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有心：从“吴朋奉是外省人却爱台语”标题，谈谈“台湾话”是什么？

台湾知名演员吴朋奉在今年5月25日突然猝逝，引起许多人的震惊与惋惜，很多人纷纷在脸书转贴吴朋奉相关的新闻。其中几篇引起台湾读者广为转传的报导，就是关于吴朋奉身为“外省人”却会讲流利的台语，并以推动台语文化为己任。

仔细探究报导与阅读的思路，吴朋奉既是外省第二代，家庭背景又是跟政府、国民党有关系，他“不会讲台语”好像是比较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他却台语流利，似乎的确是不太寻常、值得好奇探究一番的事情？

谈到这个，必须先厘清台湾谈“外省人”所指为何。在台湾当代的用法里，指涉得非常具体，指的是1945年到1950 年代中期因为逃避国共内战战火、或是跟随国民党部队迁徙到台湾的中国各省军民。如果一个“外省居民”是在1945年之前便因为通商、偷渡等方式来到台湾，不会算在今日所称的“外省人”之内。

由于战乱期间各种统计资料紊乱、有些人同时登记为军籍与一般民籍、加上有人到了台湾之后因为包括白色恐怖清算等各种原因死亡，所以确切数字难以得知，只能根据资料估算出约有一百多万“外省人”到了台湾。如此大量的人口进入台湾，居住自然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以及宋美龄所创立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在全台各地或是兴建、或是提供土地让人自建、亦或使用日本政府遗留下的宿舍，成立了八百多个称为“眷村”的村落。而另外没有分配到眷村居所的外省移民，也自行搭建了聚落居住。

这些眷村里居民，来自大江南北，各地有各地的母语，住在一起，华语，或称“国语”，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共通语言。因为总是讲着一般台湾人听不懂的家乡话，或是华语，在台湾很多人印象中，似乎“外省人”跟“不会讲台语”可以画上等号。所以到了2020年的今天，媒体上标“吴朋奉是外省人却爱台语”才能因为“冲突感”而吸引读者好奇心。

吴朋奉的父亲确实是当年随着国民党来台的那一百多万个“外省人”之一，他的叔叔更是“人二室”的主任。所谓“人二室”是“人事室第二办公室”的简称，在政府机关、学校、公营机构、部分民营机构里面都有，负责各机构成员的“忠诚考核”，也就是思想监控的工作。在白色恐怖时代，是一个令很多人闻之颤栗的机关。

但，事实上，吴朋奉的父亲的家乡其实是福建漳州的诏安县，是一个讲闽南语人口为多、也有一些客语地区的县。像他这样的一个“外省人”，是有相当大机会说起闽南语来，是听不出与“本省人”有何太大差异的。

究竟什么是“台语”或“台湾话”？有人主张，所有台湾人讲的母语，尤其是1945年以前已经存在的，都应该称为“台语”。不过，在一般台湾民众普遍的认知中，“台语”仅指跟随着闽粤移民来台的“闽南语”。

尽管台湾闽南语不是台湾唯一的本土语言，但因为闽南移民占台湾汉人人口的多数，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历史上也常是跨族群沟通语言，所以被外界称为“台湾话”。例如1874年李鸿章在谈到曾任美国驻厦门总领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就写他“本美国人，曾任福建领事，会说台湾话”。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也将这语言称为“台湾语”。此后，“台湾话”、“台语”慢慢成为台湾人对于这语言的通称。

根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不分军、民籍主要的移民原乡包括有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山东、上海、河南、湖南、江西、四川这些省份。引用1956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是因为前一年1955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美国第七舰队掩护下，将浙江外海以大陈岛为主，但也包括渔山列岛、南麂列岛等岛屿共二万八千多名军民撤退至台湾，史称“大陈岛撤退”。大陈岛撤退是二次大战之后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外省军民迁徙，在那之后，台湾的外省人人口组成大致就定下来了。

“外省人”也可能“母语是闽南语”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迁徙而来的群体与本地群体之间的理解，过程是缓慢而时时刻刻在变动的。在台北土生土长的简玲媛，就长期有“外省人应该不太会讲台语”的印象。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在台北市成长的简玲媛说，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最早接触到“外省人”就是在学校里，包括外省老师及外省同学，印象所及，她没有听过这些“外省人”讲过台语。

“因为伫学校内底袂使讲台语，阮拢讲国语，我毋捌听过同学讲台语，所以我尾仔听着外省人讲台语，拢感觉足厉害也，因为足少矣”（因为学校里面不能讲台语，我们都讲国语，我没听过外省同学讲台语，所以我后来听到外省人讲台语，都觉得很厉害，因为很少）她说。

在她的认知里，“外省人”因为母语不是台语，加上台湾推行“国语政策”，强制所有人都要学习华语，禁止在学校里讲台语，所以对她来说，外省人不会讲台语是天经地义，一来没有那个必要，二来没有那个学习的环境与机会。

但，许多“外省子弟”对此便抱持不同意见。“外省人台语流利很正常啊！我们都生根几代了，本省人们不要刻板印象好吗？”身为外省第三代、台语也相当流利的魏嘉瑀，听到笔者的提问，笑着抗议。

魏嘉瑀说，她的祖父来自沈阳，约莫1949、1950年左右来到台湾，住在屏东市的一个眷村里，与以台语为母语的妻子（魏嘉瑀的祖母）结婚之后，也从妻子那里学了台语，虽然还是不太会讲，但是都听得懂。

她的父亲，虽然从小生长在眷村里，但是母亲的母语就是台语，加上外面的朋友及学校的同学都是台语使用者，自然台语流利，听、说都不成问题。至于魏嘉瑀本人，因为从小爸妈在家里都是用台语沟通、外婆也讲台语、同学们也都讲台语，她从小就是浑然天成能自由使用台语及华语两种语言无碍。

对于魏嘉瑀来说，“外省人不会讲台语”这种刻板印象离她的生活经验太远，是种匪夷所思的概念。

出身苗栗的山东移民第三代王君峄，则是从小就习惯身为山东移民第二代的爸爸在台、客、华三种语言间变换无碍。

“我爷爷是在1950年左右从山东经过香港来到苗栗，他住的地方连着几间房子都是住外省爷爷，也都是山东人”王君峄回想着。

从山东跟着军队一路南逃，王君峄的祖父辗转落脚在苗栗之后，也成家立业，娶了当地客家女子为妻。

“我奶奶是客家人，所以我爸是从小就是跟妈妈会讲客家话、跟爸爸讲国语。后来他长大以后到外地工作了一阵子，也学会讲台语”王君峄说。

她说，父亲是到彰化担任汽车销售员，因此，为了能顺利跟客人沟通，在那样的环境下，也自然而然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台语。而王君峄的母亲则是来自彰化的台语家庭，因此，王君峄自小就会讲台语，也听得懂客语。

王君峄的名字里的“峄”字，来自爷爷的家乡山东峄县；因为从小家里的饮食习惯，她还是喜欢吃馒头更胜于米饭。但除了这些点滴的痕迹，在她与笔者的对谈中，快速地转换着华语与台语，实在很难把她跟“山东第三代”这个标签联想在一起。

由于当年的那场大逃难中，许多人来到台湾都还是年轻小伙子，或是仓促之间来不及带着自己的妻儿，所以很多外省第一代移民都跟台湾本地女子成亲，这样说来，外省第二代会讲母亲的语言似乎也不足为奇。但是，也是外省第三代的 Elaine，祖父母、父母都不是所谓“本省人”，也就是在1945年以前已经在台湾居住、通常是福建、广东两省移民后代的族群，但台语却依然是她的家族里重要的语言。

Elaine 的祖父来自陕西、祖母来自河南，两地都是离台湾千里之遥的地方，两地的语言，也跟台湾本地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千里之遥。身为军人的他们，来到台湾之后，辗转住了几个眷村直到退伍。到这里为止，听起来好像这对夫妇不会讲台语也是正常的事情，其实不然。

“我爷爷奶奶虽然住在眷村，但都是医师，退伍之后有自己的诊所，很多病人都是本省人，再加上奶奶那时候帮人做事补贴家用，跟本省人联系比较紧密，所以很快就会讲台语了”Elaine说。“我爸爸那一辈是读书的时候都跟本省小孩玩，所以台语也是很熟练。”

不过，Elaine也指出，确实可能有外省人是不会台语的，例如一些高阶军官或士官员，很多都携家带眷来台湾，把在家乡原本的社交圈搬来台湾，“他们不需要跟本省人来往，应该也就不会学台语了。”

一群人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为了生活，学会当地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娱乐、艺文圈里，台语流利的“外省人”也不少：主持人于美人、作家苦苓、艺人卜学亮、郭子干、邰智源、林在培、李李仁、梁修身、张晨光、白云，甚至是歌仔戏名演员孙翠凤、狄莺……等等，许多在民众印象中，不会跟“外省”扯上关系的，其实都是“外省人”或“外省人”后裔。

事实上，除了外省族群因为婚配、交友、工作等缘故学会讲台湾本地语言之外，在国民党来台之初，当时的总统蒋中正，也曾短暂在1950年代鼓励过来台外省人士学习台语，并指示国防部总政治部编了一本《注音台语会话》作为教材。

只不过，随着“国语推行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鼓励外省族群学台语的运动也无疾而终。而这个“国语运动”，不但造成了台湾本土语言的浩劫，也可能是造成“外省人不会讲台语”这样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

国语运动：语言统一，新世代学习母语动力降低

1951年，台湾省教育厅颁布命令，要求台湾各级学校都必须以国语教学，并要求师生间以国语对话。只是一开始的这项命令，似乎成效不彰，导致省教育厅再数次加强措施，并在1963年颁布《台湾省公私立小学加强推行国语注意事项》，将推行国语列入校长的绩效考核项目，学生讲国语与否，也会影响其操行成绩。三年后的1966年，台湾省政府推出《加强推行国语计划》，实施办法第一条竟明订：“各级学校师生必须随时随地使用国语；学生违犯者依奖惩办法处理”。

在这一系列措施底下，学校出现了鼓励说国语的标语，也产生了以挂狗牌、罚钱、体罚等等方式来惩罚不讲国语，或是讲了台语、客语的学生。

当然，校园里的处罚措施的成效各地有异，以台北市来讲，普遍较有成效，所以造成了本文前面简玲媛受访提到的“学校里都讲国语”的状况。如果连母语为台语的学生都如此，更何况母语不一定是台语的外省人学生。而当学校里学生都只讲国语，外省第三代受访者提到的他们父执辈因为上学而学会台语的情况自然就慢慢减少。

但这些措施，在台北市以外地区似乎执行状况比较没有达到政府想达到的效果。如同吴朋奉提过的，他成长于当时还是属于郊外的新北市三重区，学校里面是有处罚讲台语的政策，但是因为在当时的三重，讲台语实在是太普遍了，老师罚不胜罚、抓不胜抓，最后只能放弃，留下了台语的一线生机。

只不过，随着政府逐渐紧缩语言政策，包括多次修法限制在电视、广播媒体上台语或客语能播送的时间，母语作为公共语言的地位慢慢退缩（当然，这退缩也是有区域性差别），而国语运动的“成功”，也让华语的使用从学校慢慢亦出到了校外，从社会上又渐渐入侵家庭。

这样的情况下，连很多出身台语家庭的小孩，都不一定能流利地使用母语，“外省人”自然更没有机会学、也没有必要学了，也就慢慢加深“外省人不会台语”的印象。

什么族群背景、什么政治理念的人会讲什么语言，全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族群身份。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语言的政治标签。

在官方推行国语运动的同时，台湾的民主运动也持续进行，并在后来渐渐替语言贴上了刻板印象的标签。虽然从1920年代开始，先是面对日本政府，再来是战后的国民政府，台湾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脚步从未停过，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在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的民主运动从带菁英气息，进入群众运动的时代。

1970年代后期一直到1990年代，台湾社会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选举造势、演讲、抗议、示威，少则数百，多则上万人走上街头。在这个时代里，一开始固然是因为大多数平民百姓都使用台语，所以群众场合里演讲者的语言自然使用台语；但是后来，语言的使用也产生了象征的意义：“平民百姓的语言台语”对上“统治阶级的象征国语”。

由于在197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统治阶层以外省第一代、第二代人物为主，民主运动不免也发展出国族主义的色彩，变成了“咱台湾人”对抗“他们外省仔/中国仔”的战争。此时，语言自然也成为了敌我阵营重要的分别，“台湾人要讲台湾话”的呼声不断，潜台词就是“外省人不会讲台湾话”。即便，不管是台语还是华语，最初的源头都是来自中国、而且不管是在统治阵营的国民党里或是反对阵营里，都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

只是，当语言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可能也导致了某些族群学习台语的动机降低。

这样沿着政治脉络一路下来的语言刻板印象，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大力支持两岸统一的新党成员王炳忠，虽然出身台语使用率很高的台南、又是台语家庭的孩子，但他平时积极宣扬两岸统一的理念，接受媒体采访时，又是一口道地的北京口音（虽然不是真的很到位），很多民众误以为他是“外省人”，也理所当然认为他不会讲台语。想不到，他在台湾公共电视台语的的谈话性节目里，以一席道地、流利的台语讨论时事，让很多人相当惊讶。

“外省人”一定只讲华语吗？不一定，像是王君峄的爷爷，便是说着一口连孙女都听不太懂得山东话；外省人一定不会讲台语吗？也不一定，本文三位外省第三代受访者的实际经验都不是如此。“本省人”一定会讲台语吗？也是不一定，首先“本省人”包括的不只台语族群，而在实施了七十年的国语政策之后，很多即使出身台语家庭的人，也逐渐遗忘了母语。

换句话说，什么族群背景、什么政治理念的人会讲什么语言，全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族群身份。

当我们认为吴朋奉，或是任何其他具有外省族群背景的人，“却”讲得一口流利的台语是一种反差时，我们该了解到，至少在吴朋奉那一代的“外省小孩”会讲台语，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作者为民俗文化研究者）