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馬利蘭：不被承認是國家、扼守非洲要道的「台灣新朋友」究竟是誰？

7 月 1 日，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召開記者會，對外宣布台灣將與索馬利蘭互設代表處。乍聽之下，這個「外交突破」似乎並不怎麼振奮人心——對於多數台灣民眾而言，索馬利蘭只是另一個「沒有多少人聽過」、「連在地圖上都指不出來」的國家。

事實上，於 1991 年實質獨立的索馬利蘭，至今仍未被任何一個國家承認為「主權國家」，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處境，並沒有比「中華民國（台灣）」好多少。

此消息曝光之後，北京方面沒有太多動作，而被視為官方喉舌之一的《環球網》，則以一篇標題為〈剛剛，台當局宣布「重大外交進展」，呵呵〉的報導，用嘲諷語氣輕描淡寫了這起建交消息，其語氣透露的正是以下這樣一個訊息：兩個「不被國際承認的政權」互相建立代表處，這如果不是「抱團取暖」，那什麼才是？

然而，事實或許不像北京所宣稱的那樣「呵呵」。7 月 9 日，美國白宮的國安會罕見地於推特上，指名恭賀台灣在東非地區的經營有所斬獲，並指「在醫療、教育和技術援助等層面上，台灣都是很好的夥伴」。有些評論者認為，這則貼文也透露出了美國官方的態度：台索之間能建立關係，和美國在背後的牽線與支持脫不了關係。

但不論如何，索馬利蘭的近期動向，也在台灣重新掀起了一個論調：既然常態的外交窒礙難行，那麼何不乾脆與世界上其他「不被承認的國家」建立關係、甚至成立「聯盟」呢？

的確，從外交部的對外聲明中，我們也不難看見「索馬利蘭與台灣不被國際承認」這件事情，對彼此而言反倒成了某種「利多」，能為雙方的外交策略帶來更多彈性。

比方說，台灣此次將會以「台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為名，在索馬利蘭設立辦事處，但外界也有聲音質疑，為何不直接使用「中華民國代表處」為名？對此，外交部則回應，索方非常樂意接受「台灣代表處」這個名稱，而雙方也並非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因此才並未使用「中華民國」作為名稱。

外交部並未明說的是，由於索馬利蘭本來就沒有任何邦交國，因此也相對毋需忌憚「其他強權友邦」是否會反對「台灣代表處」的設立。再者，中國本來就不承認索馬利蘭是主權國家，因此對於台索建立關係，也就不存在出言反對的基礎──換言之，正是因為和「不被承認」的國家發展關係，台灣反倒才可以大方掛上「不被承認」的名稱，而不用擔心其他國家反彈。

對此，國民黨除了批評這是「似是而非的理由」之外，還批評蔡政府的外交路線，認為外交工作應以「維護正式邦交、拓展與重要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有意義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為主，言下之意，即是質疑和索馬利蘭發展關係的「實質效益不高」。

但話說回來，索馬利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和索馬利蘭發展關係，
真的沒有實質效益嗎？這個「國家」至今無法獲得國際承認，又是出於什麼原因呢？

從殖民者的分割，到大一統的索馬利亞，再到索馬利蘭

老實說，就族裔而言，我們和索馬利亞人、吉布地人的確很類似，都是『索馬利人』（Somali），但那是族裔的概念。就政治、國籍而言，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是索馬利蘭人，不是索馬利亞人。這個是我們非常堅持的。

全名為「索馬利蘭共和國」（Republic of Somaliand）的索馬利蘭，位於非洲大陸東緣的「非洲之角」，西北邊比鄰吉布地、西南邊有區域大國衣索比亞，北面則畔著亞丁灣，與阿拉伯半島遙遙相望。

雖然索馬利蘭至今仍未獲得國際承認，但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索馬利蘭都是一個國家：它擁有自己的貨幣、政府、軍隊，也發行自己的護照。

事實上，包括衣索比亞、吉布地和坦桑尼亞在內的數個國家，目前都已承認了索馬利蘭護照。2016 年阿聯酋的「杜拜環球港務集團」（DP World）與索馬利蘭政府簽訂柏培拉港（Berbera Port）的發展計畫之後，阿聯酋便也加入了承認索馬利蘭護照的行列；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還能找到索馬利蘭人持護照成功入境杜拜機場的影片。

更重要的是，索馬利蘭扼守著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凡是需要取道蘇彞士運河、來往於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貨輪，都無法避免經過索馬利蘭的「家門口」——外交部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也形容索馬利蘭就像「住在一條高速公路旁」一般，佔有十分關鍵的戰略位置。

光聽國名，你或許會把這裡，和另一個名字很相似的國家——索馬利亞（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正式名稱為索馬利亞聯邦）混淆在一起。這種混淆並非沒有道理，因為索馬利蘭所在的位置，在大部分的世界地圖上，的確都被劃為索馬利亞的一部分，而後者也堅稱索馬利蘭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領土。

雙方互設代表處後，台灣外交部的網站，也是在 7 月 1 號之後才建立索馬利蘭的頁面，並對索馬利亞頁面中的地圖做了修改；這些更動有多倉促，至今仍可以從其他國家頁面上來不及更改的舊地圖看出（比如衣索比亞）。

毫不令人意外地，「兩索」之間的主權爭議，依然和歐洲殖民者這個形塑近代非洲的最大力量脫不了關係。

在今日被稱作「非洲之角」的地區裡，住著幾個說著類似語言、文化相近的部族，外界一般以「索馬利人」統稱他們。若以當代的國界來看，索馬利人的分佈範圍，除了索馬利亞、索馬利蘭、吉布地之外，也包括衣索比亞的東部，以及肯亞的東北部。值得注意的是，在索馬利人的文化裡，「國界」其實是很晚近才出現的概念；他們在想像「共同體」時，一般更注重部族的血緣或姻緣關係。

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歐洲強權為了控制從地中海通往印度洋的航線，相繼在中東、北非地區挹注了不少資源——其中，英法兩國對埃及與蘇彞士運河的爭奪，便是該地區當時最重要、也最知名的角力場。在這個背景之下，位於蘇彞士運河南端、銜接印度洋海域的非洲之角，也成了歐洲人爭奪的對象。

1862 年，法國政府在今日的吉布地海岸購買土地、設置燃煤補給站，預備為蘇彞士運河完工後通過的法國船隻服務，並於 1884 年正式成立「法屬索馬利海岸」（Côte Française des Somalis）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也不甘示弱，在取得了對埃及的控制權之後，進一步與法國殖民區以南的幾個部族首領簽署協定，於 1886 年成立「英屬索馬利蘭」（British Somaliland Protectorate），將其納入英國的「保護」之下。

除了英、法之外，殖民事業起步較晚的義大利，則是在十九世紀末急起直追，陸續與其他索馬利部族的首領締約，最終在 1908 年成立「義屬索馬利亞」（Somalia Italiana）。義大利雖然進入較晚，但在東非的經營擴張最為積極；1936 年佔領衣索比亞之後，義大利便將該地區與原有的殖民地厄立垂亞（Eritrea）、索馬利亞合併，成立了「義屬東非」（Italian East Africa），面積是義大利本土的將近六倍，讓英法殖民地之外的整個非洲之角，幾乎都納入了義大利的控制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分別由法國、英國、義大利統治的幾個索馬利地區，也正式走上了截然不同、又彼此交纏的道路。首先，法屬索馬利海岸先是成為法國的「海外領地」（Territoire français d\”outre-mer），接著又在 1977 年獨立，並更名為「吉布地」。原本的英屬索馬利蘭和義屬索馬利亞，則是在 1950 年一起成為聯合國的託管地、交由義大利負責管理，後來又在 1960 年先後獨立，旋即聯合組成「索馬利亞共和國」。

然而索馬利亞共和國成立之後沒多久，巴雷（Siad Barre）將軍卻於 1969 年發動軍事政變，將國家改名為「索馬利亞民主共和國」（Somali Democratic Republic），自此開啟長達 22 年的獨裁統治。

執政期間，巴雷在當時的冷戰結構中傾向社會主義陣營，因而獲得了蘇聯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援助。不過巴雷與蘇聯的友好關係並未維持太久——由於巴雷是一名民族主義者，始終懷抱著統一「大索馬利亞」的美夢，因此於 1977 年對當時同樣和蘇聯交好的衣索比亞宣戰，試圖兼併衣索比亞境內同樣住有索馬利人的歐加登（Ogaden）地區。然而此舉卻引起蘇聯不滿，導致索馬利亞與蘇聯決裂，並轉向尋求美國支持。

巴雷的民族野望最後弄巧成拙，不只以敗戰收場，也讓自己的聲望急遽下降、大幅削弱了統治的正當性，導致他必須變得更加獨裁強硬。與此同時，原本屬於英屬索馬利蘭的北部地區，一方面苦於因為索衣戰爭而湧入的難民，一方面又因為巴雷經常獨厚南部氏族、積怨已久，因而萌生了自治的念頭，於是開始與巴雷主導的中央政府對抗。

時序進入 1980 年代之後，蘇聯垮台的態勢日漸明顯，索馬利亞在冷戰中的戰略位置也不再重要，原本想拉攏索馬利亞、共同對抗蘇聯的美國，此時也看不到繼續對巴雷提供協助的誘因。搖搖欲墜的巴雷，不但無法有效統治國內的許多部族，甚至還在 1988 年對北部的幾個大城（包括今日的索馬利蘭首都）進行無差別轟炸，導致至少五萬名索馬利蘭人喪生。

最後，巴雷被迫於 1991 年的內戰期間倉皇出逃，而過去屬於「英屬索馬利蘭」的地區，也在此時趁亂宣布獨立，成為索馬利蘭共和國。循此，今日索馬里蘭和索馬利亞的實質邊界，其實也就是一百年前「英屬索馬利蘭」和「義屬索馬利亞」的邊界。

內戰與獨立：「只能坐在桌上聽課」的索馬利蘭菁英

談及兩索之間漫長的對抗史，目前在索馬利蘭政府擔任法律顧問、並曾於 7 月 14 日參加索馬利蘭司法和人權中心（Centre for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Clinic）線上論壇、討論台索交流展望的哈達爾（Ibraahim Khadar）對端傳媒表示，他自己「就是在戰火之中出生的。」

1988 年，亦即巴雷對索馬利蘭首都哈爾格薩（Hargeisa）進行無差別轟炸的那一年，哈達爾的父母為了逃離戰火，逃難到衣索比亞的吉吉加（Jijiga），並在那裡生下了他——換句話說，哈達爾一出生就是難民，並以戰爭難民身分，渡過了他的襁褓時期。

後來索馬利蘭在 1991 年獨立，哈達爾一家人也在 1992 年回到索馬利蘭。當時的哈爾格薩百廢待舉、局勢也不太穩定，他的家境非常貧窮；由於父親識字程度不高，一開始只能在市場裡買賣維生，並在 1994 年索馬利蘭政府成立軍隊之後，報名入伍、成為一名軍人。

然而索馬利蘭獨立之後又爆發了兩次氏族間的內戰，雖然規模不大、時間也不長，但哈達爾的父母為了孩子的安全，還是在 1995 年將他送回衣索比亞，直到1996 年才又再次回到索馬利蘭，他也才終於有機會可以上學。

「我的印象很深刻，剛入學時學校裡沒有椅子，所以學生們只能坐在桌子上聽課。不過這種情況，過沒多久就在聯合國的捐助之下有所改善；等到我在 2004 年初中畢業時，學校設施和其他民生基礎設施已經好了很多。」

哈達爾 2008 年從高中畢業，便進入哈爾格薩大學的法律系就讀。由於他的叔叔是索馬利蘭獨立後的第一間報社《共和國報》（Jamhuuriya）的負責人，同時也是和平團結發展黨（Kulmiye Party）的秘書長，於是便安排他進到報社，一邊唸書、一邊實習；兩年之後，哈達爾成功晉升為一個報導團隊的負責人和編輯。

從 2012 年開始，哈達爾陸續和來自美國、英國的機構合作，除了顯示出索馬利蘭和如何與殖民母國「再續前緣」之外，也側面反映了各個西方強權和這個「他們不承認的國家」互通款曲的低調軌跡。比方說，他曾和美國的「正義與究責中心」（The Center for Justice and Accountability）合作，協助美國律師和專家在索馬利蘭的亂葬崗對內戰受害者進行 DNA 調查，也在他們與索馬利蘭家庭溝通時提供翻譯。

又比方說，在政府工作期間，哈達爾認為索馬利蘭政府需要專責的「公關部門」，於是便向英國外交部提案，最後於 2016 年申請到英國經費，在法務部底下成立了「聯絡與公共關係司」（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Public Relations）。

此外，哈達爾也曾獲得一筆英國的獎學金：當時英國政府派遣了學者過來授課，並分別在索馬利蘭、吉布地、索馬利亞三地，各招募了十名學員前來受訓，課程內容則包括社會改善計畫、循證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等主題。然而儘管英國將這三個地方的索馬利人聚集在一起上課，卻仍未能夠改變哈達爾的國族認同。

「老實說，就族裔而言，我們和索馬利亞人、吉布地人的確很類似，都是『索馬利人』（Somali），但那是族裔的概念。就政治、國籍而言，我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們是索馬利蘭人，不是索馬利亞人。這個是我們非常堅持的。」

索馬利蘭民主：「傳統氏族政治」與「現代民主制度」混合體

持平而論，身為索馬利蘭人的哈達爾，的確有不少理由可以感到驕傲。當年索馬利蘭獨立之後，儘管未能獲得國際承認，卻逐漸步上軌道，成功發展出「半部族、半民主」的政治制度，將傳統的氏族政治，相容進了現代民主國家的制度框架之中，體制運作十分穩健。

索馬利蘭人都仍非常自豪他們在沒有外援、沒有聯合國居中協調的情況之下，自行協商出這些制度，不但有效減緩了常見於非洲國家的氏族政治，也沒有讓索馬利蘭成為伊斯蘭武裝團體的溫床。

這種索馬利蘭式的民主制度，除了透過氏族間的「通婚」來增進互信、鼓勵民兵上繳武器、將民兵收編進國家的軍警體系等措施，來避免氏族政治危害社會穩定之外，也將傳統的「氏族長老會議」制度化為類似於「上議院」（Guurti）的機構，與經由選舉產生的「下議院」共同決定公共事務。

除此之外，索馬利蘭也實行所謂的「三政黨制」，規定只有在政黨選舉之中獲得前三高票、而且在每個選區都獲得 20 % 以上選票的政黨，才能繼續參與政治活動，其餘皆必須解散，同時也不允許政治人物以無黨籍身份參選、不允許以氏族為核心成立政黨。

直到今日，索馬利蘭人都仍非常自豪他們在沒有外援、沒有聯合國居中協調的情況之下，自行協商出這些制度，不但有效減緩了常見於非洲國家的氏族政治，也沒有讓索馬利蘭成為伊斯蘭武裝團體的溫床。

相較之下，一旁的索馬利亞雖然獲得國際承認、接受聯合國的援助，卻依然深陷內戰戰火，飽受氏族政權劃地割據之苦；無以維生的人民，也被迫以海盜為業，從而為國際社會和航運業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也讓索馬利亞至今仍難以擺脫「海盜之國」的惡名。

更糟的是，由於索馬利亞氏族間的內鬥十分嚴重，因此反而造成許多伊斯蘭組織崛起，希望將各個氏族統一在宗教的旗幟之下。其中，勢力最龐大的伊斯蘭組織，便是「伊斯蘭法庭聯盟」（Islamic Courts Union），以及和蓋達組織關係密切的武裝團體「索馬利青年黨」（Al-shabaab）；後者直到今日都相當活躍，最近一次行動，便是在 2019 年底於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修（Mogadishu）發動的炸彈攻擊事件。

這些種種動盪，都讓索馬利亞和局勢穩定的索馬利蘭顯得非常不同。

此外，今日的索馬利蘭和索馬利亞之間的差異，有一部分也和英、義不同的殖民模式，以及過去分別受英、義訓練的官僚體系有關：義大利對索馬利亞的控制較為直接、同時也引進了不少義大利人在索馬利亞居住；英國的統治方式則較為間接，而索馬利蘭境內也沒有太多英國移民——有些學者認為，這就是索馬利蘭之所以能在 1991 年獨立之後，僅憑己力就協商出一套民主機制的重要因素。

循此，位於非洲之角上的幾個索馬利人的國家，其實和南美洲的五個圭亞那便有些類似：它們同樣原本都是內部具有相似文化特徵的地理區，卻在遭到殖民者瓜分、經過多年分治之後，逐漸走上了不同道路、發展出自己的文化認同和政治制度——寬容點看，可以說是歐洲人無心插柳而成的「社會實驗」；批判點說，幾乎就是歐洲殖民者遺留下來的後遺症。

就此而言，索馬利蘭追求獨立的模式，或許更加接近東帝汶、而不是南蘇丹，因為索馬利蘭不但不想改變殖民者留下的國界，反而還希望恢復英國統治時留下的界線。

然而話說回來，今日國際間為何少有國家願意承認索馬利蘭呢？箇中原因，其實仍和本世紀初肆掠亞丁灣海域的海盜脫不了關係。

由於索馬利亞本身的統治根基並不穩固，也沒有能力挑戰索馬利蘭的實然獨立地位，一旦國際社會承認索馬利蘭獨立，索馬利亞自身的政權法理性便會大大減弱，因而可能導致已經四分五裂的索馬利亞內戰再起，從而對周邊地區的穩定造成威脅、甚至導致海盜問題再現——這顯然是其他大國不願看到的結果。

換言之，在海盜問題好不容易於 2013 年平息、但索馬利亞內部仍有地方割據之時，先懸置索馬利蘭主權問題，一邊保持多方接觸、一邊靜待局勢趨穩，才是其他大國的優先選項。

此外，有些大國之所以不願意承認索馬利蘭，也和自己境內的分離主義運動有關（比如西班牙有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等地區的獨立運動）；有些國家，則是因為沒有看到承認主權可以立即帶來的實際利益。由此，索馬利蘭和台灣為這些西方大國帶來的尷尬是一致的：它們一方面舉著人權、民主和自由的旗幟，一方面卻不願承認「相對民主穩健」的索馬利蘭和台灣，總難免落人口實，遭譏諷「說一套、做一套」。

非洲之角：再度成為區域強權的角力舞台

近年來，國際間和索馬利蘭互動最多的國家，分別是衣索比亞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而它們近期與索馬利蘭的互動，基本上都圍繞著一個位於亞丁灣的海港——柏培拉（Berbera）港。

如前所述，阿聯酋的「杜拜環球港務集團」，曾在 2016 年與索馬利蘭政府簽約，取得了柏培拉港的營運權。想當然耳，索馬利亞對此表達了強烈不滿，並指控阿聯酋的商業行為侵害了索馬利亞的主權。然而阿聯酋不但沒有停止行動，甚至還持續加碼，在 2017 年宣布將在索馬利蘭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不過這些軍事計畫後來遭到中止）。

與此同時，身為內陸國、海路運輸必須取道吉布地的衣索比亞，也看到了柏培拉港的價值，於是在 2018 年與「杜拜環球港務集團」和索馬利蘭政府簽約，拿下了柏培拉港 19% 的股權，並答應挹注資金，幫助柏培拉港發展基礎設施；而衣索比亞之所以這麼做，自然是期待柏培拉港擴建之後，可以減輕自己在海運上對吉布地的依賴。可以想見，柏培拉港的崛起，看在已經擁有區域大港、歷史上又曾和索馬里蘭部族結下不少樑子的吉布地眼裡，顯然不會是值得高興的事情。

哈達爾對端傳媒表示，柏培拉港計畫也曾在索馬利蘭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些人認為，將索馬里蘭最大的港口租給外國公司並不妥當；有些人則覺得和阿聯酋合作，不只可以幫助港口的基礎建設，也能幫助整個國家發展經濟。「不過整體而言，大部分學者和社會輿論都是贊成這個政策的。從今年的進度來看，當初簽訂的柏培拉港發展計劃已經完成了大約 30%。」

事實上，傳統上和伊斯蘭世界交流密切的非洲之角，也很難自外於當代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框架——從 2017 年持續至今的「卡達外交危機事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017 年 6 月，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等海灣國家，以卡達資助恐怖分子、和伊朗過從甚密為由，幾乎在同一時間宣布和卡達斷交；包括埃及、葉門在內的其他伊斯蘭國家，也迅速跟進。據傳危機爆發之後，沙烏地阿拉伯曾對索馬利亞提供了一筆金額高達 8000 萬美元的資金，以此換取索馬利亞對卡達斷交，然而索馬里亞卻一口回絕，並持續和卡達維持互動，據傳即是為了報復阿聯酋與索馬利蘭政府簽署柏培拉港的發展合約。

除此之外，中國、日本、美國都在吉布地擁有軍事設施，而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也將吉布地視為重要的區域樞紐——這個彈丸之地的小國和周邊地區，也早在當代的全球體系之中，成為外國軍事設施密度最高、角力暗潮最為洶湧的新前線。

至於正在積極擴張國力、企圖重返霸權地位的俄羅斯，近來也傳出有意承認索馬利蘭、以換取在索馬利蘭設立海軍基地——事實上，俄羅斯一直以來，也的確都把「拉攏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國家」當作外交工具，舉凡敘利亞境內的羅賈瓦（Rojava），以及西撒哈拉的撒拉威共和國，都是近期的著名案例。

簡言之，非洲之角上的各種主權爭議，不只為美、俄、中、中東等區域強權製造了撬動地緣政治版圖的槓桿，也同時為非洲之角的各國，提供了在強權之間操作斡旋的空間、以及爭取談判籌碼和發展援助的論述根據。

因為殖民者而演變成數個國家、坐擁重要戰略位置的非洲之角，曾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以及冷戰期間成為強權競逐的對象，今日又在中國崛起、新冷戰框架隱隱成形的時間點，再次被推上了地緣政治的前線，成為國際角力的陣地；台灣選在此時與索馬利蘭發展關係，在戰略上的意義的確不容小覷。

互設辦事處，對台索雙方而言有哪些意義？

如果將目光放回台灣，那麼台灣與索馬利蘭的外交發展，其實也反映出了台灣近年在非洲外交上的力有未逮：目前台灣在非洲僅有四個使館／代表處，分別位於西非的奈及利亞，以及南非和史瓦帝尼，而面積廣大的北非、東非地區卻完全沒有設館，只由其他代表處「兼轄」。

然而台灣在非洲的弱勢，其實倒也情有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便一直把非洲視作自己在第三世界的盟友，將非洲稱作「非洲兄弟」；冷戰期間，中國和非洲也因為「不結盟運動」而走在了一起。中國近年崛起之後，更是仰靠資本、技術和自發的海外移民／華商，一躍成為非洲最重要的外援、外資來源之一，甚至讓非洲遭人譏為「中國的第二個大陸」——台灣會在非洲被中國「壓著打」，幾乎是毫不令人意外的事情。

不過或許正是因為意識到了獨漏非洲的嚴重性，總統蔡英文於 2018 年 4 月出訪非洲友邦史瓦帝尼之後，便要求相關部會儘速提出一套「非洲計畫」，增加在非洲地區的互動與經營；外交部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也不諱言，此次台灣與索馬利蘭互設代表處，的確顯示台灣朝野對非洲的重視及企圖心。

事實上，不論從實務面、或是就論述面來看，台索互設代表處，對彼此而言都稱得上是利多。

就地理位置而言，索馬利蘭位於北非、東非、阿拉伯半島的交界處，首都又有直飛杜拜和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航線，只需轉機一次，便能抵達周邊地區的重要節點，作為台灣在東非、北非地區的經營樞紐，雖稱不上理想，但至少仍有地利之便。

就價值理念而言，索馬利蘭也是非洲少見運作穩健的民主國家，和台灣的理念接近，雙方也都把「民主制度」視為主權正當性的來源之一，以此爭取國際空間。

不過，對於近年來致力於追求性別平等、甚至成為亞洲首個通過同志婚姻法的台灣來說，索馬利蘭這個新朋友，亦有另一個議題：由於索馬利蘭將伊斯蘭信仰定為國教、實行伊斯蘭教法（Shari’a），同時又存在「女性割禮」的習俗，以西方的標準而言，其在性別平等、宗教自由等人權議題上的紀錄其實不算光彩。

台索之間的外交進展，當然也不只對台灣有利而已：索馬利蘭至今未曾和東亞地區發展實質關係；在台灣設立代表處，也可以作為索方接觸東亞地區的灘頭堡。此外，台灣擁有自己的網域名稱、國際匯款銀行代碼（Swift Code），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裡面也有自己的國家代碼，對於正在積極推動這些事務的索馬利蘭來說，也具有示範性的指標作用。

台灣外交部分析，索馬利蘭經濟近年處於快速成長的狀態。很多住在海外的索馬利蘭人，看到了發展機會都紛紛回國，最常見的投資項目就是旅館、餐廳或咖啡廳，四處也都瀰漫著建設國家的樂觀心態，經濟前景值得期待。

哈達爾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也不斷強調，索馬利蘭擁有豐沛的稀有礦物，石油、天然氣的蘊藏量也正在探勘中，對於擁有資金、技術的台灣而言，是很好的合作夥伴。

不過有些索馬利蘭網民也質疑：索馬利蘭和索馬利亞的領導人才剛在六月份進行里程碑式的會談；一旦索馬利蘭和台灣走得太近，中國是否會對索馬利亞施壓，阻止兩索之間進一步進行協商呢？

針對這個疑慮，哈達爾並不否認，並指出「的確有些學者擔心我們成為大國角力的棋子，或者擔心大國阻撓我們和索馬利亞進行和平談話，但對於大多數民眾而言，如何讓索馬利蘭的主權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依然是除了經濟議題之外最重要的課題。」

「如果只看經濟議題的話，我們當然知道中國可以提供大量的資金和援助，但畢竟中國有台灣問題，因此絕不可能承認我們，也只能和索馬利亞站在一起，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事實。或許正是這個原因，索馬利蘭境內至今都沒有太多中國公司，中國移民、商人也很少見——放在今日到處都是中國人的非洲來看，索馬利蘭顯然十分特殊，也的確是台灣可以趁虛而入、進入非洲的一個『缺口』。」

先是索馬利蘭、後是關島：「印太戰略」正在開花結果？

外交部恢復關島辦事處或許和印太戰略有些關係，但是否可以解讀為「加強台美軍事合作」仍有待商榷，因為台美進行軍事交流的場域，主要還是在華府和檀香山——前者是美國國防部所在地，後者則是美軍印太司令部的總部所在地。

不過，台灣與索馬利蘭之間的接觸，也不是這一兩年才突然發生的——從 2009 年開始，台灣便已開始對索馬利蘭學生提供獎學金、鼓勵赴台就讀；2012 年間，台灣也曾因為漁船在該地區遭海盜狹持，而尋求索馬利蘭的相關人士協助斡旋。

由此，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便是：雙方為何選在這個時間點互設辦事處？尤其就在索馬利蘭傳出捷報的兩天過後，外交部又召開了記者會，宣布將恢復在關島設立辦事處；這種短短幾天之內的連續出擊，以台灣近年的外交頹勢來看其實頗不尋常。

更重要的是，索馬利蘭是印度洋西側的門戶，而關島則是美國在太平洋島鏈上最重要的前線基地——台灣接連在這兩個地方設點，也難免令人聯想，是否和蔡政府以及美國近期雙雙標舉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有關。這種聯想當然不無道理，而外交部在恢復關島辦事處的新聞稿中，也的確提及了「印太戰略」。

然而當端傳媒向外交部詢問「恢復關島辦事處是否和軍事考量有關」時，發言人歐江安卻回應，這個決定主要是為了「增進經貿往來、鞏固太平洋地區友邦、與美國合作海洋科學研究、促進醫療合作，以及服務前往關島的台籍觀光客」；歐江安公開明確指出，軍事合作並不在設館的考量之中。

現任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的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則認為，外交部恢復關島辦事處或許和印太戰略有些關係，但是否可以解讀為「加強台美軍事合作」仍有待商榷，因為台美進行軍事交流的場域，主要還是在華府和檀香山——前者是美國國防部所在地，後者則是美軍印太司令部的總部所在地。

揭仲進一步指出，雖然關島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但其駐軍單位只是執行司令部的命令，並沒有被賦予軍事外交的任務；如果台灣真是因為「印太戰略」的軍事需求而恢復在關島設點，最需擴編派駐的也不會是外交部，而應該是國防部的人員，但目前沒有這個跡象。

長期關注台美關係的學者陳一新則認為，台灣和索馬利蘭互設代表處一事未必是美國的「旨意」，也不一定可以看作「印太戰略」的其中一環，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美國後續是否有在「非洲之角」採取進一步行動——如果有，便表示台灣可能是美國與索馬利蘭接觸的「前鋒」或「白手套」，也和「印太戰略」較有關聯；如果沒有，那麼台索之間的「外交突破」，便可能只是蔡政府為了在外交戰場上「挽回一點顏面」而已。

究竟，台灣與索馬利蘭互設辦事處是為了扭轉「非洲敗局」的「面子問題」，還是有更高層次的戰略目的、甚至是美國「聯台抗中」的旨意呢？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過這幾天索馬利蘭的教育部長剛剛宣布，台灣將會開放更多獎學金名額，提供工程類、公衛類的學生前去台灣留學受訓，而這些也都是發展中的索馬利蘭亟需人才的領域。我希望台灣可以增加對索馬利蘭的投資，雙方也可以幫助彼此，攜手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更大的空間和能見度。無論如何，我想有件事是錯不了的——那就是團結力量大！」訪談結束前，身為索馬利蘭菁英的哈達爾，樂觀地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