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政治學者馬嶽：20多載研究香港選舉，「我的範疇被DQ了」

經過一週多的等待，2021年3月11日全國兩會閉幕儀式上，人大最終以2895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通過了「香港選舉制度改革方案」，全國人大微信公號發文稱其為「中國式民主」。而對香港人來說，這已經算不上是一宗新聞。

早於去年12月，改造香港選舉制度的各路風聲已經吹響。當時多個傳媒引述消息，指北京考慮取消特首選委會中的117席區議員互選的席位，以遏制反對派在特首選舉中的優勢。3個月過去，吹風成真，北京不僅取消上述席位，還直接頒布一次更大幅度的「政改」——立法會和特首選委的席位、比例、構成、提名、准入門檻等等，都將大大增加反對派入閘和勝選難度，有評論者嘆息，香港一夜回到70年代。

「我又覺得還沒去到咁驚（我覺得還沒有去到這麼可怕的地步，」香港政治學者馬嶽對端傳媒表示。馬嶽專研究選舉制度與社會運動近30年，過去15年委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研究系。香港70年代是沒有選舉，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全由港英政府委任，馬嶽指此次改制雖然同樣保證了政府意志的貫徹，但和那時候還是不具有可比性。

但細看立法會中直選議席的比例，「1991年第一屆直選都有三成，現在是低過91年⋯⋯」根據建制消息傳出的改制方案，直選議席只佔90個立法會議席的20或30，低於或等於91年的比例。再加上政府持續抓捕、DQ民主派人士，再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來審查每一個候選人是否「愛國」，未來民主派幾乎完全失去走入議會的能量和資格。「我想其實（北京）整個講法，截斷了前幾年說邁向普選、民主進程這樣的論述，現在差不多就是覺得國家安全先行，之前說的那些『循序漸進』，都不講了。」

馬嶽一頭利落白色短髮，有倒三角的眼角、嘴角，不笑的時候，又喪又嚴肅，講起選舉來，語速快得像一陣風。說起他研究數十年的選舉政治，記者剛提起話頭，就被他一句搶斷——「我的（研究）範疇被DQ了（Disqualify，取消資格）！」他半開玩笑說，「我好慶幸沒有一個GRF是2020年立法會選舉……我聽聞有人是，於是很大鑊（糟糕了）。」GRF是學者受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general research fund）。

除了研究，馬嶽自嘲教學也直面黑暗，「最難的是，怎樣跟學生說讀政治是有希望？監就有得坐！」政治系學生畢業後做什麼，他回答不上來，忍不住摩挲白頭，「打份工穩陣一點，移民也有點揸拿（打份工穩妥一點，要移民也有點把握），讀政治，尋求政治庇護嗎？這個年頭叫人讀政治，我也真的說不出口。」

接受訪問時的馬嶽還不會料到，他有份參加錄製的、談及人大修改本地選舉辦法的香港電台新一集《議事論事》節目，在節目播出當日（3月11日，兩會閉幕日）被本月1日才新上任的香港廣播處長李百全抽起。據端傳媒了解，本集的參與者還有袁彌昌、李華明等在光譜中偏溫和中間派的人。馬嶽指自己在節目中受訪內容和近日在其他傳媒上的發言相若。

已經出口的話，這次也出不了口了。

專制選舉本身的功能都丟掉了

「今年還有沒有得選？」人人要問，但人人沒有答案。以往香港立法會70個席位中，有一半，即35席是選民直選產生，但如今，本來有意出選的反對派，一部分被DQ，一部分坐監，普遍被認為失去參政可能。即便有民主派要選，到時是否還會獲得民意支持，馬嶽也極度懷疑，「肯定會有聲音認為要杯葛，亦有相當響亮的聲音響應杯葛。」

新選制裏民主派的存在感大大削弱，馬嶽謹慎評估參選的價值：「（民主派）全面反抗的話，是看不到（能）做什麼，這是一個問題⋯⋯但參選的價值確實不是很大。價值的意思是說，資源的方面，會有錢、會有席位，但如果說制衡政府，或者發揮政治影響力，那麼對反對派陣營來說，10席或者15席，分別不會很大。」

除了反對派被稀釋，馬嶽還指出香港商界的角色也有被邊緣化的趨勢，「（選委會）新增300多席，那300已經不是原來的功能組別了，兩辦（港澳辦、中聯辦）的控制力會變得很強。本地商界，或者說港商吧，未來對特首的影響力就會下降很多。立法會選舉裏的功能組別也是，傳統上商界在70席裏佔十幾席，現在下降到90席裏的十幾席，一定是被沖淡了的。」

他接受媒體採訪妙語連珠，形容將來香港的選舉是「有鐵欄、道閘、加把鎖、有保安、再加紅外線」，又說親中人士在「分餅仔」、「小圈子中的小圈子」。這背後北京是怎樣的想法，他不願意盲目猜測。但他質問，這樣層層篩選的必要性在哪裏：「你用三四種辦法來審查，有提名委員會，有DQ主任，又要（公務員）宣誓⋯⋯但那三四種背後其實都是上面的標準，為何要這樣重複地做呢？」

本來有限度的選舉在政府的scheme裏都是有一定功能的，像是確認政府認受性、合法性，疏導民意，但現在這些功能都被拿走了，因為被過度操縱了。

這變相導致看待選舉的眼光要變了，將來他研究香港選舉的範式、理論、框架也會不一樣。「世上反對派不能參選的選舉很多」，馬嶽舉例，「越南、埃及的選舉也有人研究」。前者儘管同樣缺乏政黨競爭，但越共的中央組織更為分權，下級機構的否決權還曾經對領導人任命產生過影響；後者在2011年革命後才推翻了統治30年的獨裁政府，但舊埃及的陰影仍縈繞開羅，新選舉產生的政府，還不能擺脫強人政治的影子。

他不是想說香港將會變成越南或埃及，而是指出選舉對不同的體制來說，會有不同的功能。但即便是把香港定性為專制選舉，馬嶽都認為香港的新選制已經失去了它本身的意義，「本來有限度的選舉在政府的scheme裏都是有一定功能的，像是確認政府認受性、合法性，疏導民意，但現在這些功能都被拿走了，因為被過度操縱了。」

「民意已不再重要」

馬嶽灰心，香港現在的管治者，已經徹底不關心民意了。

「過往香港管治反映民意正當性…… 遊行人數多，對政府的施政仍有少少影響力，（也）正是因為建制派害怕輸掉選舉，當民意不favourable，民建聯、工聯會會輸掉（直選）議席。」反修例運動爆發半年，政府持續不回應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2019年12月區議會選舉，反對陣營獲得壓倒性勝利，社會一度覺得有希望，但之後政府對民意代表手起刀落。在區議會，本來應該在場紀錄、聆聽區議員聲音的民政事務專員/助理專員帶隊離場至少73次。

「（政府）現在已經不害怕這回事，你咬我食呀？（立法會）照過就可。以往財委會吵架，都會感受到某種民意壓力，現在想過就過，傳媒也再無興趣報道，民意已不再matter。」

除此之外，他認為自己也已經捉不準政府管治的思路，「做事方法改變很大。以往不民主但有一套邏輯，但現在這套邏輯似乎已經再摸索不到。」是因為現在是一套新邏輯？「其實還有邏輯嗎？你覺得還logical嗎？」他短促反問。

一國兩制曾經的曖昧、可遊走的空間，如今一步步被明確化、條文化，北京變的越來越有底氣。「中央構思一國兩制時，或多或少是承認香港的制度是較優越⋯⋯要避免上面的一套影響香港，所以（一國兩制）是有點防火牆的邏輯。但30年後，中央不再是這樣想，而是覺得自己的制度更好，覺得中國模式垂範天下⋯⋯以往可能覺得傳媒自由是資本主義運作的重要條件，但現在覺得無傳媒自由，資本主義仍然可以運作。」

面對「制度自信」、步步進逼的北京，香港有攬炒派示威者期望「支爆論」——在種種內憂外患之下，例如中國內部經濟問題，西方對中共經濟制裁，最終中國經濟崩潰，社會大亂，繼而會令中共政權倒台。「每幾年都有人說中國會倒…… 以政治學民主化的研究來說，經濟危機是否一定促進民主化？其實不一定。」馬嶽不掩飾對這種期待的懷疑之情，他承認制裁有一點制約作用，但指出從制約到倒台，中間還有太多的變數和差距，「說西方會制裁我已經很懷疑，制裁的都不過是那些官，相當於手指甲，關我鬼事？」

外力不達，內爆無期，北京轉身吃死一國兩制。坊間有人擔憂香港會不會變成澳門，又有人擔心，未來可能不再分建制/民主，而像澳門一樣，只在建制內部做「自由經濟派/社會福利派」這樣的區分。馬嶽不諳官心，他更看重的是，香港的社會矛盾比澳門尖銳，民意在制度中不被代表，新選制則無助解決管治問題。

「社會的主要矛盾在制度裏沒有被代表到⋯⋯不滿政府的人變成五六成，建制派將來（在立法會中的議席）去到七成八成，但那七成八成人代表的民意大概就只有三四成，咁既話，社會矛盾不能在議會中解決到的。」根據多年選舉結果，香港民主建制的民意分布大約六四比，而在2019年單議席單票制的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所獲選票約57%。

他覺得政府的決策理性顯然變差了，政權未必覺得經濟發展不重要，「首先它不會承認這樣做會搞冧（搞垮）經濟，（北京）一直的論述都是，這樣做才可以經濟重回正軌。但我自己會懷疑，這樣是不是就有好的施政呢？」他用了好幾個「懷疑」和「沒有信心」來講對管治的期待，「民意的體制如果是扭曲了，其實之後香港政府的決策是否真的會做得好呢？」

研究對象被DQ，學術還有沒有自由？

除了選舉改造、47人大檢控之外，公務員宣誓、中小學教師受限、媒體人被警察拘捕，有大學教師因不可知理由不獲續約⋯⋯香港自由正極速失落，民間怨聲載道。

身為學者，馬嶽不願意把自由的問題談得過於籠統。他承認氣氛變差，但不喜歡演繹。他明確區分政治評論的自由不是學術自由。

「如果有學者不願意談論某些話題，那只是不希望個人意見出現在傳媒上。」他指學界不是從現在才開始怕「敏感」，「（這個詞）我聽了十幾年，（國安法之前）有多少學者在未拿到tenure（終身教職）之前很努力發言？我見不到。」

「但一直以來（政府）的做法是一個氛圍，你令到人自我審查，覺得某些事情不能說，說了會有後果」，在記者追問下，他心軟了一秒。「但學術自由是自己選擇做什麼研究，研究發表時的自由⋯⋯這是否學術自由，我認為有些混淆。」

不過，馬嶽承認，一些研究是越來越難做了。最困難的是，做民意調查（survey）時，不再能百分百確定受訪者說話的動機。「這在很多威權國家的研究經常發生。所有的問卷調查的前設都是受訪者正在說實話，如果你問他政治意見，而他因為害怕不敢說實話，而你無法知道他是否在說真話。」

在五年前、十年前的香港，馬嶽認為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他指本來問卷就可以問得很直接，支持就支持，不支持就不支持，「我們很有信心當時的人是說真話。」

受訪者不一定敢答，而研究者也可能要因應港區國安法的限制，規避研究中的風險。譬如若有人要研究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大概是無法在問卷中直接提問「是否支持香港獨立」。「這便是政治敏感」，馬嶽承認，「（提問這個問題）這是否等於（學者）支持香港獨立？並不等於，但這影響學術研究⋯⋯就算有人敢問，又是否有人敢答？」不過馬嶽強調，目前很明確干預學術自由的行為還很少，「是否真的有人明碼實價地說，你再說什麼什麼的話，就會怎樣怎樣怎樣？大學不會有人這樣說，極少，我很少聽見。」

看不清楚的時候，先做記錄

面對讓人失望/灰心的大時代，馬嶽把自己看作一個寫字的人。2020年他的書《反抗的共同體》出版，以紀實方式寫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是學界最快。但和馬嶽以前的著作不同，這本書不是學術研究，純粹是一本紀錄，分13章講了運動怎麼開始、如何升級、各方的反應如何互為因果，他往日所擅長的理論性分析和評論，在這本書裏反而見少。

馬嶽寫書的時候還沒有國安法的問題，但他已經想要快寫，最初始的動力，就是運動需要有一個紀錄。那時候他知道很多學者已經在現場做實地的紀錄，但又想到學界的做法是要投給期刊（Journal），一般只能有6000到9000字，而且第一是要用英文，他覺得像「攬炒」「無大台」「兄弟爬山」這樣的運動字眼很難用英文解釋，第二是期刊文章要聚焦一個很具體的問題，不符合他想要縱觀全局的目的。

「我想我是需要一直寫作、一直整理自己的思考，究竟（事情）為何會變成這樣。我希望一般對香港政治有興趣的、高中生大學生、看中文的人都能看明白。」

再想一想，這樣的寫作對個人而言也是治癒，「2019年下半年，（我）自己個人的sentiment是寫不到期刊那種文，寫中文也會相對容易一些⋯⋯既然不知道可以做什麼，不如回去寫字吧，自己也好過一些。」

我想有需要把問題說清楚，在能力範圍內說清楚。也許我們永世不會知道，不會知道有沒有死人，但我們掌握到的資料暫時就是這樣。

回過頭看，當時運動持續大半年，到後期幾乎每週末都有行動，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和情感勾連都極為緊密，運動中有很多事情令人情緒突然衝上高峰，「例如九月十月，不同時段的sentiment⋯⋯例如在當下感受得到為何會有黎明行動，因為前一個星期有很多事情發生，周梓樂逝世，因此那個星期發生了很多衝突⋯⋯」，所以他覺得當下一一紀錄和梳理每一個細微的語境，也是一件幸運且有助理解整場運動的事，「如果是現在再去寫，隔了兩年，很多事情的觀點也會改變。」

有一些謎團未有結果，馬嶽就想不如先梳理出來，像是在運動中出現的疑似自殺、浮屍在香港不同海面的幾宗事件，最是難解，他就建議研究助理像做記者一樣去整理它：「我想有需要把問題說清楚，在能力範圍內說清楚。也許我們永世不會知道，不會知道有沒有死人，但我們掌握到的資料暫時就是這樣。」

香港是活出來的

書的名字叫《反抗的共同體》，但馬嶽認為最難寫的，反而還是身分認同和警暴的部分，其他章節都可以用寫事實的方法來解決，但警暴光是記錄事件也記錄不完，身分認同則讓他最為糾結，到底要如何拿捏。隔了兩年回去看，馬嶽也不覺得自己能就身分認同有特別清晰的答案。

《反抗的共同體》

作者： 馬嶽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10/21

「呂大樂（香港社會學學者）都說香港意識說不清楚，有關身份的研究已說了二、三十年⋯⋯現在就更為複雜，因為有了國安法，很多的表達已無法做到。」

坊間常有的一種論述是，對港府的不滿、警暴和反中的情感，強烈刺激了共同體的形成，但馬嶽認為，這樣講還是有些粗疏。「身份認同的形成一直都在，在那半年多裏不斷演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一般會說在70年代開始，但政治思想未必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近年開始才越來越重要⋯⋯歷史上lifestyle（生活方式）很重要，現在再加上了政治層面，而這件事一直在變化⋯⋯10年後，不知道2019年的影響又會是什麼？」

不過令馬嶽驚訝的是，2019年有那麼多香港人願意付出代價去反抗。儘管後來不少人開始移民，和2019年那種向死而生的情緒看起來有一些矛盾，但他認為這實際上投射出「香港人」這個群體的混雜：「這是為何我說看不清楚。很難用2019年運動高峰期的影響去看事情。一段時間後冷卻下來，究竟人們會如何面對身份認同？在香港政治轉變會如何實踐？其實這沒有集體回應，而是個人做法。這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研究一直以來的現象。」

進一步，他說自己最看重的，還是書中講運動無大台、和勇不分、民意與政權如何互相纏繞的章節，身分認同並不是這本書的核心。「書名只是偶發，是標題黨，應該是好賣的書名，」他又摸了一下頭髮，笑了，而且說到底，寫不清楚也不是壞事。

「有沒有一本巨著可以10000字、50000字寫清楚（香港人身分認同）呢？應該是沒有，也未必需要有。從另一角度來說，是否需要有一萬字寫清楚什麼是香港精神？我認為未必。」

2021年的一連串政治打擊以來，香港人民心低落，往往以「見字飲水」、「活著就是反抗」等話來互相打氣，提醒朋友在亂世中好好活下去。面對陰暗不明的未來，馬嶽能做的就是能寫的時候繼續寫。

「沒有人說清楚（香港人是什麼），就是不同的時期內（的人）到香港聚居，然後大家活出一個自己的風格、文化和生活方式⋯⋯其實香港的文化，都是活出來的。」

（端傳媒實習記者湯偉圓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