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樂聲處處。從早於6月12日基督徒開始於警方封鎖線外徹夜合唱聖詩《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以期淨化警察；到下半年民間自發多次「和你Sing」，購物商場變身人民廣場，老少合唱《願榮光歸香港》，管弦樂團也到現場合奏；再到示威街頭，有人唱「啊～」，便有人應下一句「死黑警～」，那是網絡改編歌曲《肥媽有話兒》，2019年9月由網民上載發佈，首月觀看次數已達270萬；香港粵語流行曲經典也「參與」抗爭，8月7日晚千人集聚在尖沙咀太空館，以被警方定義為「攻擊性武器」的鐳射筆觀星抗議，跳唱羅文的《激光中》 。

流行音樂的挪用、大量二次創作、原創歌曲乃至聖詩「洗腦」，反修例運動湧現的音樂面貌豐富，功用多元。但音樂其事，並非總是為香港的街頭抗爭接納，回顧2014年雨傘運動，當有示威者唱歌打氣，被同路人冠名為「嘉年華式抗爭」，戲謔「唱K可推翻政權？」；而Beyond名曲《海闊天空》本常見於2014之前的遊行示威靜坐，在「雨傘」之時卻也被部分抗爭者批判為失敗主義、乃至「左膠」代名詞。

雨傘運動對音樂參與的負面規範，打破了此前香港社運場景音樂的積極參與，集體意識表現出的鬥爭「潔癖」與音樂作為藝術所享有的自由之間的矛盾，被凸顯到最大。直至2019年反修例運動，因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無大台」之口號，各種抗爭模式、團結方式和情感方式均有出現，也同時在抗爭現場重新釋放了音樂。大量音樂創作應時而生，記錄著運動多層的情緒與記憶，甚至發展到是由音樂本身一再來建構抗爭的「新情景」。音樂發聲於街頭政治，集聚不同人群，本是這種藝術形式一再締造的歷史場景，本文嘗試梳理香港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不同音樂類型的參與，講述現象本身，探討其形成路徑及影響。

「沒有終結的勝利，沒有終結的失敗。音樂是文化思想上另一領域的抗爭。」——Damon Chan

無大台、匿名 vs 主流音樂的缺席

香港音樂評論人黃津珏在2016年出版的文集《拆聲》一書中，描述了香港流行音樂長年去「政治化」的狀況。香港人接收音樂，慣常受限於免費電視台、電台這些狹窄廣播頻譜，廣泛流通的音樂都經過篩選，但卻以為是經過自己的選擇，他說：「香港的流行歌曲，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有很強的政治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去政治化，粉飾太平。」

時值反修例大時代，「香港再回不了頭」，大台「主流」音樂創作卻一再於時代缺席，更見其與時代及香港民心的割裂。今年4月間，香港抗爭音樂誌《F FOR＿＿》總編兼樂評人 Damon Chan 發起網絡眾籌，以音樂出版切入紀錄反修例運動。採訪中，他談到香港音樂的主流或非主流，大眾或小眾，在2019年運動中邊界更見模糊。當大唱片公司出品的流行樂、大台歌手滿足不了香港年輕聽眾，無法呼應時代，不同種類的音樂和獨立創作人反而更易被大眾看見。

「幾年前，樂迷只關心旋律入腦，歌詞與唱得好不好；現在大家關心這首歌是否表達到其心聲？是否寫到運動某些面向？這本音樂誌，我們不講誰是網絡音樂人，誰不是。在這世代，其分別已經不大，運動打開好多人的眼界。」Damon觀察，後雨傘時期，歌手方皓玟以《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你是你本身的傳奇》等作品，承接香港人追求民主失落的集體情緒；再早一點，謝安琪與周博賢合作的《雞蛋與高牆》、《家明》，宣揚抗爭精神，填補彼時大眾（以網民為首）對香港流行音樂的社會期望。

「香港的流行歌曲，實際上絕大部分都有很強的政治目的，這個目的就是去政治化，粉飾太平。」

「香港人從網絡或者樂評人吸收音樂，有見蓬勃，但未廣傳到如主流般大熱。而反修例運動一出現，匿名及集體創作的《願榮光歸香港》就被稱為香港『國歌』；《肥媽有話兒》也入選『Cool Music Forum』香港樂壇年代百大選；連登高登巴絲（兄弟姐妹）寫的歌，點擊率高過主流歌手好多。」在網絡「集體創作」和「匿名化」之下，這場運動令人們見證了音樂在運動中同時呈現出來的民主化、無大台的趨勢，作品也更見百花齊放。

Damon和雜誌團隊非正式統計過，單是2019年6月至12月，他們在網路上就搜集到80多首抗爭相關音樂作品，從流行音樂（《人話》、《煲底約定》及《Will (not) see you soon》等）至HIPHOP（《2019》、《FUCK POPO》、《快》等）、獨立樂隊作品（《吳小姐》、《Hand and foot》、《進退》等）、到網民原創音樂（《自游Be Water》、《和你飛》、《明天》等）、二次創作（《我們都是這樣走過》、《虛作無聲》、《死黑警》、《國貨城光復精選大碟》等），及改編自抗爭音樂的歌（《自由之夏》、《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等）。題材由批判警暴，諷刺政府及建制派人士，為同路人打氣和鼓勵，堅持「光復香港」，追求自由，以至宣揚勇武及抗爭精神，等等，涵蓋十分廣泛。

Damon看來，雨傘運動之後幾年，香港音樂一直在尋找新的位置和題材，而2019年運動則給部分民眾帶來新的抗爭、新的情感和希望，乃至作為集體精神面貌呈現，這引發了獨立音樂人、網民以更多角度創作，其規模和影響都頗具歷史意義。至於「音樂表態於時政」這件事本身，其實香港人並不陌生，更早、更具標誌性的發生，要數八九六四後，六四主題相關的香港流行音樂創作的湧現。

根源？六四的音樂能量

香港作家潘國靈曾撰《香港六四流行歌曲回歸》一文（刊於2007年文集《城市學2 香港文化研究》），提到六四過後數年間「流行歌曲瞬間成為政治武器」（「武器」一詞取自學者 Robbie Lieberman 1989年出版的音樂評論集《My song is my weapon》）的情形。按其時，六四事件未出半年，香港已出現數張六四概念專輯，包括盧冠廷的《1989》、達明一派的《神經》和黑鳥的《民眾擁有力量》等，據潘國靈統計，為六四全新創作或舊曲新詞的流行歌曲，數目上超過100首。

當年的香港演藝界亦加入響應，「演藝界支持愛國民主運動委員會」第一件實際行動就是呼籲音樂人為民運寫歌，文中寫道：「第一首民運歌《為自由》，由盧冠廷作曲、唐書琛填詞，24小時內完成灌錄，一百五十名歌手群星大合唱；翌日經香港歌手黃耀明、蔣志光送到天安門廣場。其後，全港演藝界在跑馬地舉行了歷史性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十二小時馬拉松音樂會，接近二百名歌手藝人參與。」自香港支援八九學運的遊行及集會，香港人已經慣於接收「流行曲式」的民運歌曲。

潘國靈更進一步指出：「香港六四歌曲的早期發展，離不開流行樂壇及唱片工業的機制，在短時間內作出廣泛傳播。這在香港流行樂壇史上絕對是史無前例。」他分析，是因為香港當時仍是英國殖民地，文化放任政策之下保有自由；另一方面，這場「由下而上」的抗爭，中國大陸政權和香港市民分屬兩個政體地域，也保障了六四歌曲的出現與傳播。

A、流行樂篇

「有了時代，才有歌。」

「主流」歌手的逾越

1989年，流行音樂史無前例地成為「民意」的「擴音器」和管道；「來到2019年，香港流行音樂做到嗎？」香港樂評人博比對記者反問：「為什麼食店要擺文宣，為什麼我們食飯，想看到抗爭圖騰？因為我們需要管道抒發抗爭聲音、同路人的情感。但社會主流管道，包括傳統紙媒、電台或電視台都沒有辦法反映心聲，明明流行音樂需要擔當這橋樑。」博比表明自己定義的「流行音樂」，意指「國際／本地主流唱片公司下音樂人的作品」。

2019年香港的流行音樂，顯然缺失於抒發與凝聚的橋樑角色，藝人明星一旦表態，就代表失去中國大陸市場，這種封殺早於2014年雨傘運動已經出現，2019年更甚。偏偏近年氣氛高度政治化，創作強調個人表態，因此出現歌手「逾越」主流向獨立與抗爭進發的現象。

博比舉例歌手方皓玟的《人話》（此歌奪得網上投票產生的「2019年叱咤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直接批評警暴，掀起全城效應，「她雖是主流唱片公司出身，與唱片公司寰亞仍有合約，但寰亞控制不了她。時勢造成，沒有反修例，怎會有《人話》？今年她得到的音樂獎項，都是靠樂迷投票。」另一個例子是莊正，本來也是主流歌手，簽約 Sony Music 出道，因為參與反修例抗爭，被控暴動罪，轉而為獨立歌手。莊正曾在一個專訪提到，《Will (not) see you soon》紀錄了運動中深刻的感受，作為歷史碎片的一部分，而他也希望這首歌可以分擔大家的痛苦和恐懼。「有了時代，才有歌。如果沒有經歷這次震盪，他未必寫出這首歌。」博比認為莊正的歌路，從此徹底不同於其出道單曲《開放世界》的稚嫩形象，不再被動地由唱片公司打造，而是有了「社會運動改變個人歷練的印記。」

曖昧傳遞，對號入坐

而仍然循於「主流」內部的音樂人們呢？博比與 Damon 都觀察到一種「曖昧表態」的情形。須知香港流行樂壇一貫需要「曖昧性、不強迫表態」，但正是這樣的曖昧卻也可能曖昧地觸及時代情緒，打擦邊球，製造翩翩聯想任人對號入座。博比在《光復香港樂壇 流行音樂革命》一文中舉例如歌手許廷鏗2019年11月的歌《荒廢之綠洲》歌詞：「揭開亂世，除掉磚瓦」，反而「再見青翠似畫」。「（這）首歌完全回應到『攬炒』的論述，其實你要推倒現在所見的樑柱，才見到香港真實樣貌和價值，這比起你所見到的文明繁華更重要。」「林海峰的《努力加油奮鬥》、林二汶《最後的信仰》、陳健安《重生》等，也都可以看作為運動勉勵打氣。香港獨立樂隊 RubberBand 與 Kolor 則各以《漫長》與《進退》鼓勵大家繼續同行。」 Damon 則舉例謝雅兒的《不能回家》、ToNick《衰喺個掣度》等後雨傘時期出現的作品，也可視為曖昧觸及大眾政治情緒的例子。

流行音樂自身的曖昧及生活化，令聽眾習慣把歌詞嵌於當下的抗爭氣氛。除來自創作方的擦邊球，抗爭者的主觀意願及集體共鳴也共同造就了「挪用」和「轉化」，在政治動員現場，流行音樂因人人會唱，很利於遊行示威集氣和團結，從而成為「社運歌曲」。經典案例如前述羅文《激光中》，又如《年少無知》、《海闊天空》及《無盡》等一再在遊行示威中大唱特唱，成為本土抗爭特色。特別是 Beyond 的音樂，有評論寫：「Beyond 留下了批判社會、人文關懷及堅持理想的深刻印象，其作風超越了音樂觸及的範圍而延伸到社會層面。」

編外1：抗爭音樂的多面向

「在大時代，或者更要著眼細微的情感，細微的個人組成。」

發聲不一定要直接寫支持運動的歌詞，博比認為，創作是可以利用音樂給予的不同空間，採取多樣手法。除了曖昧、擦邊球，也可以提供擁抱、喘息，集體的情緒療癒。何韻詩曾在端傳媒專訪中講到，經歷雨傘運動後那種唱歌沒用、藝術文化沒用的迷思，音樂在2019年生發凝聚力量，幫運動者在壓迫日子裡抒發情緒。「創意與藝術表達對一場運動，好重要。」她一直想結合社運人和歌手兩種身份，卻心存壓力，希望契合社會政治氣氛才推出作品，結果錯失不少時機。「似乎我鑽入牛角尖，希望用音樂完整地呼應時代。結果，那和我本身十多年來做的創作存在落差。一直以來我做音樂，不會刻意講宏大題材。其間的（音樂與社運兩者）平衡，五年來我一直花時間找這個落腳點。」

於是，當大家都期待何韻詩推出反修例抗爭作品時，她卻推出一首抒情作品《我總是想像你離開後的日子》，情感輕柔，哀愁淡然，創作起點也與抗爭運動無關。她形容：「回去了最原始、個人心底的情感，推出作品的過程叫自己別想太多，別顧慮是否適合（抗爭時代）。」她認為現在運動進入另一個狀態，人們沒辦法像去年那樣全天侯投入，平常日子裡既有抗爭，也必須要照顧生活。不少人聽過這首歌，都覺得呼應了自己的心事，有人想起親人、朋友、貓狗，或去世的手足。對號入座，想像連結個人記憶後，可好好地哭一場。

而何韻詩說：「我們太久沒有哭過了，上年6月以來，每個人都堅強，成副武裝，戴了上身就出去。我們忘記，我們是有這個哭的空間和選擇。在這麼大的時代裡，大家需要的，未必是大力呼應時代的東西。在大時代，或者更要著眼細微的情感，細微的個人組成。」

編外2：黃色音樂圈？

前男子音樂組合 E-KIDS 成員阮民安（Tommy），2019年8月因為在旺角反修例現場被認出，引起網民迴響和熱議。Tommy 笑說，驚奇大家為什麼驚訝他在示威現場，自己不過也是個憤怒的香港人，大家目標一致，沒有誰比誰高尚。後來他才意識到，自己曾經是藝人、歌手，有少少知名度，而香港人把抗爭的期望，投射在這些熟悉的面孔。Tommy 對記者說：「大環境氣氛明星歌手都不表態，我算是新力軍，大家覺得驚喜。」

他特別記得 831 遊行，警方不發不反對通知書，他就想用 busking 保護參與遊行的市民，一開始以為可能沒有1000人，但那天好多人來聽。「（大家）想不到這兩星期之內，Tommy 的轉變竟然這麼大，香港人原來需要 Tommy 這個人。有知名度有影響力，就做多點，出力點，希望利用自己的身份、平台幫運動。」

Tommy 回想，自己也是聽著網民創作的《自游 BE WATER》、《和你飛》和《榮光歸香港》，撐過高低起伏的心情的。「突然想起自己也是歌手，後來出了一首《煲底之約》，講述這一刻香港到處也是戰場，但總會有愛情，希望幫香港人打氣。我找來一班好投身這場運動的人參與，填詞鄺俊宇，MV主角周庭、藍橘子，連錄音室老闆以至技術人員，編曲和義工等都好『黃』。」

這首《煲底之約》是半自資、半義務方式，從創作到拍MV，花了兩個月完成。Tommy 希望未來的音樂創作，也是以這場運動作為題材和靈感。他透露下一首歌是鬧爆「護旗手」，希望為香港人，也為自己出一口氣。

「是失望所致吧，這場運動見真章，好多由細到大大家所供奉的藝人、歌手，在有選擇時，當香港人（是）Condom，當香港市場是 Condom。為什麼澳洲死了隻袋鼠你緊張，但年輕人在理工大學打到頭破血流，你又不理？不是叫你不關心袋鼠，但看一下你家門前發生什麼事啦！」他知道這首歌將得罪好多人，不擔心自己的音樂「政治化」，他說：「這一刻敵我、黑白非常分明，創作上你毋須轉彎抹角。」

「以前不可以想說唱什麼就什麼，都有顧慮。現在寫歌多了一份使命感，我很樂見這種狀況，發現音樂可以帶出力量，打氣也好，洩憤也好，想把音樂當其中一個文宣，像連儂牆其中一格是 Tommy 的作品。」他初步構思，有沒有可能由他帶頭嘗試，令民間的「黃色」音樂人有價值，有錢就做到更專業的音樂，在市面流通。如把 YOUTUBE 的瀏覽數變成商業價值，或者辦黃色音樂會，令民間的音樂人能長久做下去。

「你已經無法聽護旗手的歌了，只想聽自己人的音樂。如果有50個獨立歌手，同一時間做的作品是有質素，我們就是樂壇了。希望香港人能養得起我們這類音樂。」

B、網絡音樂篇

李白與魯迅：《願榮光歸香港》

反修例運動中湧現的歌中影響最大的，要數被部分抗爭者稱為「國歌」、「香港之歌」的《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自2019年8月31日上傳至網路，其誕生、廣泛流傳及各個版本的「再生產」都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論感染力、共同體之想像與建構，這首歌都擔當了香港抗爭史從未有過的角色，也因此引來一些嚴厲指控，如稱其為「港獨之歌」。2020年6、7月間，教育局長楊潤雄兩次表示，《願榮光歸香港》明顯是政治宣傳歌曲，「帶有強烈政治信息」，學生不應在學校推廣或宣傳。

對此種種，原創者 Thomas dgx yhl 接受端傳媒文字訪問回應：「其實創作時候，沒想過提高身份認同。歌曲推出後會有這樣的效果，我覺得，基於香港人共同經歷過的種種苦難，有這結果是必然的，而透過歌曲加速進行。這只是偶然性。」

時間是2019年8月26日，Thomas 在連登論壇上開了一帖：「作咗（了）首軍歌幫大家回血《願榮光歸香港》 招 virtual 合唱」，號召連登仔女（網民）幫忙潤飾歌詞及合唱。「回血軍歌」是他最早的想法，在連登的討論過程中，他明確表達這首歌近古典曲風，多次提出必須「嚴肅有力」地唱，音節短促，唱要「有氣勢和節奏感，不好當抒情歌唱」 ，從而區別於香港人慣常抗爭時唱的流行曲。「激勵士氣，感染人心」，是他寫《榮光》的初衷，原曲參考了巴洛克時期古典音樂，英、美、俄三國國歌以及一些現代軍歌。

「（創作時）當時不停回想遊行的片段，人民堅定的意志，人們聲音一直被打壓而引起的不憤。」「我願榮光歸香港」是歌的最後一句，卻是他創作時腦海中最早出現的一句：「我希望香港可變回大家心目中的光榮的城市，而香港人也願意將個人的榮耀和光榮歸予香港。」榮光一詞，Thomas說，是出自唐李白 《大獵賦》 以及魯迅 《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2019年8月31日，Thomas 在 Youtube 上傳最早的合唱版本，由20多個在連登召募的巴打絲打（香港網絡用語，brother、sister的粵音書寫，指兄弟與姊妹），到錄音室進行錄音。幾日後，美國領事館一帶花園道的遊行隊伍合唱此歌；其後大球場香港足球代表隊迎戰伊朗時，球迷合唱。歌曲甚至帶到全港各區商場「和你Sing」，成為另類抗爭風景。網絡流傳各種編曲、風格及各國語言版本，喚起不同國家的人對香港的關注。Thomas說，這最超乎他的想像。「無論中西方各國人民都有唱出其語言版本，以示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 甚至有外國的民主組職查詢，可否將《榮光》一曲改詞作為他們運動的歌曲。」

「我曾經在觀塘商場、太古商場，在遊行隊伍或者在街邊， 都聽過不少次合唱，每次都是不同年紀的人認真地唱著，可能當中會有人走音，節奏錯了，但依然賣力地唱。因為大家都知道，重點是唱出心聲，號召和堅持爭取民主自由的信念。」Thomas也發現，不同人有不同喜好，通常年輕人，思想前衛一點，會更喜歡他的另一首創作《不屈進行曲》；而年長或是相對保守，會較喜歡《榮光》。「所以有不同主題的歌曲反映不同群組最熱切的想法，很重要。」他相信，音樂是好重要的工具，音樂人也能做更多。就像前蘇聯控制音樂的流通，是因為他們知道，比起文字、口號等，音樂容易鼓動人心，更有感染力。

「我一向相信音樂的力量，現在是更有信心。」20多歲的 Thomas 本身為全職音樂人，其 DGX MUSIC 團體有幾個核心成員，以前寫的歌都以社會題材、pop rock 為主。經歷過去一年的運動，Thomas 說他們團隊現在的主要概念是「以最優質的音樂，繼續反映香港人所思所想。」《願榮光歸香港》後，他們的團體推出了《明天》、《這地》兩首新作品，每首音樂計劃推出日文、英文版本及MV。其團體專頁如此介紹未來想走的方向：「利用自身專長：音樂，文化，軟實力的力量，去接觸並連結國際上的普羅大眾。一首好歌，配上一個好 MV ，可以做到長效，深入人心，並且跨國界的效果，同路人的國際游說工作就能事半功倍。」

而Thomas 最想鼓勵香港人的，是「持之以恆」。「各地區國家民主化都用了不短時間，靠的就是一批又一批人民，持續推進民主的進程。」「持之心恆」 彷彿也是他對自己的提醒，他找到音樂作為進程之中的方法。

「但在香港，最困難是沒有足夠收入去持續創作，對比鄰近地區如台灣2000多萬人口，日本1.2億人口（全球最大實體音樂市場），香港人口其實很少，加上香港近年流行用音樂串流平台，而不是直接買歌,，串流平台每播一次歌只給音樂人大約港幣$0.01至$0.04。你可以想像，報導某某音樂人的歌播了幾十萬次，收入只有幾百元。要製作一首音樂完成品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如曲詞、編曲、錄音、混音、錄影及後製等，我們沒有大公司或財團支持，就得用香港人的支持做根基，所以前路挑戰重重。」團隊暫時主要以眾籌方式維持，然而這不獨是 DGX MUSIC 要面對的現實。

樂評人博比提過，香港流行音樂碎片化，其實全球趨勢也一樣，沒有了所謂巨星，走親民路線，每人可以找自己想追隨的音樂人。對獨立音樂人或網絡歌手而言是「機」，卻也是「危」。博比說：「我也憂慮，有時不知道如何付錢支持我欣賞的歌手，有的甚至找不到付款方式，好多音樂一上 YOUTUBE 就聽到，都是免費。獨立音樂人沒有唱片公司的支持，找不到方式持續下去，更難生存。」

國安法立法的陰影之下，他在創作上開始避重就輕，減少粗口，改以諷刺為主。難保過幾年秋後算帳，告他煽動，未來也只能見步行步。

二次創作：張揚和陰霾

抗爭音樂誌《F FOR＿＿》的總編 Damon 及編輯 Austin 觀察到，非主流創作模式及製作方式，給予創作人優勢，自6月運動開始首月內，已有20多首原創及二次創作的歌曲，回應運動。而較為專業製作的主流作品，則遲至去年11、12月才緊隨慢慢出現，傳播一些意識形態、經過沉澱的共鳴以及安慰。

對於前種情形尤其是二次創作，Austin 說：「本來這種創作方式非常成熟，它技術需求低一點，不需要靚聲靚 MV，幾天就可以做好一首歌，比起其他需時的原創音樂，它更靈活，更快速回應時局。」在2019年運動期間，二次創作作為一大音樂類別，作品量應該超過200多首，這些作品在較專業、需時製作的音樂作品未推出前，率先安撫人心。

八十後網絡音樂人晴天林反修例運動至今，創作了超過50首改編歌，一人包辦改詞、MV 製作及演奏。本來做市場推廣的他，去年4月衝動辭工，打算全職創作音樂，卻碰上風風火火的運動，他選擇以改編廣東話流行歌的二次創作為主。

去年6月開始，晴天林說他一星期至少創作出兩首歌，二次創作講求速度，隔了兩、三日內容就過時，怎樣能追上網民消化新聞的速度？「只要你選中首歌，就填得好快。有時用 Key Word 去搜索，如果我想講浮屍，會找用屍字做押韻的歌，大家一聽就容易入耳。大家如此喜歡二次創作，都是因為廣東話歌詞，它很適合改編，但比起英文、國語都更難填，明明難填你又填得中，就變得非常好玩。」所以觀乎晴天林的改編歌，幾乎橫跨整場運動的時序，包括721、831，新屋嶺、蒙面法及三罷、黃色經濟圈，乃至中大之戰、理大圍城、區選及武漢肺炎等。連9月歌手郭富城駕駛藍寶堅尼，現身反修例現場，也被明天林和網友共同改編了他從前的廣東歌，以《國貨城光復精選大碟》記錄下來。

晴天林一開始創作的音樂都很和平，如凝聚能量的《香港之歌》，其後變得不同，轉捩點則是721元朗事件。「和大家一樣，從那時開始，我的音樂也開始激進了，不再是打氣這麼簡單，開始批評和唱出荒謬事，憤怒轉化在創作上，以幽默好笑的方式回應，讓大家聽完，抒緩情緒。」

他覺得，惡搞音樂是抗爭的透氣位。「以前創作那個世界相對簡單。但反修例後，香港很動蕩，很不平安。每天都越多新聞，越多靈感，就唱得密一點，我想，要直到香港平安，就無什麼好唱吧。」他笑笑說：「但應該沒有可能。」

晴天林曾經說過，網絡歌手寫政治題材、社運作品，比起主流歌手少包袱，運動期間他寫得盡情。但這幾個月，他擔心最壞的情況可能發生，國安法立法的陰影之下，他在創作上開始避重就輕，減少粗口，改以諷刺為主。難保過幾年秋後算帳，告他煽動，未來也只能見步行步。

高登音樂台的死去活來

二次創作「始祖」高登音樂台的 YOUTUBE 頻道，早前因為被「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投訴其作品《再出殯》侵權，頻道因滿三次版權警告，被正式刪除。後成員與 YOUTUBE 官方及投訴人多次交涉，兩星期再「復活」。這不是第一次被人盯上，今年2月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記者會高調表示，要控告高登音樂台及 YOUTUBER Emilia 上載辱警片段。其時國安法未到，高登音樂台卻已有此遭遇，網絡二次創作怎樣走下去？

「可以點（怎樣）？就喜迎國安法啦！國安法？唔驚（不怕），信政府。」高登音樂台核心成員 QB 說。就《國安法》，音樂台的網友製作了一首原創歌曲叫《當權者》，然後 QB 和A仔、法印、漏奶一句句唱著：「分裂國家，顛覆政權，一國兩制，浩氣長存。今日你同我逐個清算，但係我相信風水輪流轉。」以很「高登」的方式，作為對記者提問的回應。

A仔是接受訪問的成員之中最早有高登帳號的，他說，最早的二次創作出現在名為「高登改歌」的發帖，大家一人一句集大成。要直到2010年，大家陸續擁有錄音器材，開始將歌上載至 YOUTUBE 才爆紅。高登音樂台則在2017年成立，成員多達30多位，至今創作200多首二次及原創作品，單是反修例連同疫症期間，就創作了100多首作品。

高登音樂台的作品如何出現？漏奶說：「圍內幾個人口臭，見到什麼，靈感一來，就一人一句寫成一首歌。」另外七成創作都是高登創意台和時事台的討論區發展出來。「有班痴線佬（神經病）改詞放上去，無啦啦（無端端）有人唱，我們就幫手剪 MV 放上 YOUTUBE。」但那種一人一句網上「集體創作」，幾日才寫完一首歌的高登模式，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好急，無得等幾日，不少巴打自己一人處理一首歌，包括改詞、唱，甚至錄音。」

而那種快，也代表一種觸覺。早在反修例運動尚未白熱化，未有太多香港人關注時，高登音樂台在5月20日推出了一首《由這一分鐘開始送畀中央等判監》（畀：給），這應該是整場運動最早出現的音樂作品之一。A仔說：「政府一提出《逃犯條例》，我們已經思考，一定會有一連串的影響，你會幻想通過後怎樣。」

漏奶也特別記得，製作第二首《同步送中》時，出去示威現場，吃著催淚彈拍片，回來通宵後製至四五點，剪好就即日上載。他形容，那種速度驚人而且精準。與運動同步，他更意識到速度的焦慮：「為什麼這麼快出歌？因為你不知道還有多少日子可以唱，這首歌今日不出，明天突然不給你出？或者我被人一刀捅死？那時好怕音樂台『收皮』（完蛋），（元朗）南邊圍就在你旁邊，行兩步就是了，你不知道的，催淚彈射上來，這裡或許燒掉，突然沒有了。你真的不知道。」

6月開始，他們幾乎日日都出歌，有時一日甚至出三首，工廠式生產一樣。「非常瘋狂，我們好多歌都是7月份出。」他們特別記得情緒在憤怒和哀傷之間打轉，需要紓發情緒，「當了 YOUTUBE 是廁所」。

QB 說：「早期大家的情緒多是憤怒、哀傷；但到中後期，多了諷刺，例如法印改編了政府兩首歌，變成送殯形式。諷刺是在你憤怒，哀傷之後，再以高少少的層次看待整件事。」他深明，高登音樂台從來不是販賣希望，鼓勵大家要頂硬上，「我們只是負責恥笑。」「例如沒有反修例，（武漢肺炎），我們不會恥笑得這麼開心。」

高登音樂台的二創及原創音樂，聽眾不只香港人，還包括馬來西亞、台灣、泰國、中國大陸等地懂中文的人。4月中泰網民大戰，高登音樂台也出了幾首《NMSL》的作品，以恥笑惡搞連結國際，「總之飲奶茶的都聽。」

「上年年初我們也談過，如何把香港的二創衝出國際，例如我們抄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的歌，他也歡迎我們抄，幫我們轉載。」當網民真正的大台只有 YOUTUBE 和 FACEBOOK，不會再聽電台或看 TVB，反修例後更多人如此傳播音樂，香港人聽的音樂也會轉型。這讓他們開始思考，如何試驗「粵語」這件事，造出新的聲音組合，混雜地使用不同語言？二次音樂如何突顯香港精神？A仔說：「現在香港人所說的粵語音樂，不是粵語的口語，而是書面語為主。始終廣東話有九聲，口語不容易填詞，也有人覺得難登大雅之堂。暫時我們的二創音樂，需要在粵語書面語和粵語口語之間取平衡。」法印也說：「未來香港要進步，就要留著香港有特色的東西，例如語言的價值。」

很小的一塊拼圖？

Damon 記得，當初抗爭音樂誌發起眾籌，立場新聞出了篇報導，有人留言說，手足需要解困，還搞音樂？好奢侈，有錢都救手足。而他想到抗爭的終極目標單靠音樂當然不能做到，音樂只是其中一塊很小的拼圖而己。

「我還記得，在第一期音樂誌我們訪問了黃耀明、黃衍仁和鍾一諾，三人在訪問中都提到『終極』，什麼叫做終極的勝利？明哥那篇訪問的標題，我們寫了：沒有終結的勝利，沒有終結的失敗。音樂是文化思想上另一領域的抗爭，我們現實地看，最後沒有帶來改變，但繼續在文化思想保留抗爭意識，音樂或者文化創作就在這方面發揮到作用。只要我們繼續堅持自己的論述，用不同的文化手段（如音樂）去述說我們的故事，這就是抗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