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退潮後的白羅斯媒體人：當紅線再臨，新聞如何做下去？（下）

​​編按〕2020 年夏末，被稱為「歐洲最後獨裁者」，已在位 26 年的盧卡申科（Aliaksandr Lukashenka）六度勝出白羅斯總統選舉，但源源不絕的舞弊指控，觸發了白羅斯 30 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運動。2021 年抗爭退潮後，盧卡申科政權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愈趨極端，多家國內新﹑舊媒體首當其衝，逃不過被肅清的命運。紅線再臨，在甚麼都不能報，不敢報的時候，新聞如何做下去？本文作者在 2020 和 2021 年兩度造訪白羅斯，訪問了國內多家媒體和獨立記者，勾勒出一幅白羅斯的新聞人群像：即使在盧卡申科政權對記者和新聞機構的不斷打壓下，也有新聞從業者嘗試在極僅有的、狹窄的空間中，繼續採訪和報道。

本文分（上）﹑（下）兩篇，連續兩日刊出。歡迎閱讀上篇：抗爭退潮後的白羅斯媒體人：當紅線再臨，新聞如何做下去？（上）

2021 年 5 月，白羅斯發生一件國際駭聞的劫機事件：一班原定從雅典飛往立陶宛維爾紐斯的航班，被白羅斯要求偏離航道，突降明斯克機場。機上坐著的，是白羅斯民間媒體 Nexta 其中一名創辦人，26 歲的「異見記者」羅曼．普羅塔塞維奇（Roman Protasevich）。客機落地，他被白羅斯當局即時拘捕。

普羅塔塞維奇至今仍被白羅斯當局扣留，並面臨至少十年以上的監禁。2021 年 6 月，他在記者會上公開露面並「懺悔認錯」。

普羅塔塞維奇登機前，跟 Nexta 內的工作友伴說感到被跟蹤和偷拍，他的好友、時任 Nexta 總編輯吉贊（Tadeusz Giczan）還開玩笑揶揄他。「事實證明，這真的不太好笑」── 吉贊萬萬預計不到，他們即使逃離自己家國，又避開前往任何與盧卡申科關係友好的國家，仍逃不過政權的公然綁架。普羅塔塞維奇被捕的新聞一出，Nexta 便進入外國媒體視野。

Nexta 被盧卡申科政權視為敵人，全因 Nexta 被視作 2020 至 21 年那場示威運動的先鋒，靠逾百萬人訂閱的 Telegram 頻道成為民眾、以至獨立媒體間最快更新新聞的平台。2020 年 8 月 9 日選舉日爆發示威，Nexta 發帖號召民眾上街，製圖指示警察位置、示威者可躲藏的安全地，提供人權律師的聯絡，又建議民眾「翻牆」上網的方法；隨後數天，Nexta 發布詳細的抗爭策略，指引示威者行動。Nexta 訂閱人數由是在這段時間翻了十倍以上，最高峰時達 150 萬人。

Nexta 崛起卻遠早於運動爆發前。 《紐約時報》形容年僅 23 歲的創辦人普蒂羅（Stepan Putilo）是引領白羅斯示威運動的「北極星」。普蒂羅於 2015 年創辦 Nexta 的 Youtube 頻道，製作一些嘲諷時政的短片，其後逐漸發展成製作長紀錄片，例如揭發盧卡申科如何一步步奪權，累積超過 3 百萬瀏覽次數。2018 年首現 Telegram 頻道，開始收集民眾匿名提供的線索。

直至 2020 年示威爆發首數天，全國整整封網三天，所有白羅斯獨立媒體的網站都被封鎖，只得 Nexta 在 Telegram 上平安無事，「那幾天， Nexta 就成為全國人民獲取、收發新聞的唯一來源。」

吉贊記得，當幾百萬人轉為依賴 Telegram 通訊，普羅塔塞維奇、普蒂羅和他三人在波蘭華沙的辦公室，每一分鐘收到逾 300 個訊息，無數白羅斯人報料說哪裏有防暴警出沒、示威現場照片和描述文字排山倒海。三男不眠不休不洗澡地工作了幾天。

接下來的半年，吉贊沒有放過一天假，「老婆差點要跟我離婚」，他笑說。年僅 29 歲的吉贊本來是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斯拉夫及東歐研究系的博士生。運動爆發後，他選擇休學。

三人數年前被盧卡申科政權打為「極端分子」，從此長年流亡外地。隔著熒幕猶如親歷其境見證自己的國家翻天覆地， 而吉贊從沒想像過，Nexta 會成為逾一百萬人公認的「革命先鋒」── Nexta 告訴人民集會地點，整頓大量的報料資料，即時短打轉發哪裏需要增援、要甚麼物資。

更重要的是 Nexta 得到人民信任。 運動期間，當某區需要增援時，Nexta 會幫忙將負責人的 Telegram 頻道發佈，久而久之，白羅斯人就懂得通過 Nexta 來找同路人自組地區群組。

這好像有別一般「媒體」應有的角色，原則上記者不應是參與者。

但吉贊認為原則在失序的社會並不通用。「我們在對抗的政權才是恐怖分子，這些人佔據了我們的國家。」所以他即使明知會成為攻擊目標，仍然毫不猶豫地坐上總編輯位置。他相信的是，來到這時刻，他要擔起的角色，就是有手段地策動群眾運動；只是他沒有料想過，會在 Nexta 內達成這件事。

媒體之外：連結他人的可能性

白羅斯獨立媒體的圈子原本小之又小，Nexta 在運動期間崛起，但運動發生前它在國內卻名不正言不順。

「有些『舊派』認為 Nexta 不是『正當的新聞』(proper journalism)。」主流媒體的做法始終離不開：獲得線索、編輯決定是否跟進、派題予記者、記者查證寫稿、編輯改稿這一條固定的生產鏈，經過反覆查證後才發佈一條可能不再即時的新聞。Nexta 卻不跟從這套運作模式。

吉贊舉例說，2020 年初疫情襲來白羅斯時，盧卡申科政府不但沒有任何防疫政策，甚至公開否認國家面臨公共衛生危機，叫人民去「洗個banya（俄式桑拿浴）」殺菌。與此同時，Nexta 收到在公營醫院工作的讀者提供線索，指醫院內部曾發指引確認疫情的存在，但前線員工須三緘其口。

其後，由普通人「吹哨」流出的秘密消息和機密文件愈來愈多，指證官方刻意隱瞞疫情、上級濫權。連在小城小村的人，都用 Nexta 報料地方新聞。 「吹哨」聲愈來愈響，其他獨立媒體也轉發從 Nexta 上獲取的消息。

準確一點說，是轉發從 Nexta 的讀者身上獲取的消息。但即使有機密文件洩出，當時仍未被逐出白羅斯境內的主流媒體亦不敢報，怕過份驚動政權神經。

Nexta 的角色算不算「堵漏」，做主流媒體做不了的事？吉贊說當時沒有這意圖，但 Nexta 的操作模型，肯定是顛覆了主流資訊傳播的形式。Nexta 本身的名字在白羅斯語解作「Someone」，示意 Nexta 可以是「任何人」，將資訊接收和傳播的權力，還予人民，任何人都可以決定其他人閱讀甚麼。

這就惹起傳媒工作者的質疑：如何求證消息真偽？吉贊解釋說，「只要一則報料有片有圖佐證，我們就先轉發出去，再配句圖片說明，問有沒有讀者在附近看見，號召其他人一同查證、搜尋線索。」他說，提供線索的的讀者希望 Nexta 幫他們證明真與假。

真假的界線在行威權統治的國家從來顯得模糊。這就如哈維爾說，後極權將意識形態注入日常，令所有人深陷權力結構之中，淪為維持制度的工具－－在這樣的「auto-totality」，人與人互相監察，也沒有人敢偏離官式話語。

以同一邏輯理解後蘇聯人，就明白在白羅斯的語境下，「活在真相中」並非如此容易。白羅斯讀者對 Nexta 的寄望，並不是指向吉贊或編輯部，而是訂閱 Nexta 那一百萬人：他們想要看見，自己並非唯一站出來的人。

吉贊自己也說，Nexta 並不配得上歷史英雄的冠名，「我們沒有掀起這場革命，我們只是一直在做對的事，而終於來到一個對的時間，證明我們做對。」

Nexta 空前成功，大概是因為它讓白羅斯人看見彼此。

一個真相的代價

但對抗極權不是人多勢眾就成事的。

勇於趨近真相有代價。有多大？吉贊說自己好多年沒有回家，也不會去那些航線飛越白羅斯上空的國家。他生活在倫敦、華沙，出街從來不戴耳機聽音樂，隨時保持警戒，又隨時預備逃走。「每個人都在這場運動中犧牲太多，其他人比我付出更多。」

他說的其他人，包括向他告密的讀者。

有次，他收到一名男子傳來一份「內政部」的文件，指警務處長要求保安局調動數千名軍人輔助警隊鎮壓示威。這是嚴重指控，如屬實將證明政權徹底違憲。吉贊問「吹哨」的的男子，公開這份文件會否對他本人構成危險；男子答應讓 Nexta 發佈。

翌日，吉贊收到消息，指有名保安局的上尉(captain) 被捕，就是那名前一天提供線索的男子。原來那份文件只有極少數獲授權的人才能取得，而且每份副本有辨認標記，當局一找就找到是誰洩出。

吉贊後來得知，「他只有 24、25 歲，還有個兩、三歲的孩子和年輕妻子」。男子被判 15 年監禁。「真的後悔，也感到很抱歉」，吉贊說，「但這就是白羅斯的現實。這也是我的工作。」還有其他因告密而被判幾年不等的人，吉贊無法一一記得他們的名字，因為實在太多了。

截至 2021 年 11月，白羅斯監獄內坐了逾 800 名政治犯。即使戰戰兢兢都要吹哨，一個真相負載的代價，必然超越自我的重量，才使得這麼多人願意冒險。「是一份希望，他們想知道政府內部發生甚麼事，他們想改變國家」。

醞釀一次群眾運動用上白羅斯兩個十年，運動熱情減退，卻只花了半年。運動抵不過零下廿度的寒冬，顫動人心的更是政權打壓，一一將異見者收監，國內又發生「邊境難民」危機，導致運動失焦。盧卡申科沒有下台，人民不敢再上街。

Nexta 目前的訂閱人數驟跌至約 90 萬人。 創辦人普蒂羅判斷運動已走下坡，這時候該「回到 」Nexta 的原位，即主戰 Youtube 頻道，製作新聞節目保留讀者群。 吉贊毅然辭去了總編輯一職。

Nexta在運動期間崛起，在運動完結後「打回原形」。曇花一現代表失敗嗎？

吉贊有意或無意，用很巧妙的一句諺語回答：「let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выпустить джина из бутылки)」。精靈一旦放了出來，就回不去了。但首先，還是要有扭開樽蓋的人。

Nexta 推動過數以十萬計的人自發組織，從此以後，無論再有沒有 Nexta ，這些連結過的地區頻道、人，都會以另一種形式存在。

至少吉贊是這樣希望，「未來會證明我是對或錯」。

白羅斯記者會：為未見未來建橋樑

組織起來的不止民眾，還有記者。白羅斯記者會（Press Club Belarus）於 2011 年加入 國際記者會聯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ess Clubs;IAPC）。理論上 IAPC 只接納來自享有新聞自由的民主國家成員，白羅斯能夠開先例，全靠資深傳媒人尤莉亞（Yuliya Slutskaya）竭力遊說，堅持白羅斯應成立記者協會，連繫本地獨立媒體、國營媒體、外媒及學術界。

尤莉亞 在 2020 年 12 月被捕。2021 年 8 月我在白羅斯採訪時她仍然在囚。接任的總監貝里高娃（Natasha Belikova）帶整隊員工遷往波蘭華沙。

白羅斯記者會在首都明斯克的會址，在訪問前一天被官方充公。會址立於一幢典型蘇聯建築物內，大堂灰灰沉沉，但頂層的白羅斯記者會辦公室光淨明亮，有寬闊的講堂、幾間會議室配上落地玻璃，彷如進入另一個空間。

白羅斯政權對自由的收放，取決於每五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而在 2010 年盧卡申科第四度當選時，引發為時僅一日的街頭示威，卻令傳媒、公民社會團體在隨後的幾年被長期鎮壓。原任歐洲電台（白羅斯）總編輯(European Radio for Belarus) 的尤莉亞同年流亡波蘭，並於翌年成立 Belarus Focus 資訊分析辦公室。

尤莉亞在華沙接觸到波蘭的記者協會，並參與 IAPC 多次的會議。IAPC 規則很明確，成員協會須來自遵守新聞自由、民主原則的國家，但 Yulia 努力游說 IAPC 的執委，若要從根本改變白羅斯媒體生態，就需要建立一個有規模的記者會以作教育、監察、聯繫等。尤莉亞成功正式替白羅斯記者會註冊成為 IAPC 的附屬會員，但她本人卻等了三年，才得以將屬於白羅斯的記者會帶回國內。

白羅斯記者會在 2014 年駐紮明斯克，不設會員制，會址位於市中心，開放予團體租借場地、讓記者閒時上去聊天。尤莉亞原意是希望締造一個共享創意空間，來自不同媒體的記者、新媒體及創科初創企業、研究學者等，可以透過記者會作平台，連結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不分背景和立場。現任總監貝里高娃指，全白羅斯約有 4000 名傳媒工作者，記者會官方網站每月有超過 6000 人點擊。

貝里高娃說， 記者會由成立初期，就志在打破「黨媒」和「獨立媒體」，「私營」與「謀利」的鴻溝，「我們從來不是二元極端的社會，所謂的二元分歧是由政策促使的，不是人民之間。」

在 2015 年至 19 年間，記者會將自己定位為「橋樑」。每月舉辦公開課，連國營傳媒工作者都不時出席有關傳媒素養、新媒體科技等題目的課堂。政府部門又會借用記者會的場地，舉辦官方的「教育」工作坊，例如國家統計局舉辦年度工作坊，教記者閱讀統計報告。

貝里高娃回想，那幾年，黨媒和獨立媒體過了一段蜜月期，「只要不做罵政權、針對盧卡申科的題目，媒體基本上甚麼都能說」。那時社會風平浪靜，政府開「綠燈」並與民間團體合作，黨媒只需製作很少部分的意識形態宣傳。

自 2018 年起，記者會開展「LaunchME Hackathon」項目，吸引 6 隊來自傳媒、科技、商界等多元界別組成的小隊參與，集思廣益有效傳意的新媒體策略。有小隊設計了一個互動工具圖書館，其編寫的演算法協助網站選取最有效的互動工具，國營機構的網站也同樣受惠。

但記者會將本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人連結一起，並沒有令他們能在當局收緊紅線時倖免於難。 貝里高娃無奈說，「當他們不再顧及社會發展、民生，而只顧鞏固權力，就是記者會被打壓的開始」。

她形容盧卡申科政權將白羅斯行使「螺旋式操控」，開放與鎮壓如同兩股繩子共扭成結，白羅斯人明白一個組織有多大的自由度，將來也必招致多大程度的嚴重鎮壓。 2020 年前，盧卡申科政權普遍只針對有政治立場的組織和媒體，記者會從未成為眼中釘。

可是，在威權統治的社會，貝里高娃卻知道，「你甚至不會知道甚麼時候犯了法」──在不知不覺間，你就成了罪犯，因為極權主義的歷史推進過程中，就是需要「罪犯」這樣的角色。

培養「未見」的媒體

自 2015 年成功立足白羅斯後，記者會已經跟足「遊戲規則」，會向一些媒體溫韾提示怎樣做或會招致打壓。小心翼翼為的不過是保存人才。

盧卡申科打為政治犯的人，卻大多是國家的精英人才。不只一次聽其他受訪者說，白羅斯盛產創新科技人才，科技產業是國家收入的中流砥柱。據官方數字，2019 年 IT 業佔國內生產總值逾 6 ％ 以上。

另一邊廂，盧卡申科和其內閣卻追不上新時代發展，貝里高娃笑說，「我肯定他本人連互聯網都不懂上」。她形容這班官僚是蘇聯時代的舊產物，仍然相信意識形態可以統領人民，難怪盧卡申科只會依靠黨媒、電視廣播作政治灌輸。「他以為自己仍活在領袖說是就是的年代」，所以當人民在網上開始策動運動，官方根本毫不察覺，直至全國各城示威陸續爆發，白羅斯政府才意識到大事不妙。

世界與世界的差別，實指的應該是虛擬與現實兩個世界。

因此，記者會早就看到，要培養新聞業的人才，不只限於傳統新聞工作者，更重要的是「未見」的未來新血。專題上篇訪問的，過被逼離開白羅斯的獨立媒體《Nasha Niva》表示，他們寄盼的，是有朝一日容得下有新聞自由的白羅斯。貝里高娃卻問得更遠：然後呢？你想看見一個後來怎樣的社會？誰人，做怎樣的新聞？

過去 5 年，媒體學院（Media Academy）成為記者會最重要的項目之一。他們挑戰在建制層面上進入學校教育，舉辦「校園記者」項目，要求學生自組稿題、自創平台，再由行內傳媒工作者引導和評選。

貝里高娃直言最初她非常懷疑計劃會否成功，因為「學校是全權由政府控制的地方」。甚至，全國只有數間大學設有傳理學系，課程不會教學生批判思考、媒體素養等，更遑論在中學教育裏學習追源求證、辨明真假。

「校園記者」項目每年吸引約 120 名學生。記者會首先在網上略作宣傳，也不敢鋪天蓋地，恐怕引起政權注意。主動聯絡的老師，都是「體制內有進步思想」的人。

記者會教學生記者怎樣區分「意見」、「事實」，教中學生「不要讓媒體成為工具控制你」，而是「你去運用它並達到目的」。有一組的學生活學活用，做了一個教學生閱讀 Facebook 的 Tiktok 短片，解釋 Facebook 怎樣過濾資訊，如何區分Facebook上可信的內容。

現在記者會被逼離國，工作坊、公開課那些尚且可以網上舉行，媒體學院卻只能終止 。

2020 年12 月尤莉亞被捕後，貝里高娃Belikova 隨即接任署理總監。僅在事發兩三個小時後，她便倉促決定帶着一行少於 10 人的同事遷離明斯克。

搬到波蘭華沙，回到 10 年前尤莉亞的原點。

下一步舉步為艱。

一個記者會沒了最重要的元素──記者，怎麼辦？

「我們的新定位不再只是記者協會。」

白羅斯記者會未來打算成為一個海外媒體中心，一方面讓有需要聯絡白羅斯媒體的外國傳媒，透過記者會作為中介；另一方面，希望團結流散各地的白羅斯傳媒工作者。

即使他們有家歸不得，仍能出席記者會繼續舉辦的公開課，即使流散，仍有個契機看見在不同崗位上的同行。

貝里高娃相信，他們能做的是盡力「保存那些仍然願意為白羅斯改變而付出的人」。因為她不會樂觀預想，多少年後可以回白羅斯，她只是相信，「走極權主義的政權不會長久」。

終章：兩個記者，一條分岔路

「媒體學院」皆在培養新一代的白羅斯新聞人，儘管在白羅斯做新聞要面對非一般的非難，卻是入行前人所共知的。以為獨立媒體尚可另闢一片淨土，自 2021年，盧卡申科政權卻將非國營媒體打掃得一乾二淨。留下來的記者，或剛出獄準備離去，或任職「安全認證」的媒體，要不就徹底隱形、不再自稱記者。

「究竟如何做下去？」這是所有白羅斯傳媒工作者的共同命題。

弗拉德（Vlad）是白羅斯獨立媒體 《Onliner》的攝影記者。《Onliner》的定位是專注科技產品﹑汽車和房地產買賣的門戶網站。網站吸引許多白羅斯高收入人士瀏覽，據國營媒體 《Belta》「認證」，《Onliner》最大業務之一屬電子購物平台「Onliner Catalog」，每月有 20 萬以上的用戶造訪，附屬的新聞網站和其他社交媒體帳號，則累計每月逾 2 百萬人瀏覽。弗拉德由寫手開始做起，寫相機測評、介紹電子產品等，其後跨界當攝記，一做十年。

《Onliner》至今仍然在白羅斯境內暢通營運。

「把新聞寫得非常『枯燥』，寫得毫不吸引人」，就是生存之道，弗拉德說。

對 《Onliner》整體編採方向來說，卻不算是甚麼妥協，「由 2001 年創辦開始，我們就對寫政治不感興趣」。弗拉德憶說他初入行之時，人民政治冷感，媒體自然不會寫政治這些「冷門」題材，「寫政治的人都是傳媒圈中的邊緣」， 《Onliner》寫科技、電子趨勢就很合觀眾口味。

直至 2020 年 8 月運動開始，《Onliner》大篇幅報導示威，示威者人訪、製作紀錄片回顧示威活動等，「是因為時機來到，我們不能不寫政治」。不只《Onliner》的方向 180 度大變，連弗拉德對待自己工作的態度亦然。

「我一直以為自己為錢而繼續做下去。老實說，國內沒有其他獨立媒體比《Onliner》出更高的人工」；直至報導示威期間，他在前線親身經歷警暴，一直以為沒有風險的，安逸的工作，突然成為打擊目標。他頓悟「原來攝記這工作有相當的社會意義」。

但如果，現實中有這麼戲劇性的「敲響革命的鐘聲」，那麼弗拉德怎樣回顧以往自己的工作？

「你首先要明白，白羅斯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就會明白為何出現緘默的幾代人，這麼多人政治冷感。他用奴隸作喻，主人標籤奴隸不僅為了區分，更是為了讓奴隸看見彼此為奴，而知道自己屬於甚麼位置──「大家只想著如何生存，於是沒有人想像過改變，因為沒有看過『想改變的人』」。

同樣地，2020 年 8 月迄前，弗拉德都不覺得傳媒工作有審查，他以前想做的稿題都能做，雖然把矛頭指向警察的題目不能做，但他的理解是，「不能寫的東西，就是社會不需要的東西」。換言之，他一早接受規矩如是，加上日常採訪軟新聞的工作又確實不會踩著紅線。他回顧前十年自己的傳媒工作，實在不算受壓。

如今盧卡申科政權將獨立媒體打壓淨盡，若套弗拉德以往「不能寫就是不需要寫」的邏輯，豈不是社會倒退回不需要自由資訊的時代？

弗拉德卻說，正正因為目睹以前的所謂官方限制，原來在一場群眾運動中可以瓦解，「你終於明白那瓦解過程是如何發生，於是你拷問『為甚麼不能做？』」原來只要夠多人站起來欲改變那政權，那一切他服從過的規則都會重新編寫。就如「奴隸」的比喻，「想改變」是 2020 年 8 月以前沒有想像過的事。

推翻以往相信的一切最痛苦。「好像你內在崩潰一樣，死了一部分，然後你失去自尊」。

如今他的獨立媒體行家在國內近乎遭到連根拔起，而《Onliner》在 2021 年宣布不再踫政治社會等「硬題目」，退回寫軟新聞的安全島上。弗拉德怎樣留下來面對他未來的工作？

「我心裡有一個鐘在倒數。可能現在的政治氛圍未輪到攻擊我們，但總有一天政府勒下更緊的規矩，我們就不能再工作。」他從收到警示的行家口中聽聞，有記者寫個黑色幽默，就被 KGB（秘密警察）盯上 瞥中，警告那記者「你是不是準備好了？」

弗拉德為自己設下的的底線，是協助製造假新聞的意識形態機器。如果有一天，政府大肆搜捕在示威現場的醫護人員，並要求媒體造謠中傷他們──「這就是我會寫信辭職的時候」，他說。

「還未來到這個時刻，我就一直等著。在這裏的人民還需要看新聞的。」

「他們作了選擇，而我作了另一個選擇」

見到格拉菲娜（Glafira） 時，她剛獲釋一個月。出獄後她去了趟格魯吉亞散心，訪問約在她回國後不久，在市中心空曠的高爾基公園。

格拉菲娜穿一件粉紅色大衣、白褲，遠看像個搪瓷娃娃。斯拉夫女子打扮精緻真的不是傳聞而已。

難以想像她在白羅斯駭人聽聞的監獄裏，同一對襪子穿了 30 天。

格拉菲娜原是白羅斯國立大學（國內排名第一的學府）傳理系三年級學生，亦是《Narodnaja Volya》的自由身記者。

2021 年 6 月，格拉菲娜生日前一天預約了去美甲，本來還想穿條好看的裙子，想了想美甲店不過在家附近，還是穿普通褲子好了。幸好，否則當晚她就要穿著裙子擠監倉。

格拉菲娜因現場報道 2021 年 5 月一場學生示威而被捕，並遭白羅斯國立大學開除。，大學一方指她缺席幾次重要考試，惟其時她身處監牢內。國際團體 Women in Journalism 聯盟發聲明聲援格拉菲娜，並讉責大學對她無理開除。

在陝小的牢房，格拉菲娜想了很多出去以後要做的事，而不是問自己為甚麼會待在這裏。「因為本來就知道會是這樣（as it happens, so it happens）」，「這樣」指的是在白羅斯當記者的艱難。

「其實一進大學就知道，學校是國家的，教授也是領公帑的，他們大多在舊時國營媒體工作，教的是舊時代一套」。好聽的說法是「舊時代」，但實指的是「意識形態」容許的唯一一套。

「做功課，任何除政治經濟以外的話題都能做，除政治、經濟以外的話題，教授都會談論。」有次研討會討論白羅斯與俄羅斯的國際關係，她指國家過份倚賴俄羅斯入口，無法經濟獨立，又提到俄羅斯以同樣手法收編原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這番言論隨即引起教授激動地指她「被歐盟的說法洗腦」。

「你只能寫一種看法──國家的看法」。在大學裏她沒有學到媒體素養，沒有學到查證事實，「反正國家看法是不需要批判思考的」。她形容傳理系的同學對寫政治避之則吉，甘於寫軟故事。

為了脫離大學灌輸的一套，格拉菲娜自二年級起就自薦到《Narodnaja Volya》當自由身記者。她知道她只能適應在獨立媒體工作。踏入獨立媒體記者圈，她才看到其他「很勇敢的人」。

「我認為做傳媒不是跟國家、官方作對，我做記者只是想問問題」，格拉菲娜想問的問題，與弗拉德後來發現的問題如出一轍，歸根就是「為甚麼不能做？」。

答案卻難免把矛頭指向政權。

如果總結弗拉德在獨立媒體十年的工作中明白甚麼是「明知不可為而不為之」，那麼格拉菲娜就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但出師未捷已經觸礁。

本來她還在想，畢業後要被指派往國營機構工作兩年怎麼辦（註：白羅斯沿襲蘇聯教育體制，那批在公開試中的尖子獲政府贊助免學費讀 5 年大學，但畢業後須依從官方指派，到國營單位工作回饋政府）。現在格拉菲娜則決意離開，「我知道在這裏做不下去」，她認為在外面才能做真正的新聞，唯有「寫、寫、寫，直至我們勝利贏吧」。

走筆之時她已經身在烏克蘭基輔，遙距就讀立陶宛歐洲人文大學（European Humanities University）的傳理學系。同時她在白俄羅斯記者協會（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當記者，供稿給各大獨立媒體。

她形容自己心不在基輔，「我覺得自己與在基輔生活的人更陌生」，因為她每天處理、接觸、對話的，都是白羅斯人民。

她說有些題目在白羅斯境內不是不能寫，只是有後果。例如有學生配圖向媒體揭發白羅斯國立大學教學大樓修理不善，換取校方回應說，這些地方不預留學生上課用途，又指責「不感恩的學生」散播假消息。目前在外少了顧慮減少，她就放膽寫。

狀況相當滑稽又無奈──留守記者不能報導的那部分「當地」新聞，就交由在外的記者報導。人在外，反倒更貼近現實。

要寫多久才到達格拉菲娜所謂「勝利」的一天？她說很久，可能以 4 、 5 年起計。

有人得以留守，她卻不得不離開，「他們作了選擇，而我作了另一個選擇」。

弗拉德所說的把新聞寫得很枯燥，格拉菲娜認同這是無可厚非的「解決方法」，要留下，就必須改變編採方向，寫其他題目吧，例如寫動物新聞也很不錯。

「既然已經開始了，你就要繼續。你要找方法留下來。」格拉菲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