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柏林到金门马祖：飞地，国族共同体的秘密日记

【编者按】本篇文章为 2020 年 7 月 30 日端小聚“云端旅行到飞地”的文字版本，由当日讲者李易安改写讲稿而成。

我最初之所以关注起飞地，是因为曾在 2009 年——也就是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周年那年，进行过一场“铁幕之内的旅行”。当时我从台湾的基隆港出发，先乘船到马祖，再循小三通从福州上岸，接着搭乘火车横越了整个欧亚大陆，最后在旅途的终点柏林下车。

在柏林时，我拿着在网路上找到的旧地图，沿着已经拆除的围墙凭吊冷战，才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原来柏林围墙并不是“一堵墙”、将东德与西德分隔在了墙的“两边”，而更像是钱钟书《围城》里的城墙、或监狱外的围墙，是将整个西柏林包覆在内的。

我原本以为，东／西柏林之间的界线，就是东／西德本土的界线——柏林之所以会被拆成两半，大概就是因为它正好落在东／西德的国界上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同盟国于二战后除了将德国拆成两半之外，也将具有特殊意义、却位在东德境内的首都柏林，拆分成了“西占区”和“苏占区”；后来“西占区”跟着西德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因此才会被东德紧密地包围着。

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总统甘迺迪才会在柏林围墙完工后两年，亲自前往西柏林对群众演说、为被共产世界包围的西柏林市民打气，因而留下了那场知名的演说：〈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在甘迺迪的讲稿里，西柏林是一座自由的孤岛（island of freedom），因而也是“自由世界”在“共产世界”中的一小块飞地。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飞地，也开启了我对世界上各个飞地的探寻之旅，至今仍未结束。

不过，在开启一篇关于“飞地”的文章之前，我们首先得回过头来谈谈：什么是飞地？

大部分香港读者应该都听过：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偶尔会被称为“南亚飞地”，进到里头很难不会有置身印度之感；台湾读者则可能知道，位于新北中和、有不少缅甸人聚集的华新街，也是埋藏在寻常街区中的一隅“族裔飞地”，经常被称作“缅甸街”。在这些脉络中，飞地指的都是一个在文化上自成一格、和周遭主流社会有所区隔的少数族群聚居区。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飞地”，并不是像重庆大厦或华新街这样的地方，而是政治意义上的飞地，亦即“主权飞地”。

在较为严谨的学术讨论之中，牵涉国家主权的飞地种类十分繁杂，而在英文语境之中，“飞地”一词又有两种称法（exclave 与enclave），本文并不打算深入厘清，但接下来讨论的几个飞地案例，基本上都符合飞地最通俗、最笼统的定义：一个国家位于他国境内的领土。这个定义听起来有些拗口，但如果你把字面上的意义放到地图上来看，就显得十分传神了：飞地，其实真的就像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里的领地。

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讲的是同个东西，但英文和中文却各自使用了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飞地”的概念：英文的“exclave”与“enclave”，字根都是源于拉丁文的“-clave”，原意为“封锁”，显然更注重飞地“被包围、被围绕”的特性；而中文的“飞地”则可能是和制汉语，来自日文词汇“飞び地”，更强调“从母体／母国飞出去”的概念。

今日硕果仅存的飞地，其实就是一个个活化石，它们大部分都是由这些“点状领土”演变而来的东西，并提醒了我们，人类对于“国家”、“领土”、“共同体”这类政治概念，其实曾经有过非常不一样的想像。

为何我们要关注飞地？

不过在飞地的范畴里，名闻遐迩的柏林称得上是个例外——因为今日世上仍存的飞地，大部分都是些默默无名的小地方。比如德国位于瑞士境内的布辛根（Büsingen），又比如阿塞拜疆的纳希契凡（Nakhchivan）；不要说听过“飞地”这种概念了，这些地名恐怕都没几个人叫得出口。

如此说来，飞地究竟有何重要性，值得我们多看两眼呢？事实上，它们除了作为地图上的“奇观”之外，还有很多迷人、有趣的内涵值得我们去探索。

比方说，我们今天已经习惯，“国家”就是一个有明确疆域范围的实体，国界范围内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均质的国土，犹如电脑语言的二元系统一般，“不是1，就是0” ，“不是我国领土，就一定是他国领土”，而这些明确的国界，也帮助着我们凭借地理空间来想像国家。然而在没有卫星空照图、地理测量工具的时代里，“国界”其实原本是由那些效忠君王的一个个领地或庄园组成的。

换言之，从前的国界，与其说是“一条线”，倒不如说是由“许多个点”组成的模糊概念。我们今日可以凭借有形的土地，去想像国家主权伸张的范围，但在从前，真正构成“主权”范围的，其实是那些无形的臣属关系以及纳税义务。

就此而言，今日硕果仅存的飞地，其实就是一个个活化石，它们大部分都是由这些“点状领土”演变而来的东西，并提醒了我们，人类对于“国家”、“领土”、“共同体”这类政治概念，其实曾经有过非常不一样的想像。

然而到了今日，这些飞地也往往是很令人头痛的存在：统治者得想办法经过别国领土、才能为自己的国民提供公共服务；住在飞地里的人，如果要去上学、去政府机关办事，可能也必须经过别国领土才能完成。

不过，飞地远离母国的特性，有时也是一种优点。 2017 年，当加泰隆尼亚正在举行独立公投时，西班牙警方在各地阻碍公投，而位于法国境内的加泰隆尼亚小镇伊比亚（Llívia）就是少数可以不被打扰、安心投票的地方，因为西班牙警察无法穿越法国领土执法。

所以不难想见的是，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巩固，统治者也愈来愈无法容忍国界、主权范围的含糊不清，而这些麻烦的飞地也注定会慢慢消失。其中，位于印度和孟加拉之间的库奇比哈尔（Cooch Behar）原本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飞地群，却已经在印、孟双方历时数十年的谈判之后，于2015 年透过“领土交换”的方式，正式在地图上消失。

你也可以想见，今日仍存的飞地案例往往充满了故事。比方说：这些飞地，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呢？为何明明知道飞地管治困难、容易引起争议，牵涉其中的政府却依然愿意让飞地保留至今呢？飞地里的居民，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与国界共处的呢？

以下，我们选择了几个飞地案例、并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它们有些今日仍存、有些则已走入了历史，有些规模庞大、有些则只有两个篮球场大，却都反映了人类对于共同体想像的执拗、困惑与流变。

库奇比哈尔飞地群：旧体制的活化石，与世界唯一不能转弯的十字路口

首先，就让我们先回过头来谈谈，今日已经消失的库奇比哈尔（Cooch Behar）飞地群。

位于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 State）以及孟加拉的朗普尔区（Rangpur District）之间的库奇比哈尔飞地群，可以说，就是人类从旧政治体制，迈入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空间注脚。

时间回到二战结束之后，英国人终于放手让印度独立，而原本的英属印度，则分裂成了印度与巴基斯坦。

位在印巴边界上的库奇比哈尔地区，过去曾分属库奇比哈尔土邦（统治阶层信奉印度教）和莫卧儿帝国的朗普尔（以穆斯林为主体）管辖，有些村子效忠前者、有些则是后者。

在英属印度的年代，分属不同土邦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毕竟这些领主不论高矮胖瘦，总归都是英国统治的“代理人”；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成为主权国家之后，原本没人在意的国界，便突然成了需要锱铢必较的争议。

在政治协商的运作、以及宗教认同的影响之下，曾经属于莫卧儿帝国的朗普尔选择加入了东巴基斯坦（亦即孟加拉的前身）、库奇比哈尔土邦则并入了印度的西孟加拉邦，而库奇比哈尔的各个村庄，基本上就依据过去的效忠关系，各自成了印度和东巴基斯坦的领土，导致其中一些村子，落在了国界的另一边、成为飞地。

根据统计，在领土交换之前，印度这侧一共有71 个属于孟加拉的飞地，而孟加拉这边则有102 个印度飞地；有些飞地里，甚至还包覆着另一个国家的飞地，层层叠叠得犹如俄罗斯套娃一般。在这些飞地还没消失的年代里，世界上唯一一个“飞地里的飞地里的飞地”（亦即“三级飞地”）也位在这里，面积只有0.007 平方公里，仅比一个标准足球场大一些。

这些飞地有些只存在地图上，在实体空间中完全看不出来；有些虽然有实际的地桩标记，却没有围篱或边检，人们可以自由穿梭；也有些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光是出去买个菜，可能都得非法越境、贿赂边检。由于出入困难、公共服务匮乏，不少住在飞地里的居民持续生活在赤贫之中；曾有报导指出，由于有些飞地没有供电，村民甚至必须将手机“走私”出境到隔壁的村庄，才能充电。

然而这些荒谬种种，都已在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午夜，正式成为了历史。

经历数十年的谈判磋商之后，印度和孟加拉双方终于决定“交换”各自的一百多个飞地——简单来说，就是拿着橡皮擦，沿着印度和孟加拉的主要边界，一路将两侧的飞地给通通擦掉。

不过这个领土交换协议中有个漏网之鱼，并没有随着协议进行交换，至今仍是孟加拉在印度境内的领土，名叫达哈格兰（Dahagram），也曾是边境上人口最多的飞地村庄之一。

达哈格兰由几个小村庄组成，散落在河岸上平坦的农地上，距离孟加拉本土不远，只被一条印度公路切割开来。为了解决飞地居民来往母国的交通问题，印度于1992 年在达哈格兰与孟加拉本土最靠近的地方，将一条窄窄的线形土地租给了孟加拉，充作沟通飞地的小小开口，称之为“汀毕哈廊道”（Tin Bigha Corridor）。

在实体空间之中，这条廊道和印度公路的交错处，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一个十字路口。不过就抽象的意义而言，那里其实更像两座交叠的高架桥，彼此只是在空间上重叠，并没有真正的交会，因为那里并非边境口岸，也没有边检站——孟加拉人永远只能从孟加拉直走到孟加拉，印度人永远只能从印度直走到印度；任何人就算持有孟加拉签证，也不可能在这个路口左转或右转，从印度进入孟加拉。

这条借来的廊道，就和附近曾经存在的数百个飞地一样，既真实、又虚幻，而这个路口，也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只能直走、不能左右转的十字路口，既荒谬、又严肃。

荷兰－比利时的巴尔勒：不只没有消失，还能吸引观光客的飞地

相形之下，位于荷兰和比利时交界处的巴尔勒（Baarle），就显得幸运很多。

从地图上看，巴尔勒这座小镇就像一块斑驳的拼布，在荷兰管辖的领土上，缝上了十多块比利时的飞地，而有些比利时飞地之中，又包夹着几个荷兰的飞地；这些飞地的形状并不规则，和街道、街廓的形状也没有关系，因此时常造成建筑物被国界穿过的现象。

巴尔勒飞地群的成因，同样和“封建制度”有关：从十二世纪开始，该地区便一直分别在不同的地方领主之间来回流转，并于十六世纪荷兰独立时，分别成为荷兰共和国与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的领土，最后又分别落入了荷兰与比利时的辖区。数百年来，该地区周边的国家虽然签订了多次定界条约，但巴尔勒飞地群却阴错阳差地留存了下来。

季辛吉曾在《大外交》（Diplomacy）中提及，在过去欧洲国家之间的协约里，边界重划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持各国间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不让任何一国过度坐大，然而被国界重划影响到的边境居民的感受和意愿，在谈判过程中却往往会被弃之不顾。

现在回看，巴尔勒的荷兰居民和比利时居民恐怕也没想到，当年他们祖先无法置喙的国际协议，今日却成了观光的卖点：当地市政府曾出版以飞地为主题行程的观光手册，并在镇上以“＋”字号标出飞地的界线，让游客按图索骥。

原来，居民不只能够与飞地共存，有时还可以把飞地种成一棵亮晃晃的摇钱树。

事实上，巴尔勒的案例也证明了一件事：飞地要能保存下来，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前提，便是国界不能为日常生活造成太多影响。早在《申根协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签订之前，荷比双方的巴尔勒政府便有相关协议，确保小镇居民的移动不致受到国界的影响（并让这里成了走私贸易的漏洞）；《申根条约》签订之后，荷、比之间的国界，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几乎无法察觉。

然而这些飞地自然不是没有作用。由于荷比两国税制不同，而当地政府又依据大门所在国来决定建物国籍，因此有些正好位在界线上的建筑物，会在边界两侧各开一个门，让业主依据需求选择要登记在哪个门牌地址之下。亦有传言指出，由于荷比两国对餐厅营业时间的规范不同，因此有些落在界线上的餐厅，会在法定营业时间结束之后，要求顾客坐到另外一边，继续营业。

就连比利时在飞地里的政府机构，也都在门口的草地上，刻意用花圃划出了界线，像是深怕人们忘了国界、忘了飞地一般。

祖先选错边？阿拉伯半岛上的飞地

不过飞地为人类带来的，也不是只有苦痛和惊喜而已；对于住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马德哈（Madha）的居民而言，或许更多是感到懊悔的。

位于阿联酋（United Arab Emirates）境内的马德哈，其实是阿曼（Oman）的领土，然而从小镇外属于阿联酋的高速公路转进来时，除了手机的电信供应商会传来“欢迎来到阿曼”的讯息之外，你几乎感受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国家——黄棕色的漠原依旧、贫瘠的山丘依旧；既没有边境检查站、也没有铁丝网。

和荷兰／比利时的巴尔勒相比，马德哈成为飞地的原因似乎“民主”多了。

据说，该地区的部族首领曾在 1940 年代召来村民，询问村民想要效忠何方。尽管附近的村子都倒向了沙迦（Shajah）、弗贾拉（Fujaijah）等酋长国，但马德哈的村民却被阿曼苏丹国（Sultanate of Oman）派出的代表给说服了，因而决定效忠阿曼。

这个决定其实不无道理。曾几何时，阿曼其实是个强大的帝国，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和东非都有领土和贸易据点；马德哈的村民当时认为，强盛的阿曼更能够帮助他们保护水源，因为在波湾地区大量开采石油之前，水源才是沙漠地区最重要的资产。

当时的村民无法预见，沙迦、弗贾拉等酋长国，后来不只发现了石油蕴藏，更在 1971 年独立、共组阿联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航运、金融中心。于是马德哈的村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阿联酋国民一天比一天还要富裕，只能怪自己的祖父辈当年选错了边。

很有意思的是，今日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二级飞地”（亦即飞地中的飞地），这里也有一个，因为马德哈内部还有个村子叫纳赫瓦（Nahwa），近代以来一直都是沙迦领地，也在1971 年跟着沙迦酋长国加入了阿联酋。不过纳赫瓦当年之所以没有加入阿曼，其实也颇为合理，因为就血缘来说，纳赫瓦大部分的居民，和附近效忠沙迦酋长国的其他村子属于同个氏族。

事实上，阿联酋本身就是个飞地的集合体，各个酋长国的行政疆域图就像支离破碎的拼布一般，飞地随处可见，只不过因为是国家内部的行政划分，因而在一般的世界地图上看不出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论是马德哈、纳赫瓦这两个飞地，或是阿联酋内部的行政疆域图，它们都反映出了中东地区以氏族／部族为核心的共同体想像，也反映出过往借由政治同盟所维系的共同体关系，不一定等同于地理上的彼此邻接。

苏莱曼沙赫陵寝：帝国的遗绪，与现代土耳其的野望

还有些飞地，则和帝国的领土变迁有关，比如位于叙利亚的苏莱曼沙赫陵寝，就是相当有趣的案例，而且还纠缠进了从 2011 年便开打至今的叙利亚内战。

苏莱曼沙赫（Süleyman Şah）是奥斯曼帝国开国君主奥斯曼一世（Osman I）的祖父；据传苏莱曼沙赫于1236 年过世之后，其陵墓便一直座落在今日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畔。然而奥斯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后，叙利亚便正式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脱离出来，并为土耳其人制造了一个难题：苏莱曼沙赫的陵寝，此时突然位在外国的土地上了。

这种由于帝国倾覆、国界变更，导致历史遗迹“落到外国”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位于中国吉林、被朝鲜／韩国人视为祖先陵墓的高句丽遗址，或是位于土耳其东部、曾是亚美尼亚王国首都的阿尼遗址，都算得上是典型的例子，也同样无法避免牵扯当代人的国族情绪和跨国政治。

然而苏莱曼沙赫陵墓的特别之处在于，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虽然放弃了叙利亚的主权，却没有放弃陵墓。在1921 年的《安卡拉条约》（Treaty of Ankara）中，法国同意让土耳其继续持有苏莱曼沙赫陵墓，而土耳其也可以在陵墓派驻卫兵、升起国旗，等同于让陵墓成为叙利亚境内的一块土耳其领土。

然而叙利亚于2011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内战之后，陵墓所在的北部地区，却突然成了几个叛军组织的混战之地，而伊斯兰国甚至曾经扬言摧毁陵墓，导致土耳其政府于2015 年派出军队，将陵墓护送、迁移至土叙边境。不过亦有媒体指出，伊斯兰国“攻击陵墓”的消息，其实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自导自演的戏码，目的是为了替土耳其出兵叙利亚铺路，也顺势为埃尔多安在2014 年的选举中拉抬声势。

有趣的是，抢救祖先陵墓的土耳其军队，并没有将陵墓一举迁至土耳其境内，而是“暂时”安置在了土叙边界上，而且有点“吃豆腐”地，将临时陵墓放在了叙利亚的那一侧，似乎也在呼应土耳其的官方立场：苏莱曼沙赫的陵墓，本来就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的领土，因此就算临时安置，也必须放在叙利亚境内才像话。

中亚飞地群：苏联老大哥“分而治之”的手段？

上述飞地，多半都和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或帝国遗绪有关，因而目光总是回看过去的。然而前苏联在中亚地区制造出的飞地，就某个意义而言，却正好颠倒了过来。

脱胎自俄罗斯帝国的苏联，也继承了俄帝时期的民族政策，依据人类学家的分类，在中亚、高加索地区区分出了几个民族，并大致依照民族界线划分国界，却也制造出了几个飞地。

比如说，吉尔吉斯斯坦的巴特肯州（Batken oblast），不只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犬牙交错，还包夹了五个飞地，其中四个属于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一个则属于塔吉克斯坦。

由于苏联毕竟是个“超越国族的大家庭”，更加强调阶级叙事、而非国族叙事，加上当年各个苏联加盟国之间的国界，也和今日申根区内部的国界类似，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妨碍跨境移动，因此这些飞地界线，在苏联时期并没有为日常移动带来太多困扰。

有些学者则认为，莫斯科当局之所以要将加盟国的国界弄得如此复杂、有时国界也未和民族界线重合（比如居住在塔吉克斯坦东部帕米尔山区的其实是吉尔吉斯人、而大部分居民是塔吉克人的布哈拉被划归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为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并在边界地带埋下冲突因子，只要加盟国因为边界问题起纠纷，就会必须透过莫斯科来进行调解，从而维持苏联中央的权威性；近期引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战的纳卡（Nagorno-Karabakh），也能算是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过真要说起来，不论是“民族国家”、或是超越国族的“苏联大家庭”，基本上都仍是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因为苏共的国际主义，而多少带点“展望未来”的色彩，因而和其他多数飞地反映出的中世纪色彩和“封建制度”非常不同。

在中亚的案例里，苏联划分出的国界，有时也未必会和民族的界线重合，比如巴特肯州的索赫（Sokh）地区，虽然几乎全数居民都是塔吉克人，却被划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四周又被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包围，堪称中亚最复杂的飞地之一。

毫无意外地，苏联瓦解、中亚国家相继独立之后，包括索赫在内的几个飞地、以及苏联时期划设的边界，也开始成为中亚各国的纷争来源。于是，有些国家修筑了新的公路和铁路，为的就是希望国内的交通动线可以不用再经过他国领土。每当三国关系紧张、或是飞地聚落因为水源问题而爆发族群冲突的时候，边境警卫则会加强盘查护照和签证，连多带货物都会被视作走私。

在这些中亚的飞地里，飞地的边界不见得有明确的标记或围篱，但那些国界，却偶尔会在突发事件、边境警卫的身上体现出来，因此与其说那里的国界是“一条线”，还不如说，“国界”其实存在于乘客搭公车来往飞地时、拿在手上以备不时之需的身分证件之中，也存在于偶尔发生的抢水争议或族裔冲突之中。

美国的罗伯兹角：粗心造就的飞地

如果说中亚的飞地群是莫斯科当局精心设计的策略，那么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南边的罗伯兹角（Point Roberts），则更像是人类无心插柳的结果。

罗伯兹角的故事，得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国界讲起。

任何一个看过美国地图的人，大概都曾留意过美国领土的奇特之处：这是一个界线特别“直”的国家。不论是美墨、美加的国界，或是许多州之间的州界，有相当高的比例，都像是拿着尺和笔，武断地在图纸上画出的直线。

这种现象，反映出的则是另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大部分的边界协议也都不是在历史长河之中，因为人类长期活动、或地理环境囿限，所慢慢摸索出来的线条，而是美国人在自己根本都还未了解那些“新领土”（和住在上面的“印地安人”）的情况之下，就在地图上取得、划分成的结果。

以美加边界为例，这条界线从五大湖西侧开始，就几乎是一条直线向西延伸，基本沿着北纬 49 度前进。这个划分方式，最早在美国与英国签订的《1818 年条约》之中确立，后来又在 1846 年的《奥勒冈条约》中，被延伸到了太平洋岸。

然而这个不顾地理条件的划界方式，却在温哥华南边的一个半岛上切出了一个小小飞地——那里位于北纬49 度以南，依据《奥勒冈条约》被划归给了美国，却又和美国本土无法相连，后来就以罗伯兹角闻名于世。

然而《奥勒冈条约》的北纬49 度原则，很显然并不是一个不能打破的原则，因为更西边被划为加拿大领土的温哥华岛和维多利亚市，其实就位于北纬49 度以南，也更加符合历史背景与划界逻辑。

由此，罗伯兹角之所以遭到遗落，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而已——《奥勒冈条约》签订时，订约者其实根本不知道北纬49 度这个原则会造成哪些后果；等到定界人员事后依据《奥勒冈条约》进行测绘时，才突然发现北纬49 度线穿过了罗伯兹角这个小小的半岛，于是便将错就错地将飞地保留了下来。

今日若想循陆路从美国本土前往罗伯兹角，你必须先从华盛顿州跨越国界、进入加拿大的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然后再次跨越边界，才能回到美国的罗伯兹角。罗伯兹角这种如果不搭船或飞机，就必须经过他国领土才能抵达的状态，某程度上而言，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半飞地”（semi-exclave）或“准飞地”（ pene-exclave）。

不过罗伯兹角和美国本土分离的特性，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生财之道。

比方说，由于罗伯兹角距离温哥华并不远、而美国油价又比加拿大低，因此很多加拿大人会专程开车来此加油（虽然可能得在边检站排队跨境）；一些温哥华人在美国的网购平台购物之后，也会请卖家将东西寄到这里，避免被加征跨境邮资，所以罗伯兹角也有些人会靠出租地址、代收包裹来赚点外快。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从美国本土过来必须经过两次边境检查，因此基本上不用担心会有通缉犯逃亡至此，从而让罗伯兹角成了“全美国最安全的地方”。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罗伯兹角今日被美国政府指定为“重大刑案目击证人”的收容地之一，让证人不用担心因为作证而被追杀。

飞地的都市传说：克拉里奇酒店 212 号房

除了上面这些跟领土、共同体直接相关的飞地之外，还有些飞地更具“工具性”，可能只是为了特定目的服务。其中，英国伦敦的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 Hotel） 212 号房，就是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飞地都市传说。

这个有点离奇的故事，要从南斯拉夫的国王彼得二世（Peter II）说起。二战期间，祖国被纳粹入侵的彼得二世被迫流亡伦敦，因而在豪华的克拉里奇酒店寄居了四年。然而就在二战终结前夕，彼得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却在克拉里奇酒店诞生了。

据说，彼得二世夫妇俩当时都非常希望儿子能在祖国出生——毕竟将来有天，他也会成为南斯拉夫的国王，于是据传与夫妇俩私交颇深的首相丘吉尔，便决定在亚历山大出生的当天，将克拉里奇酒店的212 号房指定为南斯拉夫领土。

这个传言，后来也出现在亚历山大的皇室家族网页、以及克拉里奇酒店的官方网站之中。然而后来一名英国记者发现，不论是英国国家档案馆、或是丘吉尔的个人文献资料库里，都没有任何文件能够证明，丘吉尔曾经将克拉里奇酒店 212 号房划为南斯拉夫领土。

然而不论这个飞地是否曾经存在，这个都市传说都依然反映出了人类对于国家与空间连结的偏执想像——总有些人，会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特定国家的土地上诞生，尽管那可能只是临时而人为的结果。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来也就是人为划定而出的产物，放在天地万物的漫长历史中来看，也的确都很短暂，不是吗？

丹戎巴葛车站：新加坡的“马来亚脐带”

还有一种同样具备“功能性”、也更为常见的飞地，则和基础设施有关。

在这类飞地之中，对于香港读者来说，最熟悉、距离也最近的，恐怕非西九龙高铁站内“一地两检”的“内地口岸区”莫属（虽然“一地两检”给予中国政府的并非“完整的主权”，只能暂时在特定范围行使）。此外，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由俄罗斯帝国建造完工之后，其周边土地的管辖权曾经属于俄罗斯、因而形成的线状飞地，或许也能算作一例。

然而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案例，还是新加坡的丹戎巴葛车站（Tanjong Pagar Station）。

今天很少人知道，新加坡市区其实以前是有火车站的。更少人知道的是，丹戎巴葛车站、以及新加坡境内的铁路，以前不仅是马来西亚国铁（Keretapi Tanah Melayu, KTM）的财产，甚至据说在主权上，也属于马来西亚的领土。

这个传说，得从新加坡于 1966 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那年讲起。或许是因为新加坡当时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本来就有明确的州界和管辖范围，因此新马双方当年在签订“分家协议”时，并未明定新加坡的领土范围，而只在条约的〈附件Ｂ〉第九条里，规范了必须移交给新加坡政府的国有财产范围。然而由于这条铁路长期以来都是马来西亚国铁的财产，所以起初并未被列入移交清单之中。

在这个背景之下，新加坡一直都想将铁路和车站土地收回，于是后来又在1990 年和马来西亚签署协议，期望能将铁路和车站土地收回，并单方面地将边检站设在了靠近马来西亚边境的兀兰（Woodland）。然而 1990 年的那纸协议，并没有立刻解决纷争，反而还因为双方对于条文诠释和履行时间的看法不同，而制造出了新的龃龉。

此外，马来西亚也没有跟进新加坡的作法，持续在丹戎巴葛车站办理边检手续，因此曾有一段时间里，旅客如果从新加坡搭火车前往马来西亚，必须先在车站里“入境”马来西亚，接着搭上火车，等抵达了新马边境的兀兰之后，再下车办理新加坡的“出境”手续，造就了世界罕见的“先入境、再出境”的状况——也就是说，坐在火车上的旅客，虽然已经入境马来西亚、却还未从新加坡出境，就技术上而言，居然同时身处两个国家里。

虽然这起争议更像是“产权”、而非“主权”层次的问题，不过从现实环境来看，在结束营运之前，丹戎巴葛车站里陈旧的设备和氛围，和外面井然有序而现代化的新加坡市街，也的确就像两个世界——或者不如说，就像是两个国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然而这种奇葩的“飞地状态”，在双方的持续磋商谈判之后，最后还是在 2011 年终结了。在送别民众的簇拥之下，由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苏丹驾驶的最后一列火车开走之后，马来西亚政府便正式将铁路、车站下方的土地，全都归还给了新加坡政府；新加坡境内的铁路路段，今日大部分也都已经拆除。

事实上，这条连结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铁路、以及丹绒巴葛这座“属于马来西亚”的车站，在新加坡的历史中，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的纪念电影《七封信》，就是很好的例子。

《七封信》是分别由七位新加坡导演拍摄的七部短片所组成的，其中《分离》这部短片，就把丹戎巴葛车站当作重要场景：一位马来裔的老年人，跑到新加坡找自己的华裔初恋情人，却发现初恋情人早已不在新加坡，于是去了一趟丹戎巴葛车站，却又发现车站早已停用，成了剧组拍戏的场景。

这种把马来裔男子和华裔女子设定为初恋情人，后来分手、却又无法忘怀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曾经短暂结合、却又迅速分家的历史；而丹戎巴葛车站作为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块领土”，大概就是这段历史最适切的注脚。

事实上，《七封信》里的七部短片，至少就有四部在处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历史遗绪——比如返回马来西亚寻找生父母的养女，比如新加坡家庭回马来西亚扫墓，又比如和邻居马来裔婆婆成为忘年之交的新加坡小孩。

这些剧情和人物设定的意涵，其实都再直白不过：马来西亚，是新加坡人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回望过去时，显然无法绕过的一个题目。

更惊人的是，《七封信》里居然有三部短片，都出现过这条已经消失的铁路，真不知道该说是那些新加坡导演们真的有志一同、不谋而合呢，还是该说这条铁路对于新加坡人而言，真的意义重大呢？

海外的主权军事基地，与“太平洋上的贫民窟”

最后一种具备“功能性”的飞地，则是一些国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首先必须厘清的是，海外军事基地其实并不罕见；不论是美国、英国、俄罗斯等传统强权，或是近年逐渐崛起的中国，都能在海外找到军事足迹。

然而有些海外军事基地却不太一样，因为控制基地的国家不只拥有基地的使用权、军队的进出权，甚至还拥有了基地所在地的主权；这种军事基地，一般被称为“主权基地”（ sovereign base），它们不只自成了一个飞地的类别，也反映出了某些强权过去的殖民版图，比如英国在让塞普勒斯独立之后，依然保留的“东主权基地区域”（Eastern Sovereign Base Area）。

此外，有些国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拥有司法管辖权、或者独立的边境检查体系，实务上几乎和“主权基地”没有差异，比如美国在古巴境内恶名昭彰的关达那摩湾（Guantanamo Bay），以及美国在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环礁（Kwajalein Atoll）上的布裘兹空军基地（ Bucholz Army Airfield）——虽然前者人尽皆知、也早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首要符号，然而后者却很少受到关注。

如果你有机会搭乘知名的跳岛航班（Island Hopper）途经马绍尔群岛，从空中看，瓜加林环礁其实就和一般的珊瑚礁岛没什么两样。然而飞机降落时，空服员却会广播提醒游客不能拍照，也不能在飞机降落之后离开机舱，只有当地人以及军事基地的工作人员才能下机。

如果你有机会获得美军许可、造访该地，你将会在护照上获得两个入境戳章：除了马绍尔群岛的边防章（RMI Immigration）之外，美军也会盖上另一个标注“报关手续已完成”（Customs Completed）的戳章。这种双戳章的制度，意味该地的人员出入境事宜（immigration）由马绍尔群岛政府负责，而货物的海关（customs）则由美军管理，也折射出了瓜加林环礁在主权归属上的暧昧与别扭。

据说美国政府当年为了在瓜加林环礁建军事基地，曾将岛上的居民迁移到隔壁的伊贝耶岛（Ebeye Island）上，后来又为了在附近试射导弹，而将其他邻近岛屿的居民，也都一并迁至伊贝耶岛去。时至今日，伊贝耶岛这个面积相当于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或大约香港维园两倍大）的地方，居然住了一万五千人，因而被称为“太平洋上的贫民窟”。

从空照图上看，瓜加林军事基地的住宅区，就像任何一个美国常见的社区，有供军事人员居住的花园洋房、整齐划一，而隔壁的伊贝耶岛却塞满密密麻麻的铁皮屋；两个小岛并置对比，犹如南非种族隔离的美帝翻版。

台湾的“海上飞地”：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围的金门、马祖

回看台湾，今日伫在台海前线上的金门和马祖（以及比较少人留意的乌丘），虽然严格来说不算真正的飞地，但也都带有类似于军事飞地的性质——虽然金门、马祖有所谓的“限制／禁止海域”，未经许可的大陸船舶不得进入，但就“领海海域”而言，金门、马祖的确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包围着。

有趣的是，就连台湾政府所制订的法律框架，似乎也都在强化金门、马祖的这种“类飞地性质”。

1999 年，台湾行政院依据《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第一批领海基线、领海及邻接区外界线”，然而金门、马祖却未被纳入领海基点，被外界质疑“将金马两岛奉送中国”。

到了2009 年，行政院对该法进行了修正，却依然将金门、马祖画在领海范围外，再次引起舆论哗然；时任行政院长的吴敦义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过去十年来都是这样做，一定有其考量，搁置争议或许是重要原因”，并指出十年前将金马“留白”，是为了“保留将来有弹性处理的空间，没有所谓的秘密共识。”

十一年过去之后的今日，台海情势再次紧张，而金门、马祖这两个“中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飞地，在中华民国领海范围里至今依然“留白”，也依然是台湾在宪政体制上一个无法绕过的坎。

然而金马案例的意义，却也恰好是所有飞地都能带给我们的启发——和货币、国家这些东西一样，飞地是人类最虚幻的发明之一，却也切实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牵扯着个人悲喜与集体想望。

说到底，世界各地仍存的各种飞地，对我来说，指向的也都是同一个问题：到底国家是什么？我们如何想像国家？将国家和地理空间连结在一起的那个动力，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或许，真正被人类发明出来的不是飞地本身，而是“把飞地视为问题”的这种想法，毕竟，在过去，飞地不只是常见的现象，不同族裔、语族、宗教群体混居的状态，也本就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今日或许会觉得“国界应该要稳定不变”、“族和国密不可分”是天经地义，但在人类历史中，这些观念其实都是相对晚近才开始出现的。

不意外的话，在可预见的将来里，人类应该会继续将飞地视为问题，直到有天飞地完全消失为止——在那之前，别忘了对飞地这些“活化石”多看几眼吧。

延伸阅读：

Berger, S. (2010). “The Study of Enclaves – Some Introductory Remarks.” Geopolitics, 15: 312–328.

Lancaster, W. (2011). Honour is in Contentment Life Before Oil in Ras al-Khaimah (UAE) and Some Neighbouring Region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Reeves, M. (2014). Border Work: Spatial Lives of the State in Rural Central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Whyte, B. R. (2002). Waiting for the Esquimo: an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Cooch Behar enclaves and India and Bangladesh. Melbourn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hyte, B. R. (2004). “En Territoire Belge et à Quarante Centimètres de la Frontière”: An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Belgian and Dutch enclaves of Baarle-Hertog and Baarle-Nassau. Melbourn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