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靠近的收容所：「鐘聖雄風波」後，台灣如何面對流亡港人議題？

「台灣應該為香港政治難民提供政治庇護嗎？如何提供？」自2019年7月1日反修例青年佔領立法會、香港《蘋果日報》報導〈港60名7.1佔領立法會青年 赴台求庇護〉後，這問題便反覆出現在台灣的輿論中，及至2020年5月國安法通過後，討論聲浪更有加溫趨勢。

回顧去年此時，陸委會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仍多以「港人合法來台」來基礎進行回覆，將港人來台後的處理模式，大致分為「林榮基模式」（觀光簽證來台）與「反修例青年模式」（來台申請居留後就學）兩種，可說仍是在現有的《港澳條例》框架下採取「個案處理、實質協助」方式進行。確實也有一部分尋求庇護的青年，已經順利開始進入學校就讀。

但隨著港府大抓捕開始、港區國安法生效，「非法來台」的港人已成為新群體，成為台灣必須面對的新議題。在本月初，一名台灣記者鐘聖雄的臉書貼文，將台灣如何面對港人庇護的課題推上話題熱點。經過輿論一番熱議、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與台灣陸委會均加入筆戰後，台港中三方關係，或將進入真正的深水區：

香港青年無論人在香港、又或出海後，航行的是誰的「國土」？在 2020 年台灣究竟怎麼看待自身的國家定位？又怎麼看待香港在自身法律框架中的位置？

「五港人案」與鐘聖雄捅破的窗戶紙

2020 年 7 月 18 日，五名香港人士由香港出發，未以合法途徑出境，輾轉漂流經東沙島再到台灣。8 月 27 日，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稱，有 12 名香港示威者欲偷渡來台，在廣東附近水域被大陸海警拘捕；隨後，媒體便披露「五港人」已經抵達台灣上岸的消息。

9 月 12 日，台灣記者 鐘聖雄 在臉書上發文指自己就是協助五位港人逃亡的人士之一，並批評台灣政府其實不夠支持香港人，引發軒然大波，梁振英 隔海應和。同日， 大陸委員會回應指 「不會針對個案加以說明」，同時強調政府已對港人設有人道援助機制，「符合條件者都會給予必要的人道援助」。一時之間，台灣社會對鐘聖雄多有批評，咸認為他可能會讓未來港人逃亡之路更加艱難，甚至可能給中共藉口尋釁，或引發兩岸衝突等。

13 日，香港保安局表示，「沒有收到關於台灣方面截獲逃犯的任何信息」。但香港保安局又對台灣發聲稱，「呼籲其他司法管轄區採取明確的立場，不要窩藏任何在香港涉嫌犯罪的罪犯，並將他們送回。」

同日，陸委會發表書面聲明稱：「對於外界流傳的各項訊息，陸委會認為或有其特定目的，對整個機制或個人可能造成傷害。政府對港人已設人道援助機制，符合條件者都會給予必要的人道援助。」而自稱台灣政府內部 一名消息人士向中央社證實 ，5 名偷渡來台港人確實被扣押，尚未有獲釋消息，但相信處境不至於是被「軟禁」。據了解，5 人保有會見律師等基本權利，未如外傳的被中斷聯絡管道。

中央社為台灣的國家通訊社，咸認為，其引用的匿名消息來源確實來自官方，形同政府間接承認確實有五港人在押。

14 日，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透過保安局官網發出「局長文章」，指已針對此事向台灣查詢，正等候回覆。李家超呼籲台方承擔打擊跨境犯罪的責任，若相關人士涉嫌在港犯罪「不要窩藏罪犯」，希望台方依法處理涉事港人後，將他們送返香港，讓港府依法處理。他也呼籲任何人犯法，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坦然面對，遠勝終身帶著畏罪潛逃的烙印。

同日，蘇貞昌受訪時回應：政府和民間各界都關心香港和香港人，台灣有專責機構處理，不過有些個案不能透露，給予實質幫助最重要。中央跟地方都有援助港人的專案計劃，但不方便評論個案。

16 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關於五港人偷渡台灣一事，「並沒有掌握具體訊息」，僅批評民進黨插手香港事務，目的是搞亂香港、謀取政治私利。國台辦的說法，僅說「不掌握具體訊息」、也未趁機大動作要求台灣遣返，讓許多擔心台海因此生波的聲浪，開始慢慢歸於寂靜。

一場危機看似落幕，卻也宣告了港人流亡來台的議題進入深水區。首先，根據現有消息，五港人是在台灣東沙群島遭海巡逮捕，東沙群島正是南海爭議的核心區；其次，鐘聖雄的暴走發言，讓台灣政府與民間對港人的多重矛盾被擺上檯面，政府期盼「曖昧、低調」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

事實上，以台灣法規而言，若非經歷 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使台灣政府以《港澳條例》18條來處理相關案件，在平時，如果有香港人以非法管道來台，是必須按照《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理辦法》（下簡稱《強制出境辦法》）進行收容與遣返的。

上一個主張自己因「遭到中共迫害、認同民主體制」而偷渡來台的案例，要數 2016 年的陸寧案。雖然陸寧等人是大陸地區人民，並非香港居民，但兩者均適用《強制出境辦法》，可用以一窺「還未經過反修例運動時、台灣體制會如何處理中港澳居民非法入境請求政治庇護」的情形。

「被告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自應依法處斷。至於其等進入臺灣地區之動機為何，要非所問」

陸寧案： 2016 年，「認同中華民國」而偷渡來台的青年

2015年8月，來自江蘇、安徽、南京的青年陸寧、石堅、蘇黔龍三人，一同湊了人民幣 25 萬元，在福建省白馬港買了一艘無國籍船舶出港，往台灣福隆海水浴場航行。在福隆海水浴場，則有先行入境、逾期居留的同夥王睿接應，王睿以衛星導航傳送自己在福隆海岸的經緯度位置，以免陸寧等人迷航。

按照他們的原訂計畫，船隻抵達福隆之後，將接上王睿與另一位同夥楊羅旖旎，一行人再前往美國關島。但在船隻抵達桃園市大園區圳頭村附近的中油（中國石油公司）施工處時，遭到擱淺，一行人於是改在圳頭村會合，想尋找船廠修繕船舶而不得，只好向當地居民求助，輾轉被台灣官方逮捕並起訴。

四人在台灣接受偵訊時表示，是在「民主QQ群」之「中國泛藍聯盟」裏認識，認同中華民國，因此而遭到對岸政治迫害，警方也確實在他們船上搜出中華民國國旗、國徽紀念徽章等小物。不過，因為當時正值台灣軍事演習期間，也有不少媒體質疑他們是共諜，紛紛擾擾，不在話下。

根據當年台灣高等法院的判決指出，「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峽兩岸人民於隔絕多年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生活環境、社會形態，及法政制度，在開放交流之政策下，兩岸人民往來已由斷絕到日益頻繁，使得兩岸人民可以在良性互動中學習互利互惠的經驗。

但考量現實層面，涉及兩岸之犯罪案件已層出不窮，涉及大陸地區刑事案件較顯著之案例有偷渡（即非法入境）、劫機及海上漁事糾紛，或彼岸犯罪之人逃到此岸，在此岸犯罪之人逃到彼岸，或臺灣與大陸地區之人互相結成一夥而在兩地共同實施犯罪等情形，勢必日益增多，兩岸為維持既有之法律秩序，必將面臨如何解決兩個不同法律區域間刑事法律衝突之課題...

...而針對犯罪之防制，本院認應擺脫傳統國家主權為中心之政治指導原則，轉以司法權為中心之法律指導原則，懸為規範涉及兩岸刑事案件之準繩。

故本案即以維護法秩序作為考量。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條即規定，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被告陸寧、石堅、蘇黔龍、王睿等人未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自應依法處斷。至於其等進入臺灣地區之動機為何，要非所問。」

按法院的判決理由來看，維持兩岸之間的「法律秩序」，對於台灣現行體制來說，比個別偷渡客的理念或理念更重要。雖然《港澳條例》因港澳地區的特殊性而得以不適用於《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但在「遣返偷渡客」方面，兩者無疑是被列入同一辦法來處理，沒有太大區別。

按照2016年這個判決精神，若沒有反修例運動，來自中港澳的偷渡客，其實都必須「依法處斷」，而其等為何進入台灣？捍衛中華民國、認同民主自由是否會受到特別保護？法官認為，其「動機為何，要非所問。」

不過，法官所欲捍衛的「法律秩序」，究竟所指為何？這法律秩序，同樣有一個「偷渡」的故事說起。回到兩岸初啟接觸的1990年，一樁事關25條人命的慘案，並衍生出「兩岸分裂後第一樁協議」《金門協議》，才是這套「秩序」真正的前傳。

偷渡客與舊秩序的成形：「閩平漁案」與《金門協議》

兩岸自 1949 年後長期對峙，一直到80年代後期，都長期遵循蔣經國的「不接觸」（即兩岸官方單位不互動）的政策，故早期台灣對「大陸偷渡客」的處理，僅單方面實施原船遣返。而這非正式、未經兩岸協商的偷渡客處理辦法，釀成了90年知名的慘案「閩平漁案」，也促成兩岸簽下49年以來第一個經官方授權的正式協議：《金門協議》。

閩平漁事件的起因，始於 1987 年後，蔣經國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兩岸資訊大量流通，時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落後的大陸地區，願意偷渡來台打工者前仆後繼，造成俗稱「靖廬」的大陸地區人民處理中心常常人滿為患，最高時曾收容1200多位偷渡客。

台灣官方實施「單方面原船遣返」的結果，有時造成偷渡客在台灣A地遭到遣返、在台灣B地重新上岸，或者原船返回大陸後，再次偷渡來台等情形。根據台灣方面記錄，甚至曾經抓過同一偷渡客不畏遣返、反覆來台五次，就是希望來台打工淘金，對於台灣執法單位來說，十分困擾。

1990年7月，中華民國海軍在台北馬崗外海截獲福州漁船「閩平漁5540號」，逮捕船上76名福建藉漁民。七日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警總）將所有船員原船封艙遣返，由海軍護送至海峽中線後，由船隻自行返航。但在閩平漁抵達福建平潭時，當地居民發現船員已有25人缺氧死亡。

對於25名船員缺氧死亡的原因，兩岸官方各執一詞。福州市公安局指，是台灣警總用長釘將船艙封死，導致漁民缺氧窒息；但台灣警總則稱，並沒有將船艙釘死，是漁民在返航中械鬥衍生傷亡。正當風波未平時，另一宗「閩平漁案」又爆發了。

8月，另一艘越界漁船「閩平漁5202號」，上搭載著50名船員，被警總以同樣方式遣送回大陸。在基隆港外海，護送的軍艦竟與漁船發生相撞，漁船斷裂翻覆，21名船員溺斃。台灣警總指「閩平漁5202號」故意衝撞台灣海軍軍艦，倖存的漁工則指控這艘船的船艙同樣釘有木板、台灣海軍故意拖延救難，造成死傷。

短短兩個月內，就發生兩次「閩平漁事件」，引起兩岸社會譁然，台灣輿論大力批評政府處理不當。當其時，兩岸正為其他進一步的「接觸」與「會談」做準備，不願這場慘案讓交流工作橫生枝節，最後於9月12日，由「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代表陳長文（中華民國代表）、韓長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於金門簽下協議。

協議內容約定，雙方以福州馬尾與台灣馬祖作為遣返交接的港口，但根據被遣返人員的原居地分佈情況及氣候、海象等因素，也可能協議另擇福建廈門與台灣金門這條路線作為方案。按照協議約定，要遣返之前，應該事先通知、查核答覆，並按商定時間、地點遣返交接。遣返交接時，雙方必須都用紅十字會專用船，並由民用船隻在約定地點引導，遣返船或引道船均懸掛白底紅十字旗，不掛其他旗幟、也不使用其他的標誌。

自1990年以來，《金門協議》仍在持續生效、運作當中，雖有第一線工作人員透露，遣返的人員、數量仍會因為兩岸關係起伏，「並沒有真的遣返所有台灣這邊要求的每一位人員」，但仍相當程度實現了簽約初衷，即以「人道精神」與「安全便利」方式遣返「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與刑事犯。

2017年1月，前段所提到的「陸寧案」最後也是按照《金門協議》進行遣返作業。在台灣法院記錄中，稱自己因「仰慕孫中山先生」、認同中華民國體制而偷渡出海的陸寧等人，被台灣法院以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為由，判決入監服刑，出獄後由移民署押解至馬祖，由大陸紅十字會租用「安麒輪」、在上懸掛紅十字旗，由台灣的民用船隻引導進入馬祖福澳港，將陸寧等人送回中國大陸。

根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的公開記錄，一直到2018年8月，雙方都仍依《金門協議》執行遣返作業，將來台打工的四名偷渡客交予中國大陸方面帶回。

《金門協議》自1990年以降奠定的框架與執行方式，在後來重要的兩岸互動如「九二共識」或「馬習會」中，仍斑斑可見。例如，在「兩岸互不承認對方主權」的前提下，協議中小心翼翼地稱彼此為「對方地區」，在遣返程序中強調「不掛其他旗幟、不用其他標誌」等。是國民黨口中所稱「一中各表」的實踐形式，也是馬英九不斷強調的兩岸之間的「默契」。

只是，在2020年，這兩岸之間的「默契」是否還能有效地應對全新的局勢？

時勢變化，兩岸既有體制緩慢位移

自2018年以來，美中關係日趨緊張、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香港反修例運動潮湧，緊接著港區國安法通過，讓 90 年代所奠定的兩岸關係漸次發生改變，新身體開始穿不下舊衣服。總統蔡英文的策略，總體而言仍如走鋼索般小心翼翼，遵循她自己2016年上台時的宣示：將依《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法令行事，相當程度來說，是以總統的高度維繫了90年代以降的舊有兩岸框架不墜。

但作為一民選總統，蔡英文的發言與行動亦相當程度能夠反映民意，面對民間高張的本土意識與「亡國感」，蔡英文在2020年的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時，提出了「中華民國台灣七十年」的歷史框架，在看似零和的「統」（中華民國史觀）與「獨」（台澎金馬共同體）之間，尋找論述出路。

而奠基於中華民國體制、事關香港來台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港澳條例》，也就在這局面之下，持續發揮港人保護傘的作用。儘管在「撐香港」的群體之中，認同「中華民國體制」的比例絕不可能太高，但政府與民間多半仍站在務實立場上，支持《港澳條例》持續適用，給港人提供立即可用的保護。

《港澳條例》當中，與流亡來台港人直接相關的條文，是第18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不過，一直以來，許多民間團體一直認為18條界定標準過於模糊、對港人的保障不夠，必須進一步修法對程序進行明確處理；台灣人權促進會等NGO更進一步提出，台灣必須有《難民法》來為政治庇護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制度。

這些相關提案，一直都被行政院與執政黨立委以「沒有必要」、「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等說法回絕。箇中原因之一，是執政團隊不想大幅更動這千絲萬縷、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兩岸關係；而另有一說，則是認為，政府不能進行《港澳條例》修正，是為了「防堵匪諜」、高度保密。此一說在台灣朝野間流傳甚久，在鐘聖雄事件後，民進黨立委鄭運鵬的說法，可為其中代表。

9月13日，鄭運鵬在臉書上表示，今年幾次在野黨的委員提到港澳條例要修法，他們認為機制明確化，才能保護被中國迫害的香港朋友，鄭運鵬自己一直持保留的態度，主要理由有三：首先，港澳條例保持模糊的行政授權，依現行的作法進行專案處理，才能杜絕被中國利用「假庇護、真木馬」的戰術運用。鄭運鵬認為，專案處理當然就有查核的機制，包含該名媒體記者（指鐘聖雄）所談的港方接洽窗口，都必須被高度保密。

但對於一年多來長期自力援助港人的民間人士而言，政府不願將救援管道制度化，卻長期將成本轉嫁給民間團體。前台權會秘書長、現任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邱伊翎，便曾直指：

「來自中國或港澳的尋求庇護個案，政府單位更常以『專業』之名，把責任丟給民間團體，要求民間團體以『責付』或是『擔保』的方式，來確保個案本身沒有問題。長期以來，台灣政府自己不負起當事人的身份確認及審查的工作，卻把責任丟給民間團體，而且認為這樣的『專案處理』才能『避免中國匪諜進入』，其實是一個邏輯矛盾又充滿荒謬的講法。」

而另一位自去年開始便熱心協助港人的台灣青年，也表示，雖然鐘聖雄的發言措詞有其激烈與不妥的一面，「但我可以理解他。我從太陽花運動開始關心社會，我相信『開放政府』的理想，台灣是公開透明、有法治的，就算不能開放，也應該有一個標準，不是政治人物來單方面決定。從去年到今年，尤其是大選之後，我感覺政府對香港議題很消極。平常把很多救援工作與風險交給民間、出事又說『國家安全要保密』，我不太能接受。」

總體而言，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一年來，對於「救援港人」之間，台灣政府與民間團體之間的張力與矛盾早已存在，只是突然之間被鐘聖雄掀上檯面而已。

對於民間的相關批評，陸委會並不同意。在鐘聖雄發文後，在陸委會的例行記者會上，副主委邱垂正表示，台灣政府目前已經針對港人設有援助機制，「符合條件我們都可以給予必要的援助。台灣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台灣也支持香港自由民主。」

邱垂正強調，台灣政府自今年七月份開始，已經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全部的經費都用來維持辦公室的支出與「協助港人生活安置」，但邱垂正也呼籲，基於安全與風險的考量，台灣絕不鼓勵港人以非法方式來台。

外傳這五名港人目前身在高雄，一位不願具名的高雄當地相關人員無奈表示，自己實在什麼也不能說，也不知道五名港人目前實際安置的地點。這位人士僅透露：「這次行動，事涉台港之間的『合作』，相關單位權責或橫向聯繫、或哪個單位要出來說明，是一個介於『能說與不能說』之間的尷尬。」

一名人在台北的政府相關單位人士則指出，台灣政府這一年來之所以處於「能說 / 不能說」、「專案處理、保密為先」的狀態中，除了長久以來尷尬的兩岸歷史淵源，不願「在台海情勢緊張的此刻給人挑釁、挑撥的機會」，另外有一個原因，即是台灣駐港機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目前仍有12位駐港人員、50餘位雇員身在香港。

根據這名人士分析，台灣政府擔心的其中一點，就是萬一台灣在收容流亡港人立場上過度高調，無論是「就地收容」或「協助港人轉往第三國」，都有可能會危及這些駐港人員的人身安全。早在七月，港區國安法生效後，便傳出港府要求台灣駐港人員簽署「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切結書，否則不續發工作簽證的消息。台灣相關單位在當時低調回應，港府確實在換發簽證時「設置不必要之障礙」。

這名相關單位人士指，台灣政府不會主動撤館，但也確實做過沙盤推演，如果相關人員工作簽證都無法換發，則形同「慢性撤館」，「萬一真的進展到這一步，在港工作的5400餘名台灣人（此處指僅持有台灣護照者，不含同時持有台港兩地護照者）的權益與安全又如何確保？這都是台灣政府必須考量的。」

時至十月，台灣海峽吹起東北季風。按照以往的航海經驗而言，海象將更不利港人乘船來台。而隨著逃亡路線一一曝光、台海局勢緊張、台灣加強東沙群島駐守，對於港人來說，這條港台之間的海上路徑，將更形風高路險；而台灣內部對於「我是誰？我在哪裡？我該怎麼對待香港人？」的辯論，亦不會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