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端傳媒「兩岸三地歷史課」專題的第四篇報導。我們仔細閱讀兩岸三地的歷史教科書，拆解內容與史觀的演變，走近在黑板前掙扎和堅守的老師，重新咀嚼歷史教育的真味。第一篇報導剖析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調整，教材強調「香港自秦朝以來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並直接扣連《基本法》。第二篇關注在匿名舉報、紅線威嚇陰雲下的香港中史老師。第三篇報導移步中國大陸，聚焦文革相關內容在課本中的不斷「縮水」，並梳理歷史教科書70年來的變化。本篇報導以數據方式，挖掘「認識台灣」以降的教材本土化運動，如何影響新世代台灣人的認同，一路又與中華民國史觀產生了怎樣的衝突。
「這三國志為什麼要抽掉啊，我覺得小朋友多讀一些歷史，不是很好嗎？」2020年9月，藝人小S一句受訪的發言，將台灣的「三國之亂」推向新高峰，網紅陳沂吐槽小S的歷史知識「都是電視劇教給妳的」，各家媒體更開始以此討論「歷史教科書該不該教三國」的議題。
新時代「三國之亂」的起源，始自九月新學期開始，有許多媒體報導歷史課本的三國時代被刪除、中國上古史篇幅縮水等消息。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說法，最新的歷史課本之所以會刪減上古史（大約是商周到秦漢三國），是因為新的108課綱（民國108年，即西元2019年）秉持「略古詳今」的原則。根據國教院的說法，所謂的略古詳今，即是「國中及普高必修歷史課程的規劃從人民的主體觀點出發，主題安排略古詳今，空間推移由近及遠，採動態分域架構，各以臺灣、中國和世界為重點，強調分域間的互動。」
「在過去，我們都是單獨去看中國的歷史，但是在新課綱裏面，我們是要從東亞史的脈絡來看中國。看歷史，我們不只要由內而外，也可以由外而內，這樣才完整。」長期關心台灣歷史課綱修正的政大台史所教授薛化元，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說明課綱的精神。薛化元更進一步說明，「課綱是這樣，它有規定的你課本一定要寫，不代表它沒規定的你不可以寫呀！」
已經替台灣編纂了二十多年歷史教科書的薛化元，回顧自己替出版社寫教材時，「我也不會完全按照課綱來寫，一定會寫一些課綱上沒有的史實，不然要如何做到（教材）一貫？學生會看不懂呀！」
事實上，「略古詳今」的原則不只適用於中國史。若檢視引起爭議的108課綱（十二年國教課綱）裏台灣史及世界史各時期的篇幅，會發現兩者的上古、中古史也都被縮略在一個主題，近代一個主題，現代與當代則各有一個主題。也就是說，無論台灣史、中國史或世界史，古今各時期的篇幅比例是一樣的。
三國史刪減爭議，再次凸顯台灣的中學歷史課綱，一直是國族意識型態與各方政治角力的戰場。增加台灣史的篇幅就是「去中國化」？使用「日治」而非「日據」就是美化日本殖民？每一次更動課綱的內容架構，或「微調」用語措辭，反映的不只是歷史教育從「填鴨背誦歷史事件及人物」走向「理解事件的因果關係」，更涉及不同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
解嚴後不可避免的戰場：中學歷史課綱之爭
1997年以前，台灣的地理課教的是中國地理，歷史課教的是中國歷史，談的是長江、黃河，欲培養新一代中華民國國民作為「炎黃子孫」的身分認同。在當時的歷史課本裏，有關台灣的知識，不過是五千年中國史裏，最後五十年才出場的零碎片段。
戒嚴時期，台灣的教科書一直是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印刷和發行，教材內容由國家壟斷，各級中小學無法自行選書。解嚴後，隨著集會遊行逐漸普遍，教育改革團體也在1994年走上街頭，訴求之一便是開放民間編寫教科書，讓教材內容多元化。
此時期一連串教育改革措施，就是「一綱多本」政策的起始：政府只負責擬訂原則性的課程綱要，由民間出版社按照課綱編寫教科書內容，最後交給國立編譯館審定。這也是為什麼，薛化元會說「教科書可以不必完全按照課綱來寫」。
台灣政府自此開始著手擬訂新的國小、國中和高中課程標準；其中，國中、高中課程標準與新教科書分別於1997年、1999年9月正式實施。有別於高中課綱將台灣史插入中國史的最後幾個章節，國中課綱將台灣歷史獨立成冊、列為國一課程，並採用國立編譯館編輯出版的《認識臺灣》教材。
從《認識臺灣》開始，台灣的歷史、地理、社會，才首度成為中學課程的主題之一。
然而，台灣史脫離中國史自成系統，卻讓不少支持兩岸統一的學者專家十分反感。學界以「台灣史研究會」的王仲孚、王曉波等學者為首，批評《認識臺灣》帶有台獨與日本皇民意識；新黨立委李慶華則多次公開質疑《認識臺灣》歷史課本過於美化日本、吹捧李登輝，是「為台獨鋪路」。
《認識臺灣》這套教科書，也開啟了延燒多年的「中學歷史課綱之爭」：2001年至今，台灣經歷三任總統、無數任教育部長，期間課綱修訂的爭議從未停歇。
2001年，為配合台灣教育改革的主要政策之一「九年一貫課程」，時任教育部長黃榮村著手修訂課綱，重新整合中、小學的科目與學習內容。2003年，九年一貫課綱首度公開，國、高中台灣史皆獨立成冊，中國史晚清以降則併入世界史，引來國民黨立委大力抨擊，導致課綱暫停修訂、召集人張元辭職下台。由於未能完成修改程序，此版課綱只能在2006年（民國95年）至2009年間作為過渡使用，被稱為「95暫綱」。
2004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長杜正勝重啟課綱修訂工程，以95暫綱為基礎進行補強；2008年，新課綱終於在與會學者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預定2009年9月（民國98學年度）實行，稱為98課綱。
本土史觀的萌芽：「中國大陸」太遠、台灣才是腳下所踏土地
過去有50年的時間，國中歷史課的結構都是本國史3冊、世界史3冊。舊版歷史課本大量使用「我國」來敘事：從神話中的黃帝建國乃至於清朝、民國時期，這些在中國大陸領土上國號不一、曾經興盛又被顛覆的不同政權，都被視為萬世一系的「我國」。
「中國政權統治臺灣超過兩百年，益（按：亦）使漢文化成為優勢的文化，直到今日，臺灣的民情禮俗、人生價值和宗教信仰都帶有明顯中國漢文化的特質，這也不必刻意迴避。」曾擔任台灣教育部長的歷史學者杜正勝，在他的著作《新史學之路》中如此寫道。
不過，隨著1949年來台的外省軍民以及其後裔在台灣落地生根，兩岸分治超過半世紀，歷史課與受教育者生活經驗斷裂的問題，逐漸難以掩蓋。
「雖腳下所踏是臺灣，眼所眺望則是中國，心中縈懷也是中國。在這種布局中，臺灣就像燭台底座，雖是基礎，卻也最幽暗。」杜正勝在《新史學之路》中，點出了台灣歷史教育長年以來的困境。
2004年5月，在《新史學之路》出版後的二十天，杜正勝成為陳水扁政府的第二位教育部長，而他過去所提出的「本土──中國──世界」的同心圓史觀，也被挖出來成為攻擊課綱修訂的箭靶。
雖然杜正勝的觀點，在當時引起重大爭議，但卻越來越能得到台灣新世代的支持。畢竟，自1949年中華民國「丟失大陸」、退守台澎金馬之後，就越來越難說服新一代傳承「大中華」情懷。1998年出生的許冠澤，便十分認同台灣必須以本土史綱來撰寫歷史課本，他認為，台灣不能再「用中國史觀去談台灣歷史」。
「我們的生活經驗、生命經驗就是在這塊島嶼上。而且，我們成長的過程中，其實逐漸可以感受到中國對台灣的敵意，對岸這個國家對台灣明顯是不友善的，可是竟然還有一群人想要用大中國史觀來談台灣，試圖把台灣併吞為中國的一部分，我就會覺得這個事情不對。」
為了反對這個「不對」的史觀，許冠澤在2015年選擇以徒步環島的方式宣傳自己對「反課綱」的信念，台灣環島公路超過 1,000 公里，堪稱苦行，沿途引起許多民眾沿路替他加油、打氣。
對於許冠澤這一代人來說，如果歷史課本只細數「三皇五帝、明朝末年流寇作亂、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但對於台灣的原住民族、荷蘭、鄭氏政權以及日本統治下的社會生活，甚至是台灣中、老年人仍記憶猶新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卻在台灣的中學歷史課本裏缺席，這對於新世代來說，是與他們真實生活經驗不符合的。
「本土歷史課本」進一步強化「台灣認同」
事實上，早在許冠澤出生之前，台灣歷史課綱就已經漸漸朝著群島上人們的「生命經驗」微幅挪移，也進一步醞釀了新世代的「本土意識」茁壯。換句話說，台灣社會的「本土意識」推動了歷史課綱的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歷史課綱，又進一步讓使用課本的新世代「台灣認同」越來越強烈，兩者進入相互強化的循環。
自許冠澤出生的前一年、 1997年開始，國中歷史課的結構則改為《認識台灣》全一冊，本國史（即中國史）2冊，世界史2冊。對照新、舊版歷史課本，會發現課本的用詞有了微妙的變化：「我國」的出現次數減少，而「中國」及「台灣」的使用頻率增加了。
在舊版的台灣歷史課本中，每千字便會出現27次「我國」，新版教科書的「我國」則降到每千字20次；而舊版中提及「中國」的頻率是每千字11次，新版教科書的頻率則增為四倍，來到每千字40次。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然是「臺灣」出現的頻率，同樣出現了無法忽視的增長：由舊版的每千字出現9次，增加為每千字出現34次。
除了大幅增加關於台灣的歷史書寫，新版課本對近代中國史的描繪也與舊版不同。舊版課本多為簡要事件敘述，並以一兩個短句評論，文字使用較精簡，每句文字較短，新版課本的用詞較為平易近人，會用較長的語句描述事件與評論，也在正文加入了歷史人物的背景介紹。
以 1920-1928 年間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歷史為例，舊版只用一段帶過，新版增為一節，將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命名放入課文中，並加入了毛澤東的故事。
在歷史評價上，對於日本，舊版以戰後國民政府妥善遣送日俘日僑回到日本，對比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殺，是「以德報怨的寬大胸懷，和日軍的血腥屠殺相較，真有天壤之別。」同時，台灣同胞也積極「反抗日本殘暴統治」。
舊版課本以「共黨份子」稱中共，指其在對日抗戰時期進行「非法活動」，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其後中共統治下，人民「被屠殺」，許多政策「不顧人民生計」，使人民活在「落後的生活」中；新版課本雖然也以國民政府作為正統，但正邪對立的二元敘事消失，較多地引用歷史事實，評論以討論歷史事件的後續影響為主，直接的價值判斷較少。
隨著使用「新課本」的少年少女慢慢長大，台灣新一代的認同「遠離大中國、貼近本土」的趨勢已是開弓沒有回頭路。即便馬英九上台、國民黨二次執政，試圖將歷史課綱再「微調」回另一個方向，也不容易成功。
2008年，馬英九就任總統。同年，新任教育部長鄭瑞城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在無人反對歷史課綱的情況下，鄭瑞城直接宣布擱置（民進黨時期修正的）國文、歷史二科，其餘科目通過；儘管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以及學者林富士立即表達抗議，仍無法改變會議結果。原定2009年實行、耗費多年時間修訂才無異議通過的98課綱，就這樣被暫緩一年實施。
緊接著，教育部組成「研商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專案小組」，著手修改歷史課綱。根據專案小組成員周婉窈事後記錄，專案小組委員除了多次參與課綱修訂的歷史學者和高中歷史教師外，還有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副主席的哲學系教授王曉波。
會中，王曉波提議調整課程比例，將原先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1:1:2」，改為「1:2:1」。不過，由於多數學者主張98課綱爭議不大，微幅修改缺失部分即可，因此這個於2012年公布、2013年實施的「101課綱」，與上一版本並沒有結構上的差異。
然而，101課綱上路後，馬英九政府對於此一版本仍不甚滿意。2013年中，教育部進一步以「錯字勘誤、內容補正及符合憲法之檢核」為由，組成「課綱檢核小組」，「微調」國文與社會科課綱。
根據當年媒體披露，這個檢核小組成員包括：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王曉波、佛光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大寧、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台大中文系教授陳昭瑛、政大中文系名譽教授董金裕、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教授潘朝陽、高師大地理系教授吳連賞、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教授黃麗生、世新大學通識中心教授李功勤，並由王曉波擔任召集人。
其中，王曉波、陳昭瑛、潘朝陽和黃麗生等人，都是曾經大力抨擊《認識臺灣》教材涉及「臺獨意識」及「日本皇民史觀」的學者。
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經檢核小組改寫過的課綱，預定於2015年8月實施，稱為「104課綱」。但是，「微調」版課綱一公布，便引發不小爭議。
首要爭議是修改程序遭民間團體質疑「黑箱」，修改內容也並非「微調」。檢核小組並非由課綱修訂委員組成，卻能對歷史課綱進行幅度不小的內容增減：
例如，在大航海時代的章節中加入「漢人來臺」的內容、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與遷臺」改為「光復臺灣與制憲」，並打散「民主政治的道路」此一小節，將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解嚴民主化等政治變遷事件，按照時序插入各章節。此外，國民黨戒嚴時期的政經政策，如土地改革、十大建設等等細節，也被詳細增列在課綱之中。
早在2013年，學界就有質疑課綱微調的聲音，但不久後，2014年初的318學運佔據了新聞媒體和輿論焦點。有關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爭議，要等到2015年5月全台高中生開始藉由社群媒體串聯、公開發聲，才真正獲得聲量。2015年7月，反課綱學生開始走上街頭抗議；7月23日，反課綱高中生於深夜佔領教育部。
新世代學生對於反課綱的強烈意志，震驚了許多大人。許多人開始問：新世代是否因為讀「新課本」長大，所以對本土史觀特別有感、甚至願意起身抗爭？
歷史課本是否改變世代的國族認同？
根據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生陳煒林、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中研院研究員楊子霆利用台灣社會變遷資料庫所做的研究，中學歷史課本，確實會對受教育的學生造成影響。
1997年「認識台灣」首度進入中學教材，因此當年入學、也就是1984年9月以後出生的人，成為首批在國中課堂上學習台灣史的中學生。
而在2003至2005年間的社會變遷調查顯示，第一個透過國中課本「認識台灣」的世代，比起最後學習舊課綱的世代（1982年9月至1984年8月出生者），回答「我是台灣人」的比例高出18個百分點。同樣是18至23歲的年輕人，其國族認同卻因為生日落在1984年9月這個斷點前後，而有了顯著的差異。
此外，教育的路徑也對認同有影響。同一份研究發現，認識台灣教科書對那些比較會「背書」的人，可能更有效果。本研究把四屆學生分成學術體系（高中大學）與技職體系（高職專科科大），以斷點回歸法分別分析進入這兩種體系的學生。他們發現學術體系中， 1984 年九月以前或以後出生的人們，國族認同有明顯的差異。但技職體系中的學生的國族認同則沒有明顯差異。
這個研究還指出了另一個有趣的現象：「認識台灣」課綱對國族認同的影響，有地域性的差異：在閩南裔台灣人較少的鄉鎮裏，1984年9月後出生的「認識台灣」世代，其台灣人認同增加較顯著。
不過，這群「舊課綱的最後一代」，到了2009至2015年間，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追上「認識台灣世代」，兩者沒有太大差異。
不管教科書怎麼改，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之下，整體社會趨勢的影響比起教科書的效果更為深遠。
根據他們的研究，1990 年代整體的「台灣人認同」比例逐年上升，但在閩南人較多的鄉鎮（閩南人比例高於所有鄉鎮中位數77.1%），其台灣人認同卻比起其他鄉鎮多了10到15個百分點。研究者認為，閩南裔台灣人的「台灣認同」比例，本來就比其他族群來得高，成長在這些鄉鎮的人，也更容易接觸到與台灣相關的知識，因此《認識台灣》對他們的刺激，可能不如成長在其他鄉鎮的學子來得大。
總體而言，在 2000 年初期，即使在在1996年經歷首次總統直選（並導致台海飛彈危機）、2000年完成首次政黨輪替、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等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和社會運動之間，歷史課本對台灣18-23歲青年的國族認同影響仍然十分顯著。
但在 2009年 之後，影響便不如此突出了。生活環境與外在政治情勢轉變，都是影響國族認同的重要因素。這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不管教科書怎麼改，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之下，整體社會趨勢的影響比起教科書的效果更為深遠。
對於不少民眾與第一線教育工作者來說，多次的「課綱戰爭」似乎是不同政黨上台、就會重新引發一次的拉鋸。「我不管政府怎麼改，反正那些有爭議的部份，我就不出（題），以免被家長投訴。我也會告訴我的學生，你不用去管那些爭議，有爭議的地方，真正的大考都不會考。」一名已經任教十年的中學歷史老師告訴端傳媒，在他看來，每一次的歷史課綱修正，都只是「意識形態之爭」，對於第一線教學現場來說，其實有點困擾。
而對於認同中國史觀的台灣民眾來說，新課綱的修正方向，其實形同抹殺他們的記憶與身世。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王甫昌曾經在〈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論文中指出，參與教科書爭議的民眾，許多人都擔心自己「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滅絕」，歷史課本的戰爭，其實更像台灣內部族群衝突的顯影。
但多次參與課綱修正的薛化元認為，當前台灣歷史課綱的修正方向，其實可以與意識形態無關：「早在解嚴前後，我和朋友討論課綱合理修正方向的時候，就主張一個很簡單的原則：『由近而遠，由具體而抽象』，然後課綱的設計，要符合『螺旋狀學習』的原則，不要重複學一樣的東西，國中已經上過中國現代史、高中就不必再上，而是要針對中國現代史特定的領域去做深化。」
薛化元說，這次的課綱修正，是歷次課綱中「最接近這些理想原則」的一次，「而且最重要的是，上課的時數要夠，現在國、高中的歷史授課時數太少了，現在還在吵要放哪段歷史？根本很有可能都教不完。」薛化元認為，如果大家真的如此重視歷史課程，就應該將歷史課的時數延長，讓學生接受更完整的教育體系。
曾經在中學時熱血環島反課綱的許冠澤，如今已經是碩士班學生，「我後來一直在想，為什麼一個國家需要有歷史？我覺得就是要一直從過去反省、建立起未來希望發展的方向，這是歷史最重要的目的。我們看完之後會去思考、反省歷史為什麼會長這個樣子，然後怎麼影響建築、法律、人的道德觀念、政治結構各種樣子。如果一直有這樣反省、變動、思考的過程，台灣就不會被既有的結構約束。」
對於歷經「課綱運動」二十餘年的薛化元來說，許冠澤這樣的思索，正是他所希望看見的。當端傳媒記者問他，一本最理想的歷史課本，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其實，跟一般人民生活有真實關聯的教育，那就是最好的歷史教育。」薛化元如是說。
（圖表部分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4、2005、2009、2010、2012、2013、2014、2015年資料。作者並利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2004、2005使用斷點回歸模型計算）
（研究方法說明：本文直接使用研究內斷點回歸法圖表，數字並非直接平均，而是用模型估計。斷點回歸法：新舊課本影響台灣人認同差異，使用斷點回歸法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估計。RDD 方法檢測指定的切點前後的資料趨勢是否一致，並可進一步衡量趨勢變化的程度。在符合 RDD 假設的架構下，接近切點的資料可視為其餘條件皆相似，只有與切點相關的變數 d，接近隨機被分配到切點前或後的群組。藉由觀察切點附近我們關心的結果變數 y 的變化，可推測 d 對 y 的影響。）
（另，圖上「調查年固定效果」，即由於不同時間的社會氛圍與外在環境，可能會影響調查的受訪者的答案傾向，例如在兩岸關係較緊張時，會比較容易意識到彼此的差異，而在兩岸交流頻繁時，可能比較能感受到雙方的類似之處。研究上利用名為「控制調查年的固定效果」的方法，來去除這類因時間斷面不同產生的差異，使多個年份的調查，得以放在同一個基準上比較。調整後的每一組調查年資料，台灣人認同這個變數的平均都挪移到 0，相對的，原先小於平均的資料點就會被調整為負值。因此，在除去調查年影響的 RDD 圖表上，會出現 y 軸為負值的情況。）
之前在北大，某教授跟我们讲欧美的历史系研究者有八成研究世界史，两成研究本国史；日韩两国，是三分之一世界史，三分之一东亚史，三分之一本国史；而内地是两成世界史，八成本国史。这当然也是他作为一位世界史学者说的玩笑话，但也反应出大陆人看世界的态度。在世界观上，认为地球上只有西方和东方两个集团，而东方就是中国，日本、韩国（中国的日韩历史研究者和出版都少的可怜，我记得当时最搞笑的一件事是，因为萨德搞出限韩令之后，中华书局的一个翻译韩国史著作的项目直接给停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出来的希望））、蒙古乃至本国的少数民族都不重要，也不具有主体性，至于印度、伊斯兰世界就根本连看都不愿看上一眼了
从台湾教科书的变迁能看出来，洗脑一词就是中性词，台湾人总说大陆人被洗脑，你们自己不也一样被修改过的历史教科书洗脑？呵呵呵，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身為1984年出生的台灣七年級生(民國70年代出生的)，中學六年正好經歷新舊教材的轉變時刻。
國中三年，我們念的是末代國立編譯館統一版本的史地教育，那時的地理課本是各省份獨立章節的介紹，每一章都是一個省份，老師父母都習以為常，對於從小生長的故鄉不如對岸陌生土壤的篇幅，大家也只是默默的接受都是升學制度的現實，「反正考完聯考都不會記得啦~」媽媽這樣說。
其實現在想想，在學中國各省分的地理時，我自己是當成另一個「大陸尋奇」的知識補充，但吊詭的是，這個地理是國民黨遷台前認知的中國大陸，例如我們學的是”秋海棠”，不是現實中外蒙已獨立的”老母雞”(這也成了知名youtube頻道「眼球中央電視台」的靈感發想之一)，書本中的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早就是過時的名產，還有中華民國至今的東北九省，早與中國現況東三省不符……，這些差異在課堂上老師都會說明，有時也會出現在考題當中，故與其說中國史地培養的是大中國情懷，不如說是一個與現實不符(?)的地理知識補充。
高中時躬逢其盛新教材第一屆，脫離了國立編譯館的統一版本，出版社百家齊放，老師拼了命在課堂上補充各家精華，國中時沒念過”認識臺灣”的我們，到了高中才從頭認識自己生長的土地。這項感觸直到大一時，聽學校同學參與中國大專院校的交流活動，看到來自各省的同齡同學侃侃而談有關自己家鄉的人文與地理風貌，卻發現來自台灣的自己，說不出孕育自我成長的土地故事，此時才發現，這才是真實的失根。
教材內容的轉換，是青春歲月成長的刻記，但更多的是自我認同的無數探問，我是誰?我該往哪兒去? 而爭議聲中的教材，未點出的卻是教材究竟如何引起學生主動去學習的興趣，與其說是政黨輪替中的思想灌輸，倒不如反問各自立場者，哪一版的教材真正引起你想追尋中國/臺灣的故事，才是教育的本質。
1949年以前，移民來台灣的人，都是屬於自願。1949年國民黨人是屬於被迫、不情願。
滯留台灣的中國人，心中的不情願從來沒有消失。70年來，消滅台灣的語言文化、飲食文化，到近代的搗亂台灣的秩序、民心。
遺憾的是，滯台中國人，帶著不情願情緒留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就是不敢回去故鄉—中國。
最倒霉的是現代台灣人，不斷的被中國人拖累。愚蠢又可悲的台灣人，不會強硬起來告訴滯台中國人，要留下來就團結。
何時可以把不情願留在台灣的中國人趕走；何時台灣才能真正的進步。
從讀者十論看到 @細頸瓶 的評論，真的不得不來回應一下。 @細頸瓶 說台獨意識歷史有謬誤，但提出的例子不僅是妄斷（看c_c的介紹略見一斑），也沒有想到其實「台獨」也有其法理依據：
1951年舊金山和約還有1952的中日和約都僅提到日本放棄台澎，但都沒有確認將台澎主權交給中華民國（更不用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根據1945年戰後盟軍總部第一號，所有日本軍隊向盟軍統帥投降，位於台灣的日本軍隊向中國戰區蔣介石委員長投降；中國戰區美軍總部完成《台灣佔領計畫》，行政長官同時為臺灣佔領軍之軍事總司令，向蔣介石委員長負責。
亦即，同盟國僅是在戰後對台灣進行「暫時」軍事佔領，台灣歸屬以及台灣人的國籍應於戰後和平條約訂定。
只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己的《臺灣省佔領計畫》加了盟總第一號令沒有的「接受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等字眼，且受降典禮後陳儀則廣播稱「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可說對自己施予統治台灣的正當性。
再加上，後來美國為了防堵共產勢力，也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也是為什麼，有部分人認為台灣應該正名、制憲甚至施行民族自決的原因。）
如果認為這些太過遙遠，不談法理好了，依照華勒斯坦（1991）的看法，即使是語言、血緣相同的兩個群體，只要分開在不同的政治體制下生活一段時間，經過50年、100年後，由於資源分配的方式與體制的不同，造成生活方式與價值理念逐漸產生差異，人們完全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與證據來宣稱這是兩個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Nation」。
最後，你說大家以「台灣不只有中華民族」來宣稱台獨不合理，卻也沒有提出那我們「不是台獨」的理由。（如上，法理上站不住腳，同時也不能忽視我們因政治體制不同導致的文化、國族認同改變。）
期待您的回應。
不過感謝對臺灣與各國文化交流的討論，才引出@c_c的回應，獲益良多。
臺灣獨立的理由，並不是和中國語言血統文化的不同，而是對普世價值和政治體制認同的不同。
台灣社會吸收了很多外來的文化，就跟其他的近代社會一樣，但是語言並沒有演變成，與對岸原鄉不可互相理解。至於親屬關係與倫理，婚喪喜慶的習俗，宗教信仰，似乎並沒有受到日本的影響。即使在終戰的那一刻，並沒有變成與對岸一個不同的民族。（剛好是日本殖民策略的後果？）常有人講台灣吸收了種種外來文化後變得與對岸不同，所以我們必須獨立，其實頗為牽強。而且何況對岸本來就是多族裔的國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不加思索的台獨說法，大概是倉促背書應付考試的歷史教育後果？
談一個研究分析問題跟一個高中歷史教育現場端的問題：
關於臺灣人身份認同的研究，同樣的問題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解讀。在此刻，這問題在理解上多數會是國家認同，但在早期，這問題可能只是情感認同，換言之寫認同是中國的，可能是指「文化認同中國」或「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所以在解讀上可能要多留意。
至於歷史教育的部分，我覺得目前的問題討論仍然偏重「歷史要學哪些內容」的知識點問題，而不是更深一層的「歷史要學哪些能力」的學科價值問題。聽故事與背誦知識，應該不是歷史這學科最重要的意義，而只是過程。
但以目前高中新課綱來看，至少目前有二大困境是目前風向很少帶到，卻是目前教育現場比較大的問題。一個是在學分數從8學歷降到6學分時，理論上知識量應該也要適度調整，甚至說若要符合新課綱強調素養的精神，內容更應該降低。但實際上除了臺灣史內容大致持平外，東亞史跟世界史完全是塞好塞滿，而且去脈絡化非常嚴重。這導致學生念完後，除了背出許多完全沒有頭尾與當今學界研究都不成熟的知識(比方說近代朝鮮人的人群移動)，實在很難做到什麼「素養」。
最後，能夠螺旋式不重複學習，自然是種崇高的理想，但這卻忽略學生的先備知識，是否有足夠的厚度，去支撐高中的內容。換個角度說，以我們歷史系的訓練，也是大一修過通史，才有能力去選修國別或斷代史，而我們甚至還學了三年以時序為主的高中歷史。而在基礎嚴重不足下，新課綱以主題代替時序，學生根本就沒足夠的能力去駕馭。路都走不好就要學著跳，這可能是現在遠超過「學什麼」的問題
當然以上的部分，也只是借題發揮，跟本文沒那麼大的關係就是了
我是用認識台灣版本的學生，很多對於自己腳下土地的認識，真的是從這課本開展。當時做這個課綱修定的人，我感謝您。
为什么1999年入学的学生的“台湾人认同”的比例反而比较低？
荷蘭沒有留下影響？不用說芒果等台灣重要物產與原住民文字，至今仍用甲這個單位也是。日本更不用說了，即便國民政府來台後刻意清除，大量的語言與說話方式、飲食與文化習俗、娛樂與音樂風格仍延續下來，大至火車的方向或入室拖鞋與坪的計法、小至車輪餅或滷肉飯上的黃蘿蔔都是日治時期的痕跡。覺得沒有，往往只是過往黨國教育下掩蓋了，其實以上的例子近十年的課本已經都有提到一些了，並不是沒有。
想想贵匪还真是不容易，派的五毛马甲换了一个又一个，被拆穿时还往往得要说“我不是五毛”以博取同情。殊不知又把自己赚一贴连五毛钱都没有的事实暴露了出来。真可谓孔乙己是也。
我承认我错了，之前以为你是老男蓝，之后发现才贵五毛繁简不识，切换不易的三脚猫功夫。
RDD的解释没看懂.....
比較國族意識的爭議，更重要的是著重於一般人的生活，鼓勵探究在地文化，鼓勵獨立思考。過去的課本淪為人物與事件的背誦。新的教材比較符合民主社會裡公民教育的理想，但這也要看歷史老師如何教。我個人覺得台灣社會裡流行的台獨意識，或者對歷史的講法，有許多是錯誤的解釋或者沒有證據。例如台灣社會到底是受了什麼荷蘭的影響?他們留下了足跡，但幾乎沒有影響。日本呢？留下很多東西，但對於社會的習俗與信仰也很小。基本上台灣就是一個主流的漢人社會，和對岸是一樣的。還有些學者由血統來說我們和對岸不同，是不同的民族，這也是講不通的。這裡頭牽涉的民族與國族概念的差異，受過教育的學生能夠思考這些問題嗎? 新的課綱不應該是建立台灣獨立意識的手段，不是一個敘事壓倒另一個敘事的鬥爭。這不是推動改革者的本意。我們得找到一個支點，來反省我們的處境。由這一點來看，我懷疑改革是否有效果。也許本來教育的效果就是有限。
全社會看著一群中學生下指導棋，還搞出了人命，這件事本身就比較可笑。王曉波算是個認真在和他們對話的人。
樓下拿他人嘴贏中學生的事蹟說嘴，王教授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啊～我這提一嘴反課綱時期的中學生們的精彩表演就被當做王曉波吹了？刮民黨喜歡自吹自擂以及他們當年有什麽神操作和反課綱的可笑幼稚沒有衝突吧？說到頭來不過是長期偏安一隅之後地方主義的冒起嘛。至於Derf說的王曉波其人，以及他們那一批人是怎麽樣的～嘿嘿，老藍男嘛，幻滅，不存在的。
我建議如果有人不太確定王曉波是怎樣的人，或是對他的理念有所尊敬的話，可以去查一下「海峽評論」這個媒體，大概就會對他幻滅了XD
王曉波也吹也是醉了
非常深度的报道，感谢端
不能同意樓下更多XD
一樓這樣吹王曉波，也真讓人認知到，我們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
王曉波完全就是做中哲的，沒有歷史專業背景
當年的審議小組就是一群中文哲學經濟背景的統派人士在馬政府的支持下想壓制歷史學界罷了，什麼鬼火箭科學家啊，是基督教修士跑來指點科學還差不多
我尊敬王曉波，但我實在不認為他的課綱主張合理。
“例如，在大航海时代的章节中加入“汉人来台”的内容、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迁台”改为“光复台湾与制宪”，并打散“民主政治的道路”此一小节，将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美丽岛事件、解严民主化等政治变迁事件，按照时序插入各章节。此外，国民党戒严时期的政经政策，如土地改革、十大建设等等细节，也被详细增列在课纲之中。”
某评论是不是好好看看，给国民党这个单一政党歌功颂德的史观是合理的吗？这不是业务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三观问题。
要台灣人知有黃河卻不知濁水溪才是荒謬
老男藍要是深惡痛絕，那只能仰仗人民解放軍和教育部黨委書記了。
王曉波教授當年在某节目上和反課綱學生的辯論歷歷在目，真就是火箭科學家向傻子解釋為什麼火箭不能用水洗煤的現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