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理想碰到荊棘，香港新聞之路如何走下去？

在九龍的一間陶瓷室裏，Chris把身體微微傾向木桌，用力反覆搓揉陶泥。她拉出一條幼細泥條，輕輕劃上幾道木紋。經歷《蘋果日報》結業，她加入網媒《眾新聞》，也開始學造陶瓷。眾新聞宣布停運後，她到陶瓷室練習的習慣沒有中斷。

告別27年分秒必爭的記者編輯生活，Chris有一種全新的學習。搓泥不能心急，走捷徑的話，陶泥容易燒裂；至少一百次的按壓、拉扯，才能開始勾勒形狀。Chris在過程中放空心神，雙手卻不自覺地把泥土掐作一個蘋果、一個監倉。

「沒事做便去找事做。」是不是真的能紓緩情緒？她不知道。

2021年中至2022年初，幾家甚有影響力的傳媒相繼倒下。《蘋果》共7人被起訴「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後，他們和《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同被起訴「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立場》倒閉後4天，《眾》宣布會停止運作。

媒體光譜劇烈轉變，記者一夜之間失去身份，新聞工作不只風險增加，未來出路亦存疑：有人確信再無合適的傳媒機構，計劃轉行；有人覺得總有值得報導的議題，只是路比以前難走；有人在學院裏頭，馬不停蹄地按社會現況更新教材，轉頭又得接住學生的眼淚。

學院裏的烏托邦

幾天之間，近百名記者面臨失業、被控的現實。端傳媒曾邀請新任「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受訪，他婉拒邀請。早前，霍啟剛曾回應傳媒，強調不用擔心，《基本法》保障所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現職記者無法知道紅線在哪，未來新聞界更前路茫茫。

浸會大學傳理大樓門前，院訓「唯真為善」高掛頭頂。在中文大學新聞及傳理學系所屬的新亞書院，校訓二字「誠明」依舊鑄於校徽中央。

《立場》前記者、新聞系學生Percy（化名）還記得，她去年剛在課上學習查冊，香港電台外判的資深編導蔡玉玲就因查車牌被捕了。「我學的東西，這幾年來就是不斷被推翻。學的東西已經沒用了。」

香港共有7所新聞院校，新聞系更是不少大學的收生王牌。2019年，除中大外，各校新聞系報讀人數上升；浸大傳理系平均約7.27人競爭1個學位。新聞界與學界是環環相扣的生態網絡，學生在傳媒機構實習、兼職，畢業後就職，資深記者、上司不少出身新聞系，是他們的前輩。入行數年的記者不時會返回學校分享，而一些資深新聞工作者會返回學院授課，把行業經驗和技巧工具等資源，授予新一輩學生。

「那種uncertainty（不確定），學界面對的跟業界的差不多。」港大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教授傅景華說，自2020年國安法通過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思考和討論，新法例對傳媒教育的衝擊和影響。「無論同學或老師，都對香港不明朗的情況有更加多疑問。大家都在問，怎樣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從事傳媒工作。」

傅景華指出，學院當然不希望學生在高風險的環境工作，但在不明朗的環境下採訪，亦是學習的一部分；港大的教師不少來自新聞自由收緊的地區，甚至是戰地記者，「我們要學習怎去保護自己、保護消息來源，也要知道怎樣的環境才能從事傳媒教育工作。」他說，「我們過往教的原則、課程理解，基本上沒有變，但現在我們要額外告訴學生有什麼風險，再決定有什麼報導方法。」

港大新聞系的媒體法課程已於2020年新增國安法內容，也舉辦過相關的工作坊。另一邊，在公共事務的課程，以往教授的採訪工具，如查冊限制增加，「有些改變，我們一定要更新。」

新聞系學生心彥（化名）在學校聽到老師提起對於被捕的風險很迷茫時，她心裏一沉。「連老師都這麼迷茫，同學迷茫都好正常。」她中學時留意到一些社會運動，想攻讀新聞系，報導政策與市民的關係，後來因家庭原因而入讀另一科目。但入學後，她還是決定轉系，卻碰上風雲色變的2021年。「同學努力想做好報導，有一種意志，但見到新聞又覺得，我們少少人的努力是否抵抗不到大環境？」

她說，同學之間有種載浮載沉的氣氛，「既被身邊人感動，又被環境打擊。」

對老師來說，要適應這種變化也不容易。外界一直認為新聞系與業界一脈相承，但近年已起變化，包括部分媒體因經濟原因而沒有開設實習名額，又如《無綫電視》新聞部，2016年將所有實習名額只撥予大陸學生，本地學生並未獲錄取，學院可選擇的媒體愈來愈少。一名只願意匿名受訪的新聞系教師表示，媒體倒閉後，實習空缺減少約兩成半。學生目睹實習機構的總編輯被捕，在他面前激動哭泣，「反而難處理的是心態。有個掙扎——還教什麼呢？」

最近他因鬱悶而多了運動，又基於安全考慮，他相約端傳媒記者於僻靜的山上，邊行山邊訪談。「敏感的內容，我會小心點、諗清楚。我不會不碰，但未必會表達心中想法。即使根本不是什麼，也可以動輒告密。」他說，這些內容包括追究權力階級在社會事件上的責任問題，「當我們做新聞，我主張拼湊民間想法、記者第一手的資料，與官話拼在一起，再獨立思考、cross-check，成為相對貼近真相的報導。」

傅景華確認，港大也曾有學生向國安處投訴，但暫未有老師因而受影響。他認為，媒體被控違法的審訊仍未有結果，「未知的話，應該要繼續（教），暫時不要改變。」

「媒體在社會上的功能，究竟我們是對誰忠誠？是公眾。我們check and balance（制衡）是對有權力的人，我們要impartial（不偏不倚），第一原則是報導真相。」他留意到學生對前景的焦慮，也嘗試一同摸索報導的新方式，「作為教育者，要繼續去uphold（堅持）新聞原則。甚至一些同學會同意，越困難的情況裏，新聞的角色更加重要，但是要去想其他的方法。」

「如果教這些新聞原則是犯法的，那我就不會做了，我直情不做。」傅景華說。

香港的新聞課，上至理論，下至技巧，皆建基於自由主義新聞學，這種新聞專業強調自己為公共利益服務，而非服膺政治及經濟的勢力。如今一切失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認為，教育界必然需要作出調節，但未至於無計可施。他以中國新聞課程為例，其中正要向學生解釋「怎樣去周旋……摸一套技巧出來。」雖然情況不盡相同，「國內有某種制度去釋放signal（信號）給你，你會意識到有什麼做得、不能做，有什麼可以擦邊球。」

目前急劇的轉變，固然令人喘不過氣，但難保未來三五年，香港亦會發展出另一種不成文制度：「不是說這一套可以完全100%取代過往，它不再再跟以前一樣……用中國報導的例子，就會有部分（技巧）可以教出來。」

「實際操作一直都是遠遠污穢過上課說的，從來都是。你在學院一定學過一套比較理想的事，而這套你在現實肯定不能100% work out到。」李立峯說。

該名不願具名的新聞系老師研判，未來的新聞課程將繼續偏向技術和創意，弱化傳統新聞學的內容。隨着方針轉變，舊有的教職員亦會面臨續約問題。「全港的傳播院校，在現在的政治現實和經濟下，會被縮水，也會削減人手。」

「很矛盾，甚至是痛苦。可以跟同學沉醉在那3小時的課，講很多新聞的理想。有朝一天，新聞的真象可能就是保存在你內心，最後的防線就是你。」他說，「（在課堂把理想）高高舉起，但現實又是很大的挑戰。我有時會想：又如何呢？你講得很熱血很偉大，但無以實踐。」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專業應用教授關偉曾建議政府應向記者發牌，端傳媒邀請他受訪，截稿前未獲回覆。

未竟的理想

去年某天，新聞系學生Lane（化名）收到《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的電話邀請面試，翌日在辦公室，他最深印象是談到媒體生態，「阿權邊聽邊點頭，說了一句：『最重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寫的都是事實。』我就記住這句話。」Lane亦當場獲聘書。

回想2014年，Lane看到許多雨傘運動的報導，「當時不懂什麼第四權、報導真相，純粹覺得普通人就是從新聞接收資訊。」香港捲入更激烈的2019年社會運動，Lane留意到《立場》，一直想去應徵，「他們的報導帶來迴響比較大，觀眾群很廣。」加入後，他也確實感受到，「做報導的自由度、靈活度很大。」

網媒的崛起，對新入行記者的確吸引。李立峯以《立場》最廣為流傳的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直播為例，「何桂藍會在元朗出現，是因為她趕不切寫稿，所以一直在家，加上她住得近元朗……一個傳統正規的新聞機構，是不會容許一個記者『反正你遲了交稿，你自己決定去哪裏』。」

「運動本身be water得很緊要，以致很rigid（死板）的新聞機構不能涵蓋，很綁手綁腳，反而立場那種『你自己去吧，自己適應吧』反而更捕捉到。」他認為，這確是立場比較突出的報導手法，需要內部有足夠彈性，傳統機構未必會這樣嘗試。多位受訪者均表示，香港主流傳統媒體架構分明，採主和編輯的話語權較大，相反，小型網媒架構相對扁平，沒有明顯上下之分，報導空間亦較大。

入行多年的San（化名），近年才加入《眾》，她坦言開初較難適應。慣於傳統媒體工作，San曾經就報導手法與年輕記者爭論。同日夜晚，她與上司討論，「他說，你們兩個都沒有錯。總之他們沒有犯規，你就應該讓他們試。」對於San來說，那是一次衝擊。「只要內容正確，你就可以去試。那一次之後，我永遠記住。」

記者有較平等的話語權，亦為媒體帶來更多可能性。《立場》的報導，由政治、藝術、法庭、流行文化、哲學、動保，包羅萬有。其風格更與別不同，以其美術部甚為惡搞、極具趣味性的圖片為其表表者；亦有不少互動網頁及邏輯清晰的數據圖表。至於《眾》，記者亦可以實踐感興趣的題目，前《有線中國組》及《鏗鏘集》的成員，也以電視台節目為基礎，發展出更新鮮的錄像節目；另外《眾》提供一個「眾說」平台供人投稿，讓議題和立場都百花齊放。

然而，外界對兩家網媒並非全無批評。例如《立場》於反修例運動期間，不少網民以「手足」（示威者彼此間的稱呼）來稱呼《立場》記者，縱使記者一直強調媒體身份中立；亦有人將《眾》與其他新興網媒或《蘋果》作比較，認為內容較「悶」。李立峯認為，《蘋果》和《立場》的定位，「是比較開宗明義、較親民主派的立場，的確某程度上有advocacy journalism（倡議性新聞）的意味……從他們的議程設定、選擇表達的聲音是有那種意味。」San亦認為，從傳統新聞角度，《立場》的設計圖片略嫌過火，或會醜化部分人物。

「其實新聞界本身也需要摸索一樣事，需要摸索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跟所謂政治中立之間如何磨合。」李立峯說。

另一方面，《立場》成立初期，不少內容來自於「炒稿」，即對其他媒體的報導作出修整，並於自家網站刊出。當時，此種做法曾惹來業界非議，但及後逐漸減少；內容亦轉向以不同類型的專題為主。

然而，記者於網媒工作有足夠發揮空間，滿足感亦較大。不少年輕受訪者均表示難以接受回到傳統媒體工作，年資較長的San亦未必想重返傳統媒體：「不想被關在版面那一千字裏面，或者時間只有30秒或一分鐘的broadcast。」

從整個新聞業的角度，除了報導手法和風格，網媒的營運模式更為可貴。李立峯表示，九七主權移交以來，大部分具規模的媒體，都不能脫離千絲萬縷的政商關係網；而網媒則以相對獨立的形式運作，像《立場》本身以信託基金及非牟利形式運作，《眾》等則以眾籌支撐營運，當三家媒體倒下，「香港再講不出有任何一個有『咁上下』規模、有影響力的新聞媒體，而其資本擁有權是在政商圈之外。」

傳統主流媒體的前線記者即使如何反映意見，也未必能撼動到管理層進行改革，未來的報導，可能更難踰越政商界的議題設定及紅線。

前《蘋果》法庭組主管Chris和其他同事於去年9月加入《眾》，原有團隊從17人減為7、8人，相較其他媒體仍算人手足夠。重新出發，Chris和同事構想過加設專欄解釋法律知識，像近年熱議、禁制傳媒報導保釋內容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

這個想法誕生於《蘋果》時代，但未及落實，報館已告結業。Chris曾經掙扎，法律知識能否趕上社會的變化？但加入《眾》後，她又覺得，「就算有些事情沒有意思，你能不能以一個紀錄的心態去做呢？」

但是，一如其他媒體許多的新探索，這些計劃都胎死腹中。

「委曲求全」、離場或開天辟地

最近，Chris看到朋友分享一張照片，鐵欄之間，有一棵生得歪斜的樹。「你可以見到委曲求全，你也可以說它在衝破枷鎖。」

Chris於1994年入行，27年的法庭新聞生涯，她從記者做到主管，見證過讀者喜歡看腥羶色訴訟的年代；2019年前，她感覺疲累，想從火線退下，但反修例運動爆發，她一再延後離場，法庭新聞的意義亦在心中鑄刻得更深——大量政治案件史無前例地湧入法庭，記者要轉告公眾的故事多不勝數。但如今，她還沒能想清楚，留下來的話要去哪裏，又能做些什麼。

目前，政府正研究訂立《假新聞法》、《23條》；較早前，政圈、學界也不乏有人提出「記者發牌制度」。這些法律管制之外，更艱難的興許是內心。於San而言，自我審查已成為不自願的習以為常，因為「自己寫的東西，不是連累自己，而是連累上司，連累其他人……這是最痛苦的。就算匿名，我都不能暢所欲言。」

李立峯表示，香港的新聞從業者大都秉持專業主義，理念上盡量保持客觀中立，實踐上將自身從報導中抽離，讓正反雙方均有機會發聲。

《立場》歷年不乏刊登由親建制人士撰寫的文章；《眾》編採部中人多為傳統媒體出身，強調嚴謹中立，宣布停運的同日，他們正邀請了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訪談。Chris說，《眾》不同色系的卡片正是根據中立的概念而做，「但是，傳媒機構現在能不能繼續存在，不是因為你是否中立、是否專業。那個定性，不是我們決定的。」

當新聞限制成為事實，Chris說，即使有想報導的故事，卻未必能夠調查下去；有人報料，也很難去判別真假。

她不敢說希望，但也不輕言絕望。她認為法庭新聞目前可能仍可寫下去，另一邊，社區小事、勞福議題也仍然值得報導，「有些人會認為，唉，這些不是做新聞。」但她認為每一個記者都要回溯入行的想法，「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可以改變世界啦！現實是你知道不可以改變世界嘛。但是你總希望有些事情可以變好。」

有人繼續寫，也要有人繼續看。她以往都會疑惑，誰在看報導呢？有時用心做的重要報導沒人關心，她形容像「寫給下一世的情書」。「每次舖頭一執就說可惜、可惜，你之前又有幫襯嗎？我很理解人們說沒有心情（看新聞），Okay，你訂閱啦。」

當專訪與評論被指煽動，退回純然的紀錄，僅展示基本時、地、人事，也許是未來新聞界的自保手段。然而，李立峯表示，他既摸不着紅線，亦難以回答那最壞的想像：「若是好極端的狀況，你可以想像可能連新聞教育都好難存在。」

難以回答的還有心底深處的掙扎。紅線推進，要退至何處？「可能會覺得，在限制之下仍然繼續做，」但是也會有人覺得，「就算你讓我做得到，做得好，我都只不過是維穩機器的一部份。」李立峯聽到不少記者的心聲，惟身為學者的他也未有結論。

把鏡頭拉闊，親近自由民主價值理念的媒體相繼消失，新聞界的板塊亦大洗牌。「最critical的媒體不見了。現時比較前的媒體，擁有權上是完全控制，日常的agenda setting也有一定偏向。」李立峯認為，剩下的媒體未至於完全沒有空間，例如最近各媒體都有報導港區人大代表洪為民在疫情下辦生日會一事；但在批判程度上未必如以往徹底，遇到紅線或敏感話題亦可能止步。

《立場》前記者Lane正想着，不如報讀其他學系的碩士課程，為轉行作準備。「如果寫的字到最後被改頭換面（本末倒置），我接受不到。」Lane低着頭，雙手交疊在膝上，說話時聲音細而沉。「我內心是想做，但更覺得那些地方容納不到我。」

比起自己，他更擔心身邊的人。鍾沛權上庭那天，他和其他同事在旁聽席不斷伸長脖子，站起來左望右望，只是為了讓對方看見自己。「他正承受，我們盡可能給他一點溫暖。很微小的事。」出庭後，他們追住囚車大叫、亮起手機燈，直至被警察攔下，只能靜靜看着囚車駛走。

公司沒有了，他覺得自己也失去了未來。但他說自己已是最沒有包袱的人，其他同事、入行很久的高層，如果想繼續報導，能否找到適合的傳媒機構？「對比他們，其實我不值一提。」

Lane的同事Frankie（化名）回想當日《立場》解散，一眾記者已無事可做，同事拍了一下她的肩膊，她終於哭了出來。「真的the end，大家一直說笑，幾時收皮（結束）……說了這麼久，終於到了這一日。」她知道，自己不會再做記者。

San想繼續下去，但亦感無力。她心裏總覺得，媒體的發展方向不限於此，香港網媒於國際亦不過是起步，也許微小而分散的組織或公民記者是可能的出路。近來，不少從《蘋果》、《有線》、《眾》出走的記者，亦陸續開設facebook專頁、Patreon。但獨立的新聞從業員將要獨力面對龐大政治風險；年輕新血將要面臨行業斷層，她只能將寄望交給時間。

《眾》正式停運的凌晨，幾位前實習記者特意買晚餐回公司，請San給他們一些前路的建言。「我說，我回答不了，我都不知道。真的給不到任何的建議。」

REPLAY

新一年，《立場》前記者們相約到郊外遠足看海。走到由海水沖刷而成的海蝕洞面前，帶路的同事說，這一條窄路能夠通往大海。年輕記者Percy感到腳下便是懸崖，她用力張望，但看不見另一處粼粼的亮光。

因為不想彼此受傷，他們爬了一小段路，最終互相扶持離去。

Percy是在睡夢裏，滿臉淚痕地過年。2022年，她覺得要重整生活，儘管有人勸她趁年輕轉行，她仍打算去不同的媒體應徵，封區、車禍新聞，她都願意做。「不可以因為你年紀細，有藉口選擇離開。這是你對自己的交代。」

幾間媒體停運之後，她愈覺得記者身份很重要，「如果連擦邊球都不願意去試，就沒有了。」繼續做記者，不一定是寫宏大報導，「你身邊的小事都牽涉人的權益，不可以因為聲音細，就由它。如果我們都不做，就真的沒有人理他們。」

另一名年輕記者Kacey（化名）提到，舊同事的群組最近經常轉發各種招聘消息。她失業後也有到其他媒體面試，「我覺得未做夠，我不甘心。但那些傳媒機構會否讓我報導我想報導的故事？都是未知之數。」掙扎之中，她仍然想嘗試，「未來做記者可能要不斷受傷，不斷經歷失業；那就唯有擁抱這些創傷吧。在這樣的時代，我想still be part of it。」

身為新聞學系學院院長，李立峯注定不能放任情感自流，總要盡力尋找出路，「站在這個身份立場，你知道有些事，都是一種責任。」況且，學者的職業病某程度上將他拉出情緒的深淵：「一旦有了分析取向，不是說會樂觀，可能有些事你會看開一點？看得化一點？」

從《蘋果》撤離的經歷，教訓Chris不要帶太多個人物件回公司。去年9月，她只帶了一隻杯，一個蘋果木雕和一大瓶酒精搓手液到《眾》的辦公室。

Chris性格直率，笑聲響亮，哭起來也一發不可收拾。每當觸及《蘋果》二字，她的淚水便盈滿眼眶，看向遠處，彷彿回憶來襲，良久無法回答。在《蘋果》度過17年的日子，她目睹擁有26年歷史的報館頃刻倒下，朋友身陷囹圄，同事最近常相見於監獄探訪室。

她原以為對《眾》的消亡不會有太大感受，但看到年輕記者熱誠的臉孔，卻按捺不住激動，「這班後生仔真的好純粹……點解要咁呢？」

「等於創傷後遺症，你不要以為會復原。你要看看怎樣跟它共存，學習去適應也好，處理也好。」一陣沉默後，她說，「有個心理準備，這感覺是不會停的。」

訪問這天，Chris穿上樂隊達明一派的棗紅色T恤，胸前印有某年的演唱會主題：REPLAY。她很喜歡replay這個字，現在想來覺得有另一番意思，「演唱會replay要重新編曲，不會用回（原曲）。」她說，失去大型傳媒機構的保護傘，「你可能未必做到新聞，但是你還可以做一個記錄者。看你怎樣去replay你的角色了。」

她把陶泥搓成一條枝椏。「你不覺得樹很得意嗎？我們看它好像瓜柴（死）了，像西環那棵樹（之前被砍掉），但又未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