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的文革历史与扩张的爱国教育，中国历史教科书70年变迁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两岸三地历史课”专题的第三篇报导。我们仔细阅读两岸三地的历史教科书，拆解内容与史观的演变，走近在黑板前挣扎和坚守的老师，重新咀嚼历史教育的真味。第一篇报导剖析了香港最新中史教材的调整，教材强调“香港自秦朝以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并直接扣连《基本法》。第二篇关注在匿名举报、红线威吓阴云下的香港中史老师。本篇移步中国大陆，聚焦文革相关内容在课本中的不断“缩水”，并梳理历史教科书70年来的变化。接下来，专题将把视野投向台湾，关注教材本土化怎样深深影响了新一代人的史观，又与中华民国史观产生了怎样的“交战”。

90后艾鑫还记得十年前的中学历史考试。“新中国的文化和科技进步”是一个大的考点，需要以十年为单位按时间顺序背诵，老师会特意提醒一句，说文革那十年也有科技成就，“但很少，所以那时有一个模糊的感觉，那十年是停滞的。”

艾鑫对文革的认知，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课标”教科书。这套书自2001年起在河北、山西、云南等13个省市使用，直到2017年，初中的道德与法治（前称政治）、语文、历史三科，开始在全国使用中国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教材（下称“统编本”），2019年起，全中国的高中也开始使用统编本。

在新出炉的统编本中，文化大革命所占的篇幅被大大缩减、定性亦被调整。比如，初中历史课本删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课，与大跃进一起并入“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并加入文革期间的科技成就；课本中原本占据4页、一整个课时的“文化大革命”，缩减为一个小标题。一位今年即将就读高中的深圳学生在微博上表示，儿时曾听奶奶讲文革，因而很期待初二历史课，“结果历史书上也就一两面（页）的内容”。谈及文革的原因，新教材亦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修改成了“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在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教科书删减文革，或与习近平很多做法沿袭毛泽东有关，上行下效，教科书便开始对文革进行修改。

这并不是新“统编本”历史书中唯一被修改的内容。从1949年至今，历史教科书几经变动。从中共建政初期满页的农民起义和阶级斗争，至1989年后对爱国主义的强调，又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的“新课标”和“一纲多本”，直至如今再度回到统编教材。历史教科书的叙事方式与史料筛选，不但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一代代学生的历史观，亦反应了当下政治的风向与温度。

“缩水”的文革

2012年底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对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等作出过一系列指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习近平后来在一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也是在2012年，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统编本”教材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2017年，历史、语文、道德与法治三科目，率先在全国使用统一教材，其他科目于2018年起使用。2019年，部分省市高中也开始使用统编教材，2020年全国高中均使用“统编本”。至此，“一纲多本”（注：一个课纲多版本教材）的局面成为历史。

一些网民对“统编本”中文革章节的修改表达过不满。一位名为@闷声发财喝咖啡的网民说，“‘文革是所有中国人（大陆）的噩梦，如果一定说它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让中国人不再搞文革。’——这是我高中时代历史老师在上这一课的时候的结论。我现在发现他的结论是错的，并且，历史教科书也被改了。”

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则回应称，文革作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的一个专题，“分六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

这一回应并不足以解答疑惑。有人对新旧初中历史教材的文革变动做了详细比较：新版不再提毛泽东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不再罗列林彪为动乱局面的煽动者；新版增加毛泽东曾多次在文革期间批评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部分，增加“全国人民无限悲痛”的描述；在评价文革伤害的部分，增加“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此外还删除了红卫兵占领天安门等诸多文革图片。

新版还删除了旧版的课后作业。一个是口述整理：访问老一辈人，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另一个是请学生调查：在“文化大革命”中，你的家乡有没有被破坏的文物古迹，后来又是怎样修复的？在新版中，课后题变成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热情高涨，斗志昂扬，形成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请查阅资料，了解红旗渠的修建过程，谈谈你对红旗渠精神的理解。

除了对文革描述的变动之外，2019年全国投入使用的新版初中历史教材，再次大量增加爱国主义教育和意识形态内容——将8年抗日战争修改为14年，增加地图中的国界和洲界，增加农民起义，更著重强调了领土问题，教材中有31处涉南海诸岛，30处涉台湾和钓鱼岛，10处涉港澳。在这些领土问题上，设有专门的栏目讲述“自古以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年9月刚升初二的梁静记得，七年级下册的历史书里，在介绍元朝时首次提到台湾，讲到那个部分，老师的第一句话便是“台湾自古以来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爱国主义还蛮明显的，”在四川做了两年历史教师的杨琦说，无论材料是大跃进还是新文化运动，学生们可以在任何题目中写下爱国主义的答案，总之都是共产主义好、历史决定共产主义——即使有时这样的答案可能不得分。

这样的历史教育，可以从1949年说起。

“整本书都是梁山好汉”

在宁夏从教33年的历史教师董霞记得，中学时的历史书是小开本。那是70年代末期，书里讲到秦朝，讲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汉代有黄巾起义，宋代有王小波、李顺起义，明代是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更被详细描述。“每一朝后面都有一个重点的农民起义，”董霞说，“感觉整本书都是梁山好汉。”

董霞学习的课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五套全国中学通用教材，于1978年起供全国使用，主持编写的苏寿桐在文革前就负责当时中小学及大专院校的历史教科书编辑审定，也参与了中共建政初期第一套全国教材的编写。

1949年10月，中共在冷战背景下建立新政权，国际局势紧张，又百废待兴，教育制度向苏联靠近。在被视为中国宪法前身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及教育部分称，要“肃清旧社会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在此纲领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49年开始组织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叶蠖生编写的陕甘宁边区中学历史教材的基础上，参考民国时期教科书，综合改编成中共建政后第一套中学历史教材，于1950年10月出版。

在这套教材中，农民起义常常被描述为推动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更放置于标题中讲述。课本的最后一课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讲述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包括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以“祖国的社会主义光辉前途”结尾。

同时，课本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衍生的“社会发展规律”编写，并一直沿用至今。这套叙事方式起源于列宁、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将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认为历史会依照这样的阶段线性发展。同时，“人民群众”是不同阶段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著“大跃进”、反右等运动的到来，历史课也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大大缩减古代史与近代史，有的地区甚至只讲中国现代史。当时的历史学家也曾批评此类现象，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1年征求吴晗、翦伯赞等历史学者的意见后，开始编写第四套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于1963年完成。然而不久文革爆发，历史教材被指为“黑教材”，这套教材因此未能出版。

文革期间，各地使用自己编写出版的教材，有的地区甚至不再设置中国历史课。教材也通常对文革及毛泽东过分夸大，或进行阶级意识描写。如1972年的《安徽省小学试用课本历史常识》中，将文革叙述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1973年《上海市小学课本历史》中，最前面是毛泽东的三条语录，每一章也均由毛语录开头。

文革结束后，1978 年 3 月，教育部发出《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由人教社的王宏志、苏寿桐等学者，讨论出对儒法斗争、农民战争等六大问题的处理方式，呈报邓小平同意后，开始编写文革后的第一套教科书，也是董霞读书时所使用的教科书。

这套教材仍有大量阶级斗争及毛泽东的影子。在同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还援引了《毛泽东选集》，指当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并要求历史教育培养学生“树立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按规律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汪铮对端传媒解释，在毛泽东治下，历史课本中的叙述还呈现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即会突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胜利接连走向了另一个胜利。此外，在过去阶级斗争的叙述框架下，中日战争被表述为——侵略者和士兵是被日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动员起来的，历史人物如左宗棠更是因镇压农民起义被写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

改变发生在1983年，那年国庆节，邓小平提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出台，教科书的改革也随之到来。1988年，在《九年制义务教育 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初审稿）》中，已不再强调农民起义，增加了各朝各代的文化艺术历史，也增加了世界史的讲述。左宗棠的形象也变得复杂起来，其事迹选取上，亦包括了在新疆维护国家领土、抵御外侵。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学制或不同地区编写的教材也渐渐出现，形成“一纲多本”的局面。

但1989年发生的事，令历史教材的“命运”再次发生变化。

爱国主义教育——关不了的收音机

六四之后，中共面对执政合法性危机，需要在阶级斗争之外，寻找新的论述体系。清末抗争史开始著重描述“外敌入侵”的屈辱感，试图将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转移到外部，并强调中共在历史中的参与，构建中共建立“新中国”才得以“血洗百年耻辱”的叙事逻辑。

1990年4月，第一本以耻辱感视角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出版。同年，邓小平回应七国集团对六四事件的批评及集体制裁时称，“当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的时候，我就立刻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武装进攻......我们要懂得一点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八国联军侵华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1991年，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布《坚持对青少年进行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江泽民总书记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同志》，提到要“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认识人民政权来之不易，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

爱国主义教育的政策文件纷至沓来。1992，教育部又对1988年的教学大纲进行修订，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这份新的大纲，要求教材“著重揭露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掠夺罪行”，突出近现代史中的反侵略抗争，并在国情教育部分，增加中国过去及现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历史，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次的修改中，除了对清末“丧权辱国”的刻画和增加经济史外，古代史部分也开始著重过往辉煌成就，以期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同时，台湾等领土问题走入课本，“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等论述逐步出现，并延续至今。

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端传媒指出，历史教育具有强大的塑造国家认同的作用，事实上若代入清朝人视角看，当时割让香港时也并不认为是一件多么大的耻辱，只是后来逐渐形成了国耻的概念。

“有一些关键词是印在你脑子里的，构成了你的语言系统，”艾鑫说，时至今日，提起清末的抗争史，“腐败”、各种阶级的“局限性”、“帝国主义”等词汇就会涌入脑中，老师在讲述时也会强调中国长时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当时要背南京、马关等各个条约的内容，就有一个印象是赔钱赔太多了，政府肯定特别穷。”

董霞就是在近代史部分强调反抗侵略和爱国主义的教师之一，她希望以此告诉学生，个人命运会随国家命运浮沉。董霞说，自己的儿女都出国留学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有很多是向西方学习，因而她也希望孩子们到国门外看看，看看再回来，“我还是有那种传统思想，要振兴中华。”

不过，日本学者 Kazuya Fukuoka 在一项关于日本教科书的研究中表示，教科书未必可以完全决定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认知。近年来，一些抽样访问的学术调查也显示，课本教育因过于官方和枯燥，对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影响有限，家庭教育、大众文化等的影响可能较课本更为显著。

汪铮在其《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勿忘国耻：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中的历史记忆）》一书中，也提及爱国主义运动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除了教科书，还包括大众文化、媒体、甚至法定节假日等。

1994年，江泽民提出《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指示要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挖掘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自然风光到物产资源”。于是，从红色旅游、博物馆、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各个层面，都填入了爱国主义教育。

有学者认为不应夸大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指这不过是一条不爱听的广播，关掉就好。但汪铮认为，制度化存在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一个关不了的收音机。

在艾鑫的记忆里，儿时充斥著抗战剧的声音，甚至在被问及抗日战争的时候，脑中的画面都是电视剧场景。“你印象中毛泽东可能都不是课本中的样子，而是唐国强的样子，周恩来就是刘劲，蒋介石都是瘦瘦高高的，国民党都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艾鑫回忆，自己的父亲尤其热衷《亮剑》，反复看到甚至可以背出台词，她打趣说《亮剑》可能是父母辈的“还珠格格”。

在汪铮看来，1989年前后的历史叙事变动，甚至影响到了外交。毛泽东时代，中国对于领土争议并没有那么在意，如中缅、中越的争议中，往往要显示出“大国让小国”的姿态。而1989年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建立在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外交独立自主以及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之上，因而对涉及领土主权和国家形象的问题更加敏感和强硬，近年来更有一种“战狼外交”的情况，呈现出一种侵略性。

“国家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很强大了，不必展现出这么强的侵略性，应该从所谓的‘爱国者教育’过渡到‘世界公民教育’，这才是大国的心态，也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汪铮说。

历史成功学

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成长的学生，几乎都做过对比“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的作业。事实上，两者都有复杂的流派争议和各方博弈，以结果论进行简单的高下对比并不能洞悉历史事件的复杂。

然而，在历史教材习题标准答案中，两者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的共性，而辛亥因彻底推翻了清治，而较戊戌变法“先进”。

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阶级史观与1989年之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在这样的“大一统”史观与“历史成功学”上构建起来的。

知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晚年曾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开篇中，指出中国历史教育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新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大一统”是指，习惯将汉族史看成正史，少数民族及周边地区历史被几笔代过，覆之以夏、商、周、秦、汉这样的朝代更迭，中国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明晰。而第二个怪圈是以线性时间试图总结历史规律，以“发展”作为历史的唯一索引，对复杂史料进行简单处理，对未来进行预言，带有“历史目的论”的色彩。

文化批评学者王晓渔曾在《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一文中，对这两个怪圈进行过更详细的解释。他提到，“大一统”时代往往被视为盛世，而非大一统则被看作乱世，当“大一统”成为最高价值，个人尊严、民众权利等常常会变得无足轻重。以秦朝为例，虽有焚书坑儒，但因推动大一统而被视为“历史的进步”。

而“历史成功学”的体现，则是将历史看作被“起义”或“变法”推动的。毛泽东时代因注重阶级斗争，在教科书中便强调“起义”；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强调“变法”。之后，秦商鞅变法、汉武帝改革、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变法，历朝历代的变法在教科书中渐渐增多。1989年之后，书中对变法的叙述也开始摘选——淡化了宋范仲淹限制权力的政治改革，凸显王安石偏集中权力的经济改革。

然而，在54岁的上海历史教师秦明看来，这样线性历史叙事逻辑下，很难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和挑战权威，最终很容易教出两种学生，一种是书呆子，另一种，秦明称之为时代功利主义——取悦老师取悦权威，功利地选择所学科目。

如今回看，2003年的上海教科书改革，是秦明心目中一次可贵的尝试。

另一种叙述历史的可能

上世纪末，中国开始推行“素质教育”，并在教材中构想即将面对的“全球化”。在“一纲多本”的局面下，人教社开始组织“新课标”教材的编辑，上海也开始组建教材编定的专家组，其中，历史课本由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的苏智良牵头。

这套教科书整整酝酿8年，2003年完成，并在上海几所定点高中试行，2006年9月1日，在上海全市推行使用。其中的历史书，以文明史的方式，试图提供另一种叙事模式。

据秦明回忆，当时的专家组及老师们有一个共识，即初中学生已接受过一轮完整的中外通史教育，因而希望高中教育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和视角看历史。新版的上海教科书，以讲述主题脉络的方式，使学生得以理解文明主题的变迁，并关联自身，得出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无论这些思考是否成熟，在秦明看来，都是锻炼思想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时刻。

他以“人权”的部分为例。文明史中谈到，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有关儿童、妇女的权利公约才逐渐出来，但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便提到了《人权宣言》，这期间，“人”的意涵、“权”的意涵在不同时代如何反反复复变动，如何丰富，这些都会启发学生联系自身思考，如今自己处于怎样的阶段——这些内容放在通史的线性叙述里就难以完成，只会在课本中单调地写著，“1979年，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试行教科书期间，秦明的学生们有不少热衷做社会调查，有人发现自己的家谱记录是有选择的，硕士以上的才可以进入；有人学建筑史的时候，组成小组把外滩的建筑群依比例画了出来。“那个时候的孩子们好像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对这个社会的想像和创造，对世界有无限好奇，这不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认可吗？”秦明说。

他至今记得课堂上那些令他难以回答的提问：没有宪法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三权分立在战争年代权力会向行政偏移，和平年代又向立法偏移，这是否表示时代和人决定了三权分立的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何和后来发生的很多史实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柏林墙是墙，每个人心里也有一道无形的墙，只是不知道这堵墙在防什么......

遗憾的是，这套教科书在推行伊始便引来了“弱化革命和战争”、“弱化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争论。仅一年后，就因“忽视意识形态”而夭折。

尽管上海教科书改革匆匆落幕，同时间开始构思和编辑、于07年出版的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也使用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样的专题分类方式，董霞所在的宁夏就是当时的试点省份之一。由于书中增加了古罗马法、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等过去没有的内容，董霞一度无法适应这样的讲述。

当然，这两套专题叙述的历史教科书也远非完美，其中仍有不少“历史目的论”及意识形态输出，上海教科书的主编苏智良也曾表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我认为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

2019年，这套不完美的尝试也宣告终结，新的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再度回归线性叙述的模式。

关于“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这个问题，董霞会在自己的第一堂课上，对学生说“历史会让你更聪明”，在人生决定上可以参考历史。比如，她自己参考工业文明的历史，几年前在新开发区一咬牙买了房子，如今涨幅翻番。

秦明则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成为有思考力、有同理心的人。“家国情怀、民族感情这些东西，实际上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它不是贴上去的，是自然发生的。”

文中艾鑫、梁静、杨琦、董霞、秦明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孙祎雯、殷木子、陈一朵、杜萌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