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乐声处处。从早于6月12日基督徒开始于警方封锁线外彻夜合唱圣诗《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以期净化警察；到下半年民间自发多次“和你Sing”，购物商场变身人民广场，老少合唱《愿荣光归香港》，管弦乐团也到现场合奏；再到示威街头，有人唱“啊～”，便有人应下一句“死黑警～”，那是网络改编歌曲《肥妈有话儿》，2019年9月由网民上载发布，首月观看次数已达270万；香港粤语流行曲经典也“参与”抗争，8月7日晚千人集聚在尖沙咀太空馆，以被警方定义为“攻击性武器”的镭射笔观星抗议，跳唱罗文的《激光中》 。

流行音乐的挪用、大量二次创作、原创歌曲乃至圣诗“洗脑”，反修例运动涌现的音乐面貌丰富，功用多元。但音乐其事，并非总是为香港的街头抗争接纳，回顾2014年雨伞运动，当有示威者唱歌打气，被同路人冠名为“嘉年华式抗争”，戏谑“唱K可推翻政权？”；而Beyond名曲《海阔天空》本常见于2014之前的游行示威静坐，在“雨伞”之时却也被部分抗争者批判为失败主义、乃至“左胶”代名词。

雨伞运动对音乐参与的负面规范，打破了此前香港社运场景音乐的积极参与，集体意识表现出的斗争“洁癖”与音乐作为艺术所享有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被凸显到最大。直至2019年反修例运动，因应“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无大台”之口号，各种抗争模式、团结方式和情感方式均有出现，也同时在抗争现场重新释放了音乐。大量音乐创作应时而生，记录著运动多层的情绪与记忆，甚至发展到是由音乐本身一再来建构抗争的“新情景”。音乐发声于街头政治，集聚不同人群，本是这种艺术形式一再缔造的历史场景，本文尝试梳理香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不同音乐类型的参与，讲述现象本身，探讨其形成路径及影响。

“没有终结的胜利，没有终结的失败。音乐是文化思想上另一领域的抗争。”——Damon Chan

无大台、匿名 vs 主流音乐的缺席

香港音乐评论人黄津珏在2016年出版的文集《拆声》一书中，描述了香港流行音乐长年去“政治化”的状况。香港人接收音乐，惯常受限于免费电视台、电台这些狭窄广播频谱，广泛流通的音乐都经过筛选，但却以为是经过自己的选择，他说：“香港的流行歌曲，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去政治化，粉饰太平。”

时值反修例大时代，“香港再回不了头”，大台“主流”音乐创作却一再于时代缺席，更见其与时代及香港民心的割裂。今年4月间，香港抗争音乐志《F FOR＿＿》总编兼乐评人 Damon Chan 发起网络众筹，以音乐出版切入纪录反修例运动。采访中，他谈到香港音乐的主流或非主流，大众或小众，在2019年运动中边界更见模糊。当大唱片公司出品的流行乐、大台歌手满足不了香港年轻听众，无法呼应时代，不同种类的音乐和独立创作人反而更易被大众看见。

“几年前，乐迷只关心旋律入脑，歌词与唱得好不好；现在大家关心这首歌是否表达到其心声？是否写到运动某些面向？这本音乐志，我们不讲谁是网络音乐人，谁不是。在这世代，其分别已经不大，运动打开好多人的眼界。”Damon观察，后雨伞时期，歌手方皓玟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等作品，承接香港人追求民主失落的集体情绪；再早一点，谢安琪与周博贤合作的《鸡蛋与高墙》、《家明》，宣扬抗争精神，填补彼时大众（以网民为首）对香港流行音乐的社会期望。

“香港的流行歌曲，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去政治化，粉饰太平。”

“香港人从网络或者乐评人吸收音乐，有见蓬勃，但未广传到如主流般大热。而反修例运动一出现，匿名及集体创作的《愿荣光归香港》就被称为香港‘国歌’；《肥妈有话儿》也入选‘Cool Music Forum’香港乐坛年代百大选；连登高登巴丝（兄弟姐妹）写的歌，点击率高过主流歌手好多。”在网络“集体创作”和“匿名化”之下，这场运动令人们见证了音乐在运动中同时呈现出来的民主化、无大台的趋势，作品也更见百花齐放。

Damon和杂志团队非正式统计过，单是2019年6月至12月，他们在网路上就搜集到80多首抗争相关音乐作品，从流行音乐（《人话》、《煲底约定》及《Will (not) see you soon》等）至HIPHOP（《2019》、《FUCK POPO》、《快》等）、独立乐队作品（《吴小姐》、《Hand and foot》、《进退》等）、到网民原创音乐（《自游Be Water》、《和你飞》、《明天》等）、二次创作（《我们都是这样走过》、《虚作无声》、《死黑警》、《国货城光复精选大碟》等），及改编自抗争音乐的歌（《自由之夏》、《自己人，团结唔会被打沉》等）。题材由批判警暴，讽刺政府及建制派人士，为同路人打气和鼓励，坚持“光复香港”，追求自由，以至宣扬勇武及抗争精神，等等，涵盖十分广泛。

Damon看来，雨伞运动之后几年，香港音乐一直在寻找新的位置和题材，而2019年运动则给部分民众带来新的抗争、新的情感和希望，乃至作为集体精神面貌呈现，这引发了独立音乐人、网民以更多角度创作，其规模和影响都颇具历史意义。至于“音乐表态于时政”这件事本身，其实香港人并不陌生，更早、更具标志性的发生，要数八九六四后，六四主题相关的香港流行音乐创作的涌现。

根源？六四的音乐能量

香港作家潘国灵曾撰《香港六四流行歌曲回归》一文（刊于2007年文集《城市学2 香港文化研究》），提到六四过后数年间“流行歌曲瞬间成为政治武器”（“武器”一词取自学者 Robbie Lieberman 1989年出版的音乐评论集《My song is my weapon》）的情形。按其时，六四事件未出半年，香港已出现数张六四概念专辑，包括卢冠廷的《1989》、达明一派的《神经》和黑鸟的《民众拥有力量》等，据潘国灵统计，为六四全新创作或旧曲新词的流行歌曲，数目上超过100首。

当年的香港演艺界亦加入响应，“演艺界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委员会”第一件实际行动就是呼吁音乐人为民运写歌，文中写道：“第一首民运歌《为自由》，由卢冠廷作曲、唐书琛填词，24小时内完成灌录，一百五十名歌手群星大合唱；翌日经香港歌手黄耀明、蒋志光送到天安门广场。其后，全港演艺界在跑马地举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十二小时马拉松音乐会，接近二百名歌手艺人参与。”自香港支援八九学运的游行及集会，香港人已经惯于接收“流行曲式”的民运歌曲。

潘国灵更进一步指出：“香港六四歌曲的早期发展，离不开流行乐坛及唱片工业的机制，在短时间内作出广泛传播。这在香港流行乐坛史上绝对是史无前例。”他分析，是因为香港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文化放任政策之下保有自由；另一方面，这场“由下而上”的抗争，中国大陆政权和香港市民分属两个政体地域，也保障了六四歌曲的出现与传播。

A、流行乐篇

“有了时代，才有歌。”

“主流”歌手的逾越

1989年，流行音乐史无前例地成为“民意”的“扩音器”和管道；“来到2019年，香港流行音乐做到吗？”香港乐评人博比对记者反问：“为什么食店要摆文宣，为什么我们食饭，想看到抗争图腾？因为我们需要管道抒发抗争声音、同路人的情感。但社会主流管道，包括传统纸媒、电台或电视台都没有办法反映心声，明明流行音乐需要担当这桥梁。”博比表明自己定义的“流行音乐”，意指“国际／本地主流唱片公司下音乐人的作品”。

2019年香港的流行音乐，显然缺失于抒发与凝聚的桥梁角色，艺人明星一旦表态，就代表失去中国大陆市场，这种封杀早于2014年雨伞运动已经出现，2019年更甚。偏偏近年气氛高度政治化，创作强调个人表态，因此出现歌手“逾越”主流向独立与抗争进发的现象。

博比举例歌手方皓玟的《人话》（此歌夺得网上投票产生的“2019年叱咤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直接批评警暴，掀起全城效应，“她虽是主流唱片公司出身，与唱片公司寰亚仍有合约，但寰亚控制不了她。时势造成，没有反修例，怎会有《人话》？今年她得到的音乐奖项，都是靠乐迷投票。”另一个例子是庄正，本来也是主流歌手，签约 Sony Music 出道，因为参与反修例抗争，被控暴动罪，转而为独立歌手。庄正曾在一个专访提到，《Will (not) see you soon》纪录了运动中深刻的感受，作为历史碎片的一部分，而他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分担大家的痛苦和恐惧。“有了时代，才有歌。如果没有经历这次震荡，他未必写出这首歌。”博比认为庄正的歌路，从此彻底不同于其出道单曲《开放世界》的稚嫩形象，不再被动地由唱片公司打造，而是有了“社会运动改变个人历练的印记。”

暧昧传递，对号入坐

而仍然循于“主流”内部的音乐人们呢？博比与 Damon 都观察到一种“暧昧表态”的情形。须知香港流行乐坛一贯需要“暧昧性、不强迫表态”，但正是这样的暧昧却也可能暧昧地触及时代情绪，打擦边球，制造翩翩联想任人对号入座。博比在《光复香港乐坛 流行音乐革命》一文中举例如歌手许廷铿2019年11月的歌《荒废之绿洲》歌词：“揭开乱世，除掉砖瓦”，反而“再见青翠似画”。“（这）首歌完全回应到‘揽炒’的论述，其实你要推倒现在所见的梁柱，才见到香港真实样貌和价值，这比起你所见到的文明繁华更重要。”“林海峰的《努力加油奋斗》、林二汶《最后的信仰》、陈健安《重生》等，也都可以看作为运动勉励打气。香港独立乐队 RubberBand 与 Kolor 则各以《漫长》与《进退》鼓励大家继续同行。” Damon 则举例谢雅儿的《不能回家》、ToNick《衰喺个掣度》等后雨伞时期出现的作品，也可视为暧昧触及大众政治情绪的例子。

流行音乐自身的暧昧及生活化，令听众习惯把歌词嵌于当下的抗争气氛。除来自创作方的擦边球，抗争者的主观意愿及集体共鸣也共同造就了“挪用”和“转化”，在政治动员现场，流行音乐因人人会唱，很利于游行示威集气和团结，从而成为“社运歌曲”。经典案例如前述罗文《激光中》，又如《年少无知》、《海阔天空》及《无尽》等一再在游行示威中大唱特唱，成为本土抗争特色。特别是 Beyond 的音乐，有评论写：“Beyond 留下了批判社会、人文关怀及坚持理想的深刻印象，其作风超越了音乐触及的范围而延伸到社会层面。”

编外1：抗争音乐的多面向

“在大时代，或者更要著眼细微的情感，细微的个人组成。”

发声不一定要直接写支持运动的歌词，博比认为，创作是可以利用音乐给予的不同空间，采取多样手法。除了暧昧、擦边球，也可以提供拥抱、喘息，集体的情绪疗愈。何韵诗曾在端传媒专访中讲到，经历雨伞运动后那种唱歌没用、艺术文化没用的迷思，音乐在2019年生发凝聚力量，帮运动者在压迫日子里抒发情绪。“创意与艺术表达对一场运动，好重要。”她一直想结合社运人和歌手两种身份，却心存压力，希望契合社会政治气氛才推出作品，结果错失不少时机。“似乎我钻入牛角尖，希望用音乐完整地呼应时代。结果，那和我本身十多年来做的创作存在落差。一直以来我做音乐，不会刻意讲宏大题材。其间的（音乐与社运两者）平衡，五年来我一直花时间找这个落脚点。”

于是，当大家都期待何韵诗推出反修例抗争作品时，她却推出一首抒情作品《我总是想像你离开后的日子》，情感轻柔，哀愁淡然，创作起点也与抗争运动无关。她形容：“回去了最原始、个人心底的情感，推出作品的过程叫自己别想太多，别顾虑是否适合（抗争时代）。”她认为现在运动进入另一个状态，人们没办法像去年那样全天侯投入，平常日子里既有抗争，也必须要照顾生活。不少人听过这首歌，都觉得呼应了自己的心事，有人想起亲人、朋友、猫狗，或去世的手足。对号入座，想像连结个人记忆后，可好好地哭一场。

而何韵诗说：“我们太久没有哭过了，上年6月以来，每个人都坚强，成副武装，戴了上身就出去。我们忘记，我们是有这个哭的空间和选择。在这么大的时代里，大家需要的，未必是大力呼应时代的东西。在大时代，或者更要著眼细微的情感，细微的个人组成。”

编外2：黄色音乐圈？

前男子音乐组合 E-KIDS 成员阮民安（Tommy），2019年8月因为在旺角反修例现场被认出，引起网民回响和热议。Tommy 笑说，惊奇大家为什么惊讶他在示威现场，自己不过也是个愤怒的香港人，大家目标一致，没有谁比谁高尚。后来他才意识到，自己曾经是艺人、歌手，有少少知名度，而香港人把抗争的期望，投射在这些熟悉的面孔。Tommy 对记者说：“大环境气氛明星歌手都不表态，我算是新力军，大家觉得惊喜。”

他特别记得 831 游行，警方不发不反对通知书，他就想用 busking 保护参与游行的市民，一开始以为可能没有1000人，但那天好多人来听。“（大家）想不到这两星期之内，Tommy 的转变竟然这么大，香港人原来需要 Tommy 这个人。有知名度有影响力，就做多点，出力点，希望利用自己的身份、平台帮运动。”

Tommy 回想，自己也是听著网民创作的《自游 BE WATER》、《和你飞》和《荣光归香港》，撑过高低起伏的心情的。“突然想起自己也是歌手，后来出了一首《煲底之约》，讲述这一刻香港到处也是战场，但总会有爱情，希望帮香港人打气。我找来一班好投身这场运动的人参与，填词邝俊宇，MV主角周庭、蓝橘子，连录音室老板以至技术人员，编曲和义工等都好‘黄’。”

这首《煲底之约》是半自资、半义务方式，从创作到拍MV，花了两个月完成。Tommy 希望未来的音乐创作，也是以这场运动作为题材和灵感。他透露下一首歌是闹爆“护旗手”，希望为香港人，也为自己出一口气。

“是失望所致吧，这场运动见真章，好多由细到大大家所供奉的艺人、歌手，在有选择时，当香港人（是）Condom，当香港市场是 Condom。为什么澳大利亚死了只袋鼠你紧张，但年轻人在理工大学打到头破血流，你又不理？不是叫你不关心袋鼠，但看一下你家门前发生什么事啦！”他知道这首歌将得罪好多人，不担心自己的音乐“政治化”，他说：“这一刻敌我、黑白非常分明，创作上你毋须转弯抹角。”

“以前不可以想说唱什么就什么，都有顾虑。现在写歌多了一份使命感，我很乐见这种状况，发现音乐可以带出力量，打气也好，泄愤也好，想把音乐当其中一个文宣，像连侬墙其中一格是 Tommy 的作品。”他初步构思，有没有可能由他带头尝试，令民间的“黄色”音乐人有价值，有钱就做到更专业的音乐，在市面流通。如把 YOUTUBE 的浏览数变成商业价值，或者办黄色音乐会，令民间的音乐人能长久做下去。

“你已经无法听护旗手的歌了，只想听自己人的音乐。如果有50个独立歌手，同一时间做的作品是有质素，我们就是乐坛了。希望香港人能养得起我们这类音乐。”

B、网络音乐篇

李白与鲁迅：《愿荣光归香港》

反修例运动中涌现的歌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被部分抗争者称为“国歌”、“香港之歌”的《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自2019年8月31日上传至网路，其诞生、广泛流传及各个版本的“再生产”都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论感染力、共同体之想像与建构，这首歌都担当了香港抗争史从未有过的角色，也因此引来一些严厉指控，如称其为“港独之歌”。2020年6、7月间，教育局长杨润雄两次表示，《愿荣光归香港》明显是政治宣传歌曲，“带有强烈政治信息”，学生不应在学校推广或宣传。

对此种种，原创者 Thomas dgx yhl 接受端传媒文字访问回应：“其实创作时候，没想过提高身份认同。歌曲推出后会有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基于香港人共同经历过的种种苦难，有这结果是必然的，而透过歌曲加速进行。这只是偶然性。”

时间是2019年8月26日，Thomas 在连登论坛上开了一帖：“作咗（了）首军歌帮大家回血《愿荣光归香港》 招 virtual 合唱”，号召连登仔女（网民）帮忙润饰歌词及合唱。“回血军歌”是他最早的想法，在连登的讨论过程中，他明确表达这首歌近古典曲风，多次提出必须“严肃有力”地唱，音节短促，唱要“有气势和节奏感，不好当抒情歌唱” ，从而区别于香港人惯常抗争时唱的流行曲。“激励士气，感染人心”，是他写《荣光》的初衷，原曲参考了巴洛克时期古典音乐，英、美、俄三国国歌以及一些现代军歌。

“（创作时）当时不停回想游行的片段，人民坚定的意志，人们声音一直被打压而引起的不愤。”“我愿荣光归香港”是歌的最后一句，却是他创作时脑海中最早出现的一句：“我希望香港可变回大家心目中的光荣的城市，而香港人也愿意将个人的荣耀和光荣归予香港。”荣光一词，Thomas说，是出自唐李白 《大猎赋》 以及鲁迅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2019年8月31日，Thomas 在 Youtube 上传最早的合唱版本，由20多个在连登召募的巴打丝打（香港网络用语，brother、sister的粤音书写，指兄弟与姊妹），到录音室进行录音。几日后，美国领事馆一带花园道的游行队伍合唱此歌；其后大球场香港足球代表队迎战伊朗时，球迷合唱。歌曲甚至带到全港各区商场“和你Sing”，成为另类抗争风景。网络流传各种编曲、风格及各国语言版本，唤起不同国家的人对香港的关注。Thomas说，这最超乎他的想像。“无论中西方各国人民都有唱出其语言版本，以示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 甚至有外国的民主组职查询，可否将《荣光》一曲改词作为他们运动的歌曲。”

“我曾经在观塘商场、太古商场，在游行队伍或者在街边， 都听过不少次合唱，每次都是不同年纪的人认真地唱著，可能当中会有人走音，节奏错了，但依然卖力地唱。因为大家都知道，重点是唱出心声，号召和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Thomas也发现，不同人有不同喜好，通常年轻人，思想前卫一点，会更喜欢他的另一首创作《不屈进行曲》；而年长或是相对保守，会较喜欢《荣光》。“所以有不同主题的歌曲反映不同群组最热切的想法，很重要。”他相信，音乐是好重要的工具，音乐人也能做更多。就像前苏联控制音乐的流通，是因为他们知道，比起文字、口号等，音乐容易鼓动人心，更有感染力。

“我一向相信音乐的力量，现在是更有信心。”20多岁的 Thomas 本身为全职音乐人，其 DGX MUSIC 团体有几个核心成员，以前写的歌都以社会题材、pop rock 为主。经历过去一年的运动，Thomas 说他们团队现在的主要概念是“以最优质的音乐，继续反映香港人所思所想。”《愿荣光归香港》后，他们的团体推出了《明天》、《这地》两首新作品，每首音乐计划推出日文、英文版本及MV。其团体专页如此介绍未来想走的方向：“利用自身专长：音乐，文化，软实力的力量，去接触并连结国际上的普罗大众。一首好歌，配上一个好 MV ，可以做到长效，深入人心，并且跨国界的效果，同路人的国际游说工作就能事半功倍。”

而Thomas 最想鼓励香港人的，是“持之以恒”。“各地区国家民主化都用了不短时间，靠的就是一批又一批人民，持续推进民主的进程。”“持之心恒” 仿佛也是他对自己的提醒，他找到音乐作为进程之中的方法。

“但在香港，最困难是没有足够收入去持续创作，对比邻近地区如台湾2000多万人口，日本1.2亿人口（全球最大实体音乐市场），香港人口其实很少，加上香港近年流行用音乐串流平台，而不是直接买歌,，串流平台每播一次歌只给音乐人大约港币$0.01至$0.04。你可以想像，报导某某音乐人的歌播了几十万次，收入只有几百元。要制作一首音乐完成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如曲词、编曲、录音、混音、录影及后制等，我们没有大公司或财团支持，就得用香港人的支持做根基，所以前路挑战重重。”团队暂时主要以众筹方式维持，然而这不独是 DGX MUSIC 要面对的现实。

乐评人博比提过，香港流行音乐碎片化，其实全球趋势也一样，没有了所谓巨星，走亲民路线，每人可以找自己想追随的音乐人。对独立音乐人或网络歌手而言是“机”，却也是“危”。博比说：“我也忧虑，有时不知道如何付钱支持我欣赏的歌手，有的甚至找不到付款方式，好多音乐一上 YOUTUBE 就听到，都是免费。独立音乐人没有唱片公司的支持，找不到方式持续下去，更难生存。”

国安法立法的阴影之下，他在创作上开始避重就轻，减少粗口，改以讽刺为主。难保过几年秋后算帐，告他煽动，未来也只能见步行步。

二次创作：张扬和阴霾

抗争音乐志《F FOR＿＿》的总编 Damon 及编辑 Austin 观察到，非主流创作模式及制作方式，给予创作人优势，自6月运动开始首月内，已有20多首原创及二次创作的歌曲，回应运动。而较为专业制作的主流作品，则迟至去年11、12月才紧随慢慢出现，传播一些意识形态、经过沉淀的共鸣以及安慰。

对于前种情形尤其是二次创作，Austin 说：“本来这种创作方式非常成熟，它技术需求低一点，不需要靓声靓 MV，几天就可以做好一首歌，比起其他需时的原创音乐，它更灵活，更快速回应时局。”在2019年运动期间，二次创作作为一大音乐类别，作品量应该超过200多首，这些作品在较专业、需时制作的音乐作品未推出前，率先安抚人心。

八十后网络音乐人晴天林反修例运动至今，创作了超过50首改编歌，一人包办改词、MV 制作及演奏。本来做市场推广的他，去年4月冲动辞工，打算全职创作音乐，却碰上风风火火的运动，他选择以改编广东话流行歌的二次创作为主。

去年6月开始，晴天林说他一星期至少创作出两首歌，二次创作讲求速度，隔了两、三日内容就过时，怎样能追上网民消化新闻的速度？“只要你选中首歌，就填得好快。有时用 Key Word 去搜索，如果我想讲浮尸，会找用尸字做押韵的歌，大家一听就容易入耳。大家如此喜欢二次创作，都是因为广东话歌词，它很适合改编，但比起英文、国语都更难填，明明难填你又填得中，就变得非常好玩。”所以观乎晴天林的改编歌，几乎横跨整场运动的时序，包括721、831，新屋岭、蒙面法及三罢、黄色经济圈，乃至中大之战、理大围城、区选及武汉肺炎等。连9月歌手郭富城驾驶蓝宝坚尼，现身反修例现场，也被明天林和网友共同改编了他从前的广东歌，以《国货城光复精选大碟》记录下来。

晴天林一开始创作的音乐都很和平，如凝聚能量的《香港之歌》，其后变得不同，转捩点则是721元朗事件。“和大家一样，从那时开始，我的音乐也开始激进了，不再是打气这么简单，开始批评和唱出荒谬事，愤怒转化在创作上，以幽默好笑的方式回应，让大家听完，抒缓情绪。”

他觉得，恶搞音乐是抗争的透气位。“以前创作那个世界相对简单。但反修例后，香港很动荡，很不平安。每天都越多新闻，越多灵感，就唱得密一点，我想，要直到香港平安，就无什么好唱吧。”他笑笑说：“但应该没有可能。”

晴天林曾经说过，网络歌手写政治题材、社运作品，比起主流歌手少包袱，运动期间他写得尽情。但这几个月，他担心最坏的情况可能发生，国安法立法的阴影之下，他在创作上开始避重就轻，减少粗口，改以讽刺为主。难保过几年秋后算帐，告他煽动，未来也只能见步行步。

高登音乐台的死去活来

二次创作“始祖”高登音乐台的 YOUTUBE 频道，早前因为被“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投诉其作品《再出殡》侵权，频道因满三次版权警告，被正式删除。后成员与 YOUTUBE 官方及投诉人多次交涉，两星期再“复活”。这不是第一次被人盯上，今年2月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记者会高调表示，要控告高登音乐台及 YOUTUBER Emilia 上载辱警片段。其时国安法未到，高登音乐台却已有此遭遇，网络二次创作怎样走下去？

“可以点（怎样）？就喜迎国安法啦！国安法？唔惊（不怕），信政府。”高登音乐台核心成员 QB 说。就《国安法》，音乐台的网友制作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当权者》，然后 QB 和A仔、法印、漏奶一句句唱著：“分裂国家，颠覆政权，一国两制，浩气长存。今日你同我逐个清算，但系我相信风水轮流转。”以很“高登”的方式，作为对记者提问的回应。

A仔是接受访问的成员之中最早有高登帐号的，他说，最早的二次创作出现在名为“高登改歌”的发帖，大家一人一句集大成。要直到2010年，大家陆续拥有录音器材，开始将歌上载至 YOUTUBE 才爆红。高登音乐台则在2017年成立，成员多达30多位，至今创作200多首二次及原创作品，单是反修例连同疫症期间，就创作了100多首作品。

高登音乐台的作品如何出现？漏奶说：“围内几个人口臭，见到什么，灵感一来，就一人一句写成一首歌。”另外七成创作都是高登创意台和时事台的讨论区发展出来。“有班痴线佬（神经病）改词放上去，无啦啦（无端端）有人唱，我们就帮手剪 MV 放上 YOUTUBE。”但那种一人一句网上“集体创作”，几日才写完一首歌的高登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好急，无得等几日，不少巴打自己一人处理一首歌，包括改词、唱，甚至录音。”

而那种快，也代表一种触觉。早在反修例运动尚未白热化，未有太多香港人关注时，高登音乐台在5月20日推出了一首《由这一分钟开始送畀中央等判监》（畀：给），这应该是整场运动最早出现的音乐作品之一。A仔说：“政府一提出《逃犯条例》，我们已经思考，一定会有一连串的影响，你会幻想通过后怎样。”

漏奶也特别记得，制作第二首《同步送中》时，出去示威现场，吃著催泪弹拍片，回来通宵后制至四五点，剪好就即日上载。他形容，那种速度惊人而且精准。与运动同步，他更意识到速度的焦虑：“为什么这么快出歌？因为你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唱，这首歌今日不出，明天突然不给你出？或者我被人一刀捅死？那时好怕音乐台‘收皮’（完蛋），（元朗）南边围就在你旁边，行两步就是了，你不知道的，催泪弹射上来，这里或许烧掉，突然没有了。你真的不知道。”

6月开始，他们几乎日日都出歌，有时一日甚至出三首，工厂式生产一样。“非常疯狂，我们好多歌都是7月份出。”他们特别记得情绪在愤怒和哀伤之间打转，需要纾发情绪，“当了 YOUTUBE 是厕所”。

QB 说：“早期大家的情绪多是愤怒、哀伤；但到中后期，多了讽刺，例如法印改编了政府两首歌，变成送殡形式。讽刺是在你愤怒，哀伤之后，再以高少少的层次看待整件事。”他深明，高登音乐台从来不是贩卖希望，鼓励大家要顶硬上，“我们只是负责耻笑。”“例如没有反修例，（武汉肺炎），我们不会耻笑得这么开心。”

高登音乐台的二创及原创音乐，听众不只香港人，还包括马来西亚、台湾、泰国、中国大陆等地懂中文的人。4月中泰网民大战，高登音乐台也出了几首《NMSL》的作品，以耻笑恶搞连结国际，“总之饮奶茶的都听。”

“上年年初我们也谈过，如何把香港的二创冲出国际，例如我们抄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的歌，他也欢迎我们抄，帮我们转载。”当网民真正的大台只有 YOUTUBE 和 FACEBOOK，不会再听电台或看 TVB，反修例后更多人如此传播音乐，香港人听的音乐也会转型。这让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试验“粤语”这件事，造出新的声音组合，混杂地使用不同语言？二次音乐如何突显香港精神？A仔说：“现在香港人所说的粤语音乐，不是粤语的口语，而是书面语为主。始终广东话有九声，口语不容易填词，也有人觉得难登大雅之堂。暂时我们的二创音乐，需要在粤语书面语和粤语口语之间取平衡。”法印也说：“未来香港要进步，就要留著香港有特色的东西，例如语言的价值。”

很小的一块拼图？

Damon 记得，当初抗争音乐志发起众筹，立场新闻出了篇报导，有人留言说，手足需要解困，还搞音乐？好奢侈，有钱都救手足。而他想到抗争的终极目标单靠音乐当然不能做到，音乐只是其中一块很小的拼图而己。

“我还记得，在第一期音乐志我们访问了黄耀明、黄衍仁和钟一诺，三人在访问中都提到‘终极’，什么叫做终极的胜利？明哥那篇访问的标题，我们写了：没有终结的胜利，没有终结的失败。音乐是文化思想上另一领域的抗争，我们现实地看，最后没有带来改变，但继续在文化思想保留抗争意识，音乐或者文化创作就在这方面发挥到作用。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自己的论述，用不同的文化手段（如音乐）去述说我们的故事，这就是抗争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