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兩岸三地歷史課 兩岸三地歷史課

壓縮的文革歷史與擴張的愛國教育,中國歷史教科書70年變遷

線性歷史敘事邏輯下,很難鼓勵學生自主思考,最終容易教出兩種學生,一種是書呆子,另一種是時代功利主義——取悅老師取悅權威。


2020年9月1日,中國山西省太原市,開學第一天,小學生在上課。 攝:Wei Li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日,中國山西省太原市,開學第一天,小學生在上課。 攝:Wei Lia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這是端傳媒「兩岸三地歷史課」專題的第三篇報道。我們仔細閱讀兩岸三地的歷史教科書,拆解內容與史觀的演變,走近在黑板前掙扎和堅守的老師,重新咀嚼歷史教育的真味。第一篇報導剖析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調整,教材強調「香港自秦朝以來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並直接扣連《基本法》。第二篇關注在匿名舉報、紅線威嚇陰雲下的香港中史老師。本篇移步中國大陸,聚焦文革相關內容在課本中的不斷「縮水」,並梳理歷史教科書70年來的變化。接下來,專題將把視野投向台灣,關注教材本土化怎樣深深影響了新一代人的史觀,又與中華民國史觀產生了怎樣的「交戰」。

90後艾鑫還記得十年前的中學歷史考試。「新中國的文化和科技進步」是一個大的考點,需要以十年為單位按時間順序背誦,老師會特意提醒一句,說文革那十年也有科技成就,「但很少,所以那時有一個模糊的感覺,那十年是停滯的。」

艾鑫對文革的認知,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課標」教科書。這套書自2001年起在河北、山西、雲南等13個省市使用,直到2017年,初中的道德與法治(前稱政治)、語文、歷史三科,開始在全國使用中國教育部統一組織編寫的教材(下稱「統編本」),2019年起,全中國的高中也開始使用統編本。

在新出爐的統編本中,文化大革命所佔的篇幅被大大縮減、定性亦被調整。比如,初中歷史課本刪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課,與大躍進一起併入「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並加入文革期間的科技成就;課本中原本佔據4頁、一整個課時的「文化大革命」,縮減為一個小標題。一位今年即將就讀高中的深圳學生在微博上表示,兒時曾聽奶奶講文革,因而很期待初二歷史課,「結果歷史書上也就一兩面(頁)的內容」。談及文革的原因,新教材亦將「毛澤東錯誤地認為」修改成了「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面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在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教科書刪減文革,或與習近平很多做法沿襲毛澤東有關,上行下效,教科書便開始對文革進行修改。

這並不是新「統編本」歷史書中唯一被修改的內容。從1949年至今,歷史教科書幾經變動。從中共建政初期滿頁的農民起義和階級鬥爭,至1989年後對愛國主義的強調,又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夕的「新課標」和「一綱多本」,直至如今再度回到統編教材。歷史教科書的敘事方式與史料篩選,不但影響了數以億記的一代代學生的歷史觀,亦反應了當下政治的風向與溫度。

六十年代末,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天安門外舉行了大規模遊行慶祝10月1日中國國慶。

六十年代末,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天安門外舉行了大規模遊行慶祝10月1日中國國慶。圖 : Bettmann/Contributor via Getty Images

「縮水」的文革

2012年底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對中小學教材、少數民族文字教材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材等作出過一系列指示。「教材建設是國家事權 」,習近平後來在一次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說,「核心教材傳授什麼內容、倡導什麼價值,體現國家意志。」也是在2012年,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統編本」教材編纂工作正式啟動。

2017年,歷史、語文、道德與法治三科目,率先在全國使用統一教材,其他科目於2018年起使用。2019年,部分省市高中也開始使用統編教材,2020年全國高中均使用「統編本」。至此,「一綱多本」(註:一個課綱多版本教材)的局面成為歷史。

一些網民對「統編本」中文革章節的修改表達過不滿。一位名為@悶聲發財喝咖啡的網民說,「『文革是所有中國人(大陸)的噩夢,如果一定說它有什麼積極意義,那就是讓中國人不再搞文革。』——這是我高中時代歷史老師在上這一課的時候的結論。我現在發現他的結論是錯的,並且,歷史教科書也被改了。」

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則回應稱,文革作為「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的一個專題,「分六段全面系統講述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背景、過程和危害。」

這一回應並不足以解答疑惑。有人對新舊初中歷史教材的文革變動做了詳細比較:新版不再提毛澤東炮打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事,不再羅列林彪為動亂局面的煽動者;新版增加毛澤東曾多次在文革期間批評四人幫;在毛澤東去世部分,增加「全國人民無限悲痛」的描述;在評價文革傷害的部分,增加「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此外還刪除了紅衛兵佔領天安門等諸多文革圖片。

新版還刪除了舊版的課後作業。一個是口述整理:訪問老一輩人,將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和感受,記錄下來。另一個是請學生調查:在「文化大革命」中,你的家鄉有沒有被破壞的文物古蹟,後來又是怎樣修復的?在新版中,課後題變成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人民群眾熱情高漲,鬥志昂揚,形成了艱苦奮鬥、奮發圖強的社會風貌。請查閱資料,了解紅旗渠的修建過程,談談你對紅旗渠精神的理解。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01版教科書。

 2018版教科書。
2018版教科書。
2018版教科書。
2018版教科書。
2018版教科書。
2018版教科書。

除了對文革描述的變動之外,2019年全國投入使用的新版初中歷史教材,再次大量增加愛國主義教育和意識形態內容——將8年抗日戰爭修改為14年,增加地圖中的國界和洲界,增加農民起義,更著重強調了領土問題,教材中有31處涉南海諸島,30處涉台灣和釣魚島,10處涉港澳。在這些領土問題上,設有專門的欄目講述「自古以來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年9月剛升初二的梁靜記得,七年級下冊的歷史書裏,在介紹元朝時首次提到台灣,講到那個部分,老師的第一句話便是「台灣自古以來是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愛國主義還蠻明顯的,」在四川做了兩年歷史教師的楊琦說,無論材料是大躍進還是新文化運動,學生們可以在任何題目中寫下愛國主義的答案,總之都是共產主義好、歷史決定共產主義——即使有時這樣的答案可能不得分。

這樣的歷史教育,可以從1949年說起。

「整本書都是梁山好漢」

在寧夏從教33年的歷史教師董霞記得,中學時的歷史書是小開本。那是70年代末期,書裏講到秦朝,講了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漢代有黃巾起義,宋代有王小波、李順起義,明代是李自成起義,清末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更被詳細描述。「每一朝後面都有一個重點的農民起義,」董霞說,「感覺整本書都是梁山好漢。」

董霞學習的課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第五套全國中學通用教材,於1978年起供全國使用,主持編寫的蘇壽桐在文革前就負責當時中小學及大專院校的歷史教科書編輯審定,也參與了中共建政初期第一套全國教材的編寫。

1949年10月,中共在冷戰背景下建立新政權,國際局勢緊張,又百廢待興,教育制度向蘇聯靠近。在被視為中國憲法前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提及教育部分稱,要「肅清舊社會的、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在此綱領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49年開始組織學者,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葉蠖生編寫的陝甘寧邊區中學歷史教材的基礎上,參考民國時期教科書,綜合改編成中共建政後第一套中學歷史教材,於1950年10月出版。

1996年,中國一所女子中學的學生上課。

1996年,中國一所女子中學的學生上課。攝:Forrest And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在這套教材中,農民起義常常被描述為推動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更放置於標題中講述。課本的最後一課則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講述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包括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以「祖國的社會主義光輝前途」結尾。

同時,課本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衍生的「社會發展規律」編寫,並一直沿用至今。這套敘事方式起源於列寧、斯大林的「五階段論」,將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個階段,認為歷史會依照這樣的階段線性發展。同時,「人民群眾」是不同階段變革的主要推動力。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隨著「大躍進」、反右等運動的到來,歷史課也受到當時政治的影響,大大縮減古代史與近代史,有的地區甚至只講中國現代史。當時的歷史學家也曾批評此類現象,於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961年徵求吳晗、翦伯贊等歷史學者的意見後,開始編寫第四套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於1963年完成。然而不久文革爆發,歷史教材被指為「黑教材」,這套教材因此未能出版。

文革期間,各地使用自己編寫出版的教材,有的地區甚至不再設置中國歷史課。教材也通常對文革及毛澤東過分誇大,或進行階級意識描寫。如1972年的《安徽省小學試用課本歷史常識》中,將文革敘述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而1973年《上海市小學課本歷史》中,最前面是毛澤東的三條語錄,每一章也均由毛語錄開頭。

2019年9月9日哈爾濱,人們在紀念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逝世43週年。

2019年9月9日哈爾濱,人們在紀念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逝世43週年。 攝:Tao Zhang/Getty Images

文革結束後,1978 年 3 月,教育部發出《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幾個原則性問題如何處理的初步意見》,由人教社的王宏志、蘇壽桐等學者,討論出對儒法鬥爭、農民戰爭等六大問題的處理方式,呈報鄧小平同意後,開始編寫文革後的第一套教科書,也是董霞讀書時所使用的教科書。

這套教材仍有大量階級鬥爭及毛澤東的影子。在同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行草案)》中,還援引了《毛澤東選集》,指當時正處在「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並要求歷史教育培養學生「樹立階級鬥爭、人民群眾創造歷史、歷史按規律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上層建築反作用等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

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汪錚對端傳媒解釋,在毛澤東治下,歷史課本中的敘述還呈現出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即會突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一個勝利接連走向了另一個勝利。此外,在過去階級鬥爭的敘述框架下,中日戰爭被表述為——侵略者和士兵是被日本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動員起來的,歷史人物如左宗棠更是因鎮壓農民起義被寫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

改變發生在1983年,那年國慶節,鄧小平提到「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三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出台,教科書的改革也隨之到來。1988年,在《九年制義務教育 全日制初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初審稿)》中,已不再強調農民起義,增加了各朝各代的文化藝術歷史,也增加了世界史的講述。左宗棠的形象也變得複雜起來,其事蹟選取上,亦包括了在新疆維護國家領土、抵禦外侵。與此同時,針對不同學制或不同地區編寫的教材也漸漸出現,形成「一綱多本」的局面。

但1989年發生的事,令歷史教材的「命運」再次發生變化。

1989年6月5日北京,人們舉著一張照片稱他們是天安門廣場上被鎮壓的死難者。

1989年6月5日北京,人們舉著一張照片稱他們是天安門廣場上被鎮壓的死難者。攝:Jeff Widener/AP/達志影像

愛國主義教育——關不了的收音機

六四之後,中共面對執政合法性危機,需要在階級鬥爭之外,尋找新的論述體系。清末抗爭史開始著重描述「外敵入侵」的屈辱感,試圖將對國內問題的關注轉移到外部,並強調中共在歷史中的參與,構建中共建立「新中國」才得以「血洗百年恥辱」的敘事邏輯。

1990年4月,第一本以恥辱感視角講述中國近現代史的教科書出版。同年,鄧小平回應七國集團對六四事件的批評及集體制裁時稱,「當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制裁中國的時候,我就立刻聯想到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武裝進攻......我們要懂得一點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可見八國聯軍侵華對中國人刺激之深。」

1991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布《堅持對青少年進行近現代史和國情教育——江澤民總書記致信李鐵映、何東昌同志》,提到要「使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認識人民政權來之不易,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頭」。

愛國主義教育的政策文件紛至沓來。1992,教育部又對1988年的教學大綱進行修訂,頒布《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用)》。這份新的大綱,要求教材「著重揭露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掠奪罪行」,突出近現代史中的反侵略抗爭,並在國情教育部分,增加中國過去及現在各個時期的經濟歷史,以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這一次的修改中,除了對清末「喪權辱國」的刻畫和增加經濟史外,古代史部分也開始著重過往輝煌成就,以期增強學生的文化認同;同時,台灣等領土問題走入課本,「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等論述逐步出現,並延續至今。

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對端傳媒指出,歷史教育具有強大的塑造國家認同的作用,事實上若代入清朝人視角看,當時割讓香港時也並不認為是一件多麼大的恥辱,只是後來逐漸形成了國恥的概念。

「有一些關鍵詞是印在你腦子裏的,構成了你的語言系統,」艾鑫說,時至今日,提起清末的抗爭史,「腐敗」、各種階級的「局限性」、「帝國主義」等詞彙就會湧入腦中,老師在講述時也會強調中國長時間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當時要背南京、馬關等各個條約的內容,就有一個印象是賠錢賠太多了,政府肯定特別窮。」

董霞就是在近代史部分強調反抗侵略和愛國主義的教師之一,她希望以此告訴學生,個人命運會隨國家命運浮沉。董霞說,自己的兒女都出國留學了,中國走向近代化有很多是向西方學習,因而她也希望孩子們到國門外看看,看看再回來,「我還是有那種傳統思想,要振興中華。」

不過,日本學者 Kazuya Fukuoka 在一項關於日本教科書的研究中表示,教科書未必可以完全決定人們對於歷史事件的認知。近年來,一些抽樣訪問的學術調查也顯示,課本教育因過於官方和枯燥,對培養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有限,家庭教育、大眾文化等的影響可能較課本更為顯著。

汪錚在其《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勿忘國恥:中國政治與對外關係中的歷史記憶)》一書中,也提及愛國主義運動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除了教科書,還包括大眾文化、媒體、甚至法定節假日等。

1994年,江澤民提出《實施愛國主義教育綱要》,指示要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挖掘愛國主義教育內容,「從自然風光到物產資源」。於是,從紅色旅遊、博物館、電影、電視、流行音樂等各個層面,都填入了愛國主義教育。

有學者認為不應誇大愛國主義教育的作用,指這不過是一條不愛聽的廣播,關掉就好。但汪錚認為,制度化存在於生活的點點滴滴,是一個關不了的收音機。

在艾鑫的記憶裏,兒時充斥著抗戰劇的聲音,甚至在被問及抗日戰爭的時候,腦中的畫面都是電視劇場景。「你印象中毛澤東可能都不是課本中的樣子,而是唐國強的樣子,周恩來就是劉勁,蔣介石都是瘦瘦高高的,國民黨都看起來很有錢的樣子,」艾鑫回憶,自己的父親尤其熱衷《亮劍》,反复看到甚至可以背出台詞,她打趣說《亮劍》可能是父母輩的「還珠格格」。

在汪錚看來,1989年前後的歷史敘事變動,甚至影響到了外交。毛澤東時代,中國對於領土爭議並沒有那麼在意,如中緬、中越的爭議中,往往要顯示出「大國讓小國」的姿態。而1989年之後,執政黨的合法性建立在了維護主權和領土、外交獨立自主以及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之上,因而對涉及領土主權和國家形象的問題更加敏感和強硬,近年來更有一種「戰狼外交」的情況,呈現出一種侵略性。

「國家其實在國際上已經很強大了,不必展現出這麼強的侵略性,應該從所謂的『愛國者教育』過渡到『世界公民教育』,這才是大國的心態,也更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汪錚說。

2011年10月26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昌起義100週年期間,遊客在博物館觀看中國同盟會的蠟像,孫中山於1905年8月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

2011年10月26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昌起義100週年期間,遊客在博物館觀看中國同盟會的蠟像,孫中山於1905年8月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圖 :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歷史成功學

在中國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學生,幾乎都做過對比「辛亥革命」和「戊戌變法」的作業。事實上,兩者都有複雜的流派爭議和各方博弈,以結果論進行簡單的高下對比並不能洞悉歷史事件的複雜。

然而,在歷史教材習題標準答案中,兩者具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的共性,而辛亥因徹底推翻了清治,而較戊戌變法「先進」。

經歷過毛澤東時期的階級史觀與1989年之後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在這樣的「大一統」史觀與「歷史成功學」上構建起來的。

知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晚年曾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的開篇中,指出中國歷史教育的「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新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大一統」是指,習慣將漢族史看成正史,少數民族及周邊地區歷史被幾筆代過,覆之以夏、商、周、秦、漢這樣的朝代更迭,中國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也變得不明晰。而第二個怪圈是以線性時間試圖總結歷史規律,以「發展」作為歷史的唯一索引,對複雜史料進行簡單處理,對未來進行預言,帶有「歷史目的論」的色彩。

文化批評學者王曉漁曾在《歷史教科書與國家主義》一文中,對這兩個怪圈進行過更詳細的解釋。他提到,「大一統」時代往往被視為盛世,而非大一統則被看作亂世,當「大一統」成為最高價值,個人尊嚴、民眾權利等常常會變得無足輕重。以秦朝為例,雖有焚書坑儒,但因推動大一統而被視為「歷史的進步」。

而「歷史成功學」的體現,則是將歷史看作被「起義」或「變法」推動的。毛澤東時代因注重階級鬥爭,在教科書中便強調「起義」;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強調「變法」。之後,秦商鞅變法、漢武帝改革、宋王安石變法、明張居正變法,歷朝歷代的變法在教科書中漸漸增多。1989年之後,書中對變法的敘述也開始摘選——淡化了宋范仲淹限制權力的政治改革,凸顯王安石偏集中權力的經濟改革。

然而,在54歲的上海歷史教師秦明看來,這樣線性歷史敘事邏輯下,很難鼓勵學生自主思考和挑戰權威,最終很容易教出兩種學生,一種是書呆子,另一種,秦明稱之為時代功利主義——取悅老師取悅權威,功利地選擇所學科目。

如今回看,2003年的上海教科書改革,是秦明心目中一次可貴的嘗試。

2020年8月31日,山東一間學校的學生收到新的教科書。

2020年8月31日,山東一間學校的學生收到新的教科書。 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另一種敘述歷史的可能

上世紀末,中國開始推行「素質教育」,並在教材中構想即將面對的「全球化」。在「一綱多本」的局面下,人教社開始組織「新課標」教材的編輯,上海也開始組建教材編定的專家組,其中,歷史課本由現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的蘇智良牽頭。

這套教科書整整醞釀8年,2003年完成,並在上海幾所定點高中試行,2006年9月1日,在上海全市推行使用。其中的歷史書,以文明史的方式,試圖提供另一種敘事模式。

據秦明回憶,當時的專家組及老師們有一個共識,即初中學生已接受過一輪完整的中外通史教育,因而希望高中教育可以換一種思維方式和視角看歷史。新版的上海教科書,以講述主題脈絡的方式,使學生得以理解文明主題的變遷,並關聯自身,得出對歷史、對現實的思考。無論這些思考是否成熟,在秦明看來,都是鍛煉思想能力和創造性思維的時刻。

他以「人權」的部分為例。文明史中談到,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有關兒童、婦女的權利公約才逐漸出來,但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便提到了《人權宣言》,這期間,「人」的意涵、「權」的意涵在不同時代如何反反复复變動,如何豐富,這些都會啟發學生聯繫自身思考,如今自己處於怎樣的階段——這些內容放在通史的線性敘述裏就難以完成,只會在課本中單調地寫著,「1979年,聯合國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試行教科書期間,秦明的學生們有不少熱衷做社會調查,有人發現自己的家譜記錄是有選擇的,碩士以上的才可以進入;有人學建築史的時候,組成小組把外灘的建築群依比例畫了出來。「那個時候的孩子們好像充滿了激情,充滿了對這個社會的想像和創造,對世界有無限好奇,這不就是對社會的一個認可嗎?」秦明說。

他至今記得課堂上那些令他難以回答的提問:沒有憲法的國家是什麼樣的?三權分立在戰爭年代權力會向行政偏移,和平年代又向立法偏移,這是否表示時代和人決定了三權分立的實際應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觀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為何和後來發生的很多史實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柏林牆是牆,每個人心裏也有一道無形的牆,只是不知道這堵牆在防什麼......

遺憾的是,這套教科書在推行伊始便引來了「弱化革命和戰爭」、「弱化毛澤東等領導人」的爭論。僅一年後,就因「忽視意識形態」而夭折。

儘管上海教科書改革匆匆落幕,同時間開始構思和編輯、於07年出版的人教社高中歷史教材中,也使用了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這樣的專題分類方式,董霞所在的寧夏就是當時的試點省份之一。由於書中增加了古羅馬法、古希臘民主政治制度等過去沒有的內容,董霞一度無法適應這樣的講述。

當然,這兩套專題敘述的歷史教科書也遠非完美,其中仍有不少「歷史目的論」及意識形態輸出,上海教科書的主編蘇智良也曾表示,「中國的歷史教科書是非常有政治傾向性的,我認為我編的歷史教科書也是非常有政治傾向性的。」

2019年,這套不完美的嘗試也宣告終結,新的統編版高中歷史教材再度回歸線性敘述的模式。

關於「為什麼要學習歷史」這個問題,董霞會在自己的第一堂課上,對學生說「歷史會讓你更聰明」,在人生決定上可以參考歷史。比如,她自己參考工業文明的歷史,幾年前在新開發區一咬牙買了房子,如今漲幅翻番。

秦明則希望自己的學生可以成為有思考力、有同理心的人。「家國情懷、民族感情這些東西,實際上我覺得也並不是一件難事,但它不是貼上去的,是自然發生的。」

文中艾鑫、梁靜、楊琦、董霞、秦明均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孫禕雯、殷木子、陳一朵、杜萌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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