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退潮后的白罗斯媒体人：当红线再临，新闻如何做下去？（下）

​​编按〕2020 年夏末，被称为“欧洲最后独裁者”，已在位 26 年的卢卡申科（Aliaksandr Lukashenka）六度胜出白罗斯总统选举，但源源不绝的舞弊指控，触发了白罗斯 30 年来最大型的抗议运动。2021 年抗争退潮后，卢卡申科政权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愈趋极端，多家国内新﹑旧媒体首当其冲，逃不过被肃清的命运。红线再临，在甚么都不能报，不敢报的时候，新闻如何做下去？本文作者在 2020 和 2021 年两度造访白罗斯，访问了国内多家媒体和独立记者，勾勒出一幅白罗斯的新闻人群像：即使在卢卡申科政权对记者和新闻机构的不断打压下，也有新闻从业者尝试在极仅有的、狭窄的空间中，继续采访和报道。

本文分（上）﹑（下）两篇，连续两日刊出。欢迎阅读上篇：抗争退潮后的白罗斯媒体人：当红线再临，新闻如何做下去？（上）

2021 年 5 月，白罗斯发生一件国际骇闻的劫机事件：一班原定从雅典飞往立陶宛维尔纽斯的航班，被白罗斯要求偏离航道，突降明斯克机场。机上坐著的，是白罗斯民间媒体 Nexta 其中一名创办人，26 岁的“异见记者”罗曼．普罗塔塞维奇（Roman Protasevich）。客机落地，他被白罗斯当局即时拘捕。

普罗塔塞维奇至今仍被白罗斯当局扣留，并面临至少十年以上的监禁。2021 年 6 月，他在记者会上公开露面并“忏悔认错”。

普罗塔塞维奇登机前，跟 Nexta 内的工作友伴说感到被跟踪和偷拍，他的好友、时任 Nexta 总编辑吉赞（Tadeusz Giczan）还开玩笑揶揄他。“事实证明，这真的不太好笑”── 吉赞万万预计不到，他们即使逃离自己家国，又避开前往任何与卢卡申科关系友好的国家，仍逃不过政权的公然绑架。普罗塔塞维奇被捕的新闻一出，Nexta 便进入外国媒体视野。

Nexta 被卢卡申科政权视为敌人，全因 Nexta 被视作 2020 至 21 年那场示威运动的先锋，靠逾百万人订阅的 Telegram 频道成为民众、以至独立媒体间最快更新新闻的平台。2020 年 8 月 9 日选举日爆发示威，Nexta 发帖号召民众上街，制图指示警察位置、示威者可躲藏的安全地，提供人权律师的联络，又建议民众“翻墙”上网的方法；随后数天，Nexta 发布详细的抗争策略，指引示威者行动。Nexta 订阅人数由是在这段时间翻了十倍以上，最高峰时达 150 万人。

Nexta 崛起却远早于运动爆发前。 《纽约时报》形容年仅 23 岁的创办人普蒂罗（Stepan Putilo）是引领白罗斯示威运动的“北极星”。普蒂罗于 2015 年创办 Nexta 的 Youtube 频道，制作一些嘲讽时政的短片，其后逐渐发展成制作长纪录片，例如揭发卢卡申科如何一步步夺权，累积超过 3 百万浏览次数。2018 年首现 Telegram 频道，开始收集民众匿名提供的线索。

直至 2020 年示威爆发首数天，全国整整封网三天，所有白罗斯独立媒体的网站都被封锁，只得 Nexta 在 Telegram 上平安无事，“那几天， Nexta 就成为全国人民获取、收发新闻的唯一来源。”

吉赞记得，当几百万人转为依赖 Telegram 通讯，普罗塔塞维奇、普蒂罗和他三人在波兰华沙的办公室，每一分钟收到逾 300 个信息，无数白罗斯人报料说哪里有防暴警出没、示威现场照片和描述文字排山倒海。三男不眠不休不洗澡地工作了几天。

接下来的半年，吉赞没有放过一天假，“老婆差点要跟我离婚”，他笑说。年仅 29 岁的吉赞本来是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斯拉夫及东欧研究系的博士生。运动爆发后，他选择休学。

三人数年前被卢卡申科政权打为“极端分子”，从此长年流亡外地。隔著荧幕犹如亲历其境见证自己的国家翻天覆地， 而吉赞从没想像过，Nexta 会成为逾一百万人公认的“革命先锋”── Nexta 告诉人民集会地点，整顿大量的报料资料，即时短打转发哪里需要增援、要甚么物资。

更重要的是 Nexta 得到人民信任。 运动期间，当某区需要增援时，Nexta 会帮忙将负责人的 Telegram 频道发布，久而久之，白罗斯人就懂得通过 Nexta 来找同路人自组地区群组。

这好像有别一般“媒体”应有的角色，原则上记者不应是参与者。

但吉赞认为原则在失序的社会并不通用。“我们在对抗的政权才是恐怖分子，这些人占据了我们的国家。”所以他即使明知会成为攻击目标，仍然毫不犹豫地坐上总编辑位置。他相信的是，来到这时刻，他要担起的角色，就是有手段地策动群众运动；只是他没有料想过，会在 Nexta 内达成这件事。

媒体之外：连结他人的可能性

白罗斯独立媒体的圈子原本小之又小，Nexta 在运动期间崛起，但运动发生前它在国内却名不正言不顺。

“有些‘旧派’认为 Nexta 不是‘正当的新闻’(proper journalism)。”主流媒体的做法始终离不开：获得线索、编辑决定是否跟进、派题予记者、记者查证写稿、编辑改稿这一条固定的生产链，经过反复查证后才发布一条可能不再即时的新闻。Nexta 却不跟从这套运作模式。

吉赞举例说，2020 年初疫情袭来白罗斯时，卢卡申科政府不但没有任何防疫政策，甚至公开否认国家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叫人民去“洗个banya（俄式桑拿浴）”杀菌。与此同时，Nexta 收到在公营医院工作的读者提供线索，指医院内部曾发指引确认疫情的存在，但前线员工须三缄其口。

其后，由普通人“吹哨”流出的秘密消息和机密文件愈来愈多，指证官方刻意隐瞒疫情、上级滥权。连在小城小村的人，都用 Nexta 报料地方新闻。 “吹哨”声愈来愈响，其他独立媒体也转发从 Nexta 上获取的消息。

准确一点说，是转发从 Nexta 的读者身上获取的消息。但即使有机密文件泄出，当时仍未被逐出白罗斯境内的主流媒体亦不敢报，怕过份惊动政权神经。

Nexta 的角色算不算“堵漏”，做主流媒体做不了的事？吉赞说当时没有这意图，但 Nexta 的操作模型，肯定是颠覆了主流信息传播的形式。Nexta 本身的名字在白罗斯语解作“Someone”，示意 Nexta 可以是“任何人”，将信息接收和传播的权力，还予人民，任何人都可以决定其他人阅读甚么。

这就惹起传媒工作者的质疑：如何求证消息真伪？吉赞解释说，“只要一则报料有片有图佐证，我们就先转发出去，再配句图片说明，问有没有读者在附近看见，号召其他人一同查证、搜寻线索。”他说，提供线索的的读者希望 Nexta 帮他们证明真与假。

真假的界线在行威权统治的国家从来显得模糊。这就如哈维尔说，后极权将意识形态注入日常，令所有人深陷权力结构之中，沦为维持制度的工具－－在这样的“auto-totality”，人与人互相监察，也没有人敢偏离官式话语。

以同一逻辑理解后苏联人，就明白在白罗斯的语境下，“活在真相中”并非如此容易。白罗斯读者对 Nexta 的寄望，并不是指向吉赞或编辑部，而是订阅 Nexta 那一百万人：他们想要看见，自己并非唯一站出来的人。

吉赞自己也说，Nexta 并不配得上历史英雄的冠名，“我们没有掀起这场革命，我们只是一直在做对的事，而终于来到一个对的时间，证明我们做对。”

Nexta 空前成功，大概是因为它让白罗斯人看见彼此。

一个真相的代价

但对抗极权不是人多势众就成事的。

勇于趋近真相有代价。有多大？吉赞说自己好多年没有回家，也不会去那些航线飞越白罗斯上空的国家。他生活在伦敦、华沙，出街从来不戴耳机听音乐，随时保持警戒，又随时预备逃走。“每个人都在这场运动中牺牲太多，其他人比我付出更多。”

他说的其他人，包括向他告密的读者。

有次，他收到一名男子传来一份“内政部”的文件，指警务处长要求保安局调动数千名军人辅助警队镇压示威。这是严重指控，如属实将证明政权彻底违宪。吉赞问“吹哨”的的男子，公开这份文件会否对他本人构成危险；男子答应让 Nexta 发布。

翌日，吉赞收到消息，指有名保安局的上尉(captain) 被捕，就是那名前一天提供线索的男子。原来那份文件只有极少数获授权的人才能取得，而且每份副本有辨认标记，当局一找就找到是谁泄出。

吉赞后来得知，“他只有 24、25 岁，还有个两、三岁的孩子和年轻妻子”。男子被判 15 年监禁。“真的后悔，也感到很抱歉”，吉赞说，“但这就是白罗斯的现实。这也是我的工作。”还有其他因告密而被判几年不等的人，吉赞无法一一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实在太多了。

截至 2021 年 11月，白罗斯监狱内坐了逾 800 名政治犯。即使战战兢兢都要吹哨，一个真相负载的代价，必然超越自我的重量，才使得这么多人愿意冒险。“是一份希望，他们想知道政府内部发生甚么事，他们想改变国家”。

酝酿一次群众运动用上白罗斯两个十年，运动热情减退，却只花了半年。运动抵不过零下廿度的寒冬，颤动人心的更是政权打压，一一将异见者收监，国内又发生“边境难民”危機，导致运动失焦。卢卡申科没有下台，人民不敢再上街。

Nexta 目前的订阅人数骤跌至约 90 万人。 创办人普蒂罗判断运动已走下坡，这时候该“回到 ”Nexta 的原位，即主战 Youtube 频道，制作新闻节目保留读者群。 吉赞毅然辞去了总编辑一职。

Nexta在运动期间崛起，在运动完结后“打回原形”。昙花一现代表失败吗？

吉赞有意或无意，用很巧妙的一句谚语回答：“let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выпустить джина из бутылки)”。精灵一旦放了出来，就回不去了。但首先，还是要有扭开樽盖的人。

Nexta 推动过数以十万计的人自发组织，从此以后，无论再有没有 Nexta ，这些连结过的地区频道、人，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

至少吉赞是这样希望，“未来会证明我是对或错”。

白罗斯记者会：为未见未来建桥梁

组织起来的不止民众，还有记者。白罗斯记者会（Press Club Belarus）于 2011 年加入 国际记者会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ess Clubs;IAPC）。理论上 IAPC 只接纳来自享有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成员，白罗斯能够开先例，全靠资深传媒人尤莉亚（Yuliya Slutskaya）竭力游说，坚持白罗斯应成立记者协会，连系本地独立媒体、国营媒体、外媒及学术界。

尤莉亚 在 2020 年 12 月被捕。2021 年 8 月我在白罗斯采访时她仍然在囚。接任的总监贝里高娃（Natasha Belikova）带整队员工迁往波兰华沙。

白罗斯记者会在首都明斯克的会址，在访问前一天被官方充公。会址立于一幢典型苏联建筑物内，大堂灰灰沉沉，但顶层的白罗斯记者会办公室光净明亮，有宽阔的讲堂、几间会议室配上落地玻璃，彷如进入另一个空间。

白罗斯政权对自由的收放，取决于每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而在 2010 年卢卡申科第四度当选时，引发为时仅一日的街头示威，却令传媒、公民社会团体在随后的几年被长期镇压。原任欧洲电台（白罗斯）总编辑(European Radio for Belarus) 的尤莉亚同年流亡波兰，并于翌年成立 Belarus Focus 信息分析办公室。

尤莉亚在华沙接触到波兰的记者协会，并参与 IAPC 多次的会议。IAPC 规则很明确，成员协会须来自遵守新闻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但 Yulia 努力游说 IAPC 的执委，若要从根本改变白罗斯媒体生态，就需要建立一个有规模的记者会以作教育、监察、联系等。尤莉亚成功正式替白罗斯记者会注册成为 IAPC 的附属会员，但她本人却等了三年，才得以将属于白罗斯的记者会带回国内。

白罗斯记者会在 2014 年驻扎明斯克，不设会员制，会址位于市中心，开放予团体租借场地、让记者闲时上去聊天。尤莉亚原意是希望缔造一个共享创意空间，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新媒体及创科初创企业、研究学者等，可以透过记者会作平台，连结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不分背景和立场。现任总监贝里高娃指，全白罗斯约有 4000 名传媒工作者，记者会官方网站每月有超过 6000 人点击。

贝里高娃说， 记者会由成立初期，就志在打破“党媒”和“独立媒体”，“私营”与“谋利”的鸿沟，“我们从来不是二元极端的社会，所谓的二元分歧是由政策促使的，不是人民之间。”

在 2015 年至 19 年间，记者会将自己定位为“桥梁”。每月举办公开课，连国营传媒工作者都不时出席有关传媒素养、新媒体科技等题目的课堂。政府部门又会借用记者会的场地，举办官方的“教育”工作坊，例如国家统计局举办年度工作坊，教记者阅读统计报告。

贝里高娃回想，那几年，党媒和独立媒体过了一段蜜月期，“只要不做骂政权、针对卢卡申科的题目，媒体基本上甚么都能说”。那时社会风平浪静，政府开“绿灯”并与民间团体合作，党媒只需制作很少部分的意识形态宣传。

自 2018 年起，记者会开展“LaunchME Hackathon”项目，吸引 6 队来自传媒、科技、商界等多元界别组成的小队参与，集思广益有效传意的新媒体策略。有小队设计了一个互动工具图书馆，其编写的演算法协助网站选取最有效的互动工具，国营机构的网站也同样受惠。

但记者会将本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连结一起，并没有令他们能在当局收紧红线时幸免于难。 贝里高娃无奈说，“当他们不再顾及社会发展、民生，而只顾巩固权力，就是记者会被打压的开始”。

她形容卢卡申科政权将白罗斯行使“螺旋式操控”，开放与镇压如同两股绳子共扭成结，白罗斯人明白一个组织有多大的自由度，将来也必招致多大程度的严重镇压。 2020 年前，卢卡申科政权普遍只针对有政治立场的组织和媒体，记者会从未成为眼中钉。

可是，在威权统治的社会，贝里高娃却知道，“你甚至不会知道甚么时候犯了法”──在不知不觉间，你就成了罪犯，因为极权主义的历史推进过程中，就是需要“罪犯”这样的角色。

培养“未见”的媒体

自 2015 年成功立足白罗斯后，记者会已经跟足“游戏规则”，会向一些媒体温韾提示怎样做或会招致打压。小心翼翼为的不过是保存人才。

卢卡申科打为政治犯的人，却大多是国家的精英人才。不只一次听其他受访者说，白罗斯盛产创新科技人才，科技产业是国家收入的中流砥柱。据官方数字，2019 年 IT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逾 6 ％ 以上。

另一边厢，卢卡申科和其内阁却追不上新时代发展，贝里高娃笑说，“我肯定他本人连互联网都不懂上”。她形容这班官僚是苏联时代的旧产物，仍然相信意识形态可以统领人民，难怪卢卡申科只会依靠党媒、电视广播作政治灌输。“他以为自己仍活在领袖说是就是的年代”，所以当人民在网上开始策动运动，官方根本毫不察觉，直至全国各城示威陆续爆发，白罗斯政府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世界与世界的差别，实指的应该是虚拟与现实两个世界。

因此，记者会早就看到，要培养新闻业的人才，不只限于传统新闻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未见”的未来新血。专题上篇访问的，过被逼离开白罗斯的独立媒体《Nasha Niva》表示，他们寄盼的，是有朝一日容得下有新闻自由的白罗斯。贝里高娃却问得更远：然后呢？你想看见一个后来怎样的社会？谁人，做怎样的新闻？

过去 5 年，媒体学院（Media Academy）成为记者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他们挑战在建制层面上进入学校教育，举办“校园记者”项目，要求学生自组稿题、自创平台，再由行内传媒工作者引导和评选。

贝里高娃直言最初她非常怀疑计划会否成功，因为“学校是全权由政府控制的地方”。甚至，全国只有数间大学设有传理学系，课程不会教学生批判思考、媒体素养等，更遑论在中学教育里学习追源求证、辨明真假。

“校园记者”项目每年吸引约 120 名学生。记者会首先在网上略作宣传，也不敢铺天盖地，恐怕引起政权注意。主动联络的老师，都是“体制内有进步思想”的人。

记者会教学生记者怎样区分“意见”、“事实”，教中学生“不要让媒体成为工具控制你”，而是“你去运用它并达到目的”。有一组的学生活学活用，做了一个教学生阅读 Facebook 的 Tiktok 短片，解释 Facebook 怎样过滤信息，如何区分Facebook上可信的内容。

现在记者会被逼离国，工作坊、公开课那些尚且可以网上举行，媒体学院却只能终止 。

2020 年12 月尤莉亚被捕后，贝里高娃Belikova 随即接任署理总监。仅在事发两三个小时后，她便仓促决定带着一行少于 10 人的同事迁离明斯克。

搬到波兰华沙，回到 10 年前尤莉亚的原点。

下一步举步为艰。

一个记者会没了最重要的元素──记者，怎么办？

“我们的新定位不再只是记者协会。”

白罗斯记者会未来打算成为一个海外媒体中心，一方面让有需要联络白罗斯媒体的外国传媒，透过记者会作为中介；另一方面，希望团结流散各地的白罗斯传媒工作者。

即使他们有家归不得，仍能出席记者会继续举办的公开课，即使流散，仍有个契机看见在不同岗位上的同行。

贝里高娃相信，他们能做的是尽力“保存那些仍然愿意为白罗斯改变而付出的人”。因为她不会乐观预想，多少年后可以回白罗斯，她只是相信，“走极权主义的政权不会长久”。

终章：两个记者，一条分岔路

“媒体学院”皆在培养新一代的白罗斯新闻人，尽管在白罗斯做新闻要面对非一般的非难，却是入行前人所共知的。以为独立媒体尚可另辟一片净土，自 2021年，卢卡申科政权却将非国营媒体打扫得一干二净。留下来的记者，或刚出狱准备离去，或任职“安全认证”的媒体，要不就彻底隐形、不再自称记者。

“究竟如何做下去？”这是所有白罗斯传媒工作者的共同命题。

弗拉德（Vlad）是白罗斯独立媒体 《Onliner》的摄影记者。《Onliner》的定位是专注科技产品﹑汽车和房地产买卖的门户网站。网站吸引许多白罗斯高收入人士浏览，据国营媒体 《Belta》“认证”，《Onliner》最大业务之一属电子购物平台“Onliner Catalog”，每月有 20 万以上的用户造访，附属的新闻网站和其他社交媒体帐号，则累计每月逾 2 百万人浏览。弗拉德由写手开始做起，写相机测评、介绍电子产品等，其后跨界当摄记，一做十年。

《Onliner》至今仍然在白罗斯境内畅通营运。

“把新闻写得非常‘枯燥’，写得毫不吸引人”，就是生存之道，弗拉德说。

对 《Onliner》整体编采方向来说，却不算是甚么妥协，“由 2001 年创办开始，我们就对写政治不感兴趣”。弗拉德忆说他初入行之时，人民政治冷感，媒体自然不会写政治这些“冷门”题材，“写政治的人都是传媒圈中的边缘”， 《Onliner》写科技、电子趋势就很合观众口味。

直至 2020 年 8 月运动开始，《Onliner》大篇幅报导示威，示威者人访、制作纪录片回顾示威活动等，“是因为时机来到，我们不能不写政治”。不只《Onliner》的方向 180 度大变，连弗拉德对待自己工作的态度亦然。

“我一直以为自己为钱而继续做下去。老实说，国内没有其他独立媒体比《Onliner》出更高的人工”；直至报导示威期间，他在前线亲身经历警暴，一直以为没有风险的，安逸的工作，突然成为打击目标。他顿悟“原来摄记这工作有相当的社会意义”。

但如果，现实中有这么戏剧性的“敲响革命的钟声”，那么弗拉德怎样回顾以往自己的工作？

“你首先要明白，白罗斯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就会明白为何出现缄默的几代人，这么多人政治冷感。他用奴隶作喻，主人标签奴隶不仅为了区分，更是为了让奴隶看见彼此为奴，而知道自己属于甚么位置──“大家只想著如何生存，于是没有人想像过改变，因为没有看过‘想改变的人’”。

同样地，2020 年 8 月迄前，弗拉德都不觉得传媒工作有审查，他以前想做的稿题都能做，虽然把矛头指向警察的题目不能做，但他的理解是，“不能写的东西，就是社会不需要的东西”。换言之，他一早接受规矩如是，加上日常采访软新闻的工作又确实不会踩著红线。他回顾前十年自己的传媒工作，实在不算受压。

如今卢卡申科政权将独立媒体打压净尽，若套弗拉德以往“不能写就是不需要写”的逻辑，岂不是社会倒退回不需要自由信息的时代？

弗拉德却说，正正因为目睹以前的所谓官方限制，原来在一场群众运动中可以瓦解，“你终于明白那瓦解过程是如何发生，于是你拷问‘为甚么不能做？’”原来只要够多人站起来欲改变那政权，那一切他服从过的规则都会重新编写。就如“奴隶”的比喻，“想改变”是 2020 年 8 月以前没有想像过的事。

推翻以往相信的一切最痛苦。“好像你内在崩溃一样，死了一部分，然后你失去自尊”。

如今他的独立媒体行家在国内近乎遭到连根拔起，而《Onliner》在 2021 年宣布不再踫政治社会等“硬题目”，退回写软新闻的安全岛上。弗拉德怎样留下来面对他未来的工作？

“我心里有一个钟在倒数。可能现在的政治氛围未轮到攻击我们，但总有一天政府勒下更紧的规矩，我们就不能再工作。”他从收到警示的行家口中听闻，有记者写个黑色幽默，就被 KGB（秘密警察）盯上 瞥中，警告那记者“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弗拉德为自己设下的的底线，是协助制造假新闻的意识形态机器。如果有一天，政府大肆搜捕在示威现场的医护人员，并要求媒体造谣中伤他们──“这就是我会写信辞职的时候”，他说。

“还未来到这个时刻，我就一直等著。在这里的人民还需要看新闻的。”

“他们作了选择，而我作了另一个选择”

见到格拉菲娜（Glafira） 时，她刚获释一个月。出狱后她去了趟格鲁吉亚散心，访问约在她回国后不久，在市中心空旷的高尔基公园。

格拉菲娜穿一件粉红色大衣、白裤，远看像个搪瓷娃娃。斯拉夫女子打扮精致真的不是传闻而已。

难以想像她在白罗斯骇人听闻的监狱里，同一对袜子穿了 30 天。

格拉菲娜原是白罗斯国立大学（国内排名第一的学府）传理系三年级学生，亦是《Narodnaja Volya》的自由身记者。

2021 年 6 月，格拉菲娜生日前一天预约了去美甲，本来还想穿条好看的裙子，想了想美甲店不过在家附近，还是穿普通裤子好了。幸好，否则当晚她就要穿著裙子挤监仓。

格拉菲娜因现场报道 2021 年 5 月一场学生示威而被捕，并遭白罗斯国立大学开除。，大学一方指她缺席几次重要考试，惟其时她身处监牢内。国际团体 Women in Journalism 联盟发声明声援格拉菲娜，并讉责大学对她无理开除。

在陕小的牢房，格拉菲娜想了很多出去以后要做的事，而不是问自己为甚么会待在这里。“因为本来就知道会是这样（as it happens, so it happens）”，“这样”指的是在白罗斯当记者的艰难。

“其实一进大学就知道，学校是国家的，教授也是领公帑的，他们大多在旧时国营媒体工作，教的是旧时代一套”。好听的说法是“旧时代”，但实指的是“意识形态”容许的唯一一套。

“做功课，任何除政治经济以外的话题都能做，除政治、经济以外的话题，教授都会谈论。”有次研讨会讨论白罗斯与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她指国家过份倚赖俄罗斯入口，无法经济独立，又提到俄罗斯以同样手法收编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番言论随即引起教授激动地指她“被欧盟的说法洗脑”。

“你只能写一种看法──国家的看法”。在大学里她没有学到媒体素养，没有学到查证事实，“反正国家看法是不需要批判思考的”。她形容传理系的同学对写政治避之则吉，甘于写软故事。

为了脱离大学灌输的一套，格拉菲娜自二年级起就自荐到《Narodnaja Volya》当自由身记者。她知道她只能适应在独立媒体工作。踏入独立媒体记者圈，她才看到其他“很勇敢的人”。

“我认为做传媒不是跟国家、官方作对，我做记者只是想问问题”，格拉菲娜想问的问题，与弗拉德后来发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归根就是“为甚么不能做？”。

答案却难免把矛头指向政权。

如果总结弗拉德在独立媒体十年的工作中明白甚么是“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那么格拉菲娜就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但出师未捷已经触礁。

本来她还在想，毕业后要被指派往国营机构工作两年怎么办（注：白罗斯沿袭苏联教育体制，那批在公开试中的尖子获政府赞助免学费读 5 年大学，但毕业后须依从官方指派，到国营单位工作回馈政府）。现在格拉菲娜则决意离开，“我知道在这里做不下去”，她认为在外面才能做真正的新闻，唯有“写、写、写，直至我们胜利赢吧”。

走笔之时她已经身在乌克兰基辅，遥距就读立陶宛欧洲人文大学（European Humanities University）的传理学系。同时她在白俄罗斯记者协会（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当记者，供稿给各大独立媒体。

她形容自己心不在基辅，“我觉得自己与在基辅生活的人更陌生”，因为她每天处理、接触、对话的，都是白罗斯人民。

她说有些题目在白罗斯境内不是不能写，只是有后果。例如有学生配图向媒体揭发白罗斯国立大学教学大楼修理不善，换取校方回应说，这些地方不预留学生上课用途，又指责“不感恩的学生”散播假消息。目前在外少了顾虑减少，她就放胆写。

状况相当滑稽又无奈──留守记者不能报导的那部分“当地”新闻，就交由在外的记者报导。人在外，反倒更贴近现实。

要写多久才到达格拉菲娜所谓“胜利”的一天？她说很久，可能以 4 、 5 年起计。

有人得以留守，她却不得不离开，“他们作了选择，而我作了另一个选择”。

弗拉德所说的把新闻写得很枯燥，格拉菲娜认同这是无可厚非的“解决方法”，要留下，就必须改变编采方向，写其他题目吧，例如写动物新闻也很不错。

“既然已经开始了，你就要继续。你要找方法留下来。”格拉菲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