謹小慎微。

「（當局）這招高明，他不阻礙你訪問，而是令香港媒體不敢再做。」A告訴記者。

有線中國新聞曾是家喻戶曉的王牌節目，2002年設立，是香港社會瞭解中國的眼睛，從西藏拉薩騷亂到四川汶川地震，從廣東烏坎事件到六四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然而，有線新聞管理層「換血」之後，2020年12月，新聞部包括《新聞刺針》全組記者共40人被解僱，中國組全組及其他部門主管即時辭職抗議。

到「總辭」為止，有線中國組做了19年的六四報導工作。

他們回憶，每年6月3日，中國組記者就到當年死傷最慘重的木樨地「巡迴」，或坐車或扮作行街，帶著小型攝錄機兜來兜去。有負責監視的公安上前發問：今年六四你們做不做？

「我們的標準答案：話唔做就係呃你㗎遮（說不做是騙你而已）。他們就說：你不要下車，下車就拘捕你。」

多年拉鋸，記者和公安之間似乎已有「默契」——不靠近、不追訪、離遠看。由於公安會派人到遇難者親屬樓下看守，或要求他們「旅遊」，中國組記者需提早半年甚至一年開始採訪，尤其「逢五逢十」的週年。

中國組記者亦與遇難者親屬形成合作，每年家屬去萬安公墓拜祭，都會自行拍片、影相，和記者約地方交收影片，記者馬上傳回香港作報導，「我相信當局知道我們這個運作。」

中國組早期的專題報導圍繞「內地如何堅持記憶、反記憶」，A說「就像現在的香港。」2012年，中國組報導六四作為全國性運動，記者林建誠訪問湖南工運領袖李旺陽，報導6月2日播出，6月6日，李旺陽伏屍窗邊，頸系白繩，雙腳着地。

「我第一次收到電話的時候，我難以置信。」A沉默了一陣，「李旺陽事件令我們有一個警號，原來出來講六四會死人的。」

除了內地當局的壓力，A發現，來自香港傳媒機構高層的壓力也終於落到頭上。

2019年，六四30週年，時值有線易主被質疑「中資染紅」，中國組原本計劃六四前播放一共5集的六四專題，執行董事馮德雄卻質疑每星期一集、每集時間太長，並提出推遲到六四後播出。記者激烈爭辯，最終雙方妥協：專題放在財經資訊台，每次半小時，但必須在六四前播出。

最後一次面對六四報導的壓力，在2020年，中國組訪問了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結果新聞台播出的版本裏，張談及港版國安法內容被刪。同年年底，因裁員風波，中國組集體請辭。

和有線中國組一樣，有超過40年歷史的港台節目《鏗鏘集》也經歷了「換血」過程。

《鏗鏘集》前期報導六四並無太多阻力。2009年六四20週年，時任廣播處長黃華麒曾質疑製作4集節目是太多，又要求提前看片，但被編採部成功擋下。直到國安法後，2021年李百全上任，用新的編委會制度審查節目選題，六四及其他政治議題終要停產，改為做民生故事。

2021年，前《鏗鏘集》記者Rachel（化名）曾提出兩個六四題目，均遭否決。6月，《鏗鏘集》整組被停工，Rachel決定辭職，一同離開的還有監製李賢哲及其他同事。

Rachel在節目組最後一次做六四報導，是2020年。從前她覺得「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內容）」，如今卻明白，「有人講、有人見證，可以報導是很重要。」

如今港台公共事務部只剩3個節目，一個講共榮，一個講文化藝術，還有一個重溫香港昔日變遷，「無一個可以承載六四報導。」《鏗鏘集》也早已交給教育組和外判人員負責。

中國組前記者A感嘆，六四報導只是香港傳媒巨變的一個例子。「要抹去香港人的記憶，需要幾耐時間？」

A回憶多年報導生涯，儘管做的大多數是大陸六四題材，但最讓他感動的是維園的燭光：「無論時局如何變化，每年始終有一班人堅持表達想法。」

「香港仍然有人在乎這件事。我知道仍有好多香港人記得。」

在教育界，傳承六四仍有可能嗎？

要記住六四歷史，需要傳承下去。可是，在香港教育界，六四變了禁言。

對通識科老師Tom（化名）和中史老師B先生來說，從前可以自由教授六四的日子早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有紅線處處的課堂，和照本宣科的字句。

在Tom看來，中學教育的風暴是從2019年開始。

反修例運動爆發後，不少中學生發起「校內關注組」，被捕者當中亦不乏學生，建制派和高官開始歸咎通識科。有份推動通識教育的香港前特首董建華說，通識教育造成現在年輕人的問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也說，通識科「從第一日就有問題」。

Tom是在2006年成為通識科開科後，全港第一批教授通識科的老師。他對這科目抱負熱情，然而，15年的努力，就在2021年被劃上句號：通識科被正式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社科不講求『批判』，背誦罷了。」Tom說，「真的變成愛國教育。」

從通識科的議題探究模式，轉為公社科的正面價值觀教育，Tom發現，他失去的不僅是和所有老師一起對科目超過10年的摸索，更是在紅線之下教授六四等政治敏感議題的空間。

由於教材仍在送審，Tom選用教育局出的公社科教科書，但教科書內容還未編寫到改革開放，因此暫時是沒有六四內容。

不僅如此，令人懼怕的新聞陸續傳來：2020年，宣導小學一名教師採用港台節目《鏗鏘集》其中一集內容《觸不到的紅線》作為教材，而被指宣揚「港獨」，被取消教師註冊；2021年，在網上以「vawongsir」名義發表政治漫畫的視藝教師，遭人向教育局匿名投訴、被裁定專業失德。

Tom不敢再教六四，只按教育局課本宣讀。「我會過濾所有可能被抽秤的內容......這是白色恐怖。」

傳遞六四歷史，對中史科老師B先生來說，曾經也是一件重要而嚴肅之事。課程大綱一直沒寫明要教六四，但教科書會在「改革開放」章節多多少少提及六四內容。不過，B先生從不「跟書」，而是播放新聞影片、紀錄片，又告訴學生當年他如何在電視機前看着六四發生。

然而，如今B先生對學生失去信任。「你不知會不會被學生篤背脊（打小報告）。可能小朋友好單純，但他回家告訴父母，你不知道父母會做出什麼。」

相比六四傳承，他更痛心香港現狀，包括媒體停運和公民團體解散，「這些比六四對香港人衝擊更大。我小時候覺得六四衝擊好大，但現在回頭，六四發生在北京。」

他憂愁地說：「我覺得不是六四令人抑鬱，根本成個社會都令人抑鬱......身邊好多老師移民，大家都不覺得香港有光明。感覺成個香港都冇咗。」

「明年都不知會否仍有六四報導。」在深夜這通電話，他這樣告訴記者。

支聯會從燭光集會走到法庭，如何將六四論述講下去

在傳媒的記憶動員、老師的記憶傳遞以外，貫穿香港超過30年六四記憶的，是支聯會這個組織。然而，維園點燃燭光，今年再被禁止。

前支聯會常委盧偉明、梁錦威參與組織燭光集會多年，被問及最深刻的記憶時，二人不約而同說，是2013年6月4日的燭光晚會，香港下了一場暴雨，維園斷電了，6個足球場大的地方，市民沒有離開。

沒有燈光，沒有音響，大會儀式靠大聲公及口耳相傳。維園有點黑，外圍草地甚至有地方水漫過膝。人們一邊撐着雨傘，一邊點起燭光，互相幫忙，傳遞星火，很快地，雨中燭海蔓延至遠方。

「一支蠟燭有什麼力量？話熄就可以熄滅。」盧偉明說，「但現場成千上萬，在雨中人們不肯離開，我感到好震撼。」

2020年，警方以疫情為由，反對支聯會舉行六四晚會。然而，6月4日，支聯會到維園做網絡悼念，市民一如既往湧入維園，既有過往參與悼念六四的人，也有2019年反修例運動的支持者，一時之間，兩種口號交織在一起，新世代對悼念六四的質疑，似乎被六四此刻的在地意義消弭了。

梁錦威說，他未必認同所有口號，但他認為，「那次集會是六四在30年之後，真正再和時代扣連起來。」

當日出現在維園的24名支聯會成員及民主派人士，後來被送上了法庭，判處監禁，包括李卓人、蔡耀昌、梁錦威等人。在陳情的時候，李卓人數度哽咽：「維園燭光就是毋忘六四的象徵，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到今天，我坐監明志，亦只有如此。」

2021年，警方繼續以疫情禁止支聯會在維園舉辦集會，時任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在報刊文章及個人Facebook撰文，呼籲人們無論身在何處，點起燭光，悼念六四。6月4日清晨，鄒幸彤遭拘捕；當晚，市民一如前年，湧到被鐵馬重重封鎖的維園外面，在警方驅趕下，流水式遊走於附近的大街小巷。

最終在2021年9月，鄒幸彤因支聯會被指為「外國代理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再度被捕，保釋被拒，同案還有李卓人、何俊仁。自此，她開始把多年來香港社會主流的六四論述，放置到公開的法庭空間裏。

在2021年六四煽惑非法集結案中，鄒幸彤指出警方以《公安條例》「預防性拘捕」的做法是對基本人權的不合理限制，並希望法庭考慮檢控背後的政治目的、當局手段是否多於必要。她在自辯中，回溯了支聯會堅持平反六四的精神、置辦民間六四紀念館的困難，以及港人超過30年參與燭光悼念晚會的歷史。

「是香港人，是30多年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會我，什麼叫擇善固執......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這些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

法庭判她罪成。她又在最後的陳情裏，稱法庭宣判她的文章有罪，「就是參與這場洗刷六四的工程」；她讀出8份天安門遇難者家屬的證言，說遇難者家屬的聲音有必要出現在庭審的紀錄之中。

陳情獲公眾席掌聲，當中部分人士被警方以「做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拘捕。

記憶的痕跡

眾多空間收窄之下，究竟六四的記憶在香港還可以走多遠呢？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和教授陳韜文，做了10年有關的六四記憶的研究，於2021年發表學術著作，講述香港人為何忘不了六四。

公共悼念、傳媒報道、學校教育等，恰恰是動員、傳遞、制度化記憶的重要環節。李立峯說，這些有利條件確實在減退，但對於香港會否忘記六四，他並不太過悲觀。

「如果要全面封殺，還要封什麼？比如大學、公共圖書館裏面任何有關六四的書，是否這麼容易封？第二，香港的互聯網和外間的聯繫。可以封鎖到幾徹底？第三，純粹私人的領域。比如家庭，這對記憶傳承很重要，香港的家庭內部可以如何做？​​」

前支聯會常委梁錦威說，他仍期望大家以不同方式紀念六四。「今日政權都唔敢講悼念六四是違反國安法的事情。」他說，「有無國安法，紀念六四都重要，重要在於它是一種信念的傳承。」

鄒幸彤最近一次上庭，是2022年5月31日，支聯會國安法案件。她甫踏入法庭，就大叫：「毋忘六四，抗爭到底！」她仍戴著黑框眼鏡，紮起馬尾，手捧厚厚文件——她在獄中沒有基本文具，只有橡筋可用來紮住文件。

公眾席很安靜，法庭職員馬上敲門叫：「Court——！」庭審開始了。

鄒幸彤在2021年接受訪問時，曾說：「我想揀一條路出來試下，是否真的可以在極權下守護自己的尊嚴。」

在端傳媒訪問的最後，李立峯找出一張照片，上面是紅磡一條天橋，地面寫了一句反修例運動的口號，被清潔工以油漆遮蓋，然而卻隱約可見。

「你要抹走表面那層記憶，是相對容易的；你要將所有記憶的痕跡抹走，其實是好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