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救命信息：中国民间志愿力量穿透的暴雨与穿不透的壁垒

再一次，微博“吞了”微信志愿者群的二维码。

“吞了”，是中国大陆的网络用语，一些被平台判定为敏感的图片、文字，会被平台自行屏蔽。有时屏蔽来自企业更现实的考量，比如阳菜试了好多次的志愿者微信号和群二维码，就一直发不上去。

河南水灾在大陆舆论场发酵时，铺天盖地的救援信息也一同袭来。阳菜是此次河南水灾中一个志愿者群的核心成员，她的工作内容是从各个平台搜集救援信息，核实，再扩散或直接对接给救援队。这些临时聚起的年轻志愿者们要与信息传递的庞杂、混乱、阻碍作斗争。一条救援信息背后是一个或者更多被困的人，信息与生命的关系在此刻如此重要。

阳菜的朋友找了张绿油油的草地图，把微信群二维码P了上去，“微信”这个关键词也用拼音首字母缩写“VX”替代，成功骗过微博的审查。点击发送，求救者与施救者将就此连接。紧接着，阳菜打开微信群，进入信息传递的下一步。

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

7月20日河南暴雨消息刷屏各大网络平台，微博话题#河南暴雨互助 截止发稿前阅读量已达169.6亿，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人们在慌乱中拍下的雨灾视频，无数求救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微博网友形容，仿佛回到武汉疫情爆发初期。

长期研究危机传播与网络传播的学者一帆向端传媒解释，灾难时的信息传播属于危机传播的一种，“危情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期待被破坏，易产生恐慌，这时需要多提供信息方便人们了解情况，而信息不准确会加强人们的焦虑。”

根据中国2006年出台的《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政府应对防汛抗旱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但四川大学学者林曦和姚乐野的研究指出，基层情报收集人员大多只关注信息的上报和下达，忽略信息质量，且大部分信息仅为“粗加工”，难以满足现场救援人员对更精准情报的需求。同时，缺少互通、共享、全面的数据平台，不利于灾情中各个部门的协作。

截至7月30日，河南官方共召开九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雨情、水情、救援救险进度等信息。但此类信息公布频率低，且会把基调导向视为优先考量。比如，河南消防以个体案例、新闻发布会动态、安全提醒为主，且多为“正能量”基调。而关于灾情被困人数、接警统计、救援人数等具体数字，截至7月29日，官方网站中仅出现1次，微信公号2次，微博5次。除此之外，分地区灾情动态也少有提及。

而根据多家救援队的采访得知，官方指挥调配下的救援大多针对大范围人群，救援队以某个具体地理位置为驻点，集中救援后再转移至下一个救援点。这种情况下，对单人的，零散的求救信号的处理，更多落到民间力量上。

“在个人的求救中，点对点的人际传播是效率最快的。”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告诉端传媒，“官方从搜集信息到处理灾情有一定的时间差，这时求救者直接联系亲友求助更有针对性，传播效果最好。”但他也强调，灾情求救时要多渠道配合，先联系119、110等官方渠道，“他们的救援力量更专业，而且有记录，可方便问责”，然后是联系亲人好友，上网求助。

人在江西的小普，看着手机里的信息，感觉混乱。一会是五号线地铁的人都救出来了，一会是困在地铁水中的新视频源源不断地发出，他看着淹在水里的人，感觉那股窒息也堵在自己的胸口。小普曾是武汉疫情时期一个大学生民间志愿者群的一员，经验告诉他，这时候需要一个专门的微信群汇集各路信息，他拉上在郑州的阳菜和几个朋友，朋友又拉上朋友，很快，志愿者、救援者、热心民众、媒体……只有几个人的群迅速成长为400人的大群。

在北京的石头也在22日上午加入了一个物资群，初始成员只有4位。一开始没有方向和分工，铺天盖地的信息涌来，志愿者们抓到哪条是哪条，一上午只登记了不到100条物资需求信息，且格式混乱，有的没有时间地点，有的重复登记。石头立刻调整方向，在下午开了个紧急会议，统一信息格式，安排专人对新加入的成员进行培训，并且对群成员进行分组：1组负责登记，2组负责核实。第二天，负责物资需求信息匹配的3组，和联络匹配成功的需求方和提供方的4组也成立，还建立了群管理层，负责群成员的招募、培训和答疑。这一切，离刚建群也不过24小时。

建立好组织后，是解决信息本身。

从5.12时便开始投身救援行动的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小组总结过一套处理灾情信息的方法论。首先，明确定义信息处理的步骤为：搜集—筛选—核实—整理—发布—协调，其次，着重强调信息格式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应该具备六要素：时间、来源、是否核实、有效期、地点、联系人。

要素明确的信息可以帮助救援的人清楚了解需求方情况，也确保信息在多次传播后不易变形。一位救援人员告诉端传媒，相对于救人，捐献物资对信息的要求更高，“信息不详细准确容易造成资源的错配，比如很多物资都去了同一个地方，而其他有需要的地方无法获得物资。”

此外，信息传播过程中还有很多挑战。小普发现群里总有人发来重复的求救信息，由于信息需核实，这意味着该求救人可能会收到很多重复的确认电话和短信，这对在水灾中停电停网的人、手机电量十分宝贵的灾民来说，反而是种负担。这同时也影响志愿者的效率。

为了解决重复性问题，小普进行了三次尝试：号召将救援信息都登记在在线表格、更新在微信群聊接龙、用群聊搜索功能检查所发信息是否重复。这些功能都可一定程度保存和查找历史记录，但都需要额外的操作，比如跳转页面或点击搜索。在灾情信息传递争分夺秒时，这些额外的操作都将影响信息发布者的效率，而几乎以秒为频率刷新消息的群聊中，人们也很少仔细看聊天记录。小普的建议像一颗小石子，被巨量的信息海洋瞬间淹没。

阳菜则一度陷入传递假消息的恐惧中。那是刚成为志愿者时，她将朋友圈看到的多个越野车队可在郑州提供救援服务的消息发在微博上，转发很快破千。但马上她收到反馈，说里面个别的联系电话是错的，对方根本不是车队成员。阳菜快“吓死了”，“我是不是在造谣了，会不会耽误救援”。她挨个打电话核实，发现有些人手机快没电后，又换成发短信核实，最终筛选出电话有误的几条消息。她想删掉最初那条微博，但朋友告诉她这条微博已经传播很广，先不要动。

不过有时信息也会自我修正，阳菜的微信群一开始什么来源的信息都往里搬运，但一天过后，越来越多人开始自发地在信息后加上“已核实”字样，后来演变为有人发送状态不明的信息时，会被群友提醒需核实该信息的真实性。

与平台壁垒斗智斗勇

作为中国主流社交平台的微博和微信，成为最重要的灾情信息传播地。

阳菜将微博与微信分别定为公告栏和对接基地：微博上那些关注度少的求救求物资信息，她会搬到基于熟人圈层的微信，问是否能直接对接，暂时找不到对接资源的，也会扩散至朋友圈或者其他救援群，如烽火般的，让信息流送到可以承载需求的地方去。而微信上看到的非常紧急，比如老人小孩的受困信息，或是可以提供救援的信息，她会搬上关注度更广、更易扩散的微博，让信息获取最大的曝光度。

一帆解释，基于熟人关系的微信适合个人点对点对接，但与微博相比，信息的传播较难。微博基于粉丝订阅传播信息，信息通过意见领袖为中介靠节点传播，更易突破圈层，适合紧急情况下的个人求助。但微博信息的反馈效果则不如微信。除此之外，还有抖音、今日头条等根据算法分发信息的公共平台，救援信息的传递效果将根据受众平日的兴趣爱好推送，信息传递也有部分封闭性。但算法也会根据地理位置分发，一些特定地点的求救信号也能推送到附近地点的人，也有一定救援效率。

除此之外，一些救援团队也会自搭平台，对救援信息进行分类、筛选、分级、大数据分析等精细化处理。关注武汉疫情民间救援情况的记者王浠介绍，疫情时便出现许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信息整合平台，希望提高信息的准确性。但执行时却发现信息的搜集与核对非常耗时，且难以将信息继续推动至救援环节，“不如直接用微信拉群联系来得快。”

当然，使用这些平台也需要斗智斗勇。为了让信息在微博设置的瀑布流里更醒目些，阳菜将“老人”、“小孩”等关键词放在最前面，配上红色感叹号。而相比一条条发，制作成信息合集更有效。但灾情信息更新频繁，救援状态、错误信息都要及时修改。阳菜发现当一条微博被编辑太多次时，会被平台删除，她向微博申诉，没有得到回应。

她还觉得自己被限流了，自己发布的信息转发量寥寥无几，找朋友发倒是反响不错。但其实更有效的是找大V们（编注：微博上十分活跃、拥有大群粉丝的“公众人物”）。阳菜私信平时关注的电影博主、粉圈博主、娱乐大V，也在粉丝后援会里发布信息，令她意外的是，这些娱乐博主们很快回应，“扩散力非常非常快。”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在此时会有一种流量社会责任感”，一帆观察称，“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关注一些重大社会事件，愿意一定程度上让渡自己的言论空间给灾情信息。”

而微博上难以发布微信号，一帆也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互联网公司的商品是流量，就会产生壁垒。”早在2013年，淘宝便正式屏蔽来自微信的访问，而微信随之也停止将淘宝相关链接导向淘宝网站。2020年，抖音也不再支持第三方来源的商品进入平台的直播带货，淘宝、京东商品无法接入抖音。尽管互联网行业首当其冲受到中国反垄断行动的冲击，阿里和腾讯将互通平台生态的消息在业内流传。但先前行业竞争逻辑下互相封闭的惯性，依旧出现在不同平台上。

一帆称，微博曾转变内容分发算法，将以往基于时间的信息分发模式调整为部分基于算法分发后，不同人的信息权重便发生改变，更受欢迎的博主发送的信息被优先看到，较少互动的发布者则感觉自己缺少关注，“就觉得自己被限流了”。

当民间信息成为行动指南

一位大型救援队的负责人告诉端传媒，以前救援时常不知道救援目标在哪，而这一次民间信息的传递使信息饱和到近乎轰炸，有救援队长专门雇佣志愿者帮他接求救者、志愿者打来的电话。这使救援的需求与供给方充分对接，最大化救援效率。

此前武汉疫情时全民参与信息传递的经验，也给了类似情况下民间救援行动启发。参与过武汉疫情救援的小普认为，是武汉的经历增加了他对灾害情况的敏感度，在灾情发生后立即建立专门的信息群组。阳菜也观察到，这次民间的热情非常高，“所有人都在转信息，现在大家都有互联网求救意识了。”一位参与物资搬运的志愿者告诉端传媒，武汉疫情让她看到医务人员的辛苦，激发了她参与此次志愿活动。

在7月20日晚网络流传郑州大学附属医院因停电寻求发电机时，阳菜在微博上正好看到有人可以捐赠发电机等设备。她随手截了个图，给郑州医院发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有人加阳菜微信，不住地道谢，称双方已经对接上，缺电问题解决了。“他说感谢你救了郑州两个医院，”阳菜回忆起来依然激动，“咋把我说得这么伟大，但感觉发那种信息确实是很有用。”

端传媒梳理发现，在此次河南的救援行动中，志愿者和救援队有明显的分工。大部分情况下，救援队通过社交平台，或是志愿者梳理后的信息，判断出哪个地方最需要救援，准备出发。志愿者也会为救援者提供信息服务，如寻找灾区的政府电话、发布救援队所需的物资信息、帮忙辟谣等。两者互相配合，提升效率。

对一些民间自发的、个人的救援力量，这些民间传递的信息更是重要的行动指南。

大学毕业刚一年的河南新乡人张森，看到微信群中总是蹦出救援队缺少运输车辆的消息，把家里有两辆货车的消息散布在微信群。一位群友联系上他，请他帮忙将600多件水从新乡运到鹤壁，又从鹤壁拉了56桶医用品到卫辉。

他还在抖音直播里看到新乡在堵决口，征得家人意见后，要贡献自家的两辆车“推进去堵决口”。“应该给所有的群里都发了这个消息。”不过因为决口问题已解决，这辆车并没有贡献出去。

民间力量的极限

但信息与实际需求，依旧存在着间隙。

郑州的大学生美研一直收到微信群中的提示，“市委校和奥体中心需要人”，但是当她骑着电动赶到现场时，才发现人已经很多了。

民间志愿者团队“ 河南加油”告诉端传媒，在救援中，信息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民间救援信息传达的时效性不高，发布在网络的求救信息从注意到收集到反馈，都需要时间。而端传媒观察多个救援信息流通平台后也发现，一些已得到救援、完成反馈的案例，因为求救信息在之前已经广泛传播，在案例结束后，依旧会继续传播。

“目前解决方式是横向打通组织，尽可能联合起来进行统一的需求供应发布，最大程度避免信息重复。”河南加油表示。也有人选择在传递消息时也附上传播的时间，以方便看到的人判断信息的时效性。

而一些信息，只有真正参与过救援的人才知道重要性。以这次灾情为例，一位不愿具名的救援队负责人称，希望目前民间发布求救信息时可更加细化，比如水有多深、流得快不快，这可帮助救援队判断救援的难度和紧急程度。他也希望民间能多传播一些关于救援的基本认知，“救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些没有经验由民间自发组成的救援力量，没那么专业，反而容易在救援中折掉自己。”

关注灾难下民间信息传播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宇君对端传媒分析，灾害中，流传最广的信息主要有资讯类和行动类两种，而对灾难原因的探究则流传较少。这里面有现实考量：如果大家一味公布灾难原因的照片和影片并加以评论，可能会出现误导、吵闹和阴谋论，并且造成民间和官方的对立和不信任，不利于救援。但他认为，民间对于相关灾难的照片影片和证据收集依旧重要。

而救援中，民间的信息传递力量也有自身的极限。

石头听说有个物资求救者发出求救信息后，收到十几个来自不同志愿者的核实电话，但无人去救援。

还有一次是接收到救援队缺冲锋艇的需求，这种专业救援物资较少有人捐赠，石头所在的团队联系相关企业。一家企业表示可以卖给救援队，一艘21500元人民币；另一家提供租赁，一日也需4000元左右。救援队听闻之后非常生气，他们本身就是无偿救援民间，结果还要花钱使用物资。石头很着急，可这个事情超过了信息处理的能力范畴。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和大企业承担这些救援中的资金问题。最后，石头终于联系到一位可以提供5辆冲锋艇的女士，救援队之后小心地问石头，“这个救援艇能不能损坏啊？”

石头还发现目前信息处理工具的不足。做物资需求匹配时，群里懂技术的人提出可以做一个程序，自动查找与物资所在地相近的灾区。但很快发现该方法不现实，因为只搜索名字的文本，是无法判断地理位置上的远近的。同时因为灾情下基建情况不稳定，漏电、积水等实时情况，也如法及时反映出来。

石头想出一套解决办法，“首先应该有一个地图，上面有点，分成‘求助”和‘提供”，并且加上‘核实’和‘实时状况’。具体操作可以像滴滴打车那样，按照路线去匹配到。但这同样超出一个年轻大学生的实力范畴，他希望私企们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用人工智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志愿者）只能用Excel的表格去做。”

此次洪灾救援中，互联网企业也为救援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援。如社交软件抖音、快手、今日头条都推出了“救援通道”，进入后可以填写相关的求救信息。百度、高德、腾讯等地图app也推出了积水地点上报，填写求助信息的功能。也有企业提供水面救援机器人，无人机等帮助救援。

此外，在由官方主导的救援行动中，实际救援环节大部分需要听从官方指导。

多名救援队人员向端传媒表示，不管是有多年经验的民间组织，还是因水灾临时聚集的民间力量，在进入救援环节时，一般都会听从官方的统一调配。特别在灾区交通已经封闭的情况下，救援队必须向官方报备，拿到官方的通信许可才能进入灾区。而因为大部分救援队并不了解灾区地理情况等内容，在进入灾区后，也会倾向于听从当地应急部门的指挥。

一个由退伍老兵组成的救援队成员表示，在这个阶段，民间救援信息的作用，大概只有20%。

而灾区停电停网和救援时的繁忙，也阻碍救援队实时跟进社交网络上救援需求。不过有空歇息时，救援队也会将网上看到的情况向当地官方核实，再在官方的指挥下，继续救援。

指导文件显示，官方对救援信息的搜集依旧以官方渠道和层层上报为主，民间救援信息的传递更多漂浮在官方系统之外。但也有部分官方基层组织，会动员民间力量搜集信息，如河南共青团就在7月21日发布志愿者招聘，建立信息汇总群。在媒体报导中，有几千条由大学生自发收集的信息通过团委提供给相关部门和救援队。

其实，在中国应急管理部的网站上，有一个“应急资源管理公众服务平台”，需要提供手机号、姓名及身份证号注册登入。登入后，平台上有“求助”、“救援”、“捐赠”等不同板块，但只有寥寥几条信息；且网站卡顿，登入后右上角仍然显示“登录”按钮，左上角则无法切换所在地区。该平台并未在此次洪灾中的媒体报导中出现。

民间搜集的信息能够用来问责么？

石头的微信群后来又成立了第五个小组——再求助组，负责将部分民间难以捐赠的物资再散播到公共平台上。河南暴雨后的第五天，他数了数，这个最初只有四个成员的临时群组，已经成长到两百多人，成功对接数百条物资信息。现在他们将并入一个更大更有经验的民间公益组织。

小普则希望维持群的松散，武汉的经验告诉他，经营一个群、给组员分工、引入更复杂的任务，需要非常多的精力，而现实中他还是一个白天要在机关单位实习的大学生。阳菜希望，群能逐渐成为忙了很久的志愿者的情感宣泄地。“灾情严重的那几天，志愿者特别忙，积累了很多情绪，现在希望能有个地方成为他们调节情绪的窗口。”

但民众的关注还该走得更远些。郑宇君建议建立一个统一平台，让公众上传早期收集到的关于灾情原因和责任的信息，方便日后问责。另外，“灾情过后的灾后复原更多的是政府在进行，公众关注在这段时间内逐渐消散。所以需要公众对灾害之后的重建的持续关注，保障当地灾民的权益。”

不过，目前中国应急事件中的问责制度并未成型。研究突发事件与应急管理的学者郑华卿在201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发现，中国的问责体系仅局限为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且随意性强；民众、权力机关（人大）、媒体等则处于缺位的状态。而政府由于天然的信息垄断，以及对“可公开信息”与“不可公开信息”的混淆，使得各类监督主体难以了解问责情况。

林曦和姚乐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尚无涉及突发事件应急情报的问责制度。实践中，突发事件中产生的大量文件、报告、样本、档案等，应急管理参与者缺乏组织 、加工、分析与整理的必要能力 ，大量情报资源在突发事件过后即被束之高阁，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成为无用的“死情报”。

在更糟糕的情况里，存储信息本身成了一项罪名。2020年6月，将中国大陆平台上被删除的文章进行备份的“端点星”项目创始人陈玫和蔡伟被逮捕。“端点星”保存了众多在疫情中被删除的文章。

截止8月1日，河南水灾暂未有任何正式问责信息传出。

“问责的话，因为有些信息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够立马辨别真伪，但是可以反应当下存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能够让他们更好反思。”阳菜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信息对官方问责的影响时说到，她还希望官方能有一个更高效专业的平台，帮助民间灾情信息的传递。而小普的看法更悲观，“问责和反思，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下是一种奢求”，他说，“另外，丧事喜办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阳菜、一帆、小普、石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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