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端传媒“两岸三地历史课”专题的第四篇报道。我们仔细阅读两岸三地的历史教科书，拆解内容与史观的演变，走近在黑板前挣扎和坚守的老师，重新咀嚼历史教育的真味。第一篇报导剖析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调整，教材强调“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直接扣连《基本法》。第二篇关注在匿名举报、红线威吓阴云下的香港中史老师。第三篇报导移步中国大陆，聚焦文革相关内容在课本中的不断“缩水”，并梳理历史教科书70年来的变化。本篇报导以数据方式，挖掘“认识台湾”以降的教材本土化运动，如何影响新世代台湾人的认同，一路又与中华民国史观产生了怎样的冲突。
“这三国志为什么要抽掉啊，我觉得小朋友多读一些历史，不是很好吗？”2020年9月，艺人小S一句受访的发言，将台湾的“三国之乱”推向新高峰，网红陈沂吐槽小S的历史知识“都是电视剧教给妳的”，各家媒体更开始以此讨论“历史教科书该不该教三国”的议题。
新时代“三国之乱”的起源，始自九月新学期开始，有许多媒体报导历史课本的三国时代被删除、中国上古史篇幅缩水等消息。根据国家教育研究院的说法，最新的历史课本之所以会删减上古史（大约是商周到秦汉三国），是因为新的108课纲（民国108年，即西元2019年）秉持“略古详今”的原则。根据国教院的说法，所谓的略古详今，即是“国中及普高必修历史课程的规划从人民的主体观点出发，主题安排略古详今，空间推移由近及远，采动态分域架构，各以台湾、中国和世界为重点，强调分域间的互动。”
“在过去，我们都是单独去看中国的历史，但是在新课纲里面，我们是要从东亚史的脉络来看中国。看历史，我们不只要由内而外，也可以由外而内，这样才完整。”长期关心台湾历史课纲修正的政大台史所教授薛化元，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如此说明课纲的精神。薛化元更进一步说明，“课纲是这样，它有规定的你课本一定要写，不代表它没规定的你不可以写呀！”
已经替台湾编纂了二十多年历史教科书的薛化元，回顾自己替出版社写教材时，“我也不会完全按照课纲来写，一定会写一些课纲上没有的史实，不然要如何做到（教材）一贯？学生会看不懂呀！”
事实上，“略古详今”的原则不只适用于中国史。若检视引起争议的108课纲（十二年国教课纲）里台湾史及世界史各时期的篇幅，会发现两者的上古、中古史也都被缩略在一个主题，近代一个主题，现代与当代则各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无论台湾史、中国史或世界史，古今各时期的篇幅比例是一样的。
三国史删减争议，再次凸显台湾的中学历史课纲，一直是国族意识型态与各方政治角力的战场。增加台湾史的篇幅就是“去中国化”？使用“日治”而非“日据”就是美化日本殖民？每一次更动课纲的内容架构，或“微调”用语措辞，反映的不只是历史教育从“填鸭背诵历史事件及人物”走向“理解事件的因果关系”，更涉及不同意识型态之间的斗争。
解严后不可避免的战场：中学历史课纲之争
1997年以前，台湾的地理课教的是中国地理，历史课教的是中国历史，谈的是长江、黄河，欲培养新一代中华民国国民作为“炎黄子孙”的身分认同。在当时的历史课本里，有关台湾的知识，不过是五千年中国史里，最后五十年才出场的零碎片段。
戒严时期，台湾的教科书一直是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辑、印刷和发行，教材内容由国家垄断，各级中小学无法自行选书。解严后，随着集会游行逐渐普遍，教育改革团体也在1994年走上街头，诉求之一便是开放民间编写教科书，让教材内容多元化。
此时期一连串教育改革措施，就是“一纲多本”政策的起始：政府只负责拟订原则性的课程纲要，由民间出版社按照课纲编写教科书内容，最后交给国立编译馆审定。这也是为什么，薛化元会说“教科书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课纲来写”。
台湾政府自此开始着手拟订新的国小、国中和高中课程标准；其中，国中、高中课程标准与新教科书分别于1997年、1999年9月正式实施。有别于高中课纲将台湾史插入中国史的最后几个章节，国中课纲将台湾历史独立成册、列为国一课程，并采用国立编译馆编辑出版的《认识台湾》教材。
从《认识台湾》开始，台湾的历史、地理、社会，才首度成为中学课程的主题之一。
然而，台湾史脱离中国史自成系统，却让不少支持两岸统一的学者专家十分反感。学界以“台湾史研究会”的王仲孚、王晓波等学者为首，批评《认识台湾》带有台独与日本皇民意识；新党立委李庆华则多次公开质疑《认识台湾》历史课本过于美化日本、吹捧李登辉，是“为台独铺路”。
《认识台湾》这套教科书，也开启了延烧多年的“中学历史课纲之争”：2001年至今，台湾经历三任总统、无数任教育部长，期间课纲修订的争议从未停歇。
2001年，为配合台湾教育改革的主要政策之一“九年一贯课程”，时任教育部长黄荣村着手修订课纲，重新整合中、小学的科目与学习内容。2003年，九年一贯课纲首度公开，国、高中台湾史皆独立成册，中国史晚清以降则并入世界史，引来国民党立委大力抨击，导致课纲暂停修订、召集人张元辞职下台。由于未能完成修改程序，此版课纲只能在2006年（民国95年）至2009年间作为过渡使用，被称为“95暂纲”。
2004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杜正胜重启课纲修订工程，以95暂纲为基础进行补强；2008年，新课纲终于在与会学者无异议的情况下通过，预定2009年9月（民国98学年度）实行，称为98课纲。
本土史观的萌芽：“中国大陆”太远、台湾才是脚下所踏土地
过去有50年的时间，国中历史课的结构都是本国史3册、世界史3册。旧版历史课本大量使用“我国”来叙事：从神话中的黄帝建国乃至于清朝、民国时期，这些在中国大陆领土上国号不一、曾经兴盛又被颠覆的不同政权，都被视为万世一系的“我国”。
“中国政权统治台湾超过两百年，益（按：亦）使汉文化成为优势的文化，直到今日，台湾的民情礼俗、人生价值和宗教信仰都带有明显中国汉文化的特质，这也不必刻意回避。”曾担任台湾教育部长的历史学者杜正胜，在他的著作《新史学之路》中如此写道。
不过，随着1949年来台的外省军民以及其后裔在台湾落地生根，两岸分治超过半世纪，历史课与受教育者生活经验断裂的问题，逐渐难以掩盖。
“虽脚下所踏是台湾，眼所眺望则是中国，心中萦怀也是中国。在这种布局中，台湾就像烛台底座，虽是基础，却也最幽暗。”杜正胜在《新史学之路》中，点出了台湾历史教育长年以来的困境。
2004年5月，在《新史学之路》出版后的二十天，杜正胜成为陈水扁政府的第二位教育部长，而他过去所提出的“本土──中国──世界”的同心圆史观，也被挖出来成为攻击课纲修订的箭靶。
虽然杜正胜的观点，在当时引起重大争议，但却越来越能得到台湾新世代的支持。毕竟，自1949年中华民国“丢失大陆”、退守台澎金马之后，就越来越难说服新一代传承“大中华”情怀。1998年出生的许冠泽，便十分认同台湾必须以本土史纲来撰写历史课本，他认为，台湾不能再“用中国史观去谈台湾历史”。
“我们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就是在这块岛屿上。而且，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逐渐可以感受到中国对台湾的敌意，对岸这个国家对台湾明显是不友善的，可是竟然还有一群人想要用大中国史观来谈台湾，试图把台湾并吞为中国的一部分，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为了反对这个“不对”的史观，许冠泽在2015年选择以徒步环岛的方式宣传自己对“反课纲”的信念，台湾环岛公路超过 1,000 公里，堪称苦行，沿途引起许多民众沿路替他加油、打气。
对于许冠泽这一代人来说，如果历史课本只细数“三皇五帝、明朝末年流寇作乱、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但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荷兰、郑氏政权以及日本统治下的社会生活，甚至是台湾中、老年人仍记忆犹新的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却在台湾的中学历史课本里缺席，这对于新世代来说，是与他们真实生活经验不符合的。
“本土历史课本”进一步强化“台湾认同”
事实上，早在许冠泽出生之前，台湾历史课纲就已经渐渐朝着群岛上人们的“生命经验”微幅挪移，也进一步酝酿了新世代的“本土意识”茁壮。换句话说，台湾社会的“本土意识”推动了历史课纲的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历史课纲，又进一步让使用课本的新世代“台湾认同”越来越强烈，两者进入相互强化的循环。
自许冠泽出生的前一年、 1997年开始，国中历史课的结构则改为《认识台湾》全一册，本国史（即中国史）2册，世界史2册。对照新、旧版历史课本，会发现课本的用词有了微妙的变化：“我国”的出现次数减少，而“中国”及“台湾”的使用频率增加了。
在旧版的台湾历史课本中，每千字便会出现27次“我国”，新版教科书的“我国”则降到每千字20次；而旧版中提及“中国”的频率是每千字11次，新版教科书的频率则增为四倍，来到每千字40次。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台湾”出现的频率，同样出现了无法忽视的增长：由旧版的每千字出现9次，增加为每千字出现34次。
除了大幅增加关于台湾的历史书写，新版课本对近代中国史的描绘也与旧版不同。旧版课本多为简要事件叙述，并以一两个短句评论，文字使用较精简，每句文字较短，新版课本的用词较为平易近人，会用较长的语句描述事件与评论，也在正文加入了历史人物的背景介绍。
以 1920-1928 年间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历史为例，旧版只用一段带过，新版增为一节，将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命名放入课文中，并加入了毛泽东的故事。
在历史评价上，对于日本，旧版以战后国民政府妥善遣送日俘日侨回到日本，对比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以德报怨的宽大胸怀，和日军的血腥屠杀相较，真有天壤之别。”同时，台湾同胞也积极“反抗日本残暴统治”。
旧版课本以“共党分子”称中共，指其在对日抗战时期进行“非法活动”，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其后中共统治下，人民“被屠杀”，许多政策“不顾人民生计”，使人民活在“落后的生活”中；新版课本虽然也以国民政府作为正统，但正邪对立的二元叙事消失，较多地引用历史事实，评论以讨论历史事件的后续影响为主，直接的价值判断较少。
随着使用“新课本”的少年少女慢慢长大，台湾新一代的认同“远离大中国、贴近本土”的趋势已是开弓没有回头路。即便马英九上台、国民党二次执政，试图将历史课纲再“微调”回另一个方向，也不容易成功。
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同年，新任教育部长郑瑞城召开课程发展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在无人反对历史课纲的情况下，郑瑞城直接宣布搁置（民进党时期修正的）国文、历史二科，其余科目通过；尽管历史科召集人周梁楷以及学者林富士立即表达抗议，仍无法改变会议结果。原定2009年实行、耗费多年时间修订才无异议通过的98课纲，就这样被暂缓一年实施。
紧接着，教育部组成“研商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专案小组”，着手修改历史课纲。根据专案小组成员周婉窈事后记录，专案小组委员除了多次参与课纲修订的历史学者和高中历史教师外，还有担任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的哲学系教授王晓波。
会中，王晓波提议调整课程比例，将原先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1:1:2”，改为“1:2:1”。不过，由于多数学者主张98课纲争议不大，微幅修改缺失部分即可，因此这个于2012年公布、2013年实施的“101课纲”，与上一版本并没有结构上的差异。
然而，101课纲上路后，马英九政府对于此一版本仍不甚满意。2013年中，教育部进一步以“错字勘误、内容补正及符合宪法之检核”为由，组成“课纲检核小组”，“微调”国文与社会科课纲。
根据当年媒体披露，这个检核小组成员包括：世新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王晓波、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大宁、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云鹏、台大中文系教授陈昭瑛、政大中文系名誉教授董金裕、师范大学东亚文化暨发展学系教授潘朝阳、高师大地理系教授吴连赏、海洋大学海洋文化所教授黄丽生、世新大学通识中心教授李功勤，并由王晓波担任召集人。
其中，王晓波、陈昭瑛、潘朝阳和黄丽生等人，都是曾经大力抨击《认识台湾》教材涉及“台独意识”及“日本皇民史观”的学者。
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经检核小组改写过的课纲，预定于2015年8月实施，称为“104课纲”。但是，“微调”版课纲一公布，便引发不小争议。
首要争议是修改程序遭民间团体质疑“黑箱”，修改内容也并非“微调”。检核小组并非由课纲修订委员组成，却能对历史课纲进行幅度不小的内容增减：
例如，在大航海时代的章节中加入“汉人来台”的内容、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迁台”改为“光复台湾与制宪”，并打散“民主政治的道路”此一小节，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解严民主化等政治变迁事件，按照时序插入各章节。此外，国民党戒严时期的政经政策，如土地改革、十大建设等等细节，也被详细增列在课纲之中。
早在2013年，学界就有质疑课纲微调的声音，但不久后，2014年初的318学运占据了新闻媒体和舆论焦点。有关高中历史课纲微调的争议，要等到2015年5月全台高中生开始借由社群媒体串联、公开发声，才真正获得声量。2015年7月，反课纲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抗议；7月23日，反课纲高中生于深夜占领教育部。
新世代学生对于反课纲的强烈意志，震惊了许多大人。许多人开始问：新世代是否因为读“新课本”长大，所以对本土史观特别有感、甚至愿意起身抗争？
历史课本是否改变世代的国族认同？
根据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经济学博士生陈炜林、台大经济系教授林明仁、中研院研究员杨子霆利用台湾社会变迁资料库所做的研究，中学历史课本，确实会对受教育的学生造成影响。
1997年“认识台湾”首度进入中学教材，因此当年入学、也就是1984年9月以后出生的人，成为首批在国中课堂上学习台湾史的中学生。
而在2003至2005年间的社会变迁调查显示，第一个透过国中课本“认识台湾”的世代，比起最后学习旧课纲的世代（1982年9月至1984年8月出生者），回答“我是台湾人”的比例高出18个百分点。同样是18至23岁的年轻人，其国族认同却因为生日落在1984年9月这个断点前后，而有了显著的差异。
此外，教育的路径也对认同有影响。同一份研究发现，认识台湾教科书对那些比较会“背书”的人，可能更有效果。本研究把四届学生分成学术体系（高中大学）与技职体系（高职专科科大），以断点回归法分别分析进入这两种体系的学生。他们发现学术体系中， 1984 年九月以前或以后出生的人们，国族认同有明显的差异。但技职体系中的学生的国族认同则没有明显差异。
这个研究还指出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认识台湾”课纲对国族认同的影响，有地域性的差异：在闽南裔台湾人较少的乡镇里，1984年9月后出生的“认识台湾”世代，其台湾人认同增加较显著。
不过，这群“旧课纲的最后一代”，到了2009至2015年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已经追上“认识台湾世代”，两者没有太大差异。
不管教科书怎么改，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整体社会趋势的影响比起教科书的效果更为深远。
根据他们的研究，1990 年代整体的“台湾人认同”比例逐年上升，但在闽南人较多的乡镇（闽南人比例高于所有乡镇中位数77.1%），其台湾人认同却比起其他乡镇多了10到15个百分点。研究者认为，闽南裔台湾人的“台湾认同”比例，本来就比其他族群来得高，成长在这些乡镇的人，也更容易接触到与台湾相关的知识，因此《认识台湾》对他们的刺激，可能不如成长在其他乡镇的学子来得大。
总体而言，在 2000 年初期，即使在在1996年经历首次总统直选（并导致台海飞弹危机）、2000年完成首次政党轮替、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等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之间，历史课本对台湾18-23岁青年的国族认同影响仍然十分显著。
但在 2009年 之后，影响便不如此突出了。生活环境与外在政治情势转变，都是影响国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这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不管教科书怎么改，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整体社会趋势的影响比起教科书的效果更为深远。
对于不少民众与第一线教育工作者来说，多次的“课纲战争”似乎是不同政党上台、就会重新引发一次的拉锯。“我不管政府怎么改，反正那些有争议的部份，我就不出（题），以免被家长投诉。我也会告诉我的学生，你不用去管那些争议，有争议的地方，真正的大考都不会考。”一名已经任教十年的中学历史老师告诉端传媒，在他看来，每一次的历史课纲修正，都只是“意识形态之争”，对于第一线教学现场来说，其实有点困扰。
而对于认同中国史观的台湾民众来说，新课纲的修正方向，其实形同抹杀他们的记忆与身世。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王甫昌曾经在〈民族想像、族群意识与历史：“认识台湾”教科书争议风波的内容与脉络分析〉论文中指出，参与教科书争议的民众，许多人都担心自己“族群文化与历史记忆灭绝”，历史课本的战争，其实更像台湾内部族群冲突的显影。
但多次参与课纲修正的薛化元认为，当前台湾历史课纲的修正方向，其实可以与意识形态无关：“早在解严前后，我和朋友讨论课纲合理修正方向的时候，就主张一个很简单的原则：『由近而远，由具体而抽象』，然后课纲的设计，要符合『螺旋状学习』的原则，不要重复学一样的东西，国中已经上过中国现代史、高中就不必再上，而是要针对中国现代史特定的领域去做深化。”
薛化元说，这次的课纲修正，是历次课纲中“最接近这些理想原则”的一次，“而且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时数要够，现在国、高中的历史授课时数太少了，现在还在吵要放哪段历史？根本很有可能都教不完。”薛化元认为，如果大家真的如此重视历史课程，就应该将历史课的时数延长，让学生接受更完整的教育体系。
曾经在中学时热血环岛反课纲的许冠泽，如今已经是硕士班学生，“我后来一直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有历史？我觉得就是要一直从过去反省、建立起未来希望发展的方向，这是历史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看完之后会去思考、反省历史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然后怎么影响建筑、法律、人的道德观念、政治结构各种样子。如果一直有这样反省、变动、思考的过程，台湾就不会被既有的结构约束。”
对于历经“课纲运动”二十余年的薛化元来说，许冠泽这样的思索，正是他所希望看见的。当端传媒记者问他，一本最理想的历史课本，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其实，跟一般人民生活有真实关联的教育，那就是最好的历史教育。”薛化元如是说。
（图表部分资料来源：台湾社会变迁调查2004、2005、2009、2010、2012、2013、2014、2015年资料。作者并利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2004、2005使用断点回归模型计算）
（研究方法说明：本文直接使用研究内断点回归法图表，数字并非直接平均，而是用模型估计。断点回归法：新旧课本影响台湾人认同差异，使用断点回归法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估计。RDD 方法检测指定的切点前后的资料趋势是否一致，并可进一步衡量趋势变化的程度。在符合 RDD 假设的架构下，接近切点的资料可视为其余条件皆相似，只有与切点相关的变数 d，接近随机被分配到切点前或后的群组。借由观察切点附近我们关心的结果变数 y 的变化，可推测 d 对 y 的影响。）
（另，图上“调查年固定效果”，即由于不同时间的社会氛围与外在环境，可能会影响调查的受访者的答案倾向，例如在两岸关系较紧张时，会比较容易意识到彼此的差异，而在两岸交流频繁时，可能比较能感受到双方的类似之处。研究上利用名为“控制调查年的固定效果”的方法，来去除这类因时间断面不同产生的差异，使多个年份的调查，得以放在同一个基准上比较。调整后的每一组调查年资料，台湾人认同这个变数的平均都挪移到 0，相对的，原先小于平均的资料点就会被调整为负值。因此，在除去调查年影响的 RDD 图表上，会出现 y 轴为负值的情况。）
之前在北大，某教授跟我们讲欧美的历史系研究者有八成研究世界史，两成研究本国史；日韩两国，是三分之一世界史，三分之一东亚史，三分之一本国史；而内地是两成世界史，八成本国史。这当然也是他作为一位世界史学者说的玩笑话，但也反应出大陆人看世界的态度。在世界观上，认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和东方两个集团，而东方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中国的日韩历史研究者和出版都少的可怜，我记得当时最搞笑的一件事是，因为萨德搞出限韩令之后，中华书局的一个翻译韩国史著作的项目直接给停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出来的希望））、蒙古乃至本国的少数民族都不重要，也不具有主体性，至于印度、伊斯兰世界就根本连看都不愿看上一眼了
从台湾教科书的变迁能看出来，洗脑一词就是中性词，台湾人总说大陆人被洗脑，你们自己不也一样被修改过的历史教科书洗脑？呵呵呵，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身為1984年出生的台灣七年級生(民國70年代出生的)，中學六年正好經歷新舊教材的轉變時刻。
國中三年，我們念的是末代國立編譯館統一版本的史地教育，那時的地理課本是各省份獨立章節的介紹，每一章都是一個省份，老師父母都習以為常，對於從小生長的故鄉不如對岸陌生土壤的篇幅，大家也只是默默的接受都是升學制度的現實，「反正考完聯考都不會記得啦~」媽媽這樣說。
其實現在想想，在學中國各省分的地理時，我自己是當成另一個「大陸尋奇」的知識補充，但吊詭的是，這個地理是國民黨遷台前認知的中國大陸，例如我們學的是”秋海棠”，不是現實中外蒙已獨立的”老母雞”(這也成了知名youtube頻道「眼球中央電視台」的靈感發想之一)，書本中的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早就是過時的名產，還有中華民國至今的東北九省，早與中國現況東三省不符……，這些差異在課堂上老師都會說明，有時也會出現在考題當中，故與其說中國史地培養的是大中國情懷，不如說是一個與現實不符(?)的地理知識補充。
高中時躬逢其盛新教材第一屆，脫離了國立編譯館的統一版本，出版社百家齊放，老師拼了命在課堂上補充各家精華，國中時沒念過”認識臺灣”的我們，到了高中才從頭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這項感觸直到大一時，聽學校同學參與中國大專院校的交流活動，看到來自各省的同齡同學侃侃而談有關自己家鄉的人文與地理風貌，卻發現來自台灣的自己，說不出孕育自我成長的土地故事，此時才發現，這才是真實的失根。
教材內容的轉換，是青春歲月成長的刻記，但更多的是自我認同的無數探問，我是誰?我該往哪兒去? 而爭議聲中的教材，未點出的卻是教材究竟如何引起學生主動去學習的興趣，與其說是政黨輪替中的思想灌輸，倒不如反問各自立場者，哪一版的教材真正引起你想追尋中國/臺灣的故事，才是教育的本質。
1949年以前，移民來台灣的人，都是屬於自願。1949年國民黨人是屬於被迫、不情願。
滯留台灣的中國人，心中的不情願從來沒有消失。70年來，消滅台灣的語言文化、飲食文化，到近代的搗亂台灣的秩序、民心。
遺憾的是，滯台中國人，帶著不情願情緒留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就是不敢回去故鄉—中國。
最倒霉的是現代台灣人，不斷的被中國人拖累。愚蠢又可悲的台灣人，不會強硬起來告訴滯台中國人，要留下來就團結。
何時可以把不情願留在台灣的中國人趕走；何時台灣才能真正的進步。
從讀者十論看到 @細頸瓶 的評論，真的不得不來回應一下。 @細頸瓶 說台獨意識歷史有謬誤，但提出的例子不僅是妄斷（看c_c的介紹略見一斑），也沒有想到其實「台獨」也有其法理依據：
1951年舊金山和約還有1952的中日和約都僅提到日本放棄台澎，但都沒有確認將台澎主權交給中華民國（更不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1945年戰後盟軍總部第一號，所有日本軍隊向盟軍統帥投降，位於台灣的日本軍隊向中國戰區蔣介石委員長投降；中國戰區美軍總部完成《台灣佔領計畫》，行政長官同時為臺灣佔領軍之軍事總司令，向蔣介石委員長負責。
亦即，同盟國僅是在戰後對台灣進行「暫時」軍事佔領，台灣歸屬以及台灣人的國籍應於戰後和平條約訂定。
只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己的《臺灣省佔領計畫》加了盟總第一號令沒有的「接受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等字眼，且受降典禮後陳儀則廣播稱「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可說對自己施予統治台灣的正當性。
再加上，後來美國為了防堵共產勢力，也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也是為什麼，有部分人認為台灣應該正名、制憲甚至施行民族自決的原因。）
如果認為這些太過遙遠，不談法理好了，依照華勒斯坦（1991）的看法，即使是語言、血緣相同的兩個群體，只要分開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生活一段時間，經過50年、100年後，由於資源分配的方式與體制的不同，造成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逐漸產生差異，人們完全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與證據來宣稱這是兩個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Nation」。
最後，你說大家以「台灣不只有中華民族」來宣稱台獨不合理，卻也沒有提出那我們「不是台獨」的理由。（如上，法理上站不住腳，同時也不能忽視我們因政治體制不同導致的文化、國族認同改變。）
期待您的回應。
不過感謝對臺灣與各國文化交流的討論，才引出@c_c的回應，獲益良多。
臺灣獨立的理由，並不是和中國語言血統文化的不同，而是對普世價值和政治體制認同的不同。
台灣社會吸收了很多外來的文化，就跟其他的近代社會一樣，但是語言並沒有演變成，與對岸原鄉不可互相理解。至於親屬關係與倫理，婚喪喜慶的習俗，宗教信仰，似乎並沒有受到日本的影響。即使在終戰的那一刻，並沒有變成與對岸一個不同的民族。（剛好是日本殖民策略的後果？）常有人講台灣吸收了種種外來文化後變得與對岸不同，所以我們必須獨立，其實頗為牽強。而且何況對岸本來就是多族裔的國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不加思索的台獨說法，大概是倉促背書應付考試的歷史教育後果？
談一個研究分析問題跟一個高中歷史教育現場端的問題：
關於臺灣人身份認同的研究，同樣的問題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解讀。在此刻，這問題在理解上多數會是國家認同，但在早期，這問題可能只是情感認同，換言之寫認同是中國的，可能是指「文化認同中國」或「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所以在解讀上可能要多留意。
至於歷史教育的部分，我覺得目前的問題討論仍然偏重「歷史要學哪些內容」的知識點問題，而不是更深一層的「歷史要學哪些能力」的學科價值問題。聽故事與背誦知識，應該不是歷史這學科最重要的意義，而只是過程。
但以目前高中新課綱來看，至少目前有二大困境是目前風向很少帶到，卻是目前教育現場比較大的問題。一個是在學分數從8學歷降到6學分時，理論上知識量應該也要適度調整，甚至說若要符合新課綱強調素養的精神，內容更應該降低。但實際上除了臺灣史內容大致持平外，東亞史跟世界史完全是塞好塞滿，而且去脈絡化非常嚴重。這導致學生念完後，除了背出許多完全沒有頭尾與當今學界研究都不成熟的知識(比方說近代朝鮮人的人群移動)，實在很難做到什麼「素養」。
最後，能夠螺旋式不重複學習，自然是種崇高的理想，但這卻忽略學生的先備知識，是否有足夠的厚度，去支撐高中的內容。換個角度說，以我們歷史系的訓練，也是大一修過通史，才有能力去選修國別或斷代史，而我們甚至還學了三年以時序為主的高中歷史。而在基礎嚴重不足下，新課綱以主題代替時序，學生根本就沒足夠的能力去駕馭。路都走不好就要學著跳，這可能是現在遠超過「學什麼」的問題
當然以上的部分，也只是借題發揮，跟本文沒那麼大的關係就是了
我是用認識台灣版本的學生，很多對於自己腳下土地的認識，真的是從這課本開展。當時做這個課綱修定的人，我感謝您。
为什么1999年入学的学生的“台湾人认同”的比例反而比较低？
荷蘭沒有留下影響？不用說芒果等台灣重要物產與原住民文字，至今仍用甲這個單位也是。日本更不用說了，即便國民政府來台後刻意清除，大量的語言與說話方式、飲食與文化習俗、娛樂與音樂風格仍延續下來，大至火車的方向或入室拖鞋與坪的計法、小至車輪餅或滷肉飯上的黃蘿蔔都是日治時期的痕跡。覺得沒有，往往只是過往黨國教育下掩蓋了，其實以上的例子近十年的課本已經都有提到一些了，並不是沒有。
想想贵匪还真是不容易，派的五毛马甲换了一个又一个，被拆穿时还往往得要说“我不是五毛”以博取同情。殊不知又把自己赚一贴连五毛钱都没有的事实暴露了出来。真可谓孔乙己是也。
我承认我错了，之前以为你是老男蓝，之后发现才贵五毛繁简不识，切换不易的三脚猫功夫。
RDD的解释没看懂.....
比較國族意識的爭議，更重要的是著重於一般人的生活，鼓勵探究在地文化，鼓勵獨立思考。過去的課本淪為人物與事件的背誦。新的教材比較符合民主社會裡公民教育的理想，但這也要看歷史老師如何教。我個人覺得台灣社會裡流行的台獨意識，或者對歷史的講法，有許多是錯誤的解釋或者沒有證據。例如台灣社會到底是受了什麼荷蘭的影響?他們留下了足跡，但幾乎沒有影響。日本呢？留下很多東西，但對於社會的習俗與信仰也很小。基本上台灣就是一個主流的漢人社會，和對岸是一樣的。還有些學者由血統來說我們和對岸不同，是不同的民族，這也是講不通的。這裡頭牽涉的民族與國族概念的差異，受過教育的學生能夠思考這些問題嗎? 新的課綱不應該是建立台灣獨立意識的手段，不是一個敘事壓倒另一個敘事的鬥爭。這不是推動改革者的本意。我們得找到一個支點，來反省我們的處境。由這一點來看，我懷疑改革是否有效果。也許本來教育的效果就是有限。
全社會看著一群中學生下指導棋，還搞出了人命，這件事本身就比較可笑。王曉波算是個認真在和他們對話的人。
樓下拿他人嘴贏中學生的事蹟說嘴，王教授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啊～我這提一嘴反課綱時期的中學生們的精彩表演就被當做王曉波吹了？刮民黨喜歡自吹自擂以及他們當年有什麽神操作和反課綱的可笑幼稚沒有衝突吧？說到頭來不過是長期偏安一隅之後地方主義的冒起嘛。至於Derf說的王曉波其人，以及他們那一批人是怎麽樣的～嘿嘿，老藍男嘛，幻滅，不存在的。
我建議如果有人不太確定王曉波是怎樣的人，或是對他的理念有所尊敬的話，可以去查一下「海峽評論」這個媒體，大概就會對他幻滅了XD
王曉波也吹也是醉了
非常深度的报道，感谢端
不能同意樓下更多XD
一樓這樣吹王曉波，也真讓人認知到，我們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
王曉波完全就是做中哲的，沒有歷史專業背景
當年的審議小組就是一群中文哲學經濟背景的統派人士在馬政府的支持下想壓制歷史學界罷了，什麼鬼火箭科學家啊，是基督教修士跑來指點科學還差不多
我尊敬王曉波，但我實在不認為他的課綱主張合理。
“例如，在大航海时代的章节中加入“汉人来台”的内容、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迁台”改为“光复台湾与制宪”，并打散“民主政治的道路”此一小节，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解严民主化等政治变迁事件，按照时序插入各章节。此外，国民党戒严时期的政经政策，如土地改革、十大建设等等细节，也被详细增列在课纲之中。”
某评论是不是好好看看，给国民党这个单一政党歌功颂德的史观是合理的吗？这不是业务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三观问题。
要台灣人知有黃河卻不知濁水溪才是荒謬
老男藍要是深惡痛絕，那只能仰仗人民解放軍和教育部黨委書記了。
王曉波教授當年在某节目上和反課綱學生的辯論歷歷在目，真就是火箭科學家向傻子解釋為什麼火箭不能用水洗煤的現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