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靠近的收容所：“钟圣雄风波”后，台湾如何面对流亡港人议题？

“台湾应该为香港政治难民提供政治庇护吗？如何提供？”自2019年7月1日反修例青年占领立法会、香港《苹果日报》报导〈港60名7.1占领立法会青年 赴台求庇护〉后，这问题便反覆出现在台湾的舆论中，及至2020年5月国安法通过后，讨论声浪更有加温趋势。

回顾去年此时，陆委会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仍多以“港人合法来台”来基础进行回覆，将港人来台后的处理模式，大致分为“林荣基模式”（观光签证来台）与“反修例青年模式”（来台申请居留后就学）两种，可说仍是在现有的《港澳条例》框架下采取“个案处理、实质协助”方式进行。确实也有一部分寻求庇护的青年，已经顺利开始进入学校就读。

但随着港府大抓捕开始、港区国安法生效，“非法来台”的港人已成为新群体，成为台湾必须面对的新议题。在本月初，一名台湾记者钟圣雄的脸书贴文，将台湾如何面对港人庇护的课题推上话题热点。经过舆论一番热议、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与台湾陆委会均加入笔战后，台港中三方关系，或将进入真正的深水区：

香港青年无论人在香港、又或出海后，航行的是谁的“国土”？在 2020 年台湾究竟怎么看待自身的国家定位？又怎么看待香港在自身法律框架中的位置？

“五港人案”与钟圣雄捅破的窗户纸

2020 年 7 月 18 日，五名香港人士由香港出发，未以合法途径出境，辗转漂流经东沙岛再到台湾。8 月 27 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称，有 12 名香港示威者欲偷渡来台，在广东附近水域被大陆海警拘捕；随后，媒体便披露“五港人”已经抵达台湾上岸的消息。

9 月 12 日，台湾记者 钟圣雄 在脸书上发文指自己就是协助五位港人逃亡的人士之一，并批评台湾政府其实不够支持香港人，引发轩然大波，梁振英 隔海应和。同日， 大陆委员会回应指 “不会针对个案加以说明”，同时强调政府已对港人设有人道援助机制，“符合条件者都会给予必要的人道援助”。一时之间，台湾社会对钟圣雄多有批评，咸认为他可能会让未来港人逃亡之路更加艰难，甚至可能给中共借口寻衅，或引发两岸冲突等。

13 日，香港保安局表示，“没有收到关于台湾方面截获逃犯的任何信息”。但香港保安局又对台湾发声称，“呼吁其他司法管辖区采取明确的立场，不要窝藏任何在香港涉嫌犯罪的罪犯，并将他们送回。”

同日，陆委会发表书面声明称：“对于外界流传的各项讯息，陆委会认为或有其特定目的，对整个机制或个人可能造成伤害。政府对港人已设人道援助机制，符合条件者都会给予必要的人道援助。”而自称台湾政府内部 一名消息人士向中央社证实 ，5 名偷渡来台港人确实被扣押，尚未有获释消息，但相信处境不至于是被“软禁”。据了解，5 人保有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未如外传的被中断联络管道。

中央社为台湾的国家通讯社，咸认为，其引用的匿名消息来源确实来自官方，形同政府间接承认确实有五港人在押。

14 日，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透过保安局官网发出“局长文章”，指已针对此事向台湾查询，正等候回覆。李家超呼吁台方承担打击跨境犯罪的责任，若相关人士涉嫌在港犯罪“不要窝藏罪犯”，希望台方依法处理涉事港人后，将他们送返香港，让港府依法处理。他也呼吁任何人犯法，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坦然面对，远胜终身带着畏罪潜逃的烙印。

同日，苏贞昌受访时回应：政府和民间各界都关心香港和香港人，台湾有专责机构处理，不过有些个案不能透露，给予实质帮助最重要。中央跟地方都有援助港人的专案计划，但不方便评论个案。

16 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关于五港人偷渡台湾一事，“并没有掌握具体讯息”，仅批评民进党插手香港事务，目的是搞乱香港、谋取政治私利。国台办的说法，仅说“不掌握具体讯息”、也未趁机大动作要求台湾遣返，让许多担心台海因此生波的声浪，开始慢慢归于寂静。

一场危机看似落幕，却也宣告了港人流亡来台的议题进入深水区。首先，根据现有消息，五港人是在台湾东沙群岛遭海巡逮捕，东沙群岛正是南海争议的核心区；其次，钟圣雄的暴走发言，让台湾政府与民间对港人的多重矛盾被摆上台面，政府期盼“暧昧、低调”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事实上，以台湾法规而言，若非经历 2019 年的反修例运动，使台湾政府以《港澳条例》18条来处理相关案件，在平时，如果有香港人以非法管道来台，是必须按照《大陆地区人民及香港澳门居民强制出境处理办法》（下简称《强制出境办法》）进行收容与遣返的。

上一个主张自己因“遭到中共迫害、认同民主体制”而偷渡来台的案例，要数 2016 年的陆宁案。虽然陆宁等人是大陆地区人民，并非香港居民，但两者均适用《强制出境办法》，可用以一窥“还未经过反修例运动时、台湾体制会如何处理中港澳居民非法入境请求政治庇护”的情形。

“被告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自应依法处断。至于其等进入台湾地区之动机为何，要非所问”

陆宁案： 2016 年，“认同中华民国”而偷渡来台的青年

2015年8月，来自江苏、安徽、南京的青年陆宁、石坚、苏黔龙三人，一同凑了人民币 25 万元，在福建省白马港买了一艘无国籍船舶出港，往台湾福隆海水浴场航行。在福隆海水浴场，则有先行入境、逾期居留的同伙王睿接应，王睿以卫星导航传送自己在福隆海岸的经纬度位置，以免陆宁等人迷航。

按照他们的原订计划，船只抵达福隆之后，将接上王睿与另一位同伙杨罗旖旎，一行人再前往美国关岛。但在船只抵达桃园市大园区圳头村附近的中油（中国石油公司）施工处时，遭到搁浅，一行人于是改在圳头村会合，想寻找船厂修缮船舶而不得，只好向当地居民求助，辗转被台湾官方逮捕并起诉。

四人在台湾接受侦讯时表示，是在“民主QQ群”之“中国泛蓝联盟”里认识，认同中华民国，因此而遭到对岸政治迫害，警方也确实在他们船上搜出中华民国国旗、国徽纪念徽章等小物。不过，因为当时正值台湾军事演习期间，也有不少媒体质疑他们是共谍，纷纷扰扰，不在话下。

根据当年台湾高等法院的判决指出，“按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海峡两岸人民于隔绝多年后，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生活环境、社会形态，及法政制度，在开放交流之政策下，两岸人民往来已由断绝到日益频繁，使得两岸人民可以在良性互动中学习互利互惠的经验。

但考量现实层面，涉及两岸之犯罪案件已层出不穷，涉及大陆地区刑事案件较显著之案例有偷渡（即非法入境）、劫机及海上渔事纠纷，或彼岸犯罪之人逃到此岸，在此岸犯罪之人逃到彼岸，或台湾与大陆地区之人互相结成一伙而在两地共同实施犯罪等情形，势必日益增多，两岸为维持既有之法律秩序，必将面临如何解决两个不同法律区域间刑事法律冲突之课题…

…而针对犯罪之防制，本院认应摆脱传统国家主权为中心之政治指导原则，转以司法权为中心之法律指导原则，悬为规范涉及两岸刑事案件之准绳。

故本案即以维护法秩序作为考量。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 1条即规定，国家统一前，为确保台湾地区安全与民众福祉，规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之往来，并处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条例。被告陆宁、石坚、苏黔龙、王睿等人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自应依法处断。至于其等进入台湾地区之动机为何，要非所问。”

按法院的判决理由来看，维持两岸之间的“法律秩序”，对于台湾现行体制来说，比个别偷渡客的理念或理念更重要。虽然《港澳条例》因港澳地区的特殊性而得以不适用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但在“遣返偷渡客”方面，两者无疑是被列入同一办法来处理，没有太大区别。

按照2016年这个判决精神，若没有反修例运动，来自中港澳的偷渡客，其实都必须“依法处断”，而其等为何进入台湾？捍卫中华民国、认同民主自由是否会受到特别保护？法官认为，其“动机为何，要非所问。”

不过，法官所欲捍卫的“法律秩序”，究竟所指为何？这法律秩序，同样有一个“偷渡”的故事说起。回到两岸初启接触的1990年，一桩事关25条人命的惨案，并衍生出“两岸分裂后第一桩协议”《金门协议》，才是这套“秩序”真正的前传。

偷渡客与旧秩序的成形：“闽平渔案”与《金门协议》

两岸自 1949 年后长期对峙，一直到80年代后期，都长期遵循蒋经国的“不接触”（即两岸官方单位不互动）的政策，故早期台湾对“大陆偷渡客”的处理，仅单方面实施原船遣返。而这非正式、未经两岸协商的偷渡客处理办法，酿成了90年知名的惨案“闽平渔案”，也促成两岸签下49年以来第一个经官方授权的正式协议：《金门协议》。

闽平渔事件的起因，始于 1987 年后，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两岸资讯大量流通，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大陆地区，愿意偷渡来台打工者前仆后继，造成俗称“靖庐”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常常人满为患，最高时曾收容1200多位偷渡客。

台湾官方实施“单方面原船遣返”的结果，有时造成偷渡客在台湾A地遭到遣返、在台湾B地重新上岸，或者原船返回大陆后，再次偷渡来台等情形。根据台湾方面记录，甚至曾经抓过同一偷渡客不畏遣返、反覆来台五次，就是希望来台打工淘金，对于台湾执法单位来说，十分困扰。

1990年7月，中华民国海军在台北马岗外海截获福州渔船“闽平渔5540号”，逮捕船上76名福建借渔民。七日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警总）将所有船员原船封舱遣返，由海军护送至海峡中线后，由船只自行返航。但在闽平渔抵达福建平潭时，当地居民发现船员已有25人缺氧死亡。

对于25名船员缺氧死亡的原因，两岸官方各执一词。福州市公安局指，是台湾警总用长钉将船舱封死，导致渔民缺氧窒息；但台湾警总则称，并没有将船舱钉死，是渔民在返航中械斗衍生伤亡。正当风波未平时，另一宗“闽平渔案”又爆发了。

8月，另一艘越界渔船“闽平渔5202号”，上搭载着50名船员，被警总以同样方式遣送回大陆。在基隆港外海，护送的军舰竟与渔船发生相撞，渔船断裂翻覆，21名船员溺毙。台湾警总指“闽平渔5202号”故意冲撞台湾海军军舰，幸存的渔工则指控这艘船的船舱同样钉有木板、台湾海军故意拖延救难，造成死伤。

短短两个月内，就发生两次“闽平渔事件”，引起两岸社会哗然，台湾舆论大力批评政府处理不当。当其时，两岸正为其他进一步的“接触”与“会谈”做准备，不愿这场惨案让交流工作横生枝节，最后于9月12日，由“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代表陈长文（中华民国代表）、韩长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于金门签下协议。

协议内容约定，双方以福州马尾与台湾马祖作为遣返交接的港口，但根据被遣返人员的原居地分布情况及气候、海象等因素，也可能协议另择福建厦门与台湾金门这条路线作为方案。按照协议约定，要遣返之前，应该事先通知、查核答覆，并按商定时间、地点遣返交接。遣返交接时，双方必须都用红十字会专用船，并由民用船只在约定地点引导，遣返船或引道船均悬挂白底红十字旗，不挂其他旗帜、也不使用其他的标志。

自1990年以来，《金门协议》仍在持续生效、运作当中，虽有第一线工作人员透露，遣返的人员、数量仍会因为两岸关系起伏，“并没有真的遣返所有台湾这边要求的每一位人员”，但仍相当程度实现了签约初衷，即以“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方式遣返“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与刑事犯。

2017年1月，前段所提到的“陆宁案”最后也是按照《金门协议》进行遣返作业。在台湾法院记录中，称自己因“仰慕孙中山先生”、认同中华民国体制而偷渡出海的陆宁等人，被台湾法院以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为由，判决入监服刑，出狱后由移民署押解至马祖，由大陆红十字会租用“安麒轮”、在上悬挂红十字旗，由台湾的民用船只引导进入马祖福澳港，将陆宁等人送回中国大陆。

根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公开记录，一直到2018年8月，双方都仍依《金门协议》执行遣返作业，将来台打工的四名偷渡客交予中国大陆方面带回。

《金门协议》自1990年以降奠定的框架与执行方式，在后来重要的两岸互动如“九二共识”或“马习会”中，仍斑斑可见。例如，在“两岸互不承认对方主权”的前提下，协议中小心翼翼地称彼此为“对方地区”，在遣返程序中强调“不挂其他旗帜、不用其他标志”等。是国民党口中所称“一中各表”的实践形式，也是马英九不断强调的两岸之间的“默契”。

只是，在2020年，这两岸之间的“默契”是否还能有效地应对全新的局势？

时势变化，两岸既有体制缓慢位移

自2018年以来，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香港反修例运动潮涌，紧接着港区国安法通过，让 90 年代所奠定的两岸关系渐次发生改变，新身体开始穿不下旧衣服。总统蔡英文的策略，总体而言仍如走钢索般小心翼翼，遵循她自己2016年上台时的宣示：将依《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法令行事，相当程度来说，是以总统的高度维系了90年代以降的旧有两岸框架不坠。

但作为一民选总统，蔡英文的发言与行动亦相当程度能够反映民意，面对民间高张的本土意识与“亡国感”，蔡英文在2020年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时，提出了“中华民国台湾七十年”的历史框架，在看似零和的“统”（中华民国史观）与“独”（台澎金马共同体）之间，寻找论述出路。

而奠基于中华民国体制、事关香港来台寻求政治庇护者的《港澳条例》，也就在这局面之下，持续发挥港人保护伞的作用。尽管在“撑香港”的群体之中，认同“中华民国体制”的比例绝不可能太高，但政府与民间多半仍站在务实立场上，支持《港澳条例》持续适用，给港人提供立即可用的保护。

《港澳条例》当中，与流亡来台港人直接相关的条文，是第18条：“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紧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门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不过，一直以来，许多民间团体一直认为18条界定标准过于模糊、对港人的保障不够，必须进一步修法对程序进行明确处理；台湾人权促进会等NGO更进一步提出，台湾必须有《难民法》来为政治庇护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制度。

这些相关提案，一直都被行政院与执政党立委以“没有必要”、“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等说法回绝。个中原因之一，是执政团队不想大幅更动这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两岸关系；而另有一说，则是认为，政府不能进行《港澳条例》修正，是为了“防堵匪谍”、高度保密。此一说在台湾朝野间流传甚久，在钟圣雄事件后，民进党立委郑运鹏的说法，可为其中代表。

9月13日，郑运鹏在脸书上表示，今年几次在野党的委员提到港澳条例要修法，他们认为机制明确化，才能保护被中国迫害的香港朋友，郑运鹏自己一直持保留的态度，主要理由有三：首先，港澳条例保持模糊的行政授权，依现行的作法进行专案处理，才能杜绝被中国利用“假庇护、真木马”的战术运用。郑运鹏认为，专案处理当然就有查核的机制，包含该名媒体记者（指钟圣雄）所谈的港方接洽窗口，都必须被高度保密。

但对于一年多来长期自力援助港人的民间人士而言，政府不愿将救援管道制度化，却长期将成本转嫁给民间团体。前台权会秘书长、现任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邱伊翎，便曾直指：

“来自中国或港澳的寻求庇护个案，政府单位更常以『专业』之名，把责任丢给民间团体，要求民间团体以『责付』或是『担保』的方式，来确保个案本身没有问题。长期以来，台湾政府自己不负起当事人的身份确认及审查的工作，却把责任丢给民间团体，而且认为这样的『专案处理』才能『避免中国匪谍进入』，其实是一个逻辑矛盾又充满荒谬的讲法。”

而另一位自去年开始便热心协助港人的台湾青年，也表示，虽然钟圣雄的发言措词有其激烈与不妥的一面，“但我可以理解他。我从太阳花运动开始关心社会，我相信『开放政府』的理想，台湾是公开透明、有法治的，就算不能开放，也应该有一个标准，不是政治人物来单方面决定。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大选之后，我感觉政府对香港议题很消极。平常把很多救援工作与风险交给民间、出事又说『国家安全要保密』，我不太能接受。”

总体而言，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一年来，对于“救援港人”之间，台湾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的张力与矛盾早已存在，只是突然之间被钟圣雄掀上台面而已。

对于民间的相关批评，陆委会并不同意。在钟圣雄发文后，在陆委会的例行记者会上，副主委邱垂正表示，台湾政府目前已经针对港人设有援助机制，“符合条件我们都可以给予必要的援助。台湾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台湾也支持香港自由民主。”

邱垂正强调，台湾政府自今年七月份开始，已经成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全部的经费都用来维持办公室的支出与“协助港人生活安置”，但邱垂正也呼吁，基于安全与风险的考量，台湾绝不鼓励港人以非法方式来台。

外传这五名港人目前身在高雄，一位不愿具名的高雄当地相关人员无奈表示，自己实在什么也不能说，也不知道五名港人目前实际安置的地点。这位人士仅透露：“这次行动，事涉台港之间的『合作』，相关单位权责或横向联系、或哪个单位要出来说明，是一个介于『能说与不能说』之间的尴尬。”

一名人在台北的政府相关单位人士则指出，台湾政府这一年来之所以处于“能说 / 不能说”、“专案处理、保密为先”的状态中，除了长久以来尴尬的两岸历史渊源，不愿“在台海情势紧张的此刻给人挑衅、挑拨的机会”，另外有一个原因，即是台湾驻港机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目前仍有12位驻港人员、50余位雇员身在香港。

根据这名人士分析，台湾政府担心的其中一点，就是万一台湾在收容流亡港人立场上过度高调，无论是“就地收容”或“协助港人转往第三国”，都有可能会危及这些驻港人员的人身安全。早在七月，港区国安法生效后，便传出港府要求台湾驻港人员签署“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切结书，否则不续发工作签证的消息。台湾相关单位在当时低调回应，港府确实在换发签证时“设置不必要之障碍”。

这名相关单位人士指，台湾政府不会主动撤馆，但也确实做过沙盘推演，如果相关人员工作签证都无法换发，则形同“慢性撤馆”，“万一真的进展到这一步，在港工作的5400余名台湾人（此处指仅持有台湾护照者，不含同时持有台港两地护照者）的权益与安全又如何确保？这都是台湾政府必须考量的。”

时至十月，台湾海峡吹起东北季风。按照以往的航海经验而言，海象将更不利港人乘船来台。而随着逃亡路线一一曝光、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加强东沙群岛驻守，对于港人来说，这条港台之间的海上路径，将更形风高路险；而台湾内部对于“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该怎么对待香港人？”的辩论，亦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