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怨恨”，给下一轮两岸青年交流盛世的备忘录

【编者按】端传媒于今年九月份推出“两岸停火四十年：和平的假期”专题，当中针对陆生议题，推出报导〈我们的青春，到不了台湾〉、及评论〈专访汪宏伦：“陆生”就是照妖镜，映照两岸各自的问题〉、〈当台湾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陆生经验反思两岸间的互相“怨恨”〉，出刊后，引发作者许仁硕以自身举办、参与两岸交流活动的经验，写出〈陆生十年，我们真的只能“互相怨恨”吗？〉回响。本篇为许文发布后，另一位曾经留学台湾的陆生回应。

谢谢作者梳理了这几年两岸三地学生交流的脉络。从内容上来看，这十年的历程，其实也是两岸三地政治变化的一道缩影；从观点上来看，我同意这样的观察。此外，我想从陆生的角度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一方面作为对这篇文章的回应；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群体的生命经验，使得主题更加饱满。

我认为，两岸青年得以在2010年前后，开启了第一波真实的相遇，是由两个重要的机会结构所导致。而之所以称为“真实”，是因为陆生、台生得以大规模的自由往来。同时，这些人并非经由刻意“筛选”而成；相反地，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是相当一部分两岸基层的真实状况。

第一个机会结构，是中国大陆在2010年尚处于“后奥运时代”的余韵之中，亦是相对开明开放的时期。一方面整个社会思潮相对多元，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较为活跃，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对中国大陆未来的预期充满乐观，认为这是一条线性进步的路径，从经济开放到政治开放是自然而然的。

其中，反映在对台湾的总体性态度，大陆普遍的民意认为，台湾经过政党轮替，马英九会“拨乱反正”，对两岸关系重启新局。这种态度最鲜明的例子就是韩寒的〈太平洋的风〉。

第二个机会结构，我个人认为是2008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自上而下的两岸互动的松绑，继而带动社会层面“探索大陆”的好奇心增加。对于台湾青年来说，无论是好还是坏，对大陆的了解可以不再局限于二手的新闻和书本知识，加之大陆方面“统战”所产生的“拉力”，使得大规模的你来我往第一次成为可能。

不过从陆生的角度来看，我想补充一些视野上的差异。私以为，2014年太阳花学运，既是两岸从官方层面开始出现转折的分水岭，也是陆生更深刻认识台湾的转捩点。在太阳花学运之前，个人认为绝大多数陆生还是相信交流的“进步史观”，认为交流一定会带来理解和融合。但是经此一役，陆续有陆生开始反思，究竟交流是否真正会带来理想中的结果，还有什么样的因素影响了我们没有走向想像中的融合。

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之后，我认为陆生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陆生意识到交流带来的是“水油分离”的结果，双方更清楚的体认到彼此的族群边界和身份边界。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未必是好事。

而另一部分，则是陆生开始逐渐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相比早期陆生群体相当一些成员愿意积极参与台湾社会议题，最终不知不觉的变成熟悉的陌生人。留学的过程退化成为获得商品化教育的过程，十分可惜也令人难过。

我认为，从2011年陆生学位生第一次来台，到2020年陆生政策寿终正寝，象征着第一代两岸青年大规模交流的结束。虽然结果不如预期的那样，而是一个令人遗憾和感伤的结果，但是它留下的启示不可谓不深刻，我个人归纳为两点：

第一点，这种自上而下由政党和政治所推动的青年互动，虽然能够快速助推交流的起跑，但是也具有先天性的劣势，正是由于其政治性大于其他的特征，使得这种交流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和政党变迁的影响，例如当大陆的领导人更替，台湾的政党轮替，结果就是巢倾卵覆，成果转瞬即逝。

第二点，没有前提的交流，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甚至会带来大概率的失败。这里所谓的前提，指的是必须尊重彼此的核心“情感”，克制自己的报复冲动、避免以怨恨叠加为后果的互动。理想的互动过程，应该是带着同情式的理解和理解式的同情。未来如果还有第二代的交流，希望我们能够引以为鉴不再重蹈覆辙，从这两方面着手，加以修正和改进，这是必须双方同时开始的修复工作，这点上我完全同意汪宏伦老师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在此当下，两岸彼此正在经历报复的循环和敌意的螺旋，原本双方并没有那么多的仇怨，而恰恰在这个巨变的2020年，加速了这种对立的情绪。虚拟社会的“速食化”和高度化约，让人们所经历的“非现实感体验”远比现实社会更难以感知到彼此的价值底线和情感结构，而两岸在地理空间上恰恰是高度接近的，虚拟和现实的张力背后，是冲突和危险的升高。

如果双方真正意识到，在目前双方都无法最终实现各自在族群和主权范畴上的主张，就应该认真思考还有什么办法，让双方能够共存地好好活下去，继而寻求共荣的可能。

这可能是两岸青年十年来交流所能够留下的最大、最具有价值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