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来，台湾政治发展的主线为“大罢免”，各种政治攻防及政治人物的公开发言，也都围绕在与大罢免的有关话题上。不过，2025年并非台湾的选举年，却在全台多个选区经常可见罢免志工与选举看板，让这场“全台大罢免”行动不无有2026地方大选前哨战的意味在。
依据大罢免的送件时间，目前罢免投票将分别在7月26日与8月23日进行。第一场的罢免投票，全台湾73个区域立法委员选区中，将有24个选区各自举行投票，由该地选民决定现任立委的去留；另外还有两个选区由于成案较晚，则是要到8月才会举行投票。在去年初的大选中，这24个选区都是由在野的国民党籍立委胜选，若在野联盟若失去六个以上的席次就将失去国会多数，这场大罢免案可能将改变国会结构，与新国会的主导权归属。
本届立法委员就任一年之内就已冲突频仍，多次陷入僵局：取得国会多数的在野党主动出招，提出各种对政府财政、司法运作与行政立法等影响重大的法案，并屡屡等到最后表决前才以“修正动议”（编按：修正动议是指立法委员在院会现场临时针对法案内容提出修改，通常未经委员会实质讨论，也常使其他委员难以充分讨论）的方式提出草案，而未事先公开其所欲通过的“正确”版本；此外，总统所提名的大法官人选亦全军覆没，民进党政府同时必须执行该党无法接受的总预算案。
在此僵局下，反对国民党的民间团体及政治人物接连提出“大罢免”，希望透过罢免程序，让所有国民党籍的选区立委都面对罢免投票。最终，罢免团体全国跨选区共计征得破百万份有效连署书，并在大约三分之二的席次中成功达到10%连署的门槛。在7月26日，这些选区的选民以选票决定这些国民党立委的去留。
而若退后一步，跳脱日复一日个别的攻防与骂战，从更为全局的角度来看：此刻的台湾政局下，是什么样的理由，使得同意方认为必须推动罢免？在全国24个选区中，罢免胜利的条件是什么？同意罢免方需要的是催出所有不信任国民党的“基本盘”吗？而国民党为何未能提出罢免民进党立委行动，以达到反制的效果？
这四道大问题的解答，各自都可以用一组关键词来概括。本文将以四组八个关键字，帮助读者掌握大罢免背后的政局。
朝小野大 × 傅黄体制：为什么支持方认为需要推动罢免？
对一个世代的台湾选民和政治人物来说，这届国会的局势显得相当陌生。不论是国民党的马英九（2008-2016）还是民进党的蔡英文（2016-2024），担任总统期间其政党都能在立法院单独过半，在野党无法单独阻挡政府施政。因此，台湾的在野党习于以冲撞、杯葛等方式阻拦议事，但总预算等关键议案最终普遍都能顺利通过。较大的例外是2014年之后，由于马英九与时任国会议长王金平的党内斗争台面化，让王金平曾动用院长权力阻挡自家党主席的重大政策。
但于2024年大选后，民进党虽然保住执政权，却失去了国会多数。目前民进党于立法院共计拥有51席，距离单独过半差距还差六席，因此无力阻挡在野联盟通过的各项法案。其中较有争议的法案包括国会职权修法、大法官人选杯葛到瘫痪宪法法庭、财划法中的中央及地方权责争议，以及极具冲击的总预算案，影响台湾政府从国防、外交、经济到农业等领域，削减预算的金额与幅度为史上之最。
去年5月，国会职权修法审议期间，反对在野联盟的群众至立法院外连续多日集结抗议，被称为“青鸟运动”，是第一波的民间动员；于今年年初，多项争议法案接连通过，反对在野联盟的群众进一步动员，于各地成立推动罢免组织，成为推动大罢免的基础。
实际上，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于本届立法院并未单独过半；由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所创立的台湾民众党握有八席，理论上应为“关键少数”，能决定任何议案成败。且在总统大选期间“蓝白合”（国民党与民众党合推总统候选人）破局后，民众党理论上未必会与国民党合作，一度可能选择在两大党间周旋，以取得最大利益。
不过，自本届国会开议之后，民众党团于党团总召黄国昌带领之下，于立法院长选举、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等皆选择与国民党结盟，在多起争议议案中，民众党亦几乎全面与国民党同进退；多项争议法案的最终版本，更是在表决前由两党团自行协调产生。
批评者将这样的结盟称之为“傅黄体制”（“傅”指的是国民党团总召傅崐萁，“黄”则是黄国昌），认为立院议事完全由两人主宰。换言之，立法院目前的确存在一个稳定过半的在野联盟，可以拦阻居于少数的执政党。有媒体指出，傅昆萁也并不听从同党党主席朱立伦及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指挥，包含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曾私下与立法院院长、国民党党主席达成协议，针对宪法法庭、地方政府分配款等议题达成妥协的共识，却被傅昆萁单方面推翻。
蓝白在傅黄体制下的持续合作，是罢免支持者认为必须推动大罢免的原因，亦即要让在野联盟无法掌握国会。这也和台湾的宪政体制有关，朝小野大之下总统并无太多直接主动反制的权力：总统无法否决法案，至多仅能透过行政院要求立法院重新表决一次（称为覆议），且维持原案仅需半数立委支持，不像美国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绝对多数才能对抗总统否决；因此，只要在野联盟并未改变心意，法案必然能够照案通过。
此外，台湾的总统与立委一任同样为四年，并不像美国众议员一任两年，能于总统任期中间改选；同时，不像法国，台湾的总统也不能自行宣布解散国会改选，必须等待国会自行表决通过对行政院长的不信任案，执政方才能宣布国会同步改选作为反制。换言之，若非立法院多数主动愿意提前改选，否则在朝小野大之下，总统四年内都必须接受立法院多数所提出的法案。
台湾上一次面临朝小野大的局势已是民进党籍的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2000-2008），当时民进党虽然执政，但同样需要在立法院面对国民党与“第三势力”亲民党所组成的在野联盟。当时距离今日已有17年，发生在一个世代之前，且当时的立法院是以完全不同的选举方式产生。于陈水扁执政时期，当时朝野亦针对国防预算、核能电厂预算执行、政府争议案件调查等陷入彻底僵局，政府无法兑现关键选举承诺，法案争议亦多次必须寻求司法介入。
关键六席 × 25%门槛：罢免胜利的条件是什么？
在多起争议法案后，反对在野联盟的阵营提出“大罢免”，希望改变朝小野大的局面。这是一个门槛极高的策略：由于民进党距离单独过半差距六席，这也意味著，至少需要成功罢免六席国民党立委，并在成功后的补选中取得胜利。否则，即使成功罢免若干席国民党立委，在野联盟仍能主导国会运作。
本次大罢免的对象皆为国民党立委，而无同样属于在野联盟的民众党。这是因为由于民众党所有议席皆为不分区立委（由政党比例选举产生），而依照台湾的选制设计，仅有区域立委（由地方选区直选产生的立委）和原住民立委可以成为罢免对象。
在这样的选制下，大罢免虽在政治论述上近似全国性的选举，但在实务上却是24个地方选举的组合。至目前为止，支持罢免方的宣传中几乎都强调“大罢免大成功”，认为国民党立委应全数被罢免，较少瞄准特定最有机会翻盘的选区进行动员。不过在制度上，即使不讨论之后同样困难的补选阶段，光是在罢免阶段，支持方确实需要在国民党原先胜选的选区分头努力，尝试拉下去年获胜的现任者。全国性民调充其量只能够看出正反双方的“声势”，无法直接用以推估这些个别选区的票数多寡。
而且，罢免并非单纯“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即使国民党现任立委动员能力再怎么差，支持罢免方依然必须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才能成功。在这些选区当中，依照台湾的法律规定，罢免若要成功，至少得要有25%的合格选民出门投票赞成罢免；这里的25%，指的是该选区全体有投票权人数的25%，且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
是此，大罢免潮能否催出高投票率，将是左右大罢免是否成功的关键指标。在选民一向高估自己投票意愿下，如果投票率低落，罢免方就更难通过门槛。
举例而言，假使某选区民调显示，一定会去投票的选民中有高达55%将投下“同意罢免”，罢免方看似胜券在握；但是，如果一定会去投票的选民仅占全体约40%，相乘之下就只会有22%，无法跨过门槛。
事实上，过去两起民意代表遭罢免的案例中，赞成方也都仅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差距跨越25%的门槛，只能算是低空飞过。在台湾罢免史上，仅有引起地方选民广大愤怒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吸引了40%的选民出门投下罢免票。其他几场罢免案中，即使被罢免者具有全国高知名度，但都只有20%上下甚至更低的选民出门投下赞成票。
若从另一个角度、由潜在选民基础的方式观察，依照端传媒先前的数据分析，在绝大多数罢免目标选区中，民进党于去年总统大选中确实曾号召出25%的选民投票支持赖清德，然而也全数并未超过30%。换言之，在这些选区，罢免若要成功，支持罢免方必须“重建”总统选举绝大多数的选票。
亦即，罢免方不能只倚靠支持民进党、厌恶国民党的“基本盘”，而必须将上次投给赖清德的游离选民也找回来。
反共论述 × 游离选民：为什么罢免倚靠基本盘可能不够？
支持罢免方的论述主轴为“反共”、“阻挡蓝白立委卖国”，例如地方罢免团体举办的动员晚会，活动名称命名为“反共护台总动员”；而在罢免行动中引人注目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亦多次以“亲共卖台”做为罢免国民党立委的主张。
这样“亲共卖台”的论述策略，既反映了民进党核心支持者对国民党长期的疑虑，也呼应了民进党团立委这段时间的论调。早在去年5月国会职权修法争议时，民进党团委员杯葛议事，绑起的布条就表示国民党更改立法院规则，是要让“立院人大化”（将立法院变成听命共产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背后目的是要推动“台湾香港化”。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是最早表示必须“大罢免”的主流政治人物（相较之下，总统赖清德等人则是到势不可挡后才表态支持），柯建铭也多次表示蓝白立委皆是“国贼”，包含在总预算协商期间代表党团发言，即不断重申“把这些国民党全部罢掉，这些卖国贼全部罢掉”。而本月，柯建铭于受访时向在野立委表示，罢免后“刑法100条会伺候你”，指的也是刑法处罚内乱罪的知名法条。
是此，反共救国的论述虽成功激发反对蓝白的群众参与罢免连署，多个选区都搜集到超过10%法定门槛的选民连署，甚至来到15%大关。但是，该论述是否有助于罢免方重建赖清德得票、借助游离选民冲破25%大关，则需要另外评估。
端传媒先前的数据分析指出，民进党虽然支持率明显高于国民党，但其主张的“蓝白敌人论”只能发挥该党一半实力。
因此，虽然台湾民意以压倒性多数不信任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毫无兴趣，且对蓝白支持度并不算高，但游离选民未必认为蓝白立委正在积极卖国，认为“卖国贼”带来的危机迫在眉睫。反共叙事、主打蓝白“卖国”是否能够重建赖清德得票、发挥罢免方最大潜力，就此看来不无疑问。
在支持大罢免的论者当中，亦有人提出“微调”之下的论述方向。例如，《镜报》评论总主笔陈嘉宏就认为，民进党应向外界说明哪些国家预算和重要法案亟需通过，以强化国家安全，但却遭在野联盟杯葛，突显在野党如何站在政府国安建设的对立面。此外，他主张应强调国民党立委让选民“蒙羞”的行为，如推举经济犯罪前科者担任党团总召，封锁会议室大门迳付二读，以及在议场比中指、说脏话和穿睡衣等。
这些都是彻底强调“剿匪”以外的可能论述方向，但目前多半零星出现，尚未成为普遍的主轴。
以罢制罢 × 幽灵连署：为什么国民党最终无法积极反制？
在国民党方面，该党原预计采取“以罢制罢”的策略，提出罢免民进党立委，让绿营顾此失彼，不过，该策略却以彻底失败收场。国民党最终必须回防自家选区，诉求“反恶罢”，指控民进党是为了掌权、回避监督才发动罢免。
国民党推动以罢制罢的战略不无道理：一方面，从党的立场来说，这又进一步拉高支持罢免方达成目标的难度，毕竟支持罢免方已经得至少拉下六席，而国民党就算只成功一席，还能进一步让罢免方的成功门槛来到七席，以此类推。何况，如果民进党必须同步防守自家选区，在资源上、版面上也都更有可能让民进党分散战力。
另一方面，就党内权力斗争而言，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威望极低，面对明年党主席改选，若想延续政治生命，他也亟需建立“战功”，而积极推动“以罢制罢”就是他可能的出路之一。
是此，国民党中央并非没有意愿积极反制，真正的问题却出在执行面。理论上，哪怕是在国民党支持率有限的选区，只要党组织认真动员，要找到1%的基层支持者愿意连署、让罢免提案的第一阶段成案，应非难事。何况，国民党在几个选区确实有翻盘的可能性，更让几位特定的民进党立委一度显得也势必得要接战。
然而，地方党组织的因循苟且和内部权力斗争，让各地陆续爆发出直接“照抄”党员名册、而未实际征求连署的丑闻。而由于党员名册并未更新，因此也爆出多起早已过世的党员竟能参与连署的情形，被批评者讽刺为“幽灵连署”。
其中最明显的案例发生在台北市，两起连署案经检察官查核笔迹等证据后，指控皆有超过90%的连署并非实际征求，而是由党部自行抄录名册。这不只是因为党部担心来不及在法定期限前完成连署，也是因为国民党地方议员钟小平想自行发动连署、借此为自己造势，台北市党部担心被这位“自己人”抢得先机。对于这项指控，台北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和总干事在法庭上已经认罪，因此协助下载党员名单并造册，但两人的直属长官、党部主任委员黄吕锦茹则否认自己曾指示下属造假。
于此同时，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也一度希望罢免两席民进党籍的市议员，响应党中央以罢制罢的策略。然而，市政府官员、民政处长张渊翔却与国民党党部主委合作，利用政府的户政系统查询个人资料，进而假冒民众连署，被选务机关发现后移送检察官起诉。对此，张渊翔也已认罪，并且请辞获准，目前仍等待判决结果。
被视为亲蓝的网路媒体《风传媒》报导则指出，该党党务主管在面临起诉与羁押之下，党部的动员能力与党员投入热忱大打折扣，亦难以筹措罢免所需款项。7月初，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举办反罢免晚会，到场人数明显不足，显见国民党基层组织能力已大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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