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理想碰到荆棘，香港新闻之路如何走下去？

在九龙的一间陶瓷室里，Chris把身体微微倾向木桌，用力反复搓揉陶泥。她拉出一条幼细泥条，轻轻划上几道木纹。经历《苹果日报》结业，她加入网媒《众新闻》，也开始学造陶瓷。众新闻宣布停运后，她到陶瓷室练习的习惯没有中断。

告别27年分秒必争的记者编辑生活，Chris有一种全新的学习。搓泥不能心急，走捷径的话，陶泥容易烧裂；至少一百次的按压、拉扯，才能开始勾勒形状。Chris在过程中放空心神，双手却不自觉地把泥土掐作一个苹果、一个监仓。

“没事做便去找事做。”是不是真的能纾缓情绪？她不知道。

2021年中至2022年初，几家甚有影响力的传媒相继倒下。《苹果》共7人被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后，他们和《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沛权、前署任总编辑林绍桐同被起诉“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立场》倒闭后4天，《众》宣布会停止运作。

媒体光谱剧烈转变，记者一夜之间失去身份，新闻工作不只风险增加，未来出路亦存疑：有人确信再无合适的传媒机构，计划转行；有人觉得总有值得报导的议题，只是路比以前难走；有人在学院里头，马不停蹄地按社会现况更新教材，转头又得接住学生的眼泪。

学院里的乌托邦

几天之间，近百名记者面临失业、被控的现实。端传媒曾邀请新任“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受访，他婉拒邀请。早前，霍启刚曾回应传媒，强调不用担心，《基本法》保障所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现职记者无法知道红线在哪，未来新闻界更前路茫茫。

浸会大学传理大楼门前，院训“唯真为善”高挂头顶。在中文大学新闻及传理学系所属的新亚书院，校训二字“诚明”依旧铸于校徽中央。

《立场》前记者、新闻系学生Percy（化名）还记得，她去年刚在课上学习查册，香港电台外判的资深编导蔡玉玲就因查车牌被捕了。“我学的东西，这几年来就是不断被推翻。学的东西已经没用了。”

香港共有7所新闻院校，新闻系更是不少大学的收生王牌。2019年，除中大外，各校新闻系报读人数上升；浸大传理系平均约7.27人竞争1个学位。新闻界与学界是环环相扣的生态网络，学生在传媒机构实习、兼职，毕业后就职，资深记者、上司不少出身新闻系，是他们的前辈。入行数年的记者不时会返回学校分享，而一些资深新闻工作者会返回学院授课，把行业经验和技巧工具等资源，授予新一辈学生。

“那种uncertainty（不确定），学界面对的跟业界的差不多。”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傅景华说，自2020年国安法通过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和讨论，新法例对传媒教育的冲击和影响。“无论同学或老师，都对香港不明朗的情况有更加多疑问。大家都在问，怎样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从事传媒工作。”

傅景华指出，学院当然不希望学生在高风险的环境工作，但在不明朗的环境下采访，亦是学习的一部分；港大的教师不少来自新闻自由收紧的地区，甚至是战地记者，“我们要学习怎去保护自己、保护消息来源，也要知道怎样的环境才能从事传媒教育工作。”他说，“我们过往教的原则、课程理解，基本上没有变，但现在我们要额外告诉学生有什么风险，再决定有什么报导方法。”

港大新闻系的媒体法课程已于2020年新增国安法内容，也举办过相关的工作坊。另一边，在公共事务的课程，以往教授的采访工具，如查册限制增加，“有些改变，我们一定要更新。”

新闻系学生心彦（化名）在学校听到老师提起对于被捕的风险很迷茫时，她心里一沉。“连老师都这么迷茫，同学迷茫都好正常。”她中学时留意到一些社会运动，想攻读新闻系，报导政策与市民的关系，后来因家庭原因而入读另一科目。但入学后，她还是决定转系，却碰上风云色变的2021年。“同学努力想做好报导，有一种意志，但见到新闻又觉得，我们少少人的努力是否抵抗不到大环境？”

她说，同学之间有种载浮载沉的气氛，“既被身边人感动，又被环境打击。”

对老师来说，要适应这种变化也不容易。外界一直认为新闻系与业界一脉相承，但近年已起变化，包括部分媒体因经济原因而没有开设实习名额，又如《无线电视》新闻部，2016年将所有实习名额只拨予大陆学生，本地学生并未获录取，学院可选择的媒体愈来愈少。一名只愿意匿名受访的新闻系教师表示，媒体倒闭后，实习空缺减少约两成半。学生目睹实习机构的总编辑被捕，在他面前激动哭泣，“反而难处理的是心态。有个挣扎——还教什么呢？”

最近他因郁闷而多了运动，又基于安全考虑，他相约端传媒记者于僻静的山上，边行山边访谈。“敏感的内容，我会小心点、谂清楚。我不会不碰，但未必会表达心中想法。即使根本不是什么，也可以动辄告密。”他说，这些内容包括追究权力阶级在社会事件上的责任问题，“当我们做新闻，我主张拼凑民间想法、记者第一手的资料，与官话拼在一起，再独立思考、cross-check，成为相对贴近真相的报导。”

傅景华确认，港大也曾有学生向国安处投诉，但暂未有老师因而受影响。他认为，媒体被控违法的审讯仍未有结果，“未知的话，应该要继续（教），暂时不要改变。”

“媒体在社会上的功能，究竟我们是对谁忠诚？是公众。我们check and balance（制衡）是对有权力的人，我们要impartial（不偏不倚），第一原则是报导真相。”他留意到学生对前景的焦虑，也尝试一同摸索报导的新方式，“作为教育者，要继续去uphold（坚持）新闻原则。甚至一些同学会同意，越困难的情况里，新闻的角色更加重要，但是要去想其他的方法。”

“如果教这些新闻原则是犯法的，那我就不会做了，我直情不做。”傅景华说。

香港的新闻课，上至理论，下至技巧，皆建基于自由主义新闻学，这种新闻专业强调自己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服膺政治及经济的势力。如今一切失灵，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认为，教育界必然需要作出调节，但未至于无计可施。他以中国新闻课程为例，其中正要向学生解释“怎样去周旋……摸一套技巧出来。”虽然情况不尽相同，“国内有某种制度去释放signal（信号）给你，你会意识到有什么做得、不能做，有什么可以擦边球。”

目前急剧的转变，固然令人喘不过气，但难保未来三五年，香港亦会发展出另一种不成文制度：“不是说这一套可以完全100%取代过往，它不再再跟以前一样……用中国报导的例子，就会有部分（技巧）可以教出来。”

“实际操作一直都是远远污秽过上课说的，从来都是。你在学院一定学过一套比较理想的事，而这套你在现实肯定不能100% work out到。”李立峰说。

该名不愿具名的新闻系老师研判，未来的新闻课程将继续偏向技术和创意，弱化传统新闻学的内容。随着方针转变，旧有的教职员亦会面临续约问题。“全港的传播院校，在现在的政治现实和经济下，会被缩水，也会削减人手。”

“很矛盾，甚至是痛苦。可以跟同学沉醉在那3小时的课，讲很多新闻的理想。有朝一天，新闻的真象可能就是保存在你内心，最后的防线就是你。”他说，“（在课堂把理想）高高举起，但现实又是很大的挑战。我有时会想：又如何呢？你讲得很热血很伟大，但无以实践。”

珠海学院新闻及传播学系专业应用教授关伟曾建议政府应向记者发牌，端传媒邀请他受访，截稿前未获回复。

未竟的理想

去年某天，新闻系学生Lane（化名）收到《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沛权的电话邀请面试，翌日在办公室，他最深印象是谈到媒体生态，“阿权边听边点头，说了一句：‘最重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写的都是事实。’我就记住这句话。”Lane亦当场获聘书。

回想2014年，Lane看到许多雨伞运动的报导，“当时不懂什么第四权、报导真相，纯粹觉得普通人就是从新闻接收信息。”香港卷入更激烈的2019年社会运动，Lane留意到《立场》，一直想去应征，“他们的报导带来回响比较大，观众群很广。”加入后，他也确实感受到，“做报导的自由度、灵活度很大。”

网媒的崛起，对新入行记者的确吸引。李立峰以《立场》最广为流传的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直播为例，“何桂蓝会在元朗出现，是因为她赶不切写稿，所以一直在家，加上她住得近元朗……一个传统正规的新闻机构，是不会容许一个记者‘反正你迟了交稿，你自己决定去哪里’。”

“运动本身be water得很紧要，以致很rigid（死板）的新闻机构不能涵盖，很绑手绑脚，反而立场那种‘你自己去吧，自己适应吧’反而更捕捉到。”他认为，这确是立场比较突出的报导手法，需要内部有足够弹性，传统机构未必会这样尝试。多位受访者均表示，香港主流传统媒体架构分明，采主和编辑的话语权较大，相反，小型网媒架构相对扁平，没有明显上下之分，报导空间亦较大。

入行多年的San（化名），近年才加入《众》，她坦言开初较难适应。惯于传统媒体工作，San曾经就报导手法与年轻记者争论。同日夜晚，她与上司讨论，“他说，你们两个都没有错。总之他们没有犯规，你就应该让他们试。”对于San来说，那是一次冲击。“只要内容正确，你就可以去试。那一次之后，我永远记住。”

记者有较平等的话语权，亦为媒体带来更多可能性。《立场》的报导，由政治、艺术、法庭、流行文化、哲学、动保，包罗万有。其风格更与别不同，以其美术部甚为恶搞、极具趣味性的图片为其表表者；亦有不少互动网页及逻辑清晰的数据图表。至于《众》，记者亦可以实践感兴趣的题目，前《有线中国组》及《铿锵集》的成员，也以电视台节目为基础，发展出更新鲜的录像节目；另外《众》提供一个“众说”平台供人投稿，让议题和立场都百花齐放。

然而，外界对两家网媒并非全无批评。例如《立场》于反修例运动期间，不少网民以“手足”（示威者彼此间的称呼）来称呼《立场》记者，纵使记者一直强调媒体身份中立；亦有人将《众》与其他新兴网媒或《苹果》作比较，认为内容较“闷”。李立峰认为，《苹果》和《立场》的定位，“是比较开宗明义、较亲民主派的立场，的确某程度上有advocacy journalism（倡议性新闻）的意味……从他们的议程设定、选择表达的声音是有那种意味。”San亦认为，从传统新闻角度，《立场》的设计图片略嫌过火，或会丑化部分人物。

“其实新闻界本身也需要摸索一样事，需要摸索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跟所谓政治中立之间如何磨合。”李立峰说。

另一方面，《立场》成立初期，不少内容来自于“炒稿”，即对其他媒体的报导作出修整，并于自家网站刊出。当时，此种做法曾惹来业界非议，但及后逐渐减少；内容亦转向以不同类型的专题为主。

然而，记者于网媒工作有足够发挥空间，满足感亦较大。不少年轻受访者均表示难以接受回到传统媒体工作，年资较长的San亦未必想重返传统媒体：“不想被关在版面那一千字里面，或者时间只有30秒或一分钟的broadcast。”

从整个新闻业的角度，除了报导手法和风格，网媒的营运模式更为可贵。李立峰表示，九七主权移交以来，大部分具规模的媒体，都不能脱离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网；而网媒则以相对独立的形式运作，像《立场》本身以信托基金及非牟利形式运作，《众》等则以众筹支撑营运，当三家媒体倒下，“香港再讲不出有任何一个有‘咁上下’规模、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而其资本拥有权是在政商圈之外。”

传统主流媒体的前线记者即使如何反映意见，也未必能撼动到管理层进行改革，未来的报导，可能更难逾越政商界的议题设定及红线。

前《苹果》法庭组主管Chris和其他同事于去年9月加入《众》，原有团队从17人减为7、8人，相较其他媒体仍算人手足够。重新出发，Chris和同事构想过加设专栏解释法律知识，像近年热议、禁制传媒报导保释内容的《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P条。

这个想法诞生于《苹果》时代，但未及落实，报馆已告结业。Chris曾经挣扎，法律知识能否赶上社会的变化？但加入《众》后，她又觉得，“就算有些事情没有意思，你能不能以一个纪录的心态去做呢？”

但是，一如其他媒体许多的新探索，这些计划都胎死腹中。

“委曲求全”、离场或开天辟地

最近，Chris看到朋友分享一张照片，铁栏之间，有一棵生得歪斜的树。“你可以见到委曲求全，你也可以说它在冲破枷锁。”

Chris于1994年入行，27年的法庭新闻生涯，她从记者做到主管，见证过读者喜欢看腥膻色诉讼的年代；2019年前，她感觉疲累，想从火线退下，但反修例运动爆发，她一再延后离场，法庭新闻的意义亦在心中铸刻得更深——大量政治案件史无前例地涌入法庭，记者要转告公众的故事多不胜数。但如今，她还没能想清楚，留下来的话要去哪里，又能做些什么。

目前，政府正研究订立《假新闻法》、《23条》；较早前，政圈、学界也不乏有人提出“记者发牌制度”。这些法律管制之外，更艰难的兴许是内心。于San而言，自我审查已成为不自愿的习以为常，因为“自己写的东西，不是连累自己，而是连累上司，连累其他人……这是最痛苦的。就算匿名，我都不能畅所欲言。”

李立峰表示，香港的新闻从业者大都秉持专业主义，理念上尽量保持客观中立，实践上将自身从报导中抽离，让正反双方均有机会发声。

《立场》历年不乏刊登由亲建制人士撰写的文章；《众》编采部中人多为传统媒体出身，强调严谨中立，宣布停运的同日，他们正邀请了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访谈。Chris说，《众》不同色系的卡片正是根据中立的概念而做，“但是，传媒机构现在能不能继续存在，不是因为你是否中立、是否专业。那个定性，不是我们决定的。”

当新闻限制成为事实，Chris说，即使有想报导的故事，却未必能够调查下去；有人报料，也很难去判别真假。

她不敢说希望，但也不轻言绝望。她认为法庭新闻目前可能仍可写下去，另一边，社区小事、劳福议题也仍然值得报导，“有些人会认为，唉，这些不是做新闻。”但她认为每一个记者都要回溯入行的想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以改变世界啦！现实是你知道不可以改变世界嘛。但是你总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变好。”

有人继续写，也要有人继续看。她以往都会疑惑，谁在看报导呢？有时用心做的重要报导没人关心，她形容像“写给下一世的情书”。“每次舖头一执就说可惜、可惜，你之前又有帮衬吗？我很理解人们说没有心情（看新闻），Okay，你订阅啦。”

当专访与评论被指煽动，退回纯然的纪录，仅展示基本时、地、人事，也许是未来新闻界的自保手段。然而，李立峰表示，他既摸不着红线，亦难以回答那最坏的想像：“若是好极端的状况，你可以想像可能连新闻教育都好难存在。”

难以回答的还有心底深处的挣扎。红线推进，要退至何处？“可能会觉得，在限制之下仍然继续做，”但是也会有人觉得，“就算你让我做得到，做得好，我都只不过是维稳机器的一部份。”李立峰听到不少记者的心声，惟身为学者的他也未有结论。

把镜头拉阔，亲近自由民主价值理念的媒体相继消失，新闻界的板块亦大洗牌。“最critical的媒体不见了。现时比较前的媒体，拥有权上是完全控制，日常的agenda setting也有一定偏向。”李立峰认为，剩下的媒体未至于完全没有空间，例如最近各媒体都有报导港区人大代表洪为民在疫情下办生日会一事；但在批判程度上未必如以往彻底，遇到红线或敏感话题亦可能止步。

《立场》前记者Lane正想着，不如报读其他学系的硕士课程，为转行作准备。“如果写的字到最后被改头换面（本末倒置），我接受不到。”Lane低着头，双手交叠在膝上，说话时声音细而沉。“我内心是想做，但更觉得那些地方容纳不到我。”

比起自己，他更担心身边的人。钟沛权上庭那天，他和其他同事在旁听席不断伸长脖子，站起来左望右望，只是为了让对方看见自己。“他正承受，我们尽可能给他一点温暖。很微小的事。”出庭后，他们追住囚车大叫、亮起手机灯，直至被警察拦下，只能静静看着囚车驶走。

公司没有了，他觉得自己也失去了未来。但他说自己已是最没有包袱的人，其他同事、入行很久的高层，如果想继续报导，能否找到适合的传媒机构？“对比他们，其实我不值一提。”

Lane的同事Frankie（化名）回想当日《立场》解散，一众记者已无事可做，同事拍了一下她的肩膊，她终于哭了出来。“真的the end，大家一直说笑，几时收皮（结束）……说了这么久，终于到了这一日。”她知道，自己不会再做记者。

San想继续下去，但亦感无力。她心里总觉得，媒体的发展方向不限于此，香港网媒于国际亦不过是起步，也许微小而分散的组织或公民记者是可能的出路。近来，不少从《苹果》、《有线》、《众》出走的记者，亦陆续开设facebook专页、Patreon。但独立的新闻从业员将要独力面对庞大政治风险；年轻新血将要面临行业断层，她只能将寄望交给时间。

《众》正式停运的凌晨，几位前实习记者特意买晚餐回公司，请San给他们一些前路的建言。“我说，我回答不了，我都不知道。真的给不到任何的建议。”

REPLAY

新一年，《立场》前记者们相约到郊外远足看海。走到由海水冲刷而成的海蚀洞面前，带路的同事说，这一条窄路能够通往大海。年轻记者Percy感到脚下便是悬崖，她用力张望，但看不见另一处粼粼的亮光。

因为不想彼此受伤，他们爬了一小段路，最终互相扶持离去。

Percy是在睡梦里，满脸泪痕地过年。2022年，她觉得要重整生活，尽管有人劝她趁年轻转行，她仍打算去不同的媒体应征，封区、车祸新闻，她都愿意做。“不可以因为你年纪细，有借口选择离开。这是你对自己的交代。”

几间媒体停运之后，她愈觉得记者身份很重要，“如果连擦边球都不愿意去试，就没有了。”继续做记者，不一定是写宏大报导，“你身边的小事都牵涉人的权益，不可以因为声音细，就由它。如果我们都不做，就真的没有人理他们。”

另一名年轻记者Kacey（化名）提到，旧同事的群组最近经常转发各种招聘消息。她失业后也有到其他媒体面试，“我觉得未做够，我不甘心。但那些传媒机构会否让我报导我想报导的故事？都是未知之数。”挣扎之中，她仍然想尝试，“未来做记者可能要不断受伤，不断经历失业；那就唯有拥抱这些创伤吧。在这样的时代，我想still be part of it。”

身为新闻学系学院院长，李立峰注定不能放任情感自流，总要尽力寻找出路，“站在这个身份立场，你知道有些事，都是一种责任。”况且，学者的职业病某程度上将他拉出情绪的深渊：“一旦有了分析取向，不是说会乐观，可能有些事你会看开一点？看得化一点？”

从《苹果》撤离的经历，教训Chris不要带太多个人物件回公司。去年9月，她只带了一只杯，一个苹果木雕和一大瓶酒精搓手液到《众》的办公室。

Chris性格直率，笑声响亮，哭起来也一发不可收拾。每当触及《苹果》二字，她的泪水便盈满眼眶，看向远处，仿佛回忆来袭，良久无法回答。在《苹果》度过17年的日子，她目睹拥有26年历史的报馆顷刻倒下，朋友身陷囹圄，同事最近常相见于监狱探访室。

她原以为对《众》的消亡不会有太大感受，但看到年轻记者热诚的脸孔，却按捺不住激动，“这班后生仔真的好纯粹……点解要咁呢？”

“等于创伤后遗症，你不要以为会复原。你要看看怎样跟它共存，学习去适应也好，处理也好。”一阵沉默后，她说，“有个心理准备，这感觉是不会停的。”

访问这天，Chris穿上乐队达明一派的枣红色T恤，胸前印有某年的演唱会主题：REPLAY。她很喜欢replay这个字，现在想来觉得有另一番意思，“演唱会replay要重新编曲，不会用回（原曲）。”她说，失去大型传媒机构的保护伞，“你可能未必做到新闻，但是你还可以做一个记录者。看你怎样去replay你的角色了。”

她把陶泥搓成一条枝桠。“你不觉得树很得意吗？我们看它好像瓜柴（死）了，像西环那棵树（之前被砍掉），但又未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