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政治学者马岳：20多载研究香港选举，“我的范畴被DQ了”

经过一周多的等待，2021年3月11日全国两会闭幕仪式上，人大最终以2895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方案”，全国人大微信公号发文称其为“中国式民主”。而对香港人来说，这已经算不上是一宗新闻。

早于去年12月，改造香港选举制度的各路风声已经吹响。当时多个传媒引述消息，指北京考虑取消特首选委会中的117席区议员互选的席位，以遏制反对派在特首选举中的优势。3个月过去，吹风成真，北京不仅取消上述席位，还直接颁布一次更大幅度的“政改”——立法会和特首选委的席位、比例、构成、提名、准入门槛等等，都将大大增加反对派入闸和胜选难度，有评论者叹息，香港一夜回到70年代。

“我又觉得还没去到咁惊（我觉得还没有去到这么可怕的地步，”香港政治学者马岳对端传媒表示。马岳专研究选举制度与社会运动近30年，过去15年委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系。香港70年代是没有选举，当时的立法局议员全由港英政府委任，马岳指此次改制虽然同样保证了政府意志的贯彻，但和那时候还是不具有可比性。

但细看立法会中直选议席的比例，“1991年第一届直选都有三成，现在是低过91年⋯⋯”根据建制消息传出的改制方案，直选议席只占90个立法会议席的20或30，低于或等于91年的比例。再加上政府持续抓捕、DQ民主派人士，再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来审查每一个候选人是否“爱国”，未来民主派几乎完全失去走入议会的能量和资格。“我想其实（北京）整个讲法，截断了前几年说迈向普选、民主进程这样的论述，现在差不多就是觉得国家安全先行，之前说的那些‘循序渐进’，都不讲了。”

马岳一头利落白色短发，有倒三角的眼角、嘴角，不笑的时候，又丧又严肃，讲起选举来，语速快得像一阵风。说起他研究数十年的选举政治，记者刚提起话头，就被他一句抢断——“我的（研究）范畴被DQ了（Disqualify，取消资格）！”他半开玩笑说，“我好庆幸没有一个GRF是2020年立法会选举......我听闻有人是，于是很大镬（糟糕了）。”GRF是学者受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general research fund）。

除了研究，马岳自嘲教学也直面黑暗，“最难的是，怎样跟学生说读政治是有希望？监就有得坐！”政治系学生毕业后做什么，他回答不上来，忍不住摩挲白头，“打份工稳阵一点，移民也有点揸拿（打份工稳妥一点，要移民也有点把握），读政治，寻求政治庇护吗？这个年头叫人读政治，我也真的说不出口。”

接受访问时的马岳还不会料到，他有份参加录制的、谈及人大修改本地选举办法的香港电台新一集《议事论事》节目，在节目播出当日（3月11日，两会闭幕日）被本月1日才新上任的香港广播处长李百全抽起。据端传媒了解，本集的参与者还有袁弥昌、李华明等在光谱中偏温和中间派的人。马岳指自己在节目中受访内容和近日在其他传媒上的发言相若。

已经出口的话，这次也出不了口了。

专制选举本身的功能都丢掉了

“今年还有没有得选？”人人要问，但人人没有答案。以往香港立法会70个席位中，有一半，即35席是选民直选产生，但如今，本来有意出选的反对派，一部分被DQ，一部分坐监，普遍被认为失去参政可能。即便有民主派要选，到时是否还会获得民意支持，马岳也极度怀疑，“肯定会有声音认为要杯葛，亦有相当响亮的声音响应杯葛。”

新选制里民主派的存在感大大削弱，马岳谨慎评估参选的价值：“（民主派）全面反抗的话，是看不到（能）做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参选的价值确实不是很大。价值的意思是说，资源的方面，会有钱、会有席位，但如果说制衡政府，或者发挥政治影响力，那么对反对派阵营来说，10席或者15席，分别不会很大。”

除了反对派被稀释，马岳还指出香港商界的角色也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选委会）新增300多席，那300已经不是原来的功能组别了，两办（港澳办、中联办）的控制力会变得很强。本地商界，或者说港商吧，未来对特首的影响力就会下降很多。立法会选举里的功能组别也是，传统上商界在70席里占十几席，现在下降到90席里的十几席，一定是被冲淡了的。”

他接受媒体采访妙语连珠，形容将来香港的选举是“有铁栏、道闸、加把锁、有保安、再加红外线”，又说亲中人士在“分饼仔”、“小圈子中的小圈子”。这背后北京是怎样的想法，他不愿意盲目猜测。但他质问，这样层层筛选的必要性在哪里：“你用三四种办法来审查，有提名委员会，有DQ主任，又要（公务员）宣誓⋯⋯但那三四种背后其实都是上面的标准，为何要这样重复地做呢？”

本来有限度的选举在政府的scheme里都是有一定功能的，像是确认政府认受性、合法性，疏导民意，但现在这些功能都被拿走了，因为被过度操纵了。

这变相导致看待选举的眼光要变了，将来他研究香港选举的范式、理论、框架也会不一样。“世上反对派不能参选的选举很多”，马岳举例，“越南、埃及的选举也有人研究”。前者尽管同样缺乏政党竞争，但越共的中央组织更为分权，下级机构的否决权还曾经对领导人任命产生过影响；后者在2011年革命后才推翻了统治30年的独裁政府，但旧埃及的阴影仍萦绕开罗，新选举产生的政府，还不能摆脱强人政治的影子。

他不是想说香港将会变成越南或埃及，而是指出选举对不同的体制来说，会有不同的功能。但即便是把香港定性为专制选举，马岳都认为香港的新选制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本来有限度的选举在政府的scheme里都是有一定功能的，像是确认政府认受性、合法性，疏导民意，但现在这些功能都被拿走了，因为被过度操纵了。”

“民意已不再重要”

马岳灰心，香港现在的管治者，已经彻底不关心民意了。

“过往香港管治反映民意正当性...... 游行人数多，对政府的施政仍有少少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建制派害怕输掉选举，当民意不favourable，民建联、工联会会输掉（直选）议席。”反修例运动爆发半年，政府持续不回应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2019年12月区议会选举，反对阵营获得压倒性胜利，社会一度觉得有希望，但之后政府对民意代表手起刀落。在区议会，本来应该在场纪录、聆听区议员声音的民政事务专员/助理专员带队离场至少73次。

“（政府）现在已经不害怕这回事，你咬我食呀？（立法会）照过就可。以往财委会吵架，都会感受到某种民意压力，现在想过就过，传媒也再无兴趣报道，民意已不再matter。”

除此之外，他认为自己也已经捉不准政府管治的思路，“做事方法改变很大。以往不民主但有一套逻辑，但现在这套逻辑似乎已经再摸索不到。”是因为现在是一套新逻辑？“其实还有逻辑吗？你觉得还logical吗？”他短促反问。

一国两制曾经的暧昧、可游走的空间，如今一步步被明确化、条文化，北京变的越来越有底气。“中央构思一国两制时，或多或少是承认香港的制度是较优越⋯⋯要避免上面的一套影响香港，所以（一国两制）是有点防火墙的逻辑。但30年后，中央不再是这样想，而是觉得自己的制度更好，觉得中国模式垂范天下⋯⋯以往可能觉得传媒自由是资本主义运作的重要条件，但现在觉得无传媒自由，资本主义仍然可以运作。”

面对“制度自信”、步步进逼的北京，香港有揽炒派示威者期望“支爆论”——在种种内忧外患之下，例如中国内部经济问题，西方对中共经济制裁，最终中国经济崩溃，社会大乱，继而会令中共政权倒台。“每几年都有人说中国会倒...... 以政治学民主化的研究来说，经济危机是否一定促进民主化？其实不一定。”马岳不掩饰对这种期待的怀疑之情，他承认制裁有一点制约作用，但指出从制约到倒台，中间还有太多的变数和差距，“说西方会制裁我已经很怀疑，制裁的都不过是那些官，相当于手指甲，关我鬼事？”

外力不达，内爆无期，北京转身吃死一国两制。坊间有人担忧香港会不会变成澳门，又有人担心，未来可能不再分建制/民主，而像澳门一样，只在建制内部做“自由经济派/社会福利派”这样的区分。马岳不谙官心，他更看重的是，香港的社会矛盾比澳门尖锐，民意在制度中不被代表，新选制则无助解决管治问题。

“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制度里没有被代表到⋯⋯不满政府的人变成五六成，建制派将来（在立法会中的议席）去到七成八成，但那七成八成人代表的民意大概就只有三四成，咁既话，社会矛盾不能在议会中解决到的。”根据多年选举结果，香港民主建制的民意分布大约六四比，而在2019年单议席单票制的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所获选票约57%。

他觉得政府的决策理性显然变差了，政权未必觉得经济发展不重要，“首先它不会承认这样做会搞冧（搞垮）经济，（北京）一直的论述都是，这样做才可以经济重回正轨。但我自己会怀疑，这样是不是就有好的施政呢？”他用了好几个“怀疑”和“没有信心”来讲对管治的期待，“民意的体制如果是扭曲了，其实之后香港政府的决策是否真的会做得好呢？”

研究对象被DQ，学术还有没有自由？

除了选举改造、47人大检控之外，公务员宣誓、中小学教师受限、媒体人被警察拘捕，有大学教师因不可知理由不获续约⋯⋯香港自由正极速失落，民间怨声载道。

身为学者，马岳不愿意把自由的问题谈得过于笼统。他承认气氛变差，但不喜欢演绎。他明确区分政治评论的自由不是学术自由。

“如果有学者不愿意谈论某些话题，那只是不希望个人意见出现在传媒上。”他指学界不是从现在才开始怕“敏感”，“（这个词）我听了十几年，（国安法之前）有多少学者在未拿到tenure（终身教职）之前很努力发言？我见不到。”

“但一直以来（政府）的做法是一个氛围，你令到人自我审查，觉得某些事情不能说，说了会有后果”，在记者追问下，他心软了一秒。“但学术自由是自己选择做什么研究，研究发表时的自由⋯⋯这是否学术自由，我认为有些混淆。”

不过，马岳承认，一些研究是越来越难做了。最困难的是，做民意调查（survey）时，不再能百分百确定受访者说话的动机。“这在很多威权国家的研究经常发生。所有的问卷调查的前设都是受访者正在说实话，如果你问他政治意见，而他因为害怕不敢说实话，而你无法知道他是否在说真话。”

在五年前、十年前的香港，马岳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他指本来问卷就可以问得很直接，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我们很有信心当时的人是说真话。”

受访者不一定敢答，而研究者也可能要因应港区国安法的限制，规避研究中的风险。譬如若有人要研究香港人的身分认同，大概是无法在问卷中直接提问“是否支持香港独立”。“这便是政治敏感”，马岳承认，“（提问这个问题）这是否等于（学者）支持香港独立？并不等于，但这影响学术研究⋯⋯就算有人敢问，又是否有人敢答？”不过马岳强调，目前很明确干预学术自由的行为还很少，“是否真的有人明码实价地说，你再说什么什么的话，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大学不会有人这样说，极少，我很少听见。”

看不清楚的时候，先做记录

面对让人失望/灰心的大时代，马岳把自己看作一个写字的人。2020年他的书《反抗的共同体》出版，以纪实方式写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是学界最快。但和马岳以前的著作不同，这本书不是学术研究，纯粹是一本纪录，分13章讲了运动怎么开始、如何升级、各方的反应如何互为因果，他往日所擅长的理论性分析和评论，在这本书里反而见少。

马岳写书的时候还没有国安法的问题，但他已经想要快写，最初始的动力，就是运动需要有一个纪录。那时候他知道很多学者已经在现场做实地的纪录，但又想到学界的做法是要投给期刊（Journal），一般只能有6000到9000字，而且第一是要用英文，他觉得像“揽炒”“无大台”“兄弟爬山”这样的运动字眼很难用英文解释，第二是期刊文章要聚焦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不符合他想要纵观全局的目的。

“我想我是需要一直写作、一直整理自己的思考，究竟（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我希望一般对香港政治有兴趣的、高中生大学生、看中文的人都能看明白。”

再想一想，这样的写作对个人而言也是治愈，“2019年下半年，（我）自己个人的sentiment是写不到期刊那种文，写中文也会相对容易一些⋯⋯既然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如回去写字吧，自己也好过一些。”

我想有需要把问题说清楚，在能力范围内说清楚。也许我们永世不会知道，不会知道有没有死人，但我们掌握到的资料暂时就是这样。

回过头看，当时运动持续大半年，到后期几乎每周末都有行动，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和情感勾连都极为紧密，运动中有很多事情令人情绪突然冲上高峰，“例如九月十月，不同时段的sentiment⋯⋯例如在当下感受得到为何会有黎明行动，因为前一个星期有很多事情发生，周梓乐逝世，因此那个星期发生了很多冲突⋯⋯”，所以他觉得当下一一纪录和梳理每一个细微的语境，也是一件幸运且有助理解整场运动的事，“如果是现在再去写，隔了两年，很多事情的观点也会改变。”

有一些谜团未有结果，马岳就想不如先梳理出来，像是在运动中出现的疑似自杀、浮尸在香港不同海面的几宗事件，最是难解，他就建议研究助理像做记者一样去整理它：“我想有需要把问题说清楚，在能力范围内说清楚。也许我们永世不会知道，不会知道有没有死人，但我们掌握到的资料暂时就是这样。”

香港是活出来的

书的名字叫《反抗的共同体》，但马岳认为最难写的，反而还是身分认同和警暴的部分，其他章节都可以用写事实的方法来解决，但警暴光是记录事件也记录不完，身分认同则让他最为纠结，到底要如何拿捏。隔了两年回去看，马岳也不觉得自己能就身分认同有特别清晰的答案。

《反抗的共同体》

作者： 马岳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10/21

“吕大乐（香港社会学学者）都说香港意识说不清楚，有关身份的研究已说了二、三十年⋯⋯现在就更为复杂，因为有了国安法，很多的表达已无法做到。”

坊间常有的一种论述是，对港府的不满、警暴和反中的情感，强烈刺激了共同体的形成，但马岳认为，这样讲还是有些粗疏。“身份认同的形成一直都在，在那半年多里不断演化⋯⋯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般会说在70年代开始，但政治思想未必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近年开始才越来越重要⋯⋯历史上lifestyle（生活方式）很重要，现在再加上了政治层面，而这件事一直在变化⋯⋯10年后，不知道2019年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不过令马岳惊讶的是，2019年有那么多香港人愿意付出代价去反抗。尽管后来不少人开始移民，和2019年那种向死而生的情绪看起来有一些矛盾，但他认为这实际上投射出“香港人”这个群体的混杂：“这是为何我说看不清楚。很难用2019年运动高峰期的影响去看事情。一段时间后冷却下来，究竟人们会如何面对身份认同？在香港政治转变会如何实践？其实这没有集体回应，而是个人做法。这也是香港身份认同研究一直以来的现象。”

进一步，他说自己最看重的，还是书中讲运动无大台、和勇不分、民意与政权如何互相缠绕的章节，身分认同并不是这本书的核心。“书名只是偶发，是标题党，应该是好卖的书名，”他又摸了一下头发，笑了，而且说到底，写不清楚也不是坏事。

“有没有一本巨著可以10000字、50000字写清楚（香港人身分认同）呢？应该是没有，也未必需要有。从另一角度来说，是否需要有一万字写清楚什么是香港精神？我认为未必。”

2021年的一连串政治打击以来，香港人民心低落，往往以“见字饮水”、“活著就是反抗”等话来互相打气，提醒朋友在乱世中好好活下去。面对阴暗不明的未来，马岳能做的就是能写的时候继续写。

“没有人说清楚（香港人是什么），就是不同的时期内（的人）到香港聚居，然后大家活出一个自己的风格、文化和生活方式⋯⋯其实香港的文化，都是活出来的。”

（端传媒实习记者汤伟圆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