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兰：不被承认是国家、扼守非洲要道的“台湾新朋友”究竟是谁？

7 月 1 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台湾将与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乍听之下，这个“外交突破”似乎并不怎么振奋人心——对于多数台湾民众而言，索马里兰只是另一个“没有多少人听过”、“连在地图上都指不出来”的国家。

事实上，于 1991 年实质独立的索马里兰，至今仍未被任何一个国家承认为“主权国家”，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并没有比“中华民国（台湾）”好多少。

此消息曝光之后，北京方面没有太多动作，而被视为官方喉舌之一的《环球网》，则以一篇标题为〈刚刚，台当局宣布“重大外交进展”，呵呵〉的报导，用嘲讽语气轻描淡写了这起建交消息，其语气透露的正是以下这样一个讯息：两个“不被国际承认的政权”互相建立代表处，这如果不是“抱团取暖”，那什么才是？

然而，事实或许不像北京所宣称的那样“呵呵”。7 月 9 日，美国白宫的国安会罕见地于推特上，指名恭贺台湾在东非地区的经营有所斩获，并指“在医疗、教育和技术援助等层面上，台湾都是很好的伙伴”。有些评论者认为，这则贴文也透露出了美国官方的态度：台索之间能建立关系，和美国在背后的牵线与支持脱不了关系。

但不论如何，索马里兰的近期动向，也在台湾重新掀起了一个论调：既然常态的外交窒碍难行，那么何不干脆与世界上其他“不被承认的国家”建立关系、甚至成立“联盟”呢？

的确，从外交部的对外声明中，我们也不难看见“索马里兰与台湾不被国际承认”这件事情，对彼此而言反倒成了某种“利多”，能为双方的外交策略带来更多弹性。

比方说，台湾此次将会以“台湾代表处”（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为名，在索马里兰设立办事处，但外界也有声音质疑，为何不直接使用“中华民国代表处”为名？对此，外交部则回应，索方非常乐意接受“台湾代表处”这个名称，而双方也并非建立正式邦交关系，因此才并未使用“中华民国”作为名称。

外交部并未明说的是，由于索马里兰本来就没有任何邦交国，因此也相对毋需忌惮“其他强权友邦”是否会反对“台湾代表处”的设立。再者，中国本来就不承认索马里兰是主权国家，因此对于台索建立关系，也就不存在出言反对的基础──换言之，正是因为和“不被承认”的国家发展关系，台湾反倒才可以大方挂上“不被承认”的名称，而不用担心其他国家反弹。

对此，国民党除了批评这是“似是而非的理由”之外，还批评蔡政府的外交路线，认为外交工作应以“维护正式邦交、拓展与重要无邦交国的实质关系、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为主，言下之意，即是质疑和索马里兰发展关系的“实质效益不高”。

但话说回来，索马里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和索马里兰发展关系，
真的没有实质效益吗？这个“国家”至今无法获得国际承认，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从殖民者的分割，到大一统的索马里，再到索马里兰

老实说，就族裔而言，我们和索马里人、吉布提人的确很类似，都是『索马利人』（Somali），但那是族裔的概念。就政治、国籍而言，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索马里兰人，不是索马里人。这个是我们非常坚持的。

全名为“索马里兰共和国”（Republic of Somaliand）的索马里兰，位于非洲大陆东缘的“非洲之角”，西北边比邻吉布提、西南边有区域大国埃塞俄比亚，北面则畔着亚丁湾，与阿拉伯半岛遥遥相望。

虽然索马里兰至今仍未获得国际承认，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索马里兰都是一个国家：它拥有自己的货币、政府、军队，也发行自己的护照。

事实上，包括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坦桑尼亚在内的数个国家，目前都已承认了索马里兰护照。2016 年阿联酋的“迪拜环球港务集团”（DP World）与索马里兰政府签订柏培拉港（Berbera Port）的发展计划之后，阿联酋便也加入了承认索马里兰护照的行列；如果你在网路上搜寻，还能找到索马里兰人持护照成功入境迪拜机场的影片。

更重要的是，索马里兰扼守着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凡是需要取道苏彝士运河、来往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货轮，都无法避免经过索马里兰的“家门口”——外交部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也形容索马里兰就像“住在一条高速公路旁”一般，占有十分关键的战略位置。

光听国名，你或许会把这里，和另一个名字很相似的国家——索马里（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正式名称为索马里联邦）混淆在一起。这种混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索马里兰所在的位置，在大部分的世界地图上，的确都被划为索马里的一部分，而后者也坚称索马里兰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领土。

双方互设代表处后，台湾外交部的网站，也是在 7 月 1 号之后才建立索马里兰的页面，并对索马里页面中的地图做了修改；这些更动有多仓促，至今仍可以从其他国家页面上来不及更改的旧地图看出（比如埃塞俄比亚）。

毫不令人意外地，“两索”之间的主权争议，依然和欧洲殖民者这个形塑近代非洲的最大力量脱不了关系。

在今日被称作“非洲之角”的地区里，住着几个说着类似语言、文化相近的部族，外界一般以“索马利人”统称他们。若以当代的国界来看，索马利人的分布范围，除了索马里、索马里兰、吉布提之外，也包括埃塞俄比亚的东部，以及肯尼亚的东北部。值得注意的是，在索马利人的文化里，“国界”其实是很晚近才出现的概念；他们在想像“共同体”时，一般更注重部族的血缘或姻缘关系。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欧洲强权为了控制从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线，相继在中东、北非地区挹注了不少资源——其中，英法两国对埃及与苏彝士运河的争夺，便是该地区当时最重要、也最知名的角力场。在这个背景之下，位于苏彝士运河南端、衔接印度洋海域的非洲之角，也成了欧洲人争夺的对象。

1862 年，法国政府在今日的吉布提海岸购买土地、设置燃煤补给站，预备为苏彝士运河完工后通过的法国船只服务，并于 1884 年正式成立“法属索马利海岸”（Côte Française des Somalis）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也不甘示弱，在取得了对埃及的控制权之后，进一步与法国殖民区以南的几个部族首领签署协定，于 1886 年成立“英属索马里兰”（British Somaliland Protectorate），将其纳入英国的“保护”之下。

除了英、法之外，殖民事业起步较晚的义大利，则是在十九世纪末急起直追，陆续与其他索马利部族的首领缔约，最终在 1908 年成立“义属索马里”（Somalia Italiana）。义大利虽然进入较晚，但在东非的经营扩张最为积极；1936 年占领埃塞俄比亚之后，义大利便将该地区与原有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Eritrea）、索马里合并，成立了“义属东非”（Italian East Africa），面积是义大利本土的将近六倍，让英法殖民地之外的整个非洲之角，几乎都纳入了义大利的控制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分别由法国、英国、义大利统治的几个索马利地区，也正式走上了截然不同、又彼此交缠的道路。首先，法属索马利海岸先是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Territoire français d\”outre-mer），接着又在 1977 年独立，并更名为“吉布提”。原本的英属索马里兰和义属索马里，则是在 1950 年一起成为联合国的托管地、交由义大利负责管理，后来又在 1960 年先后独立，旋即联合组成“索马里共和国”。

然而索马里共和国成立之后没多久，巴雷（Siad Barre）将军却于 1969 年发动军事政变，将国家改名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自此开启长达 22 年的独裁统治。

执政期间，巴雷在当时的冷战结构中倾向社会主义阵营，因而获得了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援助。不过巴雷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未维持太久——由于巴雷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始终怀抱着统一“大索马里”的美梦，因此于 1977 年对当时同样和苏联交好的埃塞俄比亚宣战，试图兼并埃塞俄比亚境内同样住有索马利人的欧加登（Ogaden）地区。然而此举却引起苏联不满，导致索马里与苏联决裂，并转向寻求美国支持。

巴雷的民族野望最后弄巧成拙，不只以败战收场，也让自己的声望急遽下降、大幅削弱了统治的正当性，导致他必须变得更加独裁强硬。与此同时，原本属于英属索马里兰的北部地区，一方面苦于因为索衣战争而涌入的难民，一方面又因为巴雷经常独厚南部氏族、积怨已久，因而萌生了自治的念头，于是开始与巴雷主导的中央政府对抗。

时序进入 1980 年代之后，苏联垮台的态势日渐明显，索马里在冷战中的战略位置也不再重要，原本想拉拢索马里、共同对抗苏联的美国，此时也看不到继续对巴雷提供协助的诱因。摇摇欲坠的巴雷，不但无法有效统治国内的许多部族，甚至还在 1988 年对北部的几个大城（包括今日的索马里兰首都）进行无差别轰炸，导致至少五万名索马里兰人丧生。

最后，巴雷被迫于 1991 年的内战期间仓皇出逃，而过去属于“英属索马里兰”的地区，也在此时趁乱宣布独立，成为索马里兰共和国。循此，今日索马里兰和索马里的实质边界，其实也就是一百年前“英属索马里兰”和“义属索马里”的边界。

内战与独立：“只能坐在桌上听课”的索马里兰菁英

谈及两索之间漫长的对抗史，目前在索马里兰政府担任法律顾问、并曾于 7 月 14 日参加索马里兰司法和人权中心（Centre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Clinic）线上论坛、讨论台索交流展望的哈达尔（Ibraahim Khadar）对端传媒表示，他自己“就是在战火之中出生的。”

1988 年，亦即巴雷对索马里兰首都哈尔格萨（Hargeisa）进行无差别轰炸的那一年，哈达尔的父母为了逃离战火，逃难到埃塞俄比亚的吉吉加（Jijiga），并在那里生下了他——换句话说，哈达尔一出生就是难民，并以战争难民身分，渡过了他的襁褓时期。

后来索马里兰在 1991 年独立，哈达尔一家人也在 1992 年回到索马里兰。当时的哈尔格萨百废待举、局势也不太稳定，他的家境非常贫穷；由于父亲识字程度不高，一开始只能在市场里买卖维生，并在 1994 年索马里兰政府成立军队之后，报名入伍、成为一名军人。

然而索马里兰独立之后又爆发了两次氏族间的内战，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也不长，但哈达尔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安全，还是在 1995 年将他送回埃塞俄比亚，直到1996 年才又再次回到索马里兰，他也才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学。

“我的印象很深刻，刚入学时学校里没有椅子，所以学生们只能坐在桌子上听课。不过这种情况，过没多久就在联合国的捐助之下有所改善；等到我在 2004 年初中毕业时，学校设施和其他民生基础设施已经好了很多。”

哈达尔 2008 年从高中毕业，便进入哈尔格萨大学的法律系就读。由于他的叔叔是索马里兰独立后的第一间报社《共和国报》（Jamhuuriya）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和平团结发展党（Kulmiye Party）的秘书长，于是便安排他进到报社，一边念书、一边实习；两年之后，哈达尔成功晋升为一个报导团队的负责人和编辑。

从 2012 年开始，哈达尔陆续和来自美国、英国的机构合作，除了显示出索马里兰和如何与殖民母国“再续前缘”之外，也侧面反映了各个西方强权和这个“他们不承认的国家”互通款曲的低调轨迹。比方说，他曾和美国的“正义与究责中心”（The Center for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合作，协助美国律师和专家在索马里兰的乱葬岗对内战受害者进行 DNA 调查，也在他们与索马里兰家庭沟通时提供翻译。

又比方说，在政府工作期间，哈达尔认为索马里兰政府需要专责的“公关部门”，于是便向英国外交部提案，最后于 2016 年申请到英国经费，在法务部底下成立了“联络与公共关系司”（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Public Relations）。

此外，哈达尔也曾获得一笔英国的奖学金：当时英国政府派遣了学者过来授课，并分别在索马里兰、吉布提、索马里三地，各招募了十名学员前来受训，课程内容则包括社会改善计划、循证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等主题。然而尽管英国将这三个地方的索马利人聚集在一起上课，却仍未能够改变哈达尔的国族认同。

“老实说，就族裔而言，我们和索马里人、吉布提人的确很类似，都是『索马利人』（Somali），但那是族裔的概念。就政治、国籍而言，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索马里兰人，不是索马里人。这个是我们非常坚持的。”

索马里兰民主：“传统氏族政治”与“现代民主制度”混合体

持平而论，身为索马里兰人的哈达尔，的确有不少理由可以感到骄傲。当年索马里兰独立之后，尽管未能获得国际承认，却逐渐步上轨道，成功发展出“半部族、半民主”的政治制度，将传统的氏族政治，相容进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之中，体制运作十分稳健。

索马里兰人都仍非常自豪他们在没有外援、没有联合国居中协调的情况之下，自行协商出这些制度，不但有效减缓了常见于非洲国家的氏族政治，也没有让索马里兰成为伊斯兰武装团体的温床。

这种索马里兰式的民主制度，除了透过氏族间的“通婚”来增进互信、鼓励民兵上缴武器、将民兵收编进国家的军警体系等措施，来避免氏族政治危害社会稳定之外，也将传统的“氏族长老会议”制度化为类似于“上议院”（Guurti）的机构，与经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共同决定公共事务。

除此之外，索马里兰也实行所谓的“三政党制”，规定只有在政党选举之中获得前三高票、而且在每个选区都获得 20 % 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其余皆必须解散，同时也不允许政治人物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不允许以氏族为核心成立政党。

直到今日，索马里兰人都仍非常自豪他们在没有外援、没有联合国居中协调的情况之下，自行协商出这些制度，不但有效减缓了常见于非洲国家的氏族政治，也没有让索马里兰成为伊斯兰武装团体的温床。

相较之下，一旁的索马里虽然获得国际承认、接受联合国的援助，却依然深陷内战战火，饱受氏族政权划地割据之苦；无以维生的人民，也被迫以海盗为业，从而为国际社会和航运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也让索马里至今仍难以摆脱“海盗之国”的恶名。

更糟的是，由于索马里氏族间的内斗十分严重，因此反而造成许多伊斯兰组织崛起，希望将各个氏族统一在宗教的旗帜之下。其中，势力最庞大的伊斯兰组织，便是“伊斯兰法庭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以及和盖达组织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索马利青年党”（Al-shabaab）；后者直到今日都相当活跃，最近一次行动，便是在 2019 年底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修（Mogadishu）发动的炸弹攻击事件。

这些种种动荡，都让索马里和局势稳定的索马里兰显得非常不同。

此外，今日的索马里兰和索马里之间的差异，有一部分也和英、义不同的殖民模式，以及过去分别受英、义训练的官僚体系有关：义大利对索马里的控制较为直接、同时也引进了不少义大利人在索马里居住；英国的统治方式则较为间接，而索马里兰境内也没有太多英国移民——有些学者认为，这就是索马里兰之所以能在 1991 年独立之后，仅凭己力就协商出一套民主机制的重要因素。

循此，位于非洲之角上的几个索马利人的国家，其实和南美洲的五个圭亚那便有些类似：它们同样原本都是内部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地理区，却在遭到殖民者瓜分、经过多年分治之后，逐渐走上了不同道路、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制度——宽容点看，可以说是欧洲人无心插柳而成的“社会实验”；批判点说，几乎就是欧洲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就此而言，索马里兰追求独立的模式，或许更加接近东帝汶、而不是南苏丹，因为索马里兰不但不想改变殖民者留下的国界，反而还希望恢复英国统治时留下的界线。

然而话说回来，今日国际间为何少有国家愿意承认索马里兰呢？个中原因，其实仍和本世纪初肆掠亚丁湾海域的海盗脱不了关系。

由于索马里本身的统治根基并不稳固，也没有能力挑战索马里兰的实然独立地位，一旦国际社会承认索马里兰独立，索马里自身的政权法理性便会大大减弱，因而可能导致已经四分五裂的索马里内战再起，从而对周边地区的稳定造成威胁、甚至导致海盗问题再现——这显然是其他大国不愿看到的结果。

换言之，在海盗问题好不容易于 2013 年平息、但索马里内部仍有地方割据之时，先悬置索马里兰主权问题，一边保持多方接触、一边静待局势趋稳，才是其他大国的优先选项。

此外，有些大国之所以不愿意承认索马里兰，也和自己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有关（比如西班牙有加泰隆尼亚、巴斯克等地区的独立运动）；有些国家，则是因为没有看到承认主权可以立即带来的实际利益。由此，索马里兰和台湾为这些西方大国带来的尴尬是一致的：它们一方面举着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一方面却不愿承认“相对民主稳健”的索马里兰和台湾，总难免落人口实，遭讥讽“说一套、做一套”。

非洲之角：再度成为区域强权的角力舞台

近年来，国际间和索马里兰互动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而它们近期与索马里兰的互动，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位于亚丁湾的海港——柏培拉（Berbera）港。

如前所述，阿联酋的“迪拜环球港务集团”，曾在 2016 年与索马里兰政府签约，取得了柏培拉港的营运权。想当然耳，索马里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并指控阿联酋的商业行为侵害了索马里的主权。然而阿联酋不但没有停止行动，甚至还持续加码，在 2017 年宣布将在索马里兰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不过这些军事计划后来遭到中止）。

与此同时，身为内陆国、海路运输必须取道吉布提的埃塞俄比亚，也看到了柏培拉港的价值，于是在 2018 年与“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和索马里兰政府签约，拿下了柏培拉港 19% 的股权，并答应挹注资金，帮助柏培拉港发展基础设施；而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是期待柏培拉港扩建之后，可以减轻自己在海运上对吉布提的依赖。可以想见，柏培拉港的崛起，看在已经拥有区域大港、历史上又曾和索马里兰部族结下不少梁子的吉布提眼里，显然不会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哈达尔对端传媒表示，柏培拉港计划也曾在索马里兰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将索马里兰最大的港口租给外国公司并不妥当；有些人则觉得和阿联酋合作，不只可以帮助港口的基础建设，也能帮助整个国家发展经济。“不过整体而言，大部分学者和社会舆论都是赞成这个政策的。从今年的进度来看，当初签订的柏培拉港发展计划已经完成了大约 30%。”

事实上，传统上和伊斯兰世界交流密切的非洲之角，也很难自外于当代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框架——从 2017 年持续至今的“卡达外交危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17 年 6 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等海湾国家，以卡达资助恐怖分子、和伊朗过从甚密为由，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和卡达断交；包括埃及、也门在内的其他伊斯兰国家，也迅速跟进。据传危机爆发之后，沙特阿拉伯曾对索马里提供了一笔金额高达 8000 万美元的资金，以此换取索马里对卡达断交，然而索马里亚却一口回绝，并持续和卡达维持互动，据传即是为了报复阿联酋与索马里兰政府签署柏培拉港的发展合约。

除此之外，中国、日本、美国都在吉布提拥有军事设施，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将吉布提视为重要的区域枢纽——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国和周边地区，也早在当代的全球体系之中，成为外国军事设施密度最高、角力暗潮最为汹涌的新前线。

至于正在积极扩张国力、企图重返霸权地位的俄罗斯，近来也传出有意承认索马里兰、以换取在索马里兰设立海军基地——事实上，俄罗斯一直以来，也的确都把“拉拢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当作外交工具，举凡叙利亚境内的罗贾瓦（Rojava），以及西撒哈拉的撒拉威共和国，都是近期的著名案例。

简言之，非洲之角上的各种主权争议，不只为美、俄、中、中东等区域强权制造了撬动地缘政治版图的杠杆，也同时为非洲之角的各国，提供了在强权之间操作斡旋的空间、以及争取谈判筹码和发展援助的论述根据。

因为殖民者而演变成数个国家、坐拥重要战略位置的非洲之角，曾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冷战期间成为强权竞逐的对象，今日又在中国崛起、新冷战框架隐隐成形的时间点，再次被推上了地缘政治的前线，成为国际角力的阵地；台湾选在此时与索马里兰发展关系，在战略上的意义的确不容小觑。

互设办事处，对台索双方而言有哪些意义？

如果将目光放回台湾，那么台湾与索马里兰的外交发展，其实也反映出了台湾近年在非洲外交上的力有未逮：目前台湾在非洲仅有四个使馆／代表处，分别位于西非的奈及利亚，以及南非和史瓦帝尼，而面积广大的北非、东非地区却完全没有设馆，只由其他代表处“兼辖”。

然而台湾在非洲的弱势，其实倒也情有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便一直把非洲视作自己在第三世界的盟友，将非洲称作“非洲兄弟”；冷战期间，中国和非洲也因为“不结盟运动”而走在了一起。中国近年崛起之后，更是仰靠资本、技术和自发的海外移民／华商，一跃成为非洲最重要的外援、外资来源之一，甚至让非洲遭人讥为“中国的第二个大陆”——台湾会在非洲被中国“压着打”，几乎是毫不令人意外的事情。

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独漏非洲的严重性，总统蔡英文于 2018 年 4 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帝尼之后，便要求相关部会尽速提出一套“非洲计划”，增加在非洲地区的互动与经营；外交部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也不讳言，此次台湾与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的确显示台湾朝野对非洲的重视及企图心。

事实上，不论从实务面、或是就论述面来看，台索互设代表处，对彼此而言都称得上是利多。

就地理位置而言，索马里兰位于北非、东非、阿拉伯半岛的交界处，首都又有直飞迪拜和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Addis Ababa）的航线，只需转机一次，便能抵达周边地区的重要节点，作为台湾在东非、北非地区的经营枢纽，虽称不上理想，但至少仍有地利之便。

就价值理念而言，索马里兰也是非洲少见运作稳健的民主国家，和台湾的理念接近，双方也都把“民主制度”视为主权正当性的来源之一，以此争取国际空间。

不过，对于近年来致力于追求性别平等、甚至成为亚洲首个通过同志婚姻法的台湾来说，索马里兰这个新朋友，亦有另一个议题：由于索马里兰将伊斯兰信仰定为国教、实行伊斯兰教法（Shari’a），同时又存在“女性割礼”的习俗，以西方的标准而言，其在性别平等、宗教自由等人权议题上的纪录其实不算光彩。

台索之间的外交进展，当然也不只对台湾有利而已：索马里兰至今未曾和东亚地区发展实质关系；在台湾设立代表处，也可以作为索方接触东亚地区的滩头堡。此外，台湾拥有自己的网域名称、国际汇款银行代码（Swift Code），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里面也有自己的国家代码，对于正在积极推动这些事务的索马里兰来说，也具有示范性的指标作用。

台湾外交部分析，索马里兰经济近年处于快速成长的状态。很多住在海外的索马里兰人，看到了发展机会都纷纷回国，最常见的投资项目就是旅馆、餐厅或咖啡厅，四处也都弥漫着建设国家的乐观心态，经济前景值得期待。

哈达尔接受端传媒专访时也不断强调，索马里兰拥有丰沛的稀有矿物，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也正在探勘中，对于拥有资金、技术的台湾而言，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不过有些索马里兰网民也质疑：索马里兰和索马里的领导人才刚在六月份进行里程碑式的会谈；一旦索马里兰和台湾走得太近，中国是否会对索马里施压，阻止两索之间进一步进行协商呢？

针对这个疑虑，哈达尔并不否认，并指出“的确有些学者担心我们成为大国角力的棋子，或者担心大国阻挠我们和索马里进行和平谈话，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如何让索马里兰的主权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依然是除了经济议题之外最重要的课题。”

“如果只看经济议题的话，我们当然知道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和援助，但毕竟中国有台湾问题，因此绝不可能承认我们，也只能和索马里站在一起，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索马里兰境内至今都没有太多中国公司，中国移民、商人也很少见——放在今日到处都是中国人的非洲来看，索马里兰显然十分特殊，也的确是台湾可以趁虚而入、进入非洲的一个『缺口』。”

先是索马里兰、后是关岛：“印太战略”正在开花结果？

外交部恢复关岛办事处或许和印太战略有些关系，但是否可以解读为“加强台美军事合作”仍有待商榷，因为台美进行军事交流的场域，主要还是在华府和檀香山——前者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后者则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总部所在地。

不过，台湾与索马里兰之间的接触，也不是这一两年才突然发生的——从 2009 年开始，台湾便已开始对索马里兰学生提供奖学金、鼓励赴台就读；2012 年间，台湾也曾因为渔船在该地区遭海盗狭持，而寻求索马里兰的相关人士协助斡旋。

由此，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是：双方为何选在这个时间点互设办事处？尤其就在索马里兰传出捷报的两天过后，外交部又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将恢复在关岛设立办事处；这种短短几天之内的连续出击，以台湾近年的外交颓势来看其实颇不寻常。

更重要的是，索马里兰是印度洋西侧的门户，而关岛则是美国在太平洋岛链上最重要的前线基地——台湾接连在这两个地方设点，也难免令人联想，是否和蔡政府以及美国近期双双标举的“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有关。这种联想当然不无道理，而外交部在恢复关岛办事处的新闻稿中，也的确提及了“印太战略”。

然而当端传媒向外交部询问“恢复关岛办事处是否和军事考量有关”时，发言人欧江安却回应，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增进经贸往来、巩固太平洋地区友邦、与美国合作海洋科学研究、促进医疗合作，以及服务前往关岛的台籍观光客”；欧江安公开明确指出，军事合作并不在设馆的考量之中。

现任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则认为，外交部恢复关岛办事处或许和印太战略有些关系，但是否可以解读为“加强台美军事合作”仍有待商榷，因为台美进行军事交流的场域，主要还是在华府和檀香山——前者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后者则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总部所在地。

揭仲进一步指出，虽然关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其驻军单位只是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并没有被赋予军事外交的任务；如果台湾真是因为“印太战略”的军事需求而恢复在关岛设点，最需扩编派驻的也不会是外交部，而应该是国防部的人员，但目前没有这个迹象。

长期关注台美关系的学者陈一新则认为，台湾和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一事未必是美国的“旨意”，也不一定可以看作“印太战略”的其中一环，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后续是否有在“非洲之角”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有，便表示台湾可能是美国与索马里兰接触的“前锋”或“白手套”，也和“印太战略”较有关联；如果没有，那么台索之间的“外交突破”，便可能只是蔡政府为了在外交战场上“挽回一点颜面”而已。

究竟，台湾与索马里兰互设办事处是为了扭转“非洲败局”的“面子问题”，还是有更高层次的战略目的、甚至是美国“联台抗中”的旨意呢？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这几天索马里兰的教育部长刚刚宣布，台湾将会开放更多奖学金名额，提供工程类、公卫类的学生前去台湾留学受训，而这些也都是发展中的索马里兰亟需人才的领域。我希望台湾可以增加对索马里兰的投资，双方也可以帮助彼此，携手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大的空间和能见度。无论如何，我想有件事是错不了的——那就是团结力量大！”访谈结束前，身为索马里兰菁英的哈达尔，乐观地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